第十一章 戴东原

清代汉学大师首推东原。东原师婺源江慎修永。永有朱子《近思录注》，盖犹兼为宋儒性理之学者。而东原则举宋儒之学尽推翻之。东原名震，安徽休宁人。始就塾，塾师授《大学章句》，问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朱子云尔。”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周、宋相去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其读书必穷究实在，盖自幼即如此。长通训诂考证之学。中乾隆二十七年乡试。四库全书馆开，因于文襄公(敏中)荐，特召以举人充纂修官。四十年，会试，不第。被命一体与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庶吉士。越二年，竟卒于官。年五十有五。平生著述甚富，而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仁义礼智、言诚、言权，皆与孔、孟之旨不合，类糅杂二氏之言。于是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论性》诸篇。既又取《原善》而援据经义，为之疏通证明焉。今《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并收入《戴氏遗书》，而《论性》及《原善》本文，又见《东原集》。其后阮文达公元作《性命古训》、《论语论仁篇》(见《研经室文集》)，焦里堂循(甘泉人)著《论语通释》《孟子正义》，要皆根据东原以为说。

东原所最指斥宋儒者。为程子“性即理也”之言，而朱子《中庸注》引之。东原以为：“理者分理。故《中庸》言文理密察。孟子言条理。未有虚悬一物以为之理者。今虽至愚之人，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曰理。盖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见《孟子字义疏证》。本文甚长，撮其意如此)且颜习斋作《四书正误》亦尝有是说矣。曰：“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又曰：“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故戴子高即谓东原作《孟子绪言》本于习斋之说(见《颜氏学记》)。夫东原是否本之习斋不可知，若其说则固相合矣。顾吾观《后汉书·朱穆传》，其《崇厚论》曰：“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以理与道对言，汉人即已有之，夫曰理曰道，皆虚为之象者也。今谓宋人始言理，而以理为如有物失之凿，殆为不深考矣。虽然，习斋、东原，亦有为而发之者也。东原之言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又曰：“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并《孟子字义疏证》)夫自理之说盛，而天下有外情以言理者矣，有外事以言理者矣。外情以言理，外事以言理，则所谓意见是也。程、朱未尝教人以意见为理也。而后之人以意见为理者，则未尝不藉口于程、朱之言。是以东原从而辨之。观其反复于意见之害，而曰：“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孟子字义疏证序》)为意不可见乎？

程、朱言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所谓理也；气质之性，所谓气也。在天曰理气：在人则曰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耳。而东原曰：“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而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又曰：“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又曰：“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气，则所资以养其血气者，声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伦。相亲相为治，则随感而应，为喜怒哀乐。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并《孟子字义疏证》)盖其意以为舍气质之外，更无所谓性。故曰：“孟子曰：如使口之于味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孟子矢口言之，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同上)又曰：“古人言性，不离乎材质，而不遗理义。孟子曰：‘非天之降才尔殊。’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离材质以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东原集·读孟子论性》。有节文)东原不认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分，则亦不认有理与欲之分。曰：“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欲其物，理其则也。”(《孟子字义疏证》。有节文)又曰：“《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同上)夫理欲之说，即宋儒有疑之者矣。陆象山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又曰：“《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并《象山语录》)特是象山未如东原申欲而罪理，言之之益痛耳。东原曰：“古人言性，但以气禀言，未尝明言理义为性。盖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时，异说纷起，以理义为圣人治天下具，设此一法以强之从。害道之言，皆由外理义而生。人徒知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之为性。而不知心之于理义，亦犹耳目鼻口之于声色臭味也。故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就其所知，以证明其所不知。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皆内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晓然无疑于理义之为性。害道之言，庶几可以息矣。”(《孟子字义疏证》)夫程、朱之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其意亦何尝不同于孟子。然而末流之失，高者空言性而忽于气质，卑者溺于气质而茫不知性为何物。其弊盖可睹矣。是故桴亭论之，习斋论之，今东原又论之。而程鱼门(名晋芳，江都人。乾隆进士。东原之友，亦治汉学者)作《正学论》乃谓：“近代一二儒家，以为人之为人，情而已矣。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其理愈高，其论愈严，而其不近人情愈甚。虽日攻二氏，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嗟乎！为斯说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祸仁义，又在释、老、杨、墨上矣。”(见鱼门《勉行斋集》)意盖以讽东原者。此倘所谓言辩而不及，而知出乎争者耶(“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语；“知出乎争”，《人间世》语)？

东原既以气质即性，而欲与理为非二，则人何以有私有蔽，而私蔽又何由生？东原曰：“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孟子字义疏证》)是故强恕以去私，问学以去蔽，东原之所可也。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东原之所非也。其言曰：“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无欲而成其自私者也，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同上)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仁义充塞。人之饮食也，养其血气。而其问学也，养其心知。是以自得为贵。血气得其养，虽弱必强。心知得其养，虽愚必明。是以扩充为贵。君子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动止应礼。竭其所能谓之忠，明其所履谓之信，施其所平谓之恕，驯而致之谓之仁且智。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君子未应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至而动，正而不邪以虞其伪。必敬必正，以致中和，以虞其偏，以虞其谬。戒疏在乎戒惧，去伪在乎慎独，致中和在乎达礼。精义至仁，尽天下之人伦，同然归之于善，可谓至善矣。”(《原善》)极不私不蔽之量，至于仁智，而约不私不蔽之功，始于忠恕。东原之说，于是乎为切近矣。此则其于讥诋宋儒之外，能自树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