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一
戊申熙宁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改元。复命武臣同提点刑狱。壬午，诏州县春首检视暴骸，给钱葬祭之。丙申，权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执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介谓曾公亮曰：『介备位政府，而文书皆不知，上若顾问，何辞以对?』公亮乃与介同阅视，后遂以为常。诏太学增置外舍生百员。初，太学置内舍生二百员，官为给食。至是，待次而入者盖百余人。谏官以为言，故有是诏。
二月乙卯，孔宗愿子若蒙为新泰县主簿，袭封衍圣公。丙辰，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谔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至苏秦约六国从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上谓文彦博等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之。』韩绛曰：『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上曰：『大抵威克厥爱，乃能有济。』
三月癸酉朔，上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又曰：『汉文身衣弋绨，非徒然也，盖亦有为为之耳，数十年间终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乙酉，上谓文彦博等曰：『任人各以所长，乃可立事。至于有过寡行之人，或可使，但不宜使在左右。』乙未，诏河北转运司预计置赈济饥民。
夏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问以治道，弼以上锐于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随其善恶若自取，然御以诛赏从之，则功罪得其实矣。』上称善。又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弼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上默然良久，又问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上善之。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曰：『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试为朕详言施设之方。』对曰：『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而自喻。』安石退而上疏，极言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且谓理财无法。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王安石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来，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以为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言：『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刘邠、韩忠彦等言：『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上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敞卒。庆历前，学者多守注疏之学，至敞力《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癸亥，孙觉为右正言，赴谏院供职。上与觉言：『欲革积弊。』觉对：『弊不可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他日。上语左右曰：『孙觉颇知理。』
五月癸酉，上谓文彦博等曰：『丁谓、王钦若、陈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闻对，因言：『当时修建宫殿，皆谓等开之，耗祖宗储积过半，至今府库不复充实。』上曰：『王旦为宰相，不得无过。』韩绛曰：『旦尝谏上不从，求去位，又弗许。』上曰：『事有不便，当极论列，岂可以求去为是也?』国子监言：补试国子监生以九百人为额。从之。
六月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拟陇州职官一任。以判永兴军韩琦言道严唐郑国公徵裔孙，国宾梁国公仁杰十二代孙故也。诏诸路与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岸，功利有实，当议旌宠。乙卯，赐知唐州、光禄卿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凡五年，比罢，增户万一千三百八十，增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云。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家所以用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知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条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司。
秋七月乙亥，诏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却而不受。太宗尊号尽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称。」』诏赐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倾祸。被此洪名，有惭面目。』遂终不许。新知大名府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文彦博、吕公著为使，韩绛、邵亢为副使。枢密并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辛巳，孙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先是，陈升之登对，上面许擢置中枢，觉相继登对，上因与言：陈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长安，而执政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上以觉为希旨收恩，且区处大臣非小臣所宜，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上不信，悉以觉疏示甫，甫谢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愧，足矣。』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更造新历。降将作监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欲乞自今宫禁遇寺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卖度牒盖始此年。
八月壬寅，京师地又震。同知谏院孙觉通判越州。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有罚金贬秩而犹居其位者也。』觉遂移牒阁门御史台云：『论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厘务。』阁门以闻。上批出曰：『觉牒与所言事不同，宜与外任差遣。』甲辰，京师地又震。辛亥，迩英进读已，召司马光，问以河北灾变，光对以『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余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凡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材。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吕景，此两人似堪其选。』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灾沴，调用繁冗。欲望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臣愚以为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他日丰稔，自依旧制。臣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安石争论久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札曰：『方今生齿既蕃，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只伤国体，未协朕心。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甲子，手诏曰：『昔我艺祖之兴，以天纵之圣再造区夏，大漠伟烈，被诸万世而莫高焉。其令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绝。』乙丑，诏复行《崇天历》。盐铁副使吕诲同知谏院，用司马光之言也。诏自今试馆职并试策论，罢诗赋。
九月辛未，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安定郡王。初，韩琦自长安入觐，问曰：『推崇太祖之后，今择一人封王，常从献于郊庙，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从献皆太子事，今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上悟，遂罢从献之旨。甲申，诏自今内批指挥并作奉圣旨施行。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
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讲义》曰：三代以来，书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魏徵、诸葛亮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智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所谓择术讲学之方，虽孟子告君，殆不是过，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诘其设施之方，而再三不肯条对者，盖其所施设之方止于青苗、助役之类，而遽条陈之，则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录进，欲使人主之深听，而后举朝听其所为也。未几，读吴申『谨奉成宪』之疏，于是谓成宪不足道，流俗不足听，劳民非所恤，严刑非所缓；人主当示人以好恶，当惧人以不测。且谓劳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设之蕴，理财之法，变法之心尽露矣。
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丁亥，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甲午，司马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癸卯，瀛州地大震。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庚申，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献此，其实弩也。诏依样制造，至是以进。
己酉熙宁二年春正月丁亥，上谓辅臣曰：『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也。尝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当更择人领之。』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于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率十万余石，当得人继守其事。可持诏广渊举知州一人。』
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上以为然。丙午，翰林学士司马光登对，乞一州。上不许，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吕公著使契丹，亦问：「有司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为何官?」名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光初罢御史中丞，辽因问公著以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语于上，故上乃知。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则出于一统者，以有此也。』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复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胡安国《春秋传序》曰：《春秋》非五经比也。『洚水警予』与『凤皇来仪』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同垂于周史。《春秋》不书祥瑞而尽书灾异，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议，以《春秋》为『腐烂朝报』，经筵不以进读，科目不以取士。驯至崇、观之间，奸臣用事，一卉一木之异指为嘉瑞，天地灾变，隐而不言。是与《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论，盖攻安石学术之乱天下也。
三月，上既用富弼为首相，弼犹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有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缘朝政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乃沃朕心，可谓金石之言，朕不忘也。』癸未，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恐须进用醇厚敦实之人。』上曰：『大臣正要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壬辰，上问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夏四月丁酉朔，群臣上尊号，诏答不允。先是，上谓执政曰：『受与否，于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皆陛下自择。』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知谏院钱公辅罢知谏院。时上委任政府，责以太平。一日，执政召台谏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同心，以济所愿。』公辅对曰：『所为是邪，天下谁敢不同?非邪，公辅虽欲同之，不可得已!』丙午，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富弼言：『愿陛下未以今日雨泽为喜，当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有缓邪?』上亲书诏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俟也。』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论议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闻陛下宜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问安石，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帖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丙辰，诏：『宜令侍从官自今视朕过失与朝廷事之阙，无有巨细，各具章极言无隐。噫!言善而不用，朕有阙咎；道之而弗言，尔为不恭。』王安石之词也。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王拱辰不闻有过，迁谪出外；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遽然补外；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上出诲奏示执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吕中曰：安石入朝之初，即劝人主逐谏官，其本意如此，故台谏未有直罢者，自安石始。上罢吴申，复以吴申例罢公辅，自是，人不附己者始挤之矣。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远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分为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
六月丁巳，诏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臣谨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今略疏十事，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诏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阴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行均输法。癸未，上谓执政曰：『人君岂可怠于政理?朕非乐于劳苦，益思少时精神可惜，欲乘时有为，以安生灵。至于兵，乃是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不忍，诚恐天道不佑。』甲申，日下有五色云。上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为如何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韩琦等新修《仁宗实录》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三十卷。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入宫之后，省阅天下奏事，夜御灯火，研味经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御史里行钱觊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觊等言：『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司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觊止以迕犯大臣降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乞与本[1]。』不报。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生不当言利，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又申中书曰：『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盂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赵参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公亮等以纯仁状进，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九月，诏阁门引编校书籍，吕惠卿校勘，王存登对，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从之。戊辰，初开经筵。王安石独奏事，上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冬十月丙申，左仆射、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复言于上曰：『比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进用多小人，诸处地动灾变。宜且安静。』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平章事。上既许富弼辞位，问弼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绥州为绥德城。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宜守，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
《讲义》曰：昔邵康节闻杜鹃声于天津桥上，曰：『朝廷将用南人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钦若当国，亦南人也，岂独自安石始邪?』盖天禧、天圣之时，南方之气未盛，所用者钦若一人耳。自安石为相，所引者惠卿之险巧，升之之轻易。宰相、参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虑而康节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上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疏异?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使依谏官例，牒阁门即许登对。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并许直申阁上殿。
十一月，司马光言：『欲据国史、实录所载，旁采异闻，效《汉书》作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御。』从之。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设制置条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诈，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险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轼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上乃罢轼不用。丙子，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上以武臣罕习吏文，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悉罢之，人甚以为便。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饬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前，谓光曰：『其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或复支移折变，至今为膏肓之疾。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
闰十一月壬寅，张载为崇文殿校书。先是，吕公著荐载，召对，问以治道。载曰：『为政不以三代为法者，终苟道也。』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条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乙亥，上问王安石以真宗时边事，安石曰：『臣按实录，当时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上下相与，皆灭裂而已，则何以待夷狄?』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三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庚戌熙宁三年春正月，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渊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更有余钱，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甲，依青苗例支借。臣窃以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人。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官吏防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陈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尔。』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有，严行绌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直使州县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曰：『要须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辩。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安石固请罢，上固留之，奖慰良久。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辛巳，司马光言：『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言散青苗钱不便。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法之害尤大也。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加以四夷侵犯边境，当是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及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臣近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邠、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
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文多不载。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臣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须再辨列，欲望亲览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复于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足辨也。』上然之。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天子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己亥，御集英殿，策试礼部奏名进士。有曰：『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治足以致刑。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王安石之辞也。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上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自给之，率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敦渝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知通进银台司。初，司马光辞枢密使，上许之。镇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诰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壬子，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均等策，以祖洽为第一。安石即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此即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是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夏四月，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使之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颖州。』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请明著罪状。』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己卯，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枢密副使韩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论，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入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密荐于上。上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固争之，乃改命焉。
吕中曰：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
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况于措置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上批监察御史张戬、王子韶并落职知县。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王安石专为聚敛，好胜遂非；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俯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遂与子韶同黜。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上曰：『舜即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耶?』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
五月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趣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止给青苗钱，欲特旨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体，乃降是诏。先是，上复欲用修执政，安石曰：『修见事多乖理，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喻。壬子，诏罢入阁仪。王珪等言：『入阁者，乃唐只日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非为盛礼，不可遵行。』故罢之。
六月壬戌，驾部郎中朱寿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刘氏嫁民间，寿昌行四方访求，不获，饮食罕御酒肉，与人言辄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佛书，冀遂其志。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不见母不复还。行次同州，得之，刘氏时年已七十余矣。永兴钱明逸表其孝节，癸亥，诏寿昌赴阙朝见。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寿昌前已再典郡，于是折资通判河中府。宗正寺言：『每岁正月一日，装写《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各一本，供送龙图、天章、宝文阁，令祖宗非袒免亲，更不賜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与不合，修入图册。』诏送礼院详定。礼官言：『亲疏异则恩礼不得不异，世系同则图籍不得不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亲亲之义备矣。所有祖宗非袒免亲，欲乞依旧修写入《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其在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从之。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前知龙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秋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壬辰，枢密使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知太原府，权御史中丞冯京为枢密副使。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垌出身。初，垌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垌宜在馆阁，故得召对。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藁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磁器。』光曰：『凡察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九月戊子朔，中书言：请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并以朝官充。乙未，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先是，绛奏以夏入寇庆州，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卒遣绛。曾布同判司农寺，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考试法官。试法官自此始。庚子，左仆射、平章事曾公亮为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冯京参知政事，吴充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乙巳，御崇政殿，策贤良方正，又策试武举人。壬子，太白昼见。手诏：『制科调字号卷，大抵意尚流欲而毁薄时政，援证先王之经而辄失义理，恐不足收录，以惑天下之观听。』而调字号乃孔文仲试卷也，于是文仲竟坐黜。司马光知永兴，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唯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冬十月，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累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召对，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一月丁未，客星出娄。十二月，诏知杭州赵抃知青州。抃至青州，京东旱蝗。蝗将及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青无害。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乙丑，中书言：『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例，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乃选主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除禁兵器外，其余弓箭等许从便自置，习学武艺。每二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分内往来巡警，遇有贼盗，昼时声鼓，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如贼人别保，递相击鼓，应接袭逐。』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参知政事。
辛亥熙宁四年春正月壬辰，沼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丁巳朔，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今欲追复古制，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以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札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殿试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从之。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宣抚司请增修城壁，光奏罢之。又请添屯军马于长安、河中、邠州，光言：『岁凶，乞罢添屯。』不许。又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绝口不复论新法。甲子，曾布检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尝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三月丁亥，夔州路转运使孙构、张诜言：『杜安行等讨四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惇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戊子，上召二府，出陕西转运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弊。』上曰：『询访邻近百姓，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庚寅，诏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仍置小学教授。条例司言：欲令诸路转运司具属州烦剧县分，主户二万以上，增置丞一员。从之。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非朝廷本意，今如此搔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徙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平章事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减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尝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国是论》曰：保甲一事，民怨彰灼，虽禁民越诉、捕人匿名，而民之斩趾求免、匿榜伸冤，其达于圣聪，轸于圣虑，安石不能掩其怨，流俗谗说之论至是不能入矣，遂谓人主当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又托之祁寒暑雨以为说，则其辞支离穷遁，益不足以欺圣聪。此保甲之事，所以论辩数万言而上终疑之欤，盖其所谓『弊法不足守，人言不足听』者，上犹信而不疑，此可欺以方者也。其所谓『天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者，上终疑而不信，此难罔以非其道者也。至熙宁再相，其私意伪论浸已彰露，复以祁寒暑雨为言，而上毅然拒之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无之邪?』大哉王言。至是圣德日新，邪说不可复入，安石去而终身不再召矣。
夏四月丁卯，邓绾言：『知汝州事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使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毫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余官吏。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论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迟诏旨，是以不敢不来。』上嘉之。太常博士李寔、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刘挚并为监察御史里行。
五月丙戌，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诲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后先，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浸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跋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盖以身疾喻朝政也。诲病亟，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见属乎?』诲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杨绘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去。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量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
六月戊午，刘挚言：『今天下有二人之论，有安常习故乐于无事之论，有变古更法喜于敢为之论。臣尝求二者之意，盖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乐于无事者以谓守祖宗成法以致于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则苟简怠堕便私胶习，而不知变通之权，此其所失也。喜有为者以谓法滥道穷，不大变化，则不足以通物而成务，此其所是也。至凿者则作为聪明，弃理任智，轻肆独用，强民以从事，此其所非也。此以彼为乱常，彼以此为流俗。臣谓此风不可浸长。东汉党锢、有唐朋党之事盖始于斯。』后挚尝面对，上问：『从学王安石耶?安石称卿器识。』挚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曰：『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不可不思其故邪!』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徐公衮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
秋七月，同判司农寺曾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错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曲为直，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问如何，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分析。』遂以布所言札与绘、挚。令分析以闻。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御史刘挚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陛下以臣言为是邪，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言为非邪，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又曰：『以陛下之夙夜厉精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谁致之邪?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劳民而无功；又淤田也，则费大而不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又起东西府也。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財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百年之成法，则划除废革，存者无几。去旧臣则势位无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为，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乙卯，前旌德县尉王雾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也，为人剽悍，无所顾忌。安石与弟安国白首穷经，雱从旁剽闻习熟，而下笔贯穿。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年十三时，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议。雾作策三十余篇，极沦天下事，皆安石辅政所施行，有以雾书闻者。于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见，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因不复辞。
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大赦天下。庚子，夏国王秉常遣使入贡。表乞绥州城，愿依旧约。诏答曰：『所言绥州，前已降诏，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今复何议?俟定界毕，别进誓表，回颁誓诏。恩赐如旧。』
冬十月，颁募役法。戊辰，中书言：『近制增广太学，益置生员，除主判官外，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举。其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壬申，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安国常非其兄安石所为，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安石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召对，问：『安石秉政，外论谓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安国尝力谏安石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安石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戮及先人，发掘丘垅，岂得不预我耶!』
《讲义》曰：安石之学尚不能同其弟，况使天下同已乎?雱以父之道光于仲尼，安石以子之贤为崇政殿说书。子圣其父，父贤其子，而谓他人皆为流俗，宜哉。
十一月甲申，诏蠲天下见欠资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百姓闻诏，莫不称庆。壬申，刘蒙知湖阳县。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诸令会议，蒙独以为不便，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
校勘记
[1]本资《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一《论责降刘述等札子》作《本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