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多徐爰旧本

沈约于齐永明五年（武帝）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

今案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者也。

宋著作郎何承天己撰宋书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诸志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亡，诏苏宝生续撰，遂及元嘉诸臣（宋文帝）。

宝生被诛，又以命徐爰，爰因苏、何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孝武帝）。其臧质、鲁爽、王僧达三传，皆孝武所造。惟永光（前废帝）以后至亡国十余年，记载并缺。今宋书内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案王智深传“约多载未明帝鄙渎事，武帝谓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可见宋明帝以后纪传，皆约所撰。）

其于爰书稍有去取者

爰本有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皆列于宋书。约以为桓玄、焦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谢混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不得谓之宋臣，故概从删除。

是约所删者，止于此数传。其余则皆爰书之旧，是以成书之易也。（徐爰传“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起元义熙（晋安帝，西元405年），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或谓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或谓宜以元兴三年（晋安帝，西元404年）为断。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是可见爰旧本体例也。）

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传在五十九卷，尚之传反在六十六卷，可见宋书时日促迫，仓猝编排，前后亦不暇审订。）

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宋书作于齐，其于晋宋革易之际，固可无所避讳。乃宋武纪“历叙其勋高绩茂，以致晋恭帝自愿禅位。宋武尚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玡王第，表不获通，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一用晋典。”斯固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纪内惟将禅时，有司以禅草呈晋帝，晋帝欣然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数语，略见禅位之非出于晋帝本心。）

至零陵王之殂，则王被废后方虑祸，自与褚妃煮食于床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为自古所未有，则书法自应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汉献帝）故事。”一若零陵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

又文帝为太子劭所弑，尤属千古之奇变，而本纪亦只书“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绝无一字及于被弑。

其他如前废帝以药酒酖死沉庆之，而本纪书“新除太尉沈庆之薨。”明帝赐刘道隆死，而书“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

建安王休仁以酖死，而书“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而书“巴陵王休若薨。”

凡遇朝廷过举，无一不深为之讳，皆徐爰旧书也。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爰作宋书于宋朝，自不得不讳，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当日国史体例本如是。沈约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则书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则书“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庆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书曰“赐死”、“酖死”，较为得实矣！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

沈约在萧齐修宋书，永光以后（前废帝）皆其笔也，故于宋齐革易之际，不得不多所忌讳。

如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

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进爵齐王，增封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禄永终，逊位于齐，帝迁居于丹阳宫。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建元元年，殂于丹阳宫，年十三，谥曰‘顺帝’。”绝不见篡夺之迹。（南史书“帝逊位于东邸时，王敬则以兵陈殿廷。帝在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奄竖索之。黄门或促帝，帝怒，抽刀杀之。帝既出，居于丹阳宫，齐兵卫之。齐建元元年五月，帝闻外驰马者，惧乱作，监者杀王，而以病讣。齐人德之，赏之以邑。”）

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

如升明元年（宋顺帝），书“沈攸之举兵反。”（南史书“举兵不从执政。）

又书“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南史书“粲据石头，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吴郡太守刘遐反。”（南史书“据郡不从执政。”）

“王宜兴有罪，伏诛。”（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

“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临沣侯刘晃谋反，伏诛。”（南史书“诛临沣侯刘晃。”是也。）

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如“张敬儿等起义兵”是也。

作刘宋本纪而以为刘氏者曰“反”，为萧氏者曰“义”，此岂可笔之于书？顾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见其微露实事之处。

如后废帝纪，谓“废帝昱无道，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王敬则谋之。敬则结昱左右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以呈齐王，王乃戎服入宫，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即位。”是道成为弑君主谋，已不待辨也。

沈攸之传，虽不敢载其“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之语。（见南史）然犹存攸之上武陵王赞一书，以见其忠于宋室之志。（书曰“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岂不知俯眉苟安，可保余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患难？诚感历朝知遇，欲报宋室耳！若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

黄回传亦载“其与袁粲约，欲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齐王于朝堂。会粲败，乃不果。”刘秉传，谓“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密怀异图，与袁粲及黄回等谋作乱，为齐王所诛。”此亦各见其尽节于宋。至袁粲传，虽不敢载当时谚语“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句，然传内谓“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乃与黄回、卜伯兴等谋，矫太后令，使伯兴等据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事泄，为齐王攻破石头，被杀。”则明著其送往事居（埋葬死者，事奉生者），不济，则以死继之，其志节为不可及也。

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翙、新兴王嵩，皆先书“元徽四年，年六岁。”下书“齐受禅，以谋反，赐死。”元徽四年至升明三年，齐受禅仅三阅岁，则翙等仅九岁耳，九岁之人，岂能谋反？而曰“以谋反，赐死。”则齐之戕及亡国之童稚，不言可知也。

然则约之书宋齐间事，尚不至大失实也。盖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万目。

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于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智深传）刘祥在永明（武帝）中同修宋书，讥斥禅代事，王俭密奏之，上衔而不问。（南史刘祥传）

又有诏“袁粲、刘秉同奖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前废帝），特有乃心，岁月弥往，宜特优奖，可皆为改葬，其诸子丧柩在西者，亦符送还旧墓。”则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论耳！

案沈约不讳齐高帝废弑之事，非彰齐之恶，乃正以见苍梧之当废也。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间。

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等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也。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

当苍梧无道时，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废立之谋，事泄而死。（废帝纪）齐高亦先与袁粲、褚渊谋废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齐高帝纪）

是当时朝野内外，本无一不以苍梧为当废，齐高之举，固协于天下之公。其答沈攸之书亦云“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张胆，自认为理所宜然。故约明书“齐王顺天人之心，与王敬则谋废立。”而不讳也。

其后齐郁林无道，齐明帝废而弑之，论者亦止恶其假废立为篡夺，而未尝以废郁林为非也。至（齐）东昏无道，内而始安王萧遥光起兵欲废之，张欣泰、胡松等又结党欲废之，许准又劝宰相徐孝嗣废之；外而陈显达起兵欲废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废之，最后梁武起兵，卒令殒命。夫固皆以废立为势所不得已也。

当东昏赐徐孝嗣、沈昭略死时，昭略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下官与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若问明府今日之事，何辞答之？”

又梁武围城日久，张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今独夫自绝于天，斯微子去殷之时也。”乃遣范云等诣梁武。

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常然。约之书此，正见齐高之应天顺人也。

宋书本纪书法

史记汉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封沛公称“公”；封汉王，称“王”；及即位，称“帝”，此本虞书旧法也。

宋书本纪，于刘裕起事，即称“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称“公”；封宋王后，称“王”，登极后，称“上”，此又仿陈寿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即称“太祖”；后乃称“公”、称“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建安元年，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下忽改称“公”，殊觉两无所著。

宋书于封公后称“公”；封王后称“王”，尚为得实矣。南史则于起事时即称“帝”，以后封公、封王及登极，皆称“帝”，亦是一法。

宋书于萧道成，书法尤有窒碍者。

沈约在齐朝作宋书，自不敢直书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纪，已称“齐王”，若蒙上文而下，应书“进齐王爵为齐公”，而文不可通，乃书“进太傅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下始云“进齐公爵为齐王”，是称“齐王”在前，封齐王在后，终觉文义不顺。南史直书“萧道成”，盖易世之后，无所避讳，故易于下笔也。

宋齐书带叙法

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

如刘道规传“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庐陵王义真传“义真从关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弘来寻，始得就路。”因带叙“弘，鲜卑人，本慕容超尚书。元嘉中为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叙义真事，以完本传。是段弘带叙于义真传内也。

他如何承天传带叙谢玄也，何尚之传带叙孟顗也，谢灵运传带叙荀雍、羊璇之、何长瑜三人也，皆是此法。

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

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传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

至如刘义庆传，因叙义庆好延文士鲍照等，而即叙“鲍照，字明远，文词赡逸。”又因照文词赡逸，而即载其河清颂一篇，二千余字，并叙“照惧孝武忌其才，故为鄙言累句以免祸。”而其下又重叙义庆之事，以完本传。遂觉一传中，义庆事转少，鲍照事转多，此未免喧客夺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传？而载其赋颂于本传中，今乃不立照传，而以照颂附入义庆传，成何史体也？

齐书亦多带叙法。

如文惠太子传，因文惠诱执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带叙“柏年先在梁州平氐贼之绩。”又带叙“襄阳有盗发冢，得竹简书，王僧虔以为科斗书，考工记阙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舆服御之属，而带叙“文景父陶仁，恶文景所作，曰‘终当灭门。’乃移家避之。后文景果赐死，陶仁遂不哭。”

又如张敬儿传，因敬儿斩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斩攸之使，遂带叙“道和本姚兴之孙，自称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云云。”

宋书纪魏事多误

宋书有索虏传，叙魏太武（拓跋焘）后文成帝即位之事，谓“太武有六子，长名晃，为太子。次晋王，被太武赐死。次秦王乌奕肝，与晃对掌国事，为晃所谮，遣镇枹罕。次燕王，次吴王，次楚王。太武南征，所虏获甚多，晃私遣人择取。太武闻之，大加搜检，晃惧，谋行弑。焘诈死，遣近侍召晃迎丧，至则执之，罩以铁笼，杀之。立秦王为太子。会太武死时，使嬖人宗爱立吴王博真。后宗爱、博真恐为乌奕肝所害，杀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当立晃子浚耳。’乃杀博真及宗爱而立浚，即文成帝也。”案魏书“太子晃，极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谥景穆。次秦王翰改封东平王，即宋书所谓乌奕肝也；次燕王谭，改封临淮王；次楚王建，改封广阳王；次吴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宗爱又矫皇太后令，赐秦王翰死，迎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为宗爱所害，大臣长孙渴侯、陆丽等迎立皇孙浚，是为文成帝。”

据此，则太子晃以疾薨，非太武赐死也。吴王为宗爱所擅立，非太武遗命也。继又为宗爱所害，非燕王杀之也。宋书所云，盖南北分裂，徒以传闻为记载，故有此误耳。

又如宋书柳元景传“元景有从弟光世，留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焘南寇时，浩密有异志。光世邀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连坐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

案魏书“崔浩之诛，以修国史，刊石于路衢，为众所嫉，事上闻，故至族诛，并连及柳氏、卢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国史，初非别有异图也。宋书所云，盖光世南奔时诡托之词，后遂笔之于记载耳，自当以魏书为正。

北史叙太子晃、秦王翰及南安王余事，俱据魏书；南史柳元景传亦但云“从弟光世留乡里仕魏，为河北太守，与崔浩亲。浩被诛，光世南奔。”而不言浩有异图被祸，固以宋书所记不足凭也。

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宋武开国，武将功臣以檀道济、檀韶、檀只、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为最。田子

从武帝克京口，平京邑，灭慕容超。卢循内逼，田子与孙季高从海道袭广州，倾其巢穴，循无所归，遂被诛戮。

武帝北伐，田子先入武关，据青泥。姚泓率大众来御，田子大破之，遂平长安。武帝宴诸将于文昌殿，举酒属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后旋师，留田子及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辅桂阳公义真镇长安。会赫连勃勃来寇，田子与镇恶出师御之。或言“镇恶本北人，欲尽杀南人，自据关中。”田子乃矫武帝令，诛之，而自归于义真，为长史王修所杀。是其身虽死，而勇烈固在诸将之右也。

林子

从武帝灭慕容超，而卢循奄至京邑，林子与徐赤特断拒查浦，赤特轻战而死，林子收败卒，再战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复断塘而斗。会朱龄石至，与林子并力，贼乃散去。

武帝每征讨，林子皆摧锋居前，至夜辄召还宿卫。

武帝北伐，林子为先锋，杀董神虎于襄邑，袭薛帛于解县。与道济等攻蒲阪，林子以蒲阪城池坚深，非可猝下。潼关天险，而王镇恶孤军无援，若使姚绍先据之则难图。乃亟赴潼关，而姚绍已举关中之众来设长围，诸将疑沮，议欲渡河避其锋。林子力争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绍众稍却，林子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遂进屠定城，杀姚鸾，屯河上，走姚瓒。绍又遣姚伯子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武帝使林子累战大破之。于是粮运无阻，遂平长安，擒姚泓。是克关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

沈约撰宋书，所以不入列传者，以此二人功绩，详载于自序中，以显其家世勋伐，故功臣传缺之。李延寿作南史，既非如沈约另有自序载其功绩，则自应将此二人作传，与道济、龄石等同入列传中，乃竟遗之，而仍附于沈约传内。可见延寿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删节之、离合之，不复另加订正也。

齐书旧本

齐书亦有所本。

建元二年（齐高萧道成），即诏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等表上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蚀旧载五行，应改入天文志。帝女应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议，以为“食货乃国家本务，至朝会，前史不书，乃伯喈（蔡邕）一家之意，宜立食货，省朝会。日月应仍隶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绝行，当载列女传，若止于常美，不立传。”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见檀超传）此齐时修国史体例也。

又有豫章熊囊著齐典，沈约亦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

今案萧子显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七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缺。列传内亦无帝女及列女，其节义可传者，总入于孝义传。改处士为高逸。又另立幸臣传。其体例与超、淹及俭所议者，皆小有不同，盖本超、淹之旧而小变之。超传内谓“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犹未备也。”此正见子显之修齐书，不全袭前人也。

齐书缺一卷

梁书萧子显传，谓“所著齐书六十卷。”今齐书只有五十九卷，盖子显欲仿沈约作自序一卷附于后，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案南史子显传，载其自序二百余字，岂即其附齐书后之作，而延寿撮其略，入于本传者耶？齐书书法用意处为尊者讳

萧子显本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纪于“帝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宋苍梧王”之事不书，但云“玉夫弑帝，以首与敬则，呈送高帝。”此为尊者讳也。

其于受禅于宋顺帝之处，亦仿宋书例，载九锡文、禅位诏，绝不见篡夺之迹。然于顺帝逊位时，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则亦微露禅受事，皆高帝为之，而宋帝不知也。

郁林王无道，为萧鸾（即明帝）废杀，固无所隐讳。

扬明帝之恶于海陵王纪则书“宣城王（即鸾）辅政，帝起居皆咨而后行，思食蒸鱼菜，大官答以“无录公命。”竟不与。见明帝之目无幼主，久视为机上肉也。七月，废帝，十一月，即称“海陵王有疾，数遣御医占视，乃殒之。”本纪直书其事，尤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杀高、武子孙几尽，子显本高帝孙，幸而不死，于明帝有隐痛焉，故不复为之讳也。

见梁武义举

子显修书在梁武时，其叙（齐）郁林失德之处，不过六、七百字，叙（齐）东昏无道之处，则二千余字，甚东昏之恶，正以见梁武之兵以义举，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见褚渊负恩褚渊传，先叙“其在宋时，宋明帝在藩，与渊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临崩，驰召渊，付以后事。”而下即叙“其见萧道成（齐高），识为非常人。苍梧无道，道成与渊及袁粲谋废立，粲不肯，渊独赞成之。顺帝时，沈攸之事起，袁粲有异图，渊谓道成曰‘西衅易弭，公当先备其内耳。’道成遂杀粲。”传末又叙“其子贲，恨渊失节于宋，遂终身不仕于齐，以封爵让其弟蓁。”通篇于渊之失节处，不置一议，而其负恩丧节自见。

见王晏负义又如王晏传，先叙“其在宋时，倾心于齐高，常参密议。至齐武帝更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临崩遗诏“以尚书事付晏，令久于其职。”及郁林无道，明帝辅政，谋废立，晏即响应，推奉明帝即位，晏自以为有佐命功。

见萧谌背信

又如萧谌传，先叙“其在武帝时，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参掌。临崩，犹敕谌在左右宿直。郁林即位，更深委信。谌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谌入乃安。明帝辅政，或不得进说，则托谌入内言之。”其亲信如此，而谌已潜附明帝。废立之际，郁林犹手书呼谌，而不知谌已为明帝领兵作先驱也！

见萧坦之无义

又萧坦之传，先叙“其在（齐）郁林时，亲信不离左右，得入内见皇后。”其见信如此。乃改附明帝谋废立，萧谌尚迟疑未敢举事，坦之曰“废天子何等大事！今曹道刚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百岁老母，岂能坐受祸败？正应作别计耳！”谌遑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失检处

古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者，独子显为祖作本纪，为父豫章王作传，故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余字，虽过于繁冗，然亦不失为显扬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则应入高帝诸子传内，与临川王映等同卷，乃以临川等为高祖十二王，编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则另为一卷，编在二十二卷，与文惠太子相次，以见豫章之不同诸子，此则苟欲尊其父而于义无当也。又宗室传，衡阳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应编在高武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编次之失检也。

至萧宝寅避梁武之难，逃入魏，封齐王，此岂得没其实？且和帝纪既称“宝寅入魏”矣，而宝寅传则云“中兴二年，谋反，诛。”（南史云“谋反，奔魏。”）岂子显修史时，宝寅在魏，尚无音耗，而以诛字了此局耶？（汲古阁本如是，或系传刻之误，当别求他本校对。）

至魏虏传，谓“魏太子晃以谋杀太武，遂见杀。”此盖仍宋书之误。又谓“魏文明太后冯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浚以为妾。”案冯后系长乐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没入宫，以选为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为姓，故拓跋实李陵之后，然甚讳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后者，辄见杀。”案魏、齐、周诸书皆无此说，则亦皆传闻之讹也。

齐书类叙法最善

齐书比宋书较为简净。

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传，过为铺张，此另有他意。

他如刘善明传所陈十一事，皆檃括（剪裁修改）其语载之。

张欣泰传所陈二十事，只载其一条，若宋书则必全载矣！

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因叙徐嗣医术，更精于澄。韩灵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

惟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与萧道成绝交书，及萧道成答书，共三千余字。与敬儿关涉者，不过攸之反闲敬儿，敬儿不从数语耳。而覶缕至此，未免喧客夺主。又柳世隆传，讨沈攸之时，有尚书符檄一篇。案宋书沈攸之传，亦有尚书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案类叙之法，本起于班固汉书。

如鲍宣传后，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货殖传后，类叙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

其后范蔚宗后汉书，董卓传叙李傕、郭氾、张绣等。公孙瓒传叙阎柔、鲜于辅等。

陈寿三国志王粲传后叙一时文人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及阮籍、嵇康等。卫觊传后叙潘勖、王象等。刘劭传后叙缪袭、仲长统、苏林、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等。此本古法也。

齐书之后，梁书亦有此类叙法。

如滕昙恭传，因昙恭之孝而并及于徐普济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济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叙何逊工诗，而因及会稽虞骞、孔翁归、江避等俱能诗。皆此法也。

以后惟明史用之最多。

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说见前）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

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临川王弘统军北伐，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但云“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及溃败之迹。

他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可见国史本讳而不书，察遂仍其旧也。其显然可据者：

简文诸子：大器、大心、大临、大连、大春、大雅、大庄、大钧、大威、大球、大昕、大挚外，尚有：大款、大成、大封、大训、大圜，而俱无传；元帝诸子：方矩、方等、方诸外，尚有方略，亦无传。梁书谓“其余诸子，本书不载，故缺之。”所谓本书者，即梁朝国史也。

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察、武昌王敕、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内也。豫章王欢有子栋，为侯景所立，建号改元，未几，禅位于景。景败，元帝使人杀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梁书无传。

贞阳侯明陷于齐，齐人立之，入主梁祀，为陈霸先所废。齐人征还，死于途，追谥曰“闵皇帝。”

又方等（元帝子）有子庄，敬帝时为质于齐，陈霸先将篡，王琳请于齐，以庄为帝，即位于郢州。后兵败仍入齐，封梁王。此亦皆梁末余裔之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传。王琳当梁、陈革命之后，犹尽心萧氏，崎岖百战，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之。盖当敬帝时，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馆，入陈以后，又莫有记之者，故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南史增十数传，其有功于梁书多矣！（又兰钦有子京在东魏，刺杀高澄，应附其事于钦传后，梁书钦传绝无一字，南史钦传亦不附见，何也？）

梁书编传失检处古未有创业之君，其母编入皇后传者。自沈约宋书始，梁书亦因之。

（梁）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顺之为文皇帝，母张氏为献皇后。于是皇后传内，首列张后。然顺之官职事迹已叙入武帝纪，未尝另作纪传，则张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即叙于武帝纪可矣，乃特立一传，于诸后之首，是妻有传而夫无传，殊非史法。

又武帝兄弟九人，应立为宗室传。

如宋书之长沙王道怜、临川王道规是也。梁书乃变其例，编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案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称，非及身为帝者，而以其子系之，已属位置失宜。既系之于太祖矣，则长沙王懿，太祖长子也，自应叙在太祖诸子之首，其余衡阳王畅、永阳王敷、桂阳王融，亦应以次叙入，总为太祖九王。乃以其没于齐朝，遂不为立传（前述四王），而转附见于其子嗣王传内，其意以临川王弘、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始兴王憺皆武帝登极后身受王封，故列为太祖五王，懿、畅、敷、融则身后追封者，故但传其嗣子，以别于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则系之于父，四人则系之于子，强为区别，究属无谓。

既不立宗室传矣，而吴平侯景，武帝从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诸子内，又别无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萧景传，一似同姓不宗者。此盖皆国史旧编之次第，国史本武帝时所修，以诸王皆武帝亲兄弟，若列作宗室传，转似推而远之。故修史者创为此例，而不知转多窒碍也。姚察修梁书，则已时代革易，自应改正，乃亦仍原书体例，何也？南史尽入之宗室传，较得矣！

梁书以萧颖胄附于其弟颖达传内，此却位置得宜。

盖颖胄与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邺，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传内，而远族又不便入宗室传。齐书萧赤斧传后，虽附见之，然梁书终不可缺也，附颖达传极当。南史则亦附于赤斧传内，作齐宗室。

梁书多载饰终之诏梁书诸王及功臣列传，必载其没后加恩饰终之诏。盖本国史体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应删除，以省繁复。

乃王茂传，诏曰“旌德纪功，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

吕僧珍传，诏曰“思旧笃终，前王令典，追荣加等，列代通规。”南平王伟传，诏曰“旌德纪功，前王令典，慎终追远，列代通规。”孔休源传，诏曰“慎终追远，列代通规，褒德酬庸，先王令典。”

篇篇如此，殊可呕哕。其后作史者，亦自知其芜冗，至蔡道恭、范云、冯道根、昌义之、周舍等传，则去此冒语，但存诏中述其生平功绩之处，斯较为得之矣！

梁书有知足传无方伎传

梁书有不必立传而立者，又有应立传而不立者。处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门，其序谓“鱼豢魏略有知足传，谢灵运晋书有知足传，宋书亦有知足传，（今沈约书无此门，盖徐爰旧本也）故梁书亦存此门。”然所谓知足者，不过宦成身退，稍异乎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者耳。传中如顾宪之政绩，自可入良吏传。其余陶季直、萧视素辈，传之不胜传也。

至如方伎一门，累代所不废。梁时沙门释宝志，精于佛学，能知未来，其谶记往往流传后世，即其散见于各传者：

如南史梁武纪“天监中，宝志有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舍纪之。帝年三十八，克建邺；八十三，同泰寺灾；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验。

王僧辨传“天监中，宝志有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时人谓萧氏当灭，李氏当兴。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后为僧辨所败。”徐陵传“陵数岁，家人携以见宝志，宝志摩其顶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见南史者也。

即以梁书而论：

何敬容传“宝志谓敬容曰‘君后必贵，终是何败何耳！’及敬容为相，恐何姓者当为其祸，遂抑没宗族，无仕进者。后为河东王誉发其请嘱私书，遂及于败。此何败何之验也。

刘歊传“宝志遇歊于兴皇寺，惊曰‘隐居学道，精净登佛。’如此三说。”

此又见于梁书者也。

则其生平，必尚多可纪述。且王筠传“筠奉敕制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是不惟为时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此岂得无传？乃梁书无方伎一门，遂少此传。南史附传于陶弘景之后，可补梁书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愈，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

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

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

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陈书多避讳

陈书于“武帝之进公爵、封十郡，加九锡、进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禅位，逊于别宫，陈武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阴王薨，丧葬如礼。”一一特书，绝不见有逼夺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当时国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变其体也。第本纪所讳者，恃有列传散见其事。

乃衡阳王昌，本武帝子，陷于周未回。武帝崩，从子文帝即位，而昌始归，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见南史）本纪既但书“衡阳王昌薨。”而昌传亦但书“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即侯安都传，亦但云“昌济汉而薨。”（南史昌传，则谓“济江于中流，陨之，使以溺言。”）初不见有被害之迹也。

始兴王伯茂，乃废帝伯宗之弟，与伯宗同居宫中。伯宗为宣帝所废，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盗，殒之于途。陈书伯茂传，但谓“路遇盗，殒于车中。”亦隐约其词，不见被害之迹也。

不特此也。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曰“师知卖我！”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见南史）此则师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为之讳？乃陈书师知传绝无一字及之。但叙其议大行灵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载沈文阿、徐陵、谢岐、蔡景历、刘德藻等各议，共三千余字，敷演成篇，以见师知议礼之独精。此岂非曲为回护邪？

又如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乱，遁回乡里，流寓晋安，陈宝应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书侍郎，宝应留不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尝居东山，著居士服。此不过知几能远害耳。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盖姚察父子本与刘师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陈，入隋又与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徇，而为之立佳传也。南史于师知传明书其事，洵为直笔。而寄传亦全载其劝宝应之书，又无识甚矣！

萧子显姚思廉皆为父作传入正史

司马迁、班固、沈约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尝另立父传，列于正史也。惟萧子显作齐书，为其父豫章王嶷立传；姚思廉修陈书，为其父吏部尚书察立传，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无一不纤屑叙入，故嶷传至七千余字，察传亦至三千余字。为人子者，得藉国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

或疑嶷传只载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显不载。当是子显亲为父作传，故隐己之名。

至察传并载思廉在陈为法曹参军，入隋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

然传末云“察所撰梁、陈二史未毕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尔以来，稍有撰续。”云云，而不言思廉卒于何时，可见察传实思廉自作。

况察之父僧坦以医术著于梁代，官太医丞。所得赏赐，皆给察游学。事见南史。而陈书察传，但云“察父上开府增坦，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赏赐，皆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而不言以医术得幸，并不言官太医丞。盖思廉耻以方伎轻其家世，故讳之也。则察传系思廉自作，无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南北八朝史，宋书成于齐，齐书成于梁，魏书成于北齐，其余各史皆唐初修成。然虽成于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

观苏洵等进陈书，云“陈书与宋书、魏、齐、梁等书，传之者少，秘书所藏亦多脱误。嘉祐六年，始诏校讎，因臣等言‘恐馆阁所藏，不足以定，请诏京师及天下藏书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藉以参校。”

又刘攽等校北齐书，云“文襄纪，其首与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静帝纪，其与侯景书则载梁书侯景传内。此外序列尤无伦次，盖原书已散佚，后人杂取北史及高氏小识等书以补之者。”

是宋时并已失其原本，虽购之天下，亦终无由订正也。可见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若无镂板之法，各正史盖已一部不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