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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15章 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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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后汉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有一种幻灭和迷惑的心情。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满;他们认为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实践腐败透顶。这些思想家从他们共同的儒家背景出发,谴责统治政权不能制止弊端,不能改革国家事务;他们把这些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失败看做其他罪恶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些思想家更进了一步,对成为国家指导原则已有几世纪的当时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怀疑。由于这些思想家名义上是儒家,他们的苦恼就被所谓汉代儒家学说的胜利,被后汉朝廷当作官方儒家正统加以宣传的极守旧的学说所遮掩。[1] 前汉树立的官方儒家学说和后汉兴起的对它的非官方批判之间的紧张局势,不但表明了汉代儒家学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也标志了一般思想趋势从前汉到后汉的一个重要变化。

随着后汉的衰亡,官方的儒家正统消失了。很久以后,它被指责为新儒家,也被许多近代学者指责为一种儒家、道家和法家学说以及阴阳五行宇宙论思想的庸俗的混合物。反之,后汉思想家对这种正统的批判却常常被作为儒家道德精神的真正代表而受到称赞。[2] 可是,汉代儒家正统在其全盛期不但兼容并收,而且支持了其他学派的思想要素。由于儒家学说已经变成一种不同思想的大容器,所以汉代思想家——名义上叫做儒家——有可能采取有别于官方正统的立场或批判儒家的综合体系的立场。这在后汉思想中导致一个新道家学说和新法家学说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汉代儒家学说的历史也是汉代儒家、法家和道家这种种相反思潮发展的历史。

[1] 陈启云:《荀悦(148—209):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第10页以下。

[2] 顾炎武:《日知录》(万有文库本)第5册,第39—40页。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1955),第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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