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传统的中国知道的刑罚有三种：死刑、肉刑、徒刑（艰苦劳役）。［1］ 它不知道把监禁作为惩罚，监狱用作在审讯过程中和执行判决之前囚禁嫌疑者和罪犯的地方。

死刑一般是斩首，叫作“刑人于市”，死刑还可以用更丢脸的陈尸或枭首的方式来执行。其次是用铡刀腰斩。最后是“具五刑”，这是使罪犯在被处死之前受到可怕的断肢之刑，这种残忍的刑罚是对犯了属于滔天大罪的人们用的。公元6世纪左右，死刑中又添了一种绞刑，另一方面，腰斩之刑虽列在法典，但已不再使用。

肢体（肉刑）的刑罚起初有刺面（墨）、割鼻（劓）、断一足或双足（剕）等，但后来逐渐不用。到了公元前167年，这些刑罚正式废止而代之以杖打多少不等的笞刑，甚至连笞刑也逐渐减轻。［2］ 这些刑罚的名称虽继续使用，但其形式却变了。另一种偶然使用的肉刑是阉割（宫刑），常用它来代替死刑。

最常用的刑罚是不同年限的苦役（徒刑），［3］ 在服劳役之前一般是先施笞刑。还使用了一些已不再实际执行的古代术语，如“鬼薪”，意思是“取薪以给宗庙”；“城旦”，意思是“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4］ 而实际上是被判处1—5年的艰苦劳役；城旦还可能加重到剃去须发，有时还戴上脚镣和颈锁，因而有“钳子”这个称号。

一般说来，服劳役的罪犯只在中国本部从事公共工程的劳动，如筑路、修堤和挖河等，有时也参加预修皇帝的陵墓；很少被送到边境，虽然在施行大赦时也有使被判死刑的罪犯参加戍边的事例。［5］ 有时还使刑徒和官奴隶一同在国家的矿山与冶炼工场劳动。

妇女也同样可判处服劳役，但她们的任务和男子不同；原来似乎是做舂米和筛米的工作（白粲），在秦律中对舂取精米的数量有详细的描述，这可能对她们也是适用的。［6］ 关于以后发展的情况，则不得而知。

大赦间或颁布，秦代的详情我们不知道，汉代则一般是在有喜庆事的时候施行，如皇帝即位。大赦或扩及所有的罪犯，甚至包括死囚，或只限于某些集团或某些地区。对死刑犯可减死一等，服最重的劳役。其他的人是解除他们的囚犯身份，但仍须给政府劳动，直到刑期结束；但是，他们不再戴着锁链穿着“赭衣”了。［7］

秦汉时期，“赎刑”的情况很普遍；“赎”这个辞也用于奴隶买回“自由”。［8］ 从秦律中多次提到“赎”，可见“赎”一定是经常容许的，秦律容许赎“流”、［9］ “徒”、［10］ “墨劓剕”、［11］ “宫”［12］ 等刑，甚至可赎死刑。［13］ 对汉代来说，文献材料则没有那么明确。［14］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可以被处以“赎刑”，这种刑罚等于一大笔罚金；但罚金的数额不明。甚至对交不起赎金的罪人也不施刑，因为他可用每天8个钱的比率（如果政府供膳食，则每天6个钱），［15］ 和刑徒一起给政府劳动来抵偿。在汉代，这个最后的条款可能不用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因为交不了赎金而受宫刑的。［16］ 汉代还有这样的事例，地位高的人可以用实物来赎罪，如用马或几千竿竹子。［17］

一个更普遍的赎罪办法是让出一个或二个爵的等级。不仅皇帝遇上喜庆事赐给男性居民一个或二个爵位，而且为了填补国库，这类爵还可出卖，并且明确地招徕说，这类爵可用来赎罪。［18］ 可惜的是史料仅提供了不多的事例，20个爵位中两个最高爵位的持有者可以交出他们的爵位来赎罪。［19］ 后来二十爵制虽不通行，但赎罪的惯例对文官还继续适用，在法典上（如唐代的法典）明确提到官吏可“以官赎罪”。在所有的案例中，赎罪的官吏都降为平民。

赎刑和罚金不应相混。就史料告诉我们的来说，秦代的罚金有两种。一是对官吏在公事方面犯轻罪的罚金，即处以长期或短期的劳役或兵役。这种情况在汉代还继续存在，但名称和数额都变了：罚金不再是“赀”而是“罚”，所罚的不是甲胄而是其它的东西，即必须交出几盎司的黄金。6

在秦代，流刑看来是一种正常的刑罚，当时的流放者被遣送到新征服的西蜀地区。［20］ 但在汉代，流放要少得多。对被废黜的诸王的惩罚是强迫他们居于内地，赎死罪的人和犯大罪被处死的人的亲属则被流放到边地，或是西北（敦煌）或是极南（现在的广东省或越南北部）。［21］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不同于古代希腊，而类似于沙皇俄国，中国的流放者被押送到帝国境内的流放地点，交给地方当局管制。［22］ 至今我们还得不到关于这些流放者下一步命运的材料，不知道他们是劳动还是关在监狱。

［1］ 关于这些刑罚的详细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02页以下。

［2］ 《汉书》巷四，第12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55页；《汉书》卷二三，第1097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3页以下）。

［3］ 中、日的一些学者们认为，公元167年以前的所有徒刑都是终生的；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第16—17页和注8。

［4］ “城旦”这个辞中的“旦”字的真正意思仍不明瞭。

［5］ 这些人是因大赦而在特定的环境下劳动，以此完成对他们的课刑；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1页、147页注9、240—242页；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第1卷，第79页。

［6］ 《睡虎地》，第44—45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29—30）。

［7］ 关于汉代的大赦，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25—250页；马伯良：《慈惠的本质：大赦和传统中国的司法》（檀香山，1981）。关于公元前205—公元196年之间的一系列大赦，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5—171页。

［8］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8页；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第419页注102。

［9］ 《睡虎地》，第9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72）。

［10］ 《睡虎地》，第84—85、 143、 178、 179、 200、 23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68、c20、d52、d94、d136、d164）。

［11］ 《睡虎地》，第84—85、152、164、23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68、d3、d25、d164）。

［12］ 《睡虎地》，第20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94）。

［13］ 《睡虎地》，第84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68）。

［14］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5—14页。

［15］ 《睡虎地》，第8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68）。

［16］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1卷，第232页。

［17］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0页以下，注6、11、17。

［18］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4—216页。关于爵制，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26页以下。

［19］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8—222页。

［20］ 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睡虎地》，第91、92、131，143、150、177、178、204、261、 27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72、90、c5、c7、c20、d1、d48—50、d102、d103、e17、e24）。

［21］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2页以下；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东京，1982），第165—198页。

［22］ 见《睡虎地》，第261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e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