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的很多民族不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法归之于神授。在为数不多的传说里，有一系列的“发明家”和“创造者”，我们从中发现一个传说中的帝王手下的一个同样是传说中的司法大臣，据说他制订了第一部法典。与刑罚有关的，还有“天讨”的表达字眼，这是公无前11世纪周朝的创建者用来对付商朝最后一个无能的统治者的话。_0565_0［1］ 但除了这一似乎是特殊的情况外，法律看来完全是人的事情，制约整个生活的规定，因而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法”的规定也是如此；在“礼”（正确的行为标准）中也看不到起源于神的迹象。

耐人寻味的是，“法”这个辞缺少一个明确的含义，“法”字最初的意义是“规范”（norm）或模式（model）；“律”字一般译为“律令”（statute），原义看来是定调管。［2］ 但公元前3、4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想依据写下来的规定来实行赏罚以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他们被称为法家。顺便应说一句，法家的思想虽然专注于“法”的观念，但从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很难找到一个具有“法”的含义的准则。

在1975年12月从一个古墓中发现公元前3、4世纪秦国的部分法律文书之前，［3］ 关于前王朝时期的法典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些法律文书包括以标题提出的近30条律的条款，虽然它们只是挑选出来用于一个地方低级官吏的。

汉代的新法典编于公元前200年；它是汉朝的著名功臣、丞相萧何作的。据说他在秦代的六章法典之上增加了三章，这九章法典都是关于刑法的，其中有两章则涉及诉讼程序。［4］ 通过整个汉代，直到这个帝国的灭亡，这部法典基本上是由律组成的刑法典；汉代以后的其它所有法规叫作令和格，有时叫作式，还常叫作制。在汉代，不存在这种明细的划分，而且我们发现同样的法规既叫作“律”又叫作“令”，其名称完全依据法规的古典性。虽然汉代的法典继续被称为“九章”，但在史料里我们发现很多不同的律文。令的史料中提到的有27种，但其中有的也可看作律，其它的似乎用作特定地区当局的律文摘要。

这些数字不能说明成文法规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偶尔找到的参考材料。有时这样的数字可看作全部的法规，包括行政的和刑法的，有时只可看作刑法的。这样，我们发现汉代的全部法规有960卷，其内容是：［5］

……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

因而我们看到了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时的抱怨：［6］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至于以后的时期，我们只知道刑法典的条文数字，公元268年的晋代刑法有1522条，6世纪初期的南朝梁的刑法有2529条，而异族北魏的刑法仅832条。583年的隋代和其后的唐代的刑法则标准化为500条，这是由于受到了被尊崇的《书经》中的经典数字的影响。［7］

如上所述，我们不知道汉帝国行政法规的精确内容，至于晋代及其以后，由于我们知道了卷的题名，因而得知其主要内容。至于唐代，我们知道仅624年的令就有1546条。

从史料中（包括法典中的引语和讨论）我们得到的总的印象是，每一王朝初期所宣布的法典决不是创新；总的说，它仅是继承前期的法典而枝节性地稍作些修订。这是因为大多数王朝的更换只意味着一批人员为另一批同类型的人员所替代，他们的行政管理观念则依然照旧。这个原则甚至对分裂时期统治中国北方的异族王朝也适用；他们的部族习惯很快地让位于中国的传统习惯。

［1］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7页；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8页。

［2］ 定调管作为工具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了万物普遍循环律中的阶段，见卜德：《中国人的称为观天的宇宙学魔法》，收于他的《中国文明论文集》，第351—372页。

［3］ 见上面注3。

［4］ 《汉书》卷一下，第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6页）；《汉书》卷二三，第1096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3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6页以下。

［5］ 这些数字见于6世纪的《魏书》卷一一一，第2872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52页以下。

［6］ 《汉书》卷二三，第1101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8页、389页注199）。

［7］ 详情见白乐日译：《隋书·刑法志》（莱顿， 1954），第208—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