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伯颜的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蒙古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反叛，他们比老一代更适应中国社会。随着伯颜的消失，重现忽必烈时代的努力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已经消亡，政治冲突转移到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战场上。

脱脱约26岁，脱颖而出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被描绘成一名高大强壮、武艺出众的弓箭手。他当过10年怯薛，曾在内廷担任要职，对幕后阴谋活动很内行。从他的南方汉人家庭教师吴直方那里，他也受过儒学训练。

脱脱后来两次任右丞相，一次从1340年至1344年，另一次从1349年至1355年。事实表明，在中央一级，晚元政治史发展有一定的周期循环，呈现出不同的行政管理集团相互接替的现象，各自采用一套不同的指导思想，平均周期约五年。自伯颜1333年至1340年当政之后，接下来的脱脱，任期为1340年至1344年。从1344年至1349年这段时间内，主要是别儿怯不花当政，然后脱脱又重掌朝政，时间为1349年至1355年。1355年以后，这种节奏中断，那时元朝已开始土崩瓦解，内外交困的中央政府已不再能有效地对国家进行政治统治，但即使在朝廷已不再直接管理的那些地区，元朝还是被看作是正统的，还是人们效忠的中心。

乍看起来，这些关于对伯颜之后的政府的研究似乎对理解元朝的即将崩溃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当政人物没有一位缺乏主见或精力，全都愿意解决重大问题，拯救危机，作出改革。伯颜倒台以后的当权人物个个精力旺盛，有眼光，有能力，不气馁，也不倒退。脱脱执政时在政治上力争中央集权，而别儿怯不花时期则相反，尽可能给地方以权力，发挥地方上的主动性。元朝崩溃的责任由谁来负似乎极成问题：到底是当政者个人还是制度的缺陷，抑或中国的危机过于严重，以致政府根本不可能控制。

脱脱的首任期肯定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年轻的首脑人物迅速表现出他的统治与伯颜完全不同。新年号的制定就是为表明这一点。伯颜实行的清洗被制止了，那些伯颜规定汉人不能充任的职位又对他们开放了。许多名儒曾自愿引退或被放逐，现在又返回京城。科举恢复。伯颜的旧部下被解职。伯颜解职之后仅仅一个月就死于放逐的途中。

在为中央政府指出一个新的正确方向上，脱脱显示了某些早期迹象。他带头尽力修建一条从大海经大都到山西（译者注：应为西山）山下的海运之路，由于技术原因没有成功；［1］ 此后的又一项规划——筹款修撰长期未完的辽、金、宋正史，以大功告成。［2］

这个政府也使皇帝妥欢贴睦尔得以以新的面目出现。现在他19岁，在策划反伯颜的事变中起了次要的作用。1340年7月年轻的皇帝对其已故的叔叔图帖睦尔进行了谴责，撤掉了他在太庙中的牌位，将皇太后卜答失里（即他的婶婶）逐出流放，将堂弟，也就是预定的接班人燕帖古思也安排流放，接下来的暗杀也有可能是他安排的。他将自己尚是婴孩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交给脱脱家抚养。现在这位统治者亲自主持国家的祭孔典礼，聆听儒家经典的讲解，举行国宴。

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地方性的起义之后，皇帝于1344年6月接受了脱脱不寻常的辞职请求。［3］ 1344年至1349年几个短命的政府相继登台，他们根据某些无可辩驳的理由，而采取了与脱脱截然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各地连年自然灾害积累的结果，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土匪活动和其他造成社会动乱的迹象，都要求中央政府特别重视行省与地方行政管理的改善。主要要做的两件事是：其一，委派合格的能干的人到地方上去任职；其二，给这些人以便宜行事权来处理赈济等问题。事实上是把国家赈济的工作分散到了地方。

这时期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别儿怯不花，他做过行省长官，十分得力。在对1341年杭州大火进行善后处理时，他体会到，为了赈灾，有时不得不违反中央制定的规章，不然就来不及了。［4］ 与此类似，为了对付流窜的土匪，地方驻军需要有一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处理灾荒或地方动乱时，地方官需要少受干扰，而作更多的努力来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1345年，中央派出12个调查组，每组以一个汉人、一个非汉人共同领导。他们赴全国各地纠正错误，为民“造福除灾”。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土匪，在河南重新细致地划分了各区域的界限。［5］

妥欢贴睦尔也在这个新举措中参加了一些方面的工作。他亲自告诫新上任的地方官要有所作为，他也参预了对那些在地方上政绩卓著者的奖励与晋升。

然而这些行政上的新尝试并未使元代中国的问题减少，反而在40年代日益增加，其性质、规模使得那些地方官或安抚地方的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只能做到零敲碎补。中央政府现在还面临着持续不断的财政收入下跌。海道漕运大幅度下降，由1329年334万石的高峰降到1342年的260万石；此外，自1348年起，方国珍弟兄为首的海盗活动持续不断，政府对他们镇压不下去，只得试图安抚。［6］ 不仅如此，连绵不断的大雨使黄河河水猛涨，冲决堤岸，终于开始改道，泛滥成灾。［7］ 应采取不同的行政策略似乎已提上日程，经过官僚机构内部一些复杂的斗争，1349年8月皇帝将脱脱召回任职右丞相。他们要寻找和实行激进的措施了。

脱脱以及他那一派人很积极很热心。据记载，

脱脱有意兴作，盖为前相无闻，其礼乐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于无穷也。［8">

这些话是否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乐观情绪还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中央政府的圈子里存在着一股坚定的信念：危机是能够解决的，只要从上层下达命令，一夜之间就可以重建一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就不会有后来的任何努力。

脱脱所有的新措施都是要保证中央的指导与控制。［9］ 他们也欢迎从下面来的建议，但一经采纳，便由中央政府推行。地区与地方上的主动性则受到严格的限制。

若按年代顺序，脱脱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必须立即广开财源。但他认为增加土地、盐业、商业等传统税收的税率是不可行的，这些税收大多都在不断收缩。接着是1350年底决定印行新纸钞（但却并没有财源作后盾），1351年首批就印行了价值200万锭的纸钞，政府就靠这些纸钞的流通来支付劳工与材料的费用。［10］

政府急迫地应付了经济问题之后，于1351年4月宣布了治理黄河的计划，决定重修黄河下游河道，使之再从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反对此计划的意见不少。脱脱和他的同僚也很清楚，还从没人干过这样的工程。但在通过发行纸钞而筹集的资金基础上，1351年5月就开始了黄河河道工程，同年12月胜利完工；17万兵士与乡民参加了修河。欧阳玄代表官方撰写纪念文章——《至正河防记》，从技术上详细描写了水利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示庆贺。［11］

与此同时，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1351年夏发生决口。民众的起义接二连三，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土匪，宗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们一地又一地占领城市、抢劫店铺、杀害官员，向地方上复仇。关于这些起义，剑桥中国史另有详述，［12］ 这里只简略提及。脱脱及其追随者对这种动乱的爆发十分警觉，马上迎战，设法对付，到1354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控制了局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权把全国范围的平乱看作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并已充分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有些人认为元朝的正规军由于腐化、管理不当等原因，已蜕化到在动乱时不能保卫王朝了。［13］ 这一说法可能含有不少真实性。但事实上，无论军队的条件或训练状态如何，并没有要求一支随时保持充足兵力的元朝正规军来控制14世纪50年代初期那些把中国都燃烧起来的暴动。一些蒙古军队起初没有纪律，缺乏准备，但如果说他们开始时曾败给起义军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赢得了很多胜利。元军各部队由各族人组成，服役是强制的。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地方民防组织必要时招募汉人，很大程度上靠他们来镇压起义，此外别无他法。［14］

脱脱不但能设法创造一个全国性的镇压机器，而且能有效地控制它，这点的确很不简单。时不时地建立与解散较大的军事组织，经常不断地将军队将领从一地区调到另一地区，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王侯任命的头目都不允许左右一次较大的行动，精心地从组织上将后勤保障与其他军事行动区别开来。依靠上面几条，脱脱能够防止军权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军队将领在行省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动，至少是那些最具象征意义的行动，脱脱都是亲自指挥，如他成功地于1352年重新占领今江苏西北的徐州这个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复了秩序。

当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来自南方的漕运停止了。脱脱不与仍旧活跃的海盗方国珍谈判恢复漕运，而是决定在京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个决定与脱脱一向把行政管理权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相当庞大、极端昂贵的行动，新发行了价值500万锭的纸钞作为拨款，相当于黄河改道工程费用的两倍半。

元朝时期中国北方异常潮湿，提早进行的试种证明了那里确实可以种植水稻。分司农司于1353年建立，从南方招募了2000名修堤者和种稻农民，发给他们钱钞，在这里工作一年，作为当地农民的技术指导，因为当地农民不会种稻。另外，又从山东迁来一些农民以增加当地人口。国家还在河南行省及辽阳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由于脱脱政治上的骤然倒台以及内战的继续，这些国家所属的屯田实际上成功与否并不很清楚。但是企图一夜之间就将中国北方千年农业传统改换过来的大胆计划，是脱脱认为振作起来的政府有无限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1354年底，脱脱亲自率领了第二次军事大讨伐。这次是进攻扬州北面大运河附近的高邮。高邮被原盐贩子张士诚所占领。这次讨伐成了脱脱最后一次的官方行动。如果这次围攻高邮实际上能迫使张士诚投降（它几乎成为现实），那么全国起义的支柱毫无疑问将会遭到破坏。果若如此，那些仍在活动着的起义者，就会因被追捕而东躲西藏，他们几乎不可能幸存下来。然而，就在围攻进行之时，妥欢贴睦尔出人意料地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下令将脱脱解职，并将其流放。很不幸，脱脱出于对朝廷的忠诚而服从，高邮之围因此而解。元朝丧失了军事与政治的主动权，几乎马上就要平息的起义又采取新的形式复苏了。而正是在这一反复中，一个新王朝明朝出现了，13年之后，明朝重新统一了中国。

脱脱为什么被解职？似乎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已成常规的政府每五年一换班的周期所致。每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晚元统治集团的各派系中，腐化、宠信以及个人感情的嫌恶似乎就达到某种严重的地步。脱脱的周期也不例外，正是他自己的一个不忠的追随者哈麻在宫廷角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导致了他的垮台。而且，脱脱雄心勃勃的举措已走上正轨，目标几乎都已达到，黄河被驯服，各处的叛乱活动几乎被摧毁。在脱脱的国事日程上，除了一些细节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换届的时候到了。

在这一点上，人们还应认识到，那些在政府中反对脱脱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出于个人的立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应当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目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脱脱大刀阔斧的行动要求纪律与中央集权：御史台受到控制，行省和地方官员几乎没有主动性；军事将领在行动中也仅有最小限度的行动自由。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344年至1349年在职的行政官员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脱脱的严密控制，并对脱脱向忠于他的那派人给予的保护有怨恨情绪。这些人现在要求恢复到分权的统治状态，要求在制度上给地方和个人以更大范围的主动性。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使人想起北宋晚期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妥欢贴睦尔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撤换脱脱。脱脱像他的前任、他的叔叔伯颜一样，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或许是由于不经心，他未能及时表示同意将爱猷识理达腊册立为皇太子，从而显露了他的这种权势。对此，妥欢贴睦尔极为恼火和不满。是什么破坏了丞相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呢？

当时妥欢贴睦尔34岁，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已进入一种半退休的状态。［15］ 他跟他圈内的一些人一起定期带着宫中舞女们举行藏传佛教的密宗仪式。他至少有一次资助108名和尚游皇城。另外，他还亲手制造了一条样船，下令据此建造一条大型游船在皇宫的海子里游玩。他本人还参与设计、制作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大型宫漏计时器。［16］ 或许是为了这条新船，一项十分糜费的疏浚皇宫水道的工程开始了。

同时，妥欢贴睦尔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让长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并担负起一些统治方面的责任。1354年爱猷识理达腊约15岁，他9岁时曾学过回鹘文（畏兀儿文），10岁学汉字。之后不久的1349年，在举行了精心准备的隆重仪式后，特别为爱猷识理达腊在宫内修建了一所特殊的汉式学校，有九位老师任教。其中资格最老的李好文特地为他年轻的学生编写了与汉文主题有关的四册课本。

四年之后妥欢贴睦尔又为继承人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83名官员与办事人员。此外，爱猷识理达腊的独立办事机构掌管着一个礼仪卫队以及两个卫军机构，爱猷识理达腊个人有250名怯薛歹。他们得到2.75万锭的补助，而爱猷识理达腊的夫人则得到10万锭以上。一座没有使用过的宫殿经过修缮后让爱猷识里达腊居住。爱猷识理达腊还有特权任命自己的宫员。1354年年底（脱脱在外征讨）爱猷识理达腊被授权审理所有上报他父皇的官方奏折。总之，妥欢贴睦尔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宫内创造了一个新的、大的、昂贵的、有影响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继承人为首。只剩下举行册封皇太子的正式典礼了。

脱脱拖延这个典礼，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爱猷识理达腊的崛起对他是一个威胁。但事实上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童年是在脱脱家度过的，他10岁时的启蒙汉语书是《孝经》，他的导师是脱脱家的家庭教师郑深。［17］ 不仅如此，脱脱个人还捐了12.2万锭，修建大都北门外的佛寺，为的就是不断地为爱猷识理达腊的健康祈祷。

拖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爱猷识理达腊不是正宫之子，脱脱认为他不够格。爱猷识理达腊的母亲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宫女，出身高丽。妥欢贴睦尔很宠爱她，1340年立她为“第二皇后”。当时不少人反对这一举动，因为蒙古人给予高丽人的地位从来很低，她的新地位对元与高丽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产生影响。［18］ 妥欢贴睦尔的正妻是一位谦卑的蒙古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在婴儿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详，但如果在1353—1354年他仍活着的话，那么，脱脱对皇太子问题有所踌躇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很可能脱脱只是忙于处理帝国的危机而没有抽出时间来安排此事。问题的症结在于皇帝怀疑拖延是有意的。1355年春，脱脱被撤职之后，终于举行了庄严的册封皇太子典礼。

［1］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79—80页。

［2］ 关于三史的修撰，见[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3］ 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0—81页。

［4］ [656]宋濂（1310—1381年）：《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648]杨瑀：《山居新话》，35a—36b；[653]《元史》，卷51，第1100页；卷138，第3366页。

［5］ 见[621]苏天爵（1294—1352年）：《滋溪文稿》，12a—15a；[625]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4，9a—10a。

［6］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8—89页。

［7］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87页。

［8］ [652]权衡：《庚申外史》，19a—b。这段文字有完全不同的译文，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6—97页；[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译本《庚申外史》，第56页。

［9］ 关于脱脱第二任期的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5—118页。

［10］ 元代钱币是个重要课题，西方文字的研究力作还是[127]傅海波的《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近年的研究成果有[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11］ [653]《元史》，卷66，第1646—1654页。据我所知，这篇文字还没有译文，但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有简略的介绍，见第325、344页。亦见[551]杨联陞：《汉学综览》，第222—223页。

［12］ 见牟复礼与崔瑞德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撰写的章节。

［13］ 如萧启庆就持这一观点，见[195]《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3页。

［14］ 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4页等。

［15］ 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在脱脱第一次任职期间（1340—1344年）对朝政的兴趣达到顶峰，见[150]藤岛建树：《元顺帝时代》。

［16］ [343]李约瑟：《计时器：中世纪中国的大型天文钟》，第140页。

［17］ [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

［18］ 关于高丽对此事的记述，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31—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