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好讀董生書，初得凌氏注本，惜其稱引繁博，義蘊未究。已而聞有為董氏學者，繹其義例，頗複詫異。乃盡屏諸說，潛心玩索，如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繁露》非完書也。而其說《春秋》者，又不過十之五六。然而五比偶類，鑒緒屠贅，尚可以多連博貫，是在其人之深思慎述。而緣引傅會，以自成其曲說者，亦未嘗不因其書之少也。余因推思董書湮抑之繇，蓋武帝崇奉《春秋》本田平津，董生實與之殊趣。生於帝又有以言熒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複遣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為尊經隆儒之節耳。史公稱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響風。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其後眭孟以再傳弟子誤會師說，上書昭帝，卒被刑誅。董云：「難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殆謂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請漢帝索求賢人而退，自封百裡，是直俗禪位也。故史獨稱贏公一傅能守師法。當時禁綱嚴峻，其書殆如後世之遭毀禁，學者益不敢出。乃到劭公釋《傳》，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階此故已。韻崇古學，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譏議，董書更何自存？是以荀爽對策，請頒製度分別；應劭撰集，中有斷獄之書。則知易代幸存，都未流布，今並此而佚，惜哉！非隋唐人時見徵引，則宋世且無從輯錄此書矣。雖真贗糅雜，而珍共球璧，豈不以久晦之故與？國朝嘉道之間，是書大顯，綴學之士，益知贊研《公羊》。而如龔自珍、劉逢祿、宋翔鳳、戴望之徒，劉宋皆莊存與甥，似不如莊之矜慎。闡發要眇，頗複鑿之使深，漸乖本旨。承其後者，沿訛襲謬，流為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豈不異哉！

《義證》之作，隨時札錄，宦學多暇，繕寫成帙。以呈長沙師，師亟取公錢刊行。舛駁疏舛，自知不免，惟通識君子，恕其愚蒙，匡其闕誤，則幸甚。

宣統己酉十月，平江蘇輿敬識於宣武門內小絨線胡同寓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