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

智

君臣之智

晏殊七岁能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真宗召入，与进士并试，殊神色不摄，援笔成文。帝嘉赏之。每访以政事，率用方纸，小书己答，并药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知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当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辅皆出其门，而富弼、杨察亦其婿也。及为相，益务进贤。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得并用，至於台阁，亦多一时之选。帝奋然有意，欲因草材，以兴治道。至康定、庆历之间，朝廷号称得人，皆殊之力也。

录曰：孟子曰：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宰相之职，可不务知人乎。始以神童荐，终以知人显，非不能三年而总小功之察者矣。其卒为名臣，不亦宜乎。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边分兵，诏总管领万人，干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序，取败之道也。因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三千人，曰夜训练，量贼衆寡，使更出御。贼敌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录曰：愚观范仲淹，其起也，一书生耳；而腹中数万甲兵，何自来哉。呜呼。此张咏所谓大小之事，皆须用智者也。而更出番入，非其变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则方寸化而不穷；不能用智，则一筹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少之别也。观者不可不知。

狄青慎密寡言，深沉有智略，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後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敌淬犯之，无一士敢後先者。初起行伍，为三班差使。宝元初，赵元昊反时，士卒畏怯，青每临，陈被发，带铜面具，出入敌中，无不披靡，以是数立奇功。尹沬善之，荐曰：此良将材也。仲淹授以《 左氏春秋》 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兵法。及侬智高叛，帝以为忧，青时为枢副，上表请行，遂进宣抚，至广南。初铃辖陈曙失律，兵溃，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乃斩曙。於是诸将股栗，莫敢仰视。因按兵止营，令军士休十曰，贼岘者以为未即进。明曰整兵，驰一昼夜，绝崑仑关，出归仁铺，大败贼师。按屍有金龙衣者，众谓智高已死，欲以上闻。青曰：安知其非诈耶。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青虽贵重，面涅犹存，尝动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曰，由此涅尔。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後在枢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诣献之，以为其远祖。谢曰：一时遭际，安敢自附梁公。赠其人而遣之。

录曰：人言智高，今不高乎。智者发几贵速，转移贵捷，变无常形，施无常露。至於不责侥幸，不忘戮辱，不冒无妄，又皆达者之事。有将如此，不易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虑。向使数者或犯一焉，终於不免矣。君子观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

神宗熙宁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曰：常一表辞堂撰时，以为一表自知不能，当辞职，不能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之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於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议武帝之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衰事责两府，遂不复辞。

录曰：昔者毕仲游受知於光，贻书曰：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　财之不足。故几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者，事也；而欲兴作，息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智哉，斯言乎。且以宋之中叶，太平全盛，天下无事，加以仁宗之恭俭，英宗之继体，初未有所损也。而国用不足，至郊恩未敷，以初立好胜之君岂不动心乎。帝之不允，乃所以深允之也。是以古之圣君，澹然无欲，不求足，然後能无不足；不求盈，然後能无不盈。彼以丰盈为虑，求足为心者，虽百计争之，我之说益远，彼之论益亲。然则安石非能投於帝，帝自投於安石也。其与光之意同乎何有。

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宗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泛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遂大败金人而还，升飞为统制，而谓之曰：尔智勇材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飞陈图，飞曰：陈而後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飞由此知名。岳飞上书言：勤王之师日集，宜乘敌息而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帅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坐越职言事，夺官归，诣张所所，以飞克中军，统领问之曰：尔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乐技曳柴以败刑，莫放釆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婴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补武经郎。

录曰：愚观宗统制、张招抚之识岳武穆也，所以靖康中，以蜡书冒围募，河北兵民得书喜曰：朝廷弃我，犹有一张察院，能技而用之。应募者，几十七万。泽留守束京，欲乘暑月，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濬相等州，分路并进，山些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而黄潜善、汪伯彦日置根本於度外。然则飞之越职，正二公之奉职也。苟有如高光者，纳萧何之说，揽邓禹之谋，将不得为元功乎。徒负智勇之量，卒同暗投之比，君子只当咎诸公之幸与不幸，不必责帝与诸臣之明与不明也。

赵鼎与张浚并为尚书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是时鼎浚相得甚驩，及命下，史馆校勘喻樗门之曰：二人且宜同在枢府，他曰赵退，则以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处相位，万有一不合，或当去位，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背戾矣。後果如樗言。

录曰：愚观喻子村之料事，可谓多中矣。夫萧薨而曹显，丙先而魏後，房谋而杜断，崇变而景法，虽曰协心同德，而实继美踵芳。是以道义流於无穷，功业着於悠久。此後世之所瞻仰也。鼎与浚，虽曰：操心奏骞，矢志在公，观其以飞之一言，遂致乖忤；因桧之厚貌，辍加深信，则未必忘己之义，无我之心，而自相背戾，岂能保乎。卒以他人之小嫌，而成尔汝之不协。子村之言，不为无徵矣。录之。

韩世忠惩岳飞之事，遂以所积军储钱百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归於国，上表乞骸。自此杜门谢客，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湖山，以自乐。平时将佐，罕能见其面。初得疾，劲尚医视疗，世忠曰：吾以布衣间关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得保首领。诸君尚哀其死耶。尝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讳忠字，讳而不言，是忘忠也。特以抵排和议，触桧尤多。或劝止之，曰：今畏祸易同，他日瞑目，岂可受铁杖於＇太祖地下。时大将多曲狥桧，以图苟全。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所规画器仗，精绝过人，知人善奖，部曲继秉。节旄卧家十年，担然自如，若未尝有权位者。

录曰：湖山之乐，在世忠则以为智，在君子独以为非。何耶。夫自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也，而後吴始亡；自先朝京动之恣意陈南也，而後宋始灭，皆其所耳闻目击者也。奈之何，为君者不以雪耻除凶为心，为相者反以雠功忌能为事，遂使英雄之将翻为脂韦之臣，窃图苟全，岂得已哉。虽以抵排和议，悉皆空言无施。然则列圣在天之灵，果知乎哉，不知乎哉。

刘镐顺昌之战，募曹成等二人，遣作间事，遇敌佯令坠马，果被执。兀木间：錡何如人。对曰：太平边帅，喜声妓。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兀木喜曰：此易破也。翌日至城下，责诸将丧师，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兀术不信，錡遂进军。衆请先击韩常军，錡曰：击韩虽退兀木，精兵尚在，不可当也。法当先击兀木俟。其一动，则余无能为矣。时兀木披白袍，弃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皆重留甲，戴铁兜牟，号铁浮图，錡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又有拐子马，号长胜军，至是亦为所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特以智计先定，不为诸将所惑，屡胜所骄，而能以寡御衆，以逸待劳，故能成功。洪皓自金密奏，顺昌之捷，余人震恐，意欲捐燕以南弃之；谓是时诸将协心，分路追讨，则兀木可擒，汴京可复。而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

录曰：兵法曰：为将者，智信仁勇严，缺一不可，而智为之首。此刘錡所以有顺昌之捷，而禄者犹为之踊跃也。此时和议已成，譬则落场之文，略有可观。外此，皆惧合之境矣，复何机会之有。

汪立信自为沿江招讨大使，在江陵即上疏，请益安陆府兵，凡边戍，不宜抽臧，曰：为今之计有三：宜尽出内郡之兵，以实外御，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而沿江之守，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叅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徽；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刀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势，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於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似道得书，抵之於地，曰：瞎贼狂言，敢尔乃中，以危法废之。及似道丧师还，又召为招讨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授江上诸郡。即日上道，与似道遇於芜湖，抚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既至建康，守兵悉溃，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成，叹曰：吾生为宋臣，死为宋鬼。或有以立信二策告於伯颜，叹息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录曰：孟子曰：无是非之铃，非人也。时沿江之策，已为下计，譬之焦头烂额，不可斯须缓者。此而为狂，无乃真丧其心乎。虽然似道非丧心者，特以迷於鸩毒，稔於贯盈，至是已非人矣。天将假郑虎臣之手，以彰卖国之恶，故不得不至此也。

《皇明名臣录》：诚意伯刘基慷慨多智，攻於天文。时寓杭，适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映水中。同游者以为庆云，分韵赋诗，公独纵饮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当辅之。太祖下金华，定括苍，公又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果遣使来聘。遂由间道诣金陵，陈时务十八策。会陈氏入寇，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公独曰：如臣之计，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且天道後举者胜，宜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时也。上遂用公策，乘束风发，伏击之，斩获无算。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公怒骂曰：彼牧坚，奉之何为。不拜，陈天命所在。上感悟，乃定征伐之计。洪都守将胡均美使其子约降，上初有难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意悟许之。均美遂以城降。及後，屡欲用以为相，辞曰：宰相，国之重任。譬如易柱，必得大才，然後可；若束小木为之，将速颠覆。如臣非不自知，但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上由是益重公，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之子房也。尝着书，恐不及见，以贻天下，後世诅意，身亲用之。故公之事业具於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於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一人之用舍，有关於天下国家之重如此。

录曰：杨文懿公有言：子房之策不见词章，玄龄之文仅辫，符檄未见。擅开国之勳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独称其观象者，是犹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艺而已。愚独以公之辞宰相不居，凿凿乎，则哲之智。世以为无踰於公，而公自视歉然，其过人远矣，非挟智任术者比也。

永乐宣德间，名臣称三杨：文贞西杨，文敏东杨，文定南杨。东杨天资明敏，有果断之才。每朝廷事，使中官来阁下议，必曰：东杨先生在否。或知不在，即回。然凡议事，未尝不逊。西杨或执以不可行者，己而卒断於东杨，灼然可行而无碍也。每秋，勅文武大臣审录重囚，自英国而下俱逊避，候二杨先生决之。西杨讯之，未尝决，至不可了，东杨一问即决，衆皆叹服。时主上英武，羣臣奏对，少能称旨，惟爱东阳之才，未尝一日离左右，几密谟至计，必参与焉。或大臣谋事未决，文庙不乐，至发怒，东杨一至，辄霁威，事亦随次。东杨尝语夏太常仲昭曰：吾见人臣以抗直受祸者，每深惜之大。凡事君自有体，进谏亦有方。譬若上读千文，云：天地玄红，未可便言。安知不以尝我，又安知主意云何。俟其至再，或有所询，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云：天地玄黄，未知是否。其智大率类此。及李时勉又曰：西杨先生未仕时，与楚府教授昊由翁草逆交。由翁为余言：先生博学有智，端敏宽厚，识达事体，不矜已傲物。及居禁近，参掌机务，公平广大，宽和有则，其心专在於国家，未尝一毫私己。至於临大政，决大疑，衆皆争论纷纭，独无二禹，久之徐为一言，衆莫不慑服。有舆论不一，须上闻者，既以闻，卒从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尽言，不计利害，每辨论人才贤否，解翻人过失，一出於公，不以恩条为轻重取舍。至於献可替否，有旋乾转坤之力，然未尝与人言。大臣宰相之事，於此见之。

录曰：愚观三杨之遭际，无异前代。以今目录之所书，有房杜推让之风，水东之所记，有平勃自牖之势；文集之所序，有韩范居身之本。其所以出幽就明，建功立业，智哉若人也已。录之。

平江伯陈谊周旋有智略。靖难，师至江北，谊知天命有归，率舟师迎济，封平江伯。时北京军储不充，命公岁董运百万石，道海给之，建百万仓於直沽，尹儿漫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漕洲所经海岛，夷人畏惮，悉避匿，公下令俾出为市，而遣官监临平，其直无敢譁，人两便之。既建北京，罢海运，公建议造浅嵯二千艘，初岁运二百万石，後增至五百万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以兔外河风涛之险，就管家湖筑堤亘十里，以便引舟。开仪真、瓜州二坝潮港之湮凿，吕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势，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旺湖长堤，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行。自淮至临清，相水势高下，建闸四十有七，以时启闭，皆舟楫通行永远之利。又沿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导浅夫，沿堤凿井、树木以便行。凡虑为之周，而事为之果。

录曰：愚观是时，南北未通，天乃笃生异人於大江之济。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呜呼，始以平江封，终以济川显。《书》 曰：若济大川，用汝作舟楫。斯言当不诬矣。而庙祀至会，血食不废，其亦以此也夫。

周文襄公忱初登进士，选庶吉士曾菜等二十八人，公自陈愿进学其间。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入。後历官工部侍郎，巡抚南畿，凡二十二年。沉敏多智，为人谦恭，言苦不出口，而谋虑探长，善釆衆论。凡所猷为，必咨之细民父老及守令，而後决之。於己尤善记忆，有奸民以断理数事尝公者，曰：汝於某事某处，吾已庾之，何为复言。吏於税粮有所欺隐，必曰：某年拨其处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验之果然，吏惊服以为神。初苏州税粮负欠七百九十余万，常松亦然，屡遣官催迫，未能就绪。公至询父老，皆云苏松民俗，大户不出加耗，以致小户连累纳欠；乃使大小户一例加耗，奏行南京，铸送铁斛，於是出入均平旧例，不许团局收粮。公曰：此负欠之由也。遂令各县於水次推一人总之，名曰总。收定与加耗各有定则，除拨运外，自羡存积在仓，号曰余米。至次年，各照加臧徵收，依前拨运外，犹有附余，令各县造仓一所，名曰济农，将剩米运入，以备赈济，或农民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者，听给借纳，秋成抵斗还官。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尽出於所积余米。盖民赋岁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见化役之及，而官府无复科索之扰。诸县学校先贤祠，各郡桥梁河道，多所修茸濬治，一切取诸余米。人争为立生祠，没因以祀之。其後户部言，济农余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属，尽数归之官。於是徵需杂然，通负自若，人益思公焉。

录曰：王文恪公论都御史何镒曰：夫财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则，以不足为有余；理之无法则，以有余为不足。其张弛赢缩，一视其人。若文襄者，真其人哉。故每每举之，以为巡抚之法。昔者江南诸郡数苦大小公私悬罄，比岁丰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尝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时也。及当何公巡抚之时，江南大饥，上据荒十二策，得兑军留州禄米、军储诸费八十余万。於是江南诸府在在充物，时议濬。吴松白茅港方以费无所出，乃请以充军诸费充焉，用米至二十八万而不为费。此役成，而东南无水息矣。则岁之丰凶，率归之天时，可乎。所谓以不足为有余者，非是之谓与。此文襄之智，至今犹思之也。

知苏州府况钟，初由小吏事尚书吕震，震荐其才，授礼部仪制司主事，进郎中。时仁庙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各举所知，钟乃举左春坊张宗硿。仁庙召问杨士奇曰：人皆荐外郡下僚，钟何乃举朕宫官。士奇曰：臣与王直方欲拟荐，不意遽为所先耳。仁庙大喜曰：钟知宗涟，亦可谓贤矣。盖已有向用意。宣庙即位，大臣奏苏州大郡，繁剧难治，擢为知府。至即黜属官贪暴五人，庸懦十余人，遂与周巡检讲究收粮之法，由永乐间转输北京，饷道辽远，粮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万石，加徵至八百一十万石，除正供及仪舟船之费，羡余皆为粮长所匿，乃议别立粮头以分其势，除兔旧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为转输费，余米皆入济农仓，以为来年经费之本由。是年马草米数十万石，夏税折布丝数十万斤，绢数十万匹，小麦数十万石，皆以余米代纳。而凡杂出供费，亦以此买辨。上不失征科之期，下无毫发於民。遇灾旱，辄发赈之，每活辄数十万人，其惠利及於贫困者无穷。至九载满去，阖郡民扣阍乞留，至八万余人，遂遣再任。後以疾卒，民竞立祠祀之。

录曰：耗者前此苏松民俗，大户不出加耗者其此类欤。时上有仁庙之君，又有文襄之臣，钟之智惠，若鸿毛之遇顺风耳。不然以小史而干，朝廷荐举之大宰相方且後之；以一守而厪八万扣阍之人朝议方且从之，难乎免於今之世矣。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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