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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集释

程树德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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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语》注释,汉时有孔安国、马融、郑玄、包咸诸家,魏则陈群、王肃亦有义说。自何晏《集解》行,而郑、王各注皆废。自朱子《集注》行,而《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废。朱子至今又八百余年,加以明清两代国家以之取士;清初名儒代出,著述日多,其间训诂义理多为前人所未及,惜无荟萃贯串之书。兹篇窃本孔氏“述而不作”之旨,将宋以后诸家分类采辑,以为研究斯书之助,定名曰《论语集释》。

一、是书内容计分十类:

甲、考异。经文有与《石经》及皇本或他书所引不同者,日本、高丽版本文字有异者,均列入此门其材料则以阮元《论语校勘记》、翟灏《四书考异》、日本山井鼎《七经考文》、叶德辉《天文本论语校勘记》等为主。

乙、音读。字音读法及句读有不同者入此门。其材料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武亿《经读考异》为主。

丙、考证。自阎若璩撰《四书释地》、江永着《乡党图考》以后,世人渐知考证名物之重要。故人名、地名、器物、度数之应考证者无论矣,此外如《大戴礼》、《说苑》、《新序》、《春秋繁露》、《韩诗外传》、《中论》、《论衡》诸书有涉及《论语》之解释者,以其为汉儒旧说,亦附此门。

丁、集解。邢《疏》有可采者亦附入此门。

戊、唐以前古注。此门包含最广,上自汉末,正及于唐,中间南北朝诸家著述为《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艺文类聚》所引者备例无遗。其材料以皇侃《义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为主,计所采者凡三十八家,列举如左:

刘歆《论语注》

包咸《论语章句》

郑玄《论语注》

王朗《论语说》

王弼《论语释疑》

卫瓘《论语集注》

缪播《论语旨序》

缪协《论语说》

郭象《论语体略》

乐肇《论语释疑》

虞喜《论语赞注》

庾翼《论语释》

李充《论语集注》

范宁《论语注》

孙绰《论语集注》

梁觊《论语注》

袁乔《论语注》

江熙《论语集解》

殷仲堪《论语解》

张凭《论语注》

蔡谟《论语注》

颜延之《论语说》

释惠琳《论语说》

沈驎士《论语训注》

顾欢《论语注》

梁武帝《论语注》

太史叔明《论语注》

褚仲都《论语义疏》

皇侃《论语义疏》

沈峭《论语注》

熊埋《论语说》

季彪《论语注》

陆特进《论语注》

颖子巗《论语注》

李巡《论语注》

张封溪《论语注》

《论语隐义注》

韩李《论语笔解》

己、集注。集注文字稍繁,故采择以内注为限,外注有特别精采者始行列入。但其中贬抑圣门、标榜门户者,因有后人之辩论,不能不列入原文,可分别观之。

庚、别解。集解、集注以外,如有新颖之说,别为“别解”一门。其不止一说者,则分为一二三四以区别之。

辛、余论。清初汉学家立论,时与宋儒相出入,择其言论纯正、无门户偏见者,为“余论”一门。其有宋以后诸家注释可补《集注》所未备而不属于考证者,亦附入之。

壬、发明。宋学中陆王一派多以禅学诂经,其中不乏确有心得之语。卽程朱派中亦间有精确不磨之论。盖通经原以致用,孔氏之言,可以为修己处世之凖绳、齐家治国之方法者,当复不少。惜无贯串说明之书,仅一《四书反身录》,尚多未备。因欲后人研究《论语》者发明其中原理原则,故特立此门。

癸、按语。凡《集解》、《集注》、别解诸说不同者,必须有所弃取,别为按语以附于后。此外,自考异以下间有所见者亦同。

以上十种,非必各章皆备,无则缺之。

一、研究《论语》之法,汉儒与宋儒不同。汉儒所重者,名物之训诂,文字之异同。宋儒则否,一以大义微言为主。惜程朱一派好排斥异己,且专宣传孔氏所不言之理学,故所得殊希。陆王派虽无此病,然援儒入墨,其末流入于狂禅,亦非正轨。故《论语》一书,其中未发之覆正多。是书职责,在每章列举各家之说,不分门户,期于求一正当解释,以待后来学者,藉此以发明圣人立言之旨。

一、朱子《集注》,元明以来以之取士,几于人人习之。清初汉学再兴,始有异议者。誉之者尊为圣经贤传,一字无敢踰越;诋之者置之源不议不论之列。如王闿运所著之《论语训》,汉、魏、六朝诸家之说备列无遗,独于朱《注》一字不及,汉宋门户,隐若划一鸿沟。黄式三《论语后案》始以《集解》、《集注》并列,然其旨仍在袒汉学。实则《集注》虽考证稍疏,然字斟句酌,亦非无一长可取,不能概行抹杀。是书先列《集解》,为汉学所宗;次《集注》,为宋学所本;中间增“唐以前古注”一门,搜罗汉、魏、六朝及唐人《论语》著述,片言只字,必一一搜剔,不使遗漏,庶几已佚之书,赖以不堕。其近人著述,有罕见之本,或篇帙无多,恐其日久失传,往往全部收入,亦本斯旨。

一、《论语》一书,言训诂者则攻宋儒,言义理者则攻汉学。平心论之,汉儒学有师承,言皆有本,自非宋儒师心自用者所及。《集注》为朱子一生精力所注,其精细亦断非汉儒所及。盖义理而不本于训诂,则谬说流传,贻误后学;训诂而不求之义理,则书自书,我自我,与不读同。二者各有所长,不宜偏废。是书意在诂经,惟求其是,不分宗派,茍有心得,概与采录。

一、全书共百余万言,所采书目均一一列表备查。其未见原书者,必注明出处。其有引出某书而某书实无其文者,则仍以原书著录,以便寻检。此外六朝已佚古藉,或虽为近人著作而为罕见之本者,则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别为简明提要以附于后。

一、所采之书,以四库著录及列入正、续《皇清经解》为限。其四库未收、及宋儒一派之著述未采入《皇清经解》者,则择其尤纯正而有心得者。其专为举业而设,类似高头讲章,如《四书本义汇参》,及一切庸恶陋劣如《四书大全》之类,概不采录。

一、语录仿自禅宗,释子不读书,出语恒多俚俗。宋儒学既近禅,并形式上亦必力求其似,殊为无取。兹篇除朱子《或问》及《语类》外,其它语录中虽有关于《论语》之研究,以其出言鄙倍,概不采录。

一、宋以后诸儒往往于札记中考据《论语》如《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之类无虑数十种,其中不乏可采之处,虽非专著,亦在兼采之列。

一、宋儒理学为儒、释、道混合之一种哲学,本可成一家言,但必以为直接孔孟心传道统,则余未敢信。一部《论语》中,何尝有一个“理”字?而《集注》释天为卽理也,释天道为天理;又遇《论语》凡有“斯”字或“之”字,悉以“理”字填实之。皆不免强人就我,圣人胸中何尝有此种理障耶?朱子尝云:“圣贤议论,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然《集注》释“子在川上”,释曾点言志,仍不免过高之病。以此立说著书,未尝不可,但非解经正轨,读者当分别观之。

一、清初戴东原、毛西河诸家喜攻朱《注》考证之失,殊不知朱子尝与人言:“读书玩理外,考证别是一种功夫,某向来不曾做。”朱子博极群书,并非力不能为。而其言如此,盖当时风气不尚考证。以古人不经意之事,而蹈隙乘瑕攻之,不过以其名高耳,然犹曰:“是汉学家言也”。至颜、李同为理学而亦攻朱,则更无谓。盖汉儒恪守家法,笃信师说,从未敢轻詈古人。至更易经传,推翻旧说,其风固自宋人开之。《集注》至以樊迟为粗鄙近利以子夏、子游为语有流弊,敢于詈及先贤,更不足为训。以朱子之贤,犹有此失。是书力矫此弊,凡意气诟争之语、门户标榜之词,概不采录。

一、《集注》喜贬抑圣门,为全书最大污点,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毛西河《圣门释非录》论之详矣。是书凡攻朱之语,例不采录,然对此不能不设例外。昔阮嗣宗口不谈人过,人称其盛德。何况对于古人。子贡方人,孔子以为不瑕。故古来丛谤之深,无如朱子者,虽系无心之过,究属嗔心过重,录之所以示戒也。

一、宋儒以禅理诂经,好之者喜其直截痛快,恶之者又目其为阳儒阴释。考朱子《答孙敬甫书》“少时喜读禅学文字”,又《与张侍郎书》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欲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接引从来学者。”是宋儒固不自讳。窃以为孔子之道至大,无所不包,不特释而已,卽道家亦有与之同者,如《无为而治》一章是也。魏、晋诸儒喜以道家言诂经,茍有一得,未尝不可兼收并蓄。盖孔子之言有与释家同者,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佛家之破除二执,有何区别耶?其与之异者,则不必强为附会。陆、王一派末流如罗念庵、陈白沙辈,几于无语不禅,亦是一病。是篇于末流狂禅一派牵强附会之语,概不采录。

一、孔子之言,俟诸百世而不惑,所以为至圣,不必后人代为辩护周旋。《集注》于“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则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下引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而户晓也。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殊不知圣人之言绝无流弊,观于今日欧洲之国会民主政治,此二章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洵万古不易之至言也,何所用其回护耶!自欧化东渐,不特疑圣,且有诬圣以为名高者矣。是书采录断自清代,凡现代名人之著述,除纯粹解经者外,其它中西合参、新旧融会之作,值此是非淆乱、靡所折衷去取之间,惧多私见,故虽有佳篇,概从割爱,恕不采录。补遗之责,期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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