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夙惠》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据《三国志·魏志·何晏传》，何晏的祖父是东汉灵帝时掌握朝政的大将军何进，因诛灭宦官的策划泄露，何进为宦官所杀。何晏的父亲何咸死后，其母尹氏成为曹操的夫人，因而他是在曹操身边长大的。此外，《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何晏别传》也说：“何晏小时养魏宫，七八岁时便慧心大悟，众无愚智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综合这两条记载，所反映的应该是，首先，何晏自幼即“明惠若神”“慧心大悟”，这种惊人的聪明，当然来自天赋。如果说，仅由于“明惠”“慧心”，何晏即得到曹操的“奇爱”“欲以为子”，看来这个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单。上引《何晏别传》说，当曹操读兵书“有所未解”之时，何晏可以为之“分散所疑，无不冰释”。这个事例说明，除过人聪明之外，何晏还应该自幼即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而且明悟慧解。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因而在曹操身边为之“分散所疑”的，不可能仅限于兵书。何晏的著作传世不多，《文选》卷一一《景福殿赋》，即可以说明他的博学和卓识。何晏为什么得曹操的“奇爱”，原因也应该在这里。其次，上引《世说新语》说，当得到曹操“奇爱”并“欲以为子”之后，何晏即“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们问其故，他的回答是“何氏之庐也”。与此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太平御览》卷三九三所引《何晏别传》：“（何）晏小时，魏武（曹操）雅奇之，欲以为子。每挟将游观，令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于是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据《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从何晏来说，幼时在魏宫之内，即自处于“画地令方”的“何氏之庐”，也不愿与曹操诸子“长幼相次”，理由是“礼，异族不相贯”，也即是上引《曲礼》所说的“定亲疏”“别同异”。不但如此，拒绝曹操的收养，自处于“何氏之庐”，对何晏来说，所显示的更是儒家的“孝行”。由于其父名“咸”，在所撰集的《论语集解》中，凡引用前此为《论语》作注的包咸之说时，以“咸”字属于父讳，何晏都仅称为“包氏”，同时他还为《孝经》作过注。所有这些，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何晏思想的主流属于儒家。
《晋书·郑冲传》说：“初，（郑）冲与孙邕、曹羲、荀、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妥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这就是后来列入《十三经注疏》的何晏《论语集解》十卷。此书尽管题为“何晏集解”，实际是集体编纂，曹爽亲弟与何晏关系密切的曹羲也是编纂者之一。除他们二人外，郑冲、荀则是司马懿父子的“腹心”。泰始三年，晋武帝下诏说：“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隽，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在这些参与“克定大业”的“英隽”中，便有“太傅寿光公郑冲”和“太尉临淮公荀”，他们都是司马氏“与之断金”的“腹心”（《晋书·郑冲传》）。《论语集解》的参与者，曹羲是执政的大将军曹爽的亲弟，皇族的近支，郑冲、荀是司马懿父子的“腹心”，何晏则是“驸马都尉、关内侯”，他虽自外于曹氏，但由于得到“奇爱”，曹操仍将金乡公主许配，使之成为自己的女婿。集体编纂《论语集解》这种著作，编纂者之间必然志趣相同，思想一致，同时应该具有相当深厚的友谊。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曹氏与司马氏剧烈斗争之际，按理说，何晏应该属于曹氏集团，但他并不完全党于曹氏，参与《论语集解》的，即有司马氏的“腹心”郑冲和荀。而且就思想而论，他是儒家，也与儒学世家的司马氏一致。
除《论语集解》外，何晏还有一部历来被忽视的著作——《孝经注》。《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孝经》一卷。王肃解。梁有魏散骑常侍苏林、吏部尚书何晏、光禄大夫刘劭、孙氏等注《孝经》一卷，亡”。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有王肃、苏林、何晏、刘劭等人的《孝经注》。唐代刘知几《上〈孝经注〉议》说：“王肃《孝经传》有司马宣王（司马懿）之奏，并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王）肃说为最长。”（《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又见《文苑英华》卷七六六、《全唐文》卷二七四《孝经老子注易传议》）这条记载十分重要。所谓“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当然包括何晏的《孝经注》在内。据《经典释文·叙录》，何晏其时的结衔是“魏吏部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说明《孝经注》应撰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任吏部尚书之时。再据上引刘知几《上〈孝经注〉议》，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注述《孝经》，出于司马懿“奏”，所谓“奉诏”奉的是齐王曹芳的诏书，因而何晏等人为《孝经》作注的时间，应该在司马懿称病不预政事之前，亦即在正始八年之前。《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世语》说：“（王肃之女）适司马文王（司马昭），即文明皇后，生晋武帝、齐献王攸。”王肃是其时大儒，《论语集解》所集“诸家善说”即有“太常王肃”的“义说”，同时他又是司马懿的儿女姻亲，关系至为密切，包括何晏在内的诸家《孝经注》，“以（王）肃说最长”，这是必然的。参与为《孝经》作注的，除何晏、王肃外，苏林是“魏散骑常侍”，刘劭是“魏光禄勋”（《经典释文·叙录》），都是当时的著名人士。
从两汉以来，统治者是以儒家思想的“孝”治天下的，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特别受到重视。《后汉书·苟爽传》说：“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荀）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曰：‘臣闻之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同书《樊准传》说：“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同书《儒林传》也说：“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说明当时统治者对《孝经》的重视。《世说新语·任诞》说：“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司马昭）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据《晋书·郑冲传》，何曾也是司马懿父子“与之断金”的“腹心”；据《何曾传》，他又是其时的“至孝”，被誉为“古称曾（曾参）、闵（闵子骞），今称荀（荀）、何（何曾）”。说明司马懿父子同样是以“孝”治天下的。
这里有必要回到何晏为什么参与编纂《论语集解》以及注释《孝经》的问题。如上所说，参与《论语集解》的人士中，郑冲、荀是司马懿父子的“腹心”，即是说，何晏既与曹爽的亲弟曹羲，同时又与郑冲、荀交友。至于《孝经注》则更为突出，因为“注述《孝经》”出于司马懿的直接奏请，而在司马懿心目中，何晏也是理想的注释这部儒家经典的“诸儒”之一。如前所说，何晏不愿作曹操的义子，自处于“何氏之庐”，并在《论语集解》中征引包咸之说时，为讳其父“何咸”之名，称“包咸”为“包氏”，这类遵守儒家准则的孝行，显然符合司马懿父子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说明司马懿选择何晏注述《孝经》，完全不是偶然的。因而，何晏不但与司马懿具有共通的儒家思想，而且应该在司马懿心目中占有足够的重要地位。
《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说：“（正始八年）秋七月，尚书何晏奏曰：‘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暗主不知损益，斥远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远，便辟亵狎，乱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积以然，故圣贤谆谆以为至虑。舜戒禹曰：“邻哉，邻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可自今以后，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这就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以为何晏“有大儒之风”的“奏言”（《何晏论》，《潜研堂文集》卷二）。所谓“舜戒禹曰：‘邻哉，邻哉！’”见《尚书·皋陶谟》的“臣哉邻哉，邻哉臣哉！”所谓“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见《尚书·洛诰》的“孺子其朋，孺子其朋！”至于所谓“《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则见于《尚书·吕刑》。世所习知，所谓“放郑声”“远佞人”，系《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答颜渊的话。钱大昕认为何晏“有大儒之风”，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论断。
附：何晏与“玄学”
何晏思想的主流是儒家，同时也有其非主流的一面，即宗奉《老子》一书的道家思想，成为“玄学”的创始人。关于何晏《老子》注，见于《世说新语·文学》的凡二条，其一说：“何平叔（何晏）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说：“（王）弼论‘道’约美不如（何）晏，自然出拔过之。”其二说：“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注引《文章叙录》说：“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何）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
何晏《道德论》今佚，《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类著录有“梁有《老子道德论》二卷，何晏撰”。其时已“亡”，但《旧唐书》子部道家类仍有著录，则唐时尚有存者。《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为：“何晏《讲疏》四卷，又《道德问》二卷。”《道德问》或即《道德论》。所谓“道德二论”即《道论》和《德论》，故此后著录为二卷。《列子·天瑞》张湛注引“何晏《道论》”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向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之以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规之以员。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同书《仲尼》张湛注又引有“何晏《无名论》”，论“有名”“无名”的关系。《晋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这个意见不完全是何晏的，也包括王弼在内，所讨论的同样是“无”。即是说，何晏尊奉的仅是《老》，没有兼及《庄》，《老》《庄》并列是以后玄学家们提出来的。
汤用彤先生《魏晋思想的发展》一文中说过：“三国以来的学者，在‘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前提下，虽然一致推崇‘自然’，但是对于‘名教’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此刻不妨把一派称作‘温和派’，另一派名为‘激烈派’。前者虽不怎样特别看重‘名教’，但也并不公开主张废弃‘礼法’，如王弼、何晏等人可为代表。他们本出于礼教家庭，早读儒书，所推崇而且常研习的经典是《周易》《老子》，后派则彻底反对‘名教’，思想比较显著浪漫的色彩，完全表现一种《庄子》学的精神，其立言、行事像阮籍、嵇康等人可为好例。”（《魏晋玄学论稿》，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如果仅从“玄学”立论，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