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呈现出的状态中，愧疚感似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会大量公开表达出这种感觉，而另外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却更具伪装性，但是仍然能从他们的举止、态度、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显现出来。首先，我会以概括的方式对愧疚感的各种表现形式做一个总结性的描述。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通常以自己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来解读自己的悲惨遭遇。这种感觉可能相当模糊，极不确定。或者这种想法依附于社会禁忌类的想法和活动中，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自己的亲人死去。这种人稍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产生愧疚感。如果有人想来看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个人是为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来指责自己的。如果朋友很长一段时间不来看望自己或者不给自己写信，他又会想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他们。如果任何事情出现了错误，他都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过错。即使明显是其他人犯错，很明显地错怪了他，他仍然会为此责备自己。发生任何利益冲突或者争执，他都会倾向于盲目地认为别人是对的。
在这些潜在的、随时会浮现出的愧疚感和那些在抑郁情境中的、无意识的愧疚感之间只有一条波动不定的界限。那些被认为是无意识的愧疚感在沮丧的条件下显得格外明显，它们通常采用一种很荒诞或者至少很夸张的自我指责方式。同样，神经官能症患者一直在持续地努力证明给自己和其他人这些是正当合理的，尤其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战略价值没有被认可时，这些被搁置的游离的愧疚感就被发现了。
神经官能症患者害怕别人反感自己的恐惧，害怕被别人揭穿的恐惧进一步表明了模糊的愧疚感的存在。在他们与医生间的讨论中，他可以表现出自己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就像罪犯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因此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很难进行配合。他会把医生的每一种解释都当作是一种责备。例如，当医生告诉他在某种防御性态度背后都会隐藏着一种潜在的焦虑时，他会回答“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如果医生解释说，他因害怕遭受拒绝而不敢接近他人，他会接受这种指责，然后解释说，这样做只是想让日子过得更轻松一点而已。对于完美的强迫性追求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躲避别人的拒绝。
最后，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利事件，例如丢失了一大笔财富或者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神经官能症患者反而会感到彻底的放松，甚至一些神经质症状都会消除。对这一反应的观察，以及神经官能症患者有时似乎想要安排或引发不利事件发生的这一事实，会让人们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他们内心的愧疚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为了摆脱这种折磨宁可接受惩罚。
因此，我们面前就好像有大量的证据，不仅证明了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存在着格外敏感的愧疚感，同时这种愧疚感也会对人格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尽管存在明确的证据，人们还是会问，神经官能症患者有意识的愧疚感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无意识的愧疚感所表现的症状会不会还有其他的解释？有很多理由会导致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
愧疚感同自卑感一样，并不是一无是处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远不是急切地想要摆脱它们。事实上，他坚持着自己的愧疚感，并且顽强地抵抗着能够消除这些痛苦的尝试。这一态度本身就足以表明在他对愧疚感执著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重要作用的倾向，就像自卑感一样。
我们仍需将另外一个因素牢记在心。要真诚地表达悔意或者为某件事情感到羞耻是痛苦的，更令人痛苦的是明知道这些却还要向其他人表达这种感受。事实上，神经官能症患者理应比正常人更害怕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会遭到别人的拒绝。而在表达我们所谓的愧疚感时，他们会表达得无比轻松和爽快。
而且，那些通常被称为神经官能症患者潜在愧疚感的自责，会通过明显的非理性因素表现出来，不仅在他特殊的自我谴责中，而且也存在于他认为自己不值得得到任何仁慈、赞赏和成功的模糊感觉中。他可能会走向非理性的任何极端——从巨大的夸张到纯粹的幻想。
另外一种因素表明，即使神经官能症患者会自我谴责，却并不一定有真正的愧疚感。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潜意识里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一文不值的。即使在他看上去被愧疚感吞没的时候，当其他人对这种谴责信以为真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愤怒。
后面这种现象引出最后一种因素。弗洛伊德在讨论精神抑郁症患者的自我谴责时指出：神经官能症患者矛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展现出愧疚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随之而来的羞耻感。(1)他在宣布自己一文不值的同时，又强烈地要求别人的关心体贴和赞赏，并且还会明显地表现出自己不愿意接受丝毫的批评。这种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女人对报纸上报道的每一桩罪行都会觉得莫名愧疚，甚至每个家庭成员的逝世她都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但是当她的姐姐温柔地责备她总是索要太多的体贴时，她却怒不可遏，竟当场晕倒在地。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是一直显而易见的，它更多隐藏在表面之下。神经官能症患者会错误地认为自我谴责的态度是一种正常的自我批评态度。他对批评的敏感性可能通过一种信念来掩盖，即如果批评是以一种友好的或者建设性的方式提出的，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但是这种信念仅仅是一种掩饰，和事实本身是相矛盾的。即使是很友善的建议也可能导致他的勃然大怒，暗示批评的任何建议都是在指责他不够完美。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和检验愧疚感的真实性，就会发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内疚的感情其实要么是焦虑的表达形式，要么是对抗焦虑的表达形式。在一定范围内，这一点是适用于正常个体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恐惧上帝比恐惧人要更高尚一些，或者用非宗教的表现形式来说就是出于良心不去做某事，而不是因为害怕被抓而不去做某事。许多丈夫声称自己忠于家庭是因为他的良知，但实际上是因为他非常惧怕自己的老婆。由于神经中积攒了大量的焦虑，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比起正常人更倾向于用愧疚感来掩盖焦虑。和正常人不同，他不仅恐惧即将发生的后果，而且还预先想象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的某些后果会发生。这些预先想象的性质伴随着情景的不同而不同。他可能对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抛弃有着夸张的想象，或者他的恐惧本身就是完全模糊的。但是不管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他的这些恐惧都集中在相同的点上，可以大致表述为对反对的恐惧，或者如果对反对的恐惧已经形成一种信念，就可以称之为害怕被发现的恐惧。
神经官能症患者怕遭到反感的恐惧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不管表面上多么肯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意见，实际上却非常害怕或者超级敏感会被人反对、被批评、被指责和被人发现。正如我所说的，这种怕遭到反感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暗示了潜在的内疚心理。换句话说，它被认为是这类感情所造成的结果。而批判性的观察使这一结论变得可疑。在精神分析中，病人会经常发现谈论某一特定经验或者想法——例如关于死亡的愿望、手淫、乱伦的愿望——是极其困难的，由于他很愧疚，或者更好地表达为他认为自己很罪过。当他鼓足勇气来谈论这些话题时，发现自己并没有遭到反感，“愧疚感”就会消失。由于焦虑的缘故，他比其他人更依赖大众的看法，因此天真地把公众意见当作自己的想法。然而，对于怕遭到反感的敏感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当他谈论那些会给他带来内疚的经历时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内疚。这种观察暗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愧疚感本身并不是造成害怕遭反感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由于对被人否定的恐惧，在愧疚感的产生及理解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这里我要对它的内涵予以进一步讨论。
对遭人反感的过度恐惧可能会盲目地延伸至所有人，或者仅仅延伸到自己的朋友身上——尽管通常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能清楚地分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开始这种恐惧仅仅涉及外部世界，或多或少总会和他人的反对有关，但是这种恐惧也会内化。内化现象发生得越多，来自外界的反对与自身的反对相比就越显得不重要。
对遭人反感的恐惧会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候表现为害怕得罪别人。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别人的邀请，不敢与他人持不同意见，不敢表达任何愿望，不能遵守既定的标准，唯恐以任何方式标新立异、引人注目。这一恐惧也可能表现为害怕别人了解自己，即使当他觉得自己被别人喜欢时，也害怕被别人完全了解之后就被抛弃了，所以想逃避。他可能极度不情愿别人了解自己的隐私，或者当别人问起有关自己无关痛痒的问题时表现出过度的愤怒。因为他觉得这样的问题就是想刺探自己的隐私。
遭人反感的恐惧对医生来说让分析过程变得比较困难，对病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突出因素之一。尽管每个人的分析过程都不尽相同，但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点就是，尽管希望能得到医生的帮助，尽管能实现双方的理解，但是在某一时刻必须反抗医生这个最危险的入侵者。正是这种恐惧让病人觉得自己是面临审判的罪犯，和罪犯一样，他们会暗暗下定决心，否认一切事实，并设法将医生引入歧途。
这种态度可能表现为自己被迫在梦中忏悔，而这种忏悔让他无比烦恼。我的一个病人，在某一时刻我们差一点就揭露了他压抑的某种倾向，他做了一个在这一方面有重要意义的白日梦。他幻想自己看到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时不时去一个梦一般的小岛上寻求庇护，接着男孩成为某个团体的成员，在这个团体中法律严格禁止任何人暴露这个小岛的存在，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都将被处以死刑。男孩爱着的一个人，以一种伪装的形式代表着精神分析医生，偶然发现了这个小岛。按照法律他本应该被处死，但只要男孩发誓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小岛，这个入侵者就能够得救。这是冲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从头到尾医生都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存在着，这种冲突反映了病人既喜欢又仇恨精神分析医生的矛盾心理，因为医生想要入侵到神经官能症患者隐藏的想法和感情中，所以在神经官能症患者心中产生了守住秘密与做出必要放弃之间的矛盾冲突。
如果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不是来源于愧疚感，那么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神经官能症患者会这么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秘密和被别人反感呢？
这种对反感恐惧的主要原因，就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展现给世界和展现给自己的假象(2)间的巨大差距以及隐藏在假象背后的种种抑制倾向。由于不能做到与自己的内心相一致，他经受了超乎想象的苦难，他必须始终坚持所有借口，并且要不遗余力地为这些借口进行辩护，因为那是保护他不受潜在焦虑威胁的屏障。如果我们能识别出不得不隐藏在被拒绝的恐惧之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些“愧疚感”的消失并不能让他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事实上，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加以改变。简单地说，在他的整个人格或者整个人格中病态的那一部分存在着不忠诚，而这种不忠诚就是造成他对被拒绝的恐惧的由来，他害怕自己的不忠诚被发觉。
至于这些秘密的特殊内容，首先他想要隐藏的，就是人们一般用进攻性这一术语所涵盖的真相的总和，这一术语不仅包括他自身反应性的敌意，愤怒、复仇、嫉妒、想要羞辱他人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愿望，还包括他想从别人身上获得隐秘的需求。由于我之前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这部分内容，所以在这里只需要简要概括一下。他不想过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不想为了实现自己想要的愿望而做出努力；相反，他的内心深处坚持要寄生在别人的生命里，不管是以支配、剥削或者利用感情的方式，例如“爱”或者顺从。一旦别人接触到他的敌对反应或者需求，他就会产生焦虑，并不是因为他感觉到焦虑，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获得需要的支持的机会受到了极大威胁。
其次，他想要隐藏自己的内心是多么脆弱、缺乏安全感和无助。自己不能肯定自己，自己心中有很多焦虑。出于这个原因，他会建立起自己是强大的假象。他对安全感的追求越是集中在支配作用上，内心的骄傲感越会和强大相关联，从而更加彻底地鄙视自己。他不仅能感觉到软弱的危险，而且他会认为软弱是件可耻的事情，不仅在自己身上这样，在别人身上也是这样。他将任何能力不足都视为软弱的表现，不管这种能力不足是关于在家做主的问题、自己独立克服困难的问题、需要接受别人帮助的问题，还是不能摆脱焦虑的问题。由于他从根本上鄙视自己的软弱，并且会情不自禁地认为别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弱点也会鄙视自己，他开始不顾一切地隐藏所有的弱点，并且还一直担心别人迟早会发现它们，因此产生了持续的焦虑。
愧疚感和随之而来的自我谴责不仅是结果，也是造成担心被反感的原因，而且它们还是能够对抗恐惧的一种防御措施。它们实现了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的双重目的。对于后一目标的实现，要么它们将注意力从被掩盖的真相中转移开，要么通过极其夸张的手法让它们看起来不够真实。
我将要举两个例子，或许有助于说明很多类似的情形。一天，一个病人痛苦地谴责自己忘恩负义，自己是医生的负担，对于医生只收一点点费用就为自己治疗的事实没有表达足够的感激。但是当治疗结束时，在本应该结款的当天，他发现自己没有带钱。这其实只是他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一切的诸多证据中的一个。他那慷慨而泛泛而谈的自我谴责就起到了掩盖具体问题的作用。
一位成熟且明智的女性因自己像小孩子一样乱发脾气而感到内心愧疚。尽管理智上她知道这些都是由于自己父母的无理取闹引起的，同时她也意识到任何人犯错都要受到责备，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父母；然而在这一点上她的愧疚感还是非常强烈的，就连与男朋友的感情破裂也归结为对自己的惩罚，因为自己对父母心怀敌意。通过谴责自己对父母的冒犯，掩饰她在做这些事情时缺乏的应有的能力。她掩盖了实际发生作用的因素，例如她本身对男人就怀有敌意，因为害怕被人拒绝，所以预先像蜗牛一样退到自己的保护壳内。
自我谴责作用不仅保护了自己不受被拒绝的恐惧影响，相反还激起了消除之前言论的行为，从而得到了正面的安全感。甚至当没有外人参与的时候，它会通过增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尊心来得到安全感，因为自我谴责意味着他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所以他会责备那些自己犯下的被其他人忽视的错误，最终让他觉得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另外，自我谴责还给他带来了一些安慰，因为它们很少涉及对自己不满意的真正问题，因此实际上为自己留下一条隐蔽的活路，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自我谴责倾向的功能时，我必须先讨论一下避免遭到他人反感的其他手段。一种与自我谴责截然相反却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防御措施，通过总是保持正确或者十全十美的姿态，不给任何批判留出空间来实现先发制人的目的。在这种防御下做出的行为，甚至是明显错误的行为，都会被机智地诡辩为合乎情理的事情，就像一个聪明绝世、巧舌如簧的律师一样。这样的态度可能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即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最琐碎的细节上都一定要做到完全正确。例如，在天气变化问题上要保持一贯的正确性。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在任何细节上出现错误都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危险。通常这种类型的人不能忍受一丝一毫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容忍一点点情感偏好上的不同，因为在他的想法中，一点不同的意见都等于对自己的批判。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伪适应”。这种情况会发生在这样的人身上，尽管身患严重神经官能症，却设法在自己眼中，或者有时在其他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样子并假装很能适应环境。人们可以毫不出错地预测出，在这种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存在着害怕被发现和害怕被反感的巨大恐惧。
神经官能症患者保护自己免于遭受反感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借助无知、病态或者无助来寻求庇护。在这方面，我遇到过一个很明显的病例，我在德国的时候治疗过一个法国小女孩，这是我所提到过的被怀疑是低能儿而送到我这里接受治疗的几个女孩之一。在最初几周的分析治疗中，我也确实怀疑自己对她智力能力的判断，她看起来完全不明白我和她说的一切，尽管她的德语非常好，我尝试着用更加浅显的语言来讲同样的事情，但是徒劳无功。最后有两件事让我豁然开朗。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办公室就像一个监狱，或者像给她做体检的医生的办公室。这两种想法都暴露了她因害怕被发现而产生的焦虑。后一个梦是因为她非常害怕任何形式的身体检查。另外一个揭示事情本质的事件是她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某一次她忘记了出示自己的护照，而按照法律规定理应出示护照来证明身份。当她最后去见政府官员的时候，假装自己听不懂德语，希望用这种方式逃脱惩罚——她笑着和我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意识到出于同样的动机，她对我使用了同样的伎俩。从此以后，她开始证明自己是个多么聪明的姑娘，一直用无知和愚蠢当挡箭牌来逃避别人对她的指责和惩罚。
原则上，任何感觉自己是或者表现出行为举止不负责任、不被人信任的顽童都会采用同样的策略。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再幼稚，他们也会拒绝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感觉。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可以观察到这一态度的作用，病人们在即将面临承认自身攻击性的倾向时，会突然感到无助，行为举止像个小孩，只渴望得到保护和爱。或者他们会有这样的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很渺小无助，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或者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在特定的情景中，如果不能有效应用无助来达到逃避的目的，则可以用生病来达到这一目的。众所周知，生病会成为逃避困难的一种途径。然而与此同时，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生病还是一道屏障，让他们避免意识到恐惧，让他们面对本应解决的困境时全身而退。例如，一个和上司不能处好关系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会通过发作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保护。在这种时候，他让自己变得无能为力，目的是让自己显得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可以说，这是要找到一种借口，以此来避免意识到自己的怯懦。(3)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种用来免除自身遭受任何形式反感的防御措施就是受害感。神经官能症患者通过感觉自己被人利用来避开因想要利用他人而遭到的责备；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忽视，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的占有欲；通过感觉其他人没有办法很好地帮助自己，就避免了让其他人意识到自己有打败他们的倾向。他们会频繁地并且持续感觉自己遭受了迫害，因为实际上这是最有效的防御方式。这不仅能让神经官能症患者免于自责，同时还能成功地将责难转移到别人身上。
现在回到自我谴责的态度上，这一态度除了能够保护神经官能症患者免受被人反感的恐惧和正面获得安全感之外，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让神经官能症患者看不出要做出任何改变的必要性，而实际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做出改变。对于每个人来说，让已经定型的人格做出任何改变都是极其困难的。而这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不仅因为他很难认识到有做出改变的必要性，还因为焦虑使他性格中的很多部分变得不可或缺。做出改变之后所带来的情景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被吓退回来。逃避这种认识的方式之一就是暗自认为通过自我谴责他能够“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后悔自己做了某件情，因而想要改变引起这种失败的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罪恶感中。如果他让自己沉浸在罪恶感中，就表明他在改变自己的这件艰巨任务上退缩了，确实，单纯的自责比做出改变容易多了。
顺便提一句，神经官能症患者蒙蔽自己不能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将现有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想要这样做的病人在获得心理学知识后，对自己的认识会得到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是止步不前的。理智化的态度就变成了一种手段，保护他们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经验，从而避免了自己需要做出的任何改变。就好像他们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瞧，这多么有趣！”
自我谴责的态度同样可以避免因指责他人而造成危险。因为自己承担罪恶看上去是一种更保险的方式，因此这就强化了神经官能症患者指责自己的倾向。对此，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通常来说，这样的抑制作用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一个孩子生长在让他产生恐惧、憎恨、限制其自尊心发展的环境下，会让他对周围的事物产生深深的怨恨。然而，他们无法谴责，除非他感到自己深受威胁，否则他都不敢在自己的意识中觉察到这些不满。部分原因是害怕会遭受惩罚，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他担心自己会失去想要得到的那份爱。这些微小的举动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坚实基础，因为创造出这样生存环境的父母本身就因其自身的病态敏感不能接受任何批判。然而，认为父母的决定是万无一失的态度随处可见，它在本质上来源于文化因素。(4)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权威力量的基础上，而这种权威依赖于子女们的遵从。在很多情况下，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靠仁慈来维系，父母们也没有必要强调自己的权威力量。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着，多少都会对家庭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是主要影响。
当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批判就要被禁止了，因为批判本身会逐渐削弱权威的力量。这种禁止可能是公开的，并对违反者施行惩罚，或者会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禁令被心照不宣地施加在道德的层面上。出于父母的个人敏感性，对孩子的批评会减少，同样出于这样的事实，父母被文化的态度所劝服，认为批判父母是不孝的，并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那么胆小的孩子会表达自己的反感，但回过头来会感到愧疚。一些胆子更小一点的孩子甚至不敢表现出任何憎恨，渐渐地不敢冒险地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可能有错。然而，他会觉得一定有人错了，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自己的父母总是对的，那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不用说，这并不是一种理智化的过程而是一种情感过程，它不取决于人们的思考，而是取决于恐惧。
通过这种方式，孩子开始感到内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养成了一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权衡利弊、全面客观地思考问题。他对自己的责备会导致他产生自卑而不是内疚。这两者之间只有变动的区别而没有明确固定的区分，完全取决于周围环境或明或暗的道德要求。一个女孩总是屈服于姐姐之下，出于恐惧一直忍受着不公正的对待，想要控诉却感到如鲠在喉，她可能会对自己说不平等的对待是正当的，因为自己就是比姐姐差劲一些（比如没她漂亮、没她聪明）。或者她会觉得这是正当的，因为自己就是个坏女孩。然而，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错怪了，都觉得罪过在自己身上。
这种类型的反应并不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没有在头脑中根植太深，还是会发生改变的，如果孩子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或者进入他生活中的人们都欣赏他，在情感上支持他，他都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的改变并没有发生，那么他会将对他人的指责转化成对自己的指责，并且只会随着时间的累积变得越来越强烈。同时对世界的憎恨会从不同的来源不断地累积，由于越来越害怕会被人发现，越来越害怕别人会像自己一样敏感，表达憎恨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
但是发现一种态度的历史渊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发展变化的角度，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态度。神经官能症患者之所以极其难以批判和指责他人，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成人性格中存在着几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首先，这种能力不足就是他缺乏自我肯定的表现之一。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不足，有必要将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背景下健康人表达指责时的感受和方式进行比较。或者更常见的是，拿它和正常人感受和表达攻击与防御的方式做比较。正常人能够在争论中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或者对于不正当的指责、讽刺和别人的强求进行驳斥，内在地或者外在地对抗不公平待遇，对遭遇欺骗表示抗议。如果他不喜欢一个请求或者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拒绝。他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责难，必要时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故意疏远某人或打发某人。而且，他能够在没有过度情感紧张的情况下进行自我辩护和攻击，并且能够在夸大的自我指责和夸大的攻击性之间采取中庸之道，不会让他产生对整个世界不正当的甚至是狂暴的谴责。为了实现这种令人幸福的中庸之道，必须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之上，而这些条件恰好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或多或少地缺失的：在弥漫的无意识的敌意中能获得相对自由，有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人们缺乏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意识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脆弱感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感觉。那些知道——或者他根本没有经过思考——只要情境需要，就会进行攻击或者防御的人是强者，或者让人感觉是强者；而一个表达出自己不能这样做的事实的人，就是或者让人感觉是一个弱者。我们每个人就像电子钟表一样记录下是出于恐惧还是智慧抑制住了一场争论，是出于软弱还是正义感接受了别人的指责，即使我们能成功地骗过意识中自觉的自我，我们也不可能欺骗内心的自我。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这种软弱的记忆是造成愤怒的永恒的隐秘来源。很多沮丧都开始于人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或者无法表达批判性的意见。
批判和谴责他人更重要的障碍在于它和基本焦虑直接关联。如果认为外界社会是充满敌意的，或者人们对此感到很无助，那么冒着得罪他人的风险所做的事情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鲁莽。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这些危险更具危害性，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感情上，越会害怕自己失去那份爱。得罪他人对于他与对于正常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他对于别人的感情是很脆弱和单薄的，他不觉得别人对他的情感会有多么坚实和稳固。因此他觉得得罪他人就有最终决裂的危险，会被完全地蔑视或者憎恨。除此之外，他有意无意地就会觉得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脆弱，害怕遭到批评。所以在对待他人时，他会以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一样圆滑和小心翼翼。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把他放在一个特别的困境中谴责别人或者被别人谴责，因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心中充满了压抑的憎恨。实际上，任何熟悉神经官能症行为的人都知道，大量的指责有时会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则是以公开的、最具进攻性的方式来表达。因此我敢断言，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批判和指责他人在本质上都具有一种怯懦，所以很值得简要讨论一下表达指责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对别人的责难可能是在绝望的压力之下表现出来的。更具体一点，当神经官能症患者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当他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会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就会表达对别人的指责。例如，他竭尽全力想要表现出仁慈与体贴，却没有收到别人正面的回应或者干脆被拒绝了，这就激起了指责他人的冲动。他的所有谴责都在一件事上爆发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取决于绝望的持久性。他可能将自己对他人的所有不满一次性地强加在别人身上，或者这种谴责可能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他对于自己说的话非常当真，也希望其他人也能把它当回事。然而，内心却暗自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绝望，因此会原谅自己的行为。即使没有绝望存在，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只要这些谴责是关于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意识中非常憎恨的人，或者他并不指望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种真诚的要素也不存在了。
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感觉自己正处在被指责的危险中，或者已经被指责了，他也可能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指责。这时，让他人沮丧的危险与遭他人否定的危险相比，微不足道。他觉得自己正处在紧急关头，要反击，就像动物在遭遇危险时出于本能会拼死一搏一样。当病人们最害怕的事情被揭露了，或者当他们做出了让人反感的事情时，他们会对医生进行狂暴的指责。
和在绝望的压力下做出的指责不同，这种类型的攻击是盲目的。在发泄这些攻击和指责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攻击和指责来自单纯地感觉到需要排除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尽管这里面会顺便包含一些让人感觉很真实的责备，但主要都是比较夸张和浮夸的。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内心深处，他们自己本身就不相信自己，也不期望别人能把自己太当回事，一旦别人认真起来，例如别人很认真地与他争辩，或者说展现出很受伤的迹象时，他会感到特别惊讶。
当我们意识到指责的恐惧是根植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中时，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恐惧的表现方式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表面浮现的画面与真实情况是相矛盾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不能表达合乎情理的批评，尽管他内心中充满了强烈的表达欲望。每次丢点什么东西，他都会觉得是保姆偷拿了。尽管如此，对于保姆每次准备晚饭都不及时，他却不能指责或者直接开除她。他们所能表达的指责往往都有点不切实际，说不到点子上，带有伪装的色彩，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纯属虚构。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会因医生乱扔东西而疯狂地咒骂医生毁了自己，他却不能对医生抽烟的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这些公开表达的指责通常并不足以发泄当前积压的所有怨恨。为了能实现彻底发泄的目的，只能通过间接手段，通过连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身都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表达憎恨的方式。有一些可能完全是漫不经心的，有一些则通过从想指责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责骂自己的保姆，因为她非常鄙视自己的丈夫。或者更常见的是转移到对环境的不满或者埋怨命运的不公。这些安全阀门并不是专门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准备的，对他们来说间接和无意识地利用痛苦这一媒介是表达指责的特殊方法。通过痛苦，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自己表现成活生生的责备工具。妻子因为丈夫晚归而生病比大吵大闹更能有效地表达对他的鄙视，并且还能收获在他人眼中自己是无辜受害者的好处。
通过痛苦表达指责到底有多少成效还取决于引发指责的抑制作用的强烈程度。如果恐惧不是很强烈，那么痛苦就会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并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谴责：“看看，你是怎么把我搞得这么痛苦的。”这其实是谴责得以表达的第三个条件，因为痛苦让谴责看起来很有依据，痛苦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用于获得感情的方式也有紧密的联系。谴责性痛苦同时会作为获得怜悯的乞求，和对已造成的伤害的敲诈。但做出谴责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痛苦就越不外露。这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神经官能症患者根本不会让他正在受苦的事情被人发现。总而言之，我们会发现痛苦的表现有非常大的差异。
由于这一恐惧在各个方面困扰着他，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一直在指责和自我指责中徘徊。其结果之一就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一直处在绝望的不确定中。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批评，是不是错误地衡量了自己。他通过经验明确了或者认识到自己的指责经常没有现实依据，而不过是由自己不理智的反应引起的。这一认识对他来说太难驾驭了，以至于他自己也分不清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从而使他在必要的时候不能持有坚定的立场。
观察者倾向于接受或者将所有这些表现形式解读为极度敏感的愧疚感的表达形式。这并不是说观察者患有神经官能症，却暗示着他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想法和感受都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为了理解文化因素在愧疚感上起到了什么样的决定作用，我们必须考虑种种历史的、文化的、哲学方面的问题，而这将超出本书的主要内容。
对愧疚感的讨论可以简短地概括如下：当神经官能症患者因为某种愧疚的感觉责备自己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问题不应该是“他到底在内疚什么？”而是“这种自我指责态度的作用可能是什么？”其主要的作用就是：表达自己害怕遭人反感，对这种恐惧的抵抗，避免对他人做出指责。
当弗洛伊德与跟随他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都认为愧疚感是一种终极动机时，他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考。弗洛伊德认为愧疚感源于恐惧，因为他认为是恐惧产生了“超我”，而“超我”就是产生愧疚感的原因。同时，他还倾向于认为理智的需求和愧疚感一旦建立就会作为最后的代理人来行使权力。进一步的精神分析表明：即使我们学会了如何在良心与内化的道德标准压力下正确应对愧疚感，但是这些感受背后的动机（尽管只以微弱和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是对结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愧疚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力，那么建立在愧疚感假设基础上的某些分析理论就有必要做出修正，尤其是具有模糊特性的愧疚感，如弗洛伊德尝试性地称之为无意识的愧疚感，才是造成神经官能症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我只简单介绍一下最重要的三个理论：“消极治疗反应”，该观点认为由于无意识的愧疚感，人们宁愿保持生病的状态；(5)超我作为一种心理建设，给自己内心施加惩罚；道德受虐倾向，解释了自我折磨其实就是想要得到惩罚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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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洛伊德：《悲哀与忧郁症》，参见《合集文选》卷四，第152—170页。又见精神分析学家卡尔·亚伯罕：《力比多发展史初探》。
(2) 与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persona）相一致。
(3) 如果这种想法被解读为法兰克·亚历山大在《人类人格的心理分析》中提出的因为对上司有攻击冲动而想要获得惩罚的倾向，那么病人们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医生有效地帮助病人避免了面对这样的事实：他必须肯定自己。可是他不敢这样做，他因自己不敢这样做而生气。医生让病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意识到自己是被支持的，自己是如此高尚，以致会为自己的一点点不足而感到困扰，任何对抗上司的邪恶想法都会引起内心的极大困扰。他们通过承认他们具有这种高道德标准而强化了他们的受虐倾向。
(4) 参看弗洛姆的《权威与家庭》（1936年）。
(5) 参见拙著《消极治疗反应的问题》，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5卷（1936年），第2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