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6日，是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的百岁诞辰。世界各国崇拜泰戈尔的人，早已准备在那一周里，举行盛大的纪念会，编印百年纪念册，热烈地虔诚地庆祝我们这位才华盖世的诗人。

源远流长的印度，它的文化正是多彩多姿，有声有色。一方面有高度的聪明睿智的圣哲，另一方面有目不识丁的文盲。一方面有粉堆玉琢的泰姬陵，另一方面有不蔽风雨的茅楼土屋。一方面有挥金若土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有露宿街头的平民。在历史上，它曾有几度沦于敌人的手里，但是，由于吸收和同化的作用，它仍屹立不动地现着一脉相承的最光荣的文化传统。

当代第一流的政治家尼赫鲁总理说得好：甘地和泰戈尔是他的思想上的父亲。其实，甘地、泰戈尔、尼赫鲁三人，他们是印度的苗裔，同时，也算是时代的骄子。他们的影响已经超过时间空间，而成为世界的瑰宝了。

泰戈尔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化的领域里，他是个诗人、戏剧家、画师、作曲者、音乐家、教育家。当他在世的八十年间，他越活越起劲，做什么像什么。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导师面前，我不禁觉得自己太过渺小，对于他的高深的造诣，优越的成就，实在不敢妄赞一词。

在思想上，泰戈尔一生受佛祖释迦牟尼的影响独深。他说在他的心灵深处，他认为释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他恨不得生在释迦的时代，有机会亲聆释迦的教导。

其实，释迦之所以伟大，全在于他的光风霁月的襟怀，救苦救难的行径。假如释迦生前是个叱咤风云的将相，紧操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大权的帝王，当时也许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使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是时过境迁，什么权威，什么势力，早已烟消云散，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到了。

只因释迦看透人间的权威势力，荣华富贵，只因他倾全力来充实精神上的生活，加强内在的价值，一切的一切，都达到全真、尽美、至善的地位，所以他所发现的真理才会万古常春，千古不朽。

泰戈尔接受释迦的教训，思想上早已打下坚固不拔的基础。本立道生，此后一切言论，所有行动，都是百变不离其宗，他大可随心所欲地发挥他的良知良能了。

在政治上，他是个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国际主义者。为着爱护祖国，他敢把千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爵士的荣衔，拱手奉还英廷，表示他对1919年旁遮普事变的无声的抗议。

但是，他的浓厚的祖国爱，并不妨碍他的天下一家的国际主义。他晚年曾漫游世界各国，足迹到处，老是受广大青年的崇拜。假如他是个单纯的狭窄的国家主义者，恐怕爱护他的人并不会那么热烈了。

在教育上，他主张躬行实践。他要使个人从事全面的发展，以便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但是，我们须知道，他的教育的动机，并非为己，而是利他；并非仇恨，而是互助。他要人类互相友爱、同情、合作。换句话说，他的教育最崇高的宗旨，不但是传道授业、灌输知识，而是使学者能够和环境协调。

普通人的眼光短浅，无论什么事情，都从自己的立场作出发点。他却认为扶掖人家，帮助人家进步，这等于生命的扩大和延长。因此，他的下半生，把全副精神和全部财产寄托于他一手创办的国际大学上边。能说又能行，有理论又有实践，泰戈尔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在处世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从最激烈的革命志士看来，他也许会被认为太容易妥协的中庸主义者，但是，从远处着想，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才是匡时救世的良药。他既不会走极端，又不会走回头路。他绝对不是机会主义者，他只是脚踏实地往前迈进。这种“慢而稳”的办法，比较那些像患疟疾的人一样，忽冷忽热，忽友忽敌的态度，实在更容易让人接受。

孔子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泰戈尔的人道主义发展到淋漓尽致，使他到处都有友人，尤其是同时代的法国的大文豪罗曼·罗兰，可以说是和他不谋而合。他们二人，相尚以道，在交谊上，真是情深骨肉。这种作风，只有单纯的人道主义者才能够做得到。

在诗学上，他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大诗人。论数量，他所写的诗篇，多达28000行，比历史上各国的著名诗人都多。论品质，在他写诗的60年间，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但他的爱好自然，崇尚自由，归真返璞的作风，大可和中国的大诗人陶渊明相伯仲。一般受过诗学熏陶的中国读者，一读他的诗篇，谁都有深切的感觉。

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新诗的作者，受他的影响，比较欧、美、日本的诗人还深。他的意境高超，风格旷达，韵味无穷。此外，他所运用的题材，多是中国的读者最熟悉的题材。他所采取的散文诗的格调，最适合新诗人的作风。因此，我们的诗人很容易和他起了共鸣的作用；同时，他的诗篇也能够深叩我们的心弦。

多年来，我怀抱著述《泰戈尔传》的志愿，尤其是自《尼赫鲁传》出版后，蒙印度友人一再来信鼓励，这更加强我著述印度伟人传记的决心。过去一年间，我仅做准备的工作，把我所能买到借到的有关于泰戈尔的资料，尽量研读、分析。用力既专，热度自然增加，到了发表的热诚再也没有法子抑压下去的时候，便着手写作。

但是，这部传记是不完备的。一来泰戈尔的诗篇，大多数是用他所惯熟的方言——孟加拉文——写出来，我不懂孟加拉文，不能运用许多宝贵的资料，这是个大缺陷。二来泰戈尔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而我是个普通人。以一个普通人来衡量一代巨人的成就，这正合中国的一句古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因此，这本书断定会失败，可以说是毫无疑问。

寥寥三百篇的《诗经》，中国的文人学者费了两千多年工夫，写了汗牛充栋的数量的文章，但是，截至现在止，谁也不敢说他对于《诗经》有关的问题，全部了解，只此一家，并无分号，此后用不着再研究了。

泰戈尔一生从事诗学的研究和写作，他的卷帙的繁重，范围的广泛，远非一部《诗经》所能比拟，因此，谁敢自夸他能够把握泰戈尔的全部著作，我真愿意执弟子礼，拜他为师。

话又说回来，泰戈尔的全集的整理和印行，还有待于世人多年的努力，那么目前我们只好采取“束手无策”的态度，等全集整理和印行之后，才动手研究，岂不是更合理和省事？

起初我也这么想。后来记起古代两个著名书法家的言行，心里不禁又活跃起来。

从前王羲之，费了15年工夫，专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元代的赵孟也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由博返约，执简御繁，这本来是研究学问的一个方法。这方法由王、赵两位实验的成功，更得到具体的证明。

我知道，光凭现时摆在我的书架上的一些书籍，是不能完全了解泰戈尔的。但是，我可以运用王、赵的方法，朝夕赏玩，熟读精思，希望积少成多，做一天，有一天的新收获。

最后，我要感谢印度驻马来亚及新加坡的高级官员，尤其是达尔先生（s. dahr）和马立克先生（g. j. malik），他们经常供给我以必要的资料，使本书能够按时问世。

在中文著作里，本书仅算是一个开端。按照抛砖引玉的通例，等到《泰戈尔全集》及其他有关资料一一出版的时候，本书不是全部要改写补正，便须自动地送到字纸篓里，此外没有第三条路。

连士升　1960年10月8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