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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面前摆着一张硬纸卡，纸卡上画着一个人体的轮廓。人体图是他自己画的，硬纸卡是他发现本国国内绝对不可能寄来后在省会吕克定做的。毛病就出在这种卡片价钱太低，凡是他向国内提出的购物单都要放于政府机关里的多层文件架上等待审核，有一些用品就像细沙子似的从文件架上筛了下去。部里的下层官员谁也没有权力批准六百法郎的开支，但是也没有谁有这样的勇气，敢于为他提出的这一笔琐屑的开销去和上级交涉。现在他每次使用这种卡片时，都为自己笨拙的图画生气。他用手指摸了摸一个病人的后背，在左肩胛骨下面发现一个新的硬块。他把这一病变在人体图上标明，接着又叫下一个病人。如果新医院已经建成、测试皮肤温度的仪器安装了起来，说不定他早已发现这一病灶了。“我干了什么倒没有什么要紧，”他想，“问题是我还要干什么。”对于科林医生来说，这句乐观的话语含有讽刺意味。
他刚到这个地方时，吕克住着一个开小铺的希腊老头儿，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人人都知道这人寡言少语。几年以前他娶了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那个女人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人们都很奇怪，这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相处。希腊人年纪很老，不爱说话，而那个非洲女人又那么无知。有一天这个希腊人看见他铺子里的售货员在货栈里一些咖啡袋子后面正同自己的老婆谈情说爱。他当时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就到银行里把他的存款全部提了出来。他把大部分存款放在一只信封里，写上本地一个孤儿院的地址寄了出去（孤儿院里收容了很多父母都不要的混血儿）。他将剩下的钱带在身边，走到山上法院后面的一家出售旧汽车的店里。他买了一辆最便宜的汽车。汽车又老又破，可能因为这位经理同希腊人是同乡吧，商店的经理真有点儿不好意思卖给他。这辆汽车只能从山上推下来才能发动起火。但希腊老头儿说他不在乎，他一生中唯一梦想的就是能在死前开一次汽车——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叫作他的奇思怪想吧。于是卖汽车的人教他怎样换挡、怎样踩油门，最后在汽车后面跑着推了一程，把汽车发动起来。老头儿开着汽车来到吕克的广场，他经营的商店就在广场上。他一到广场就拼命按喇叭，惹得行人都驻足观看——快七十岁的老头儿第一次学开汽车，真是奇观。在他经过自己的店铺时，他雇用的那个售货员也到门口来看热闹。老头儿开着汽车又绕着广场转了一圈儿——他不能把车停住，因为车在平地一停下来就发动不起来了。他再次转过来的时候，售货员正在店铺门口向他挥手打气。这时只见他把方向盘一扭，脚下一踩油门，汽车一下子从售货员的身上轧过去，闯进店铺里，直撞到收银机上才停住。希腊老头儿这时不慌不忙地下了汽车，对自己惹的这场祸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走进自己的起居间，等着警察光临。售货员并没有死，但是两条腿都被轧断，骨盆也被挤碎，对于女人说来从此以后就是个废物了。没过多久，警察专员走了进来。专员是个年轻人，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案件，希腊人在吕克的身份又比较高。“你干了什么事啦？”专员在走进起居间以后问道。“我干了什么倒没有什么要紧，”老头儿说，“问题是我还要干什么。”话一说完，他就从椅垫下面掏出一支手枪，对准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从发生了这次事件以后，科林医生经常重复希腊老头儿措辞审慎的话，他好像很能从中获得安慰。
他继续喊下一个病人。这一天天气热得出奇，而且非常潮湿。病人不多，个个无精打采。人们从来也无法适应自己当地的气候，医生每次想到这件事都感到很惊奇。非洲人同欧洲人一样怕热，正像他过去认识的一个瑞典人非常不习惯北欧的漫漫寒夜，倒好像这个人是出生在温暖的南方似的。下一个来到医生面前的人躲着医生的目光，不看他的眼睛。他在病历上登记的名字是阿屯申[8]，但是他现在的心思肯定是在另外什么地方。
“又犯了那天夜里的那种病了吗？”医生问。
病人从医生的肩头望过去，好像他非常害怕的一个人正在从医生背后走过来。“是的。”他说。他的两只眼睛非常混浊，布满血丝。他的胸部凹陷，两个肩膀向前耸着，像是在把两页书折起来，不让人看见里面的什么东西。
“很快就会过去的，”医生说，“你要忍着一点儿。”
“我很害怕，”病人用当地的土话说，“夜里请你叫人把我的两手捆起来。”
“有那么严重吗？”
“是的，我担心我的孩子。他就睡在我旁边。”
服用d.d.s.治疗麻风病不是一个简单的疗法。服药后的反应有时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只是神经疼痛，可以叫病人服用可的松；但也有些病人夜里神志混乱，出现癫狂的迹象。这个病人说：“我害怕我会把自己的孩子掐死。”
医生说：“这种现象会过去的。再过一夜，就不会犯了。记住，你一定要挺过来。你会看表吗？”
“我会。”
“我给你一个小座钟，能发光的，夜里你可以看。八点钟开始你就不舒服了；十一点你会觉得很难受。不要挣扎。我们要是把你的手绑起来，你反而会挣扎的。你只要看着钟就行了，但是这以后就开始好转了。三点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点儿难受，但同现在差不多。三点钟过后，就一点儿一点儿地好起来了——癫狂劲儿就慢慢过去了。你只要看着钟、记住我告诉你的话就成了。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愿意。”
“天黑以前我把钟给你送去。”
“我的孩子……”
“别担心你的孩子。我会告诉修女们，叫她们在你夜里犯病的时候看着你的孩子。你只要看着钟就行了。你要是手脚乱动，疯劲儿也就跟着发作。五点钟的时候钟上的铃会响起来。那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睡觉。你的疯劲儿也就过去了，再也不会犯了。”
他尽量想把自己的话说得能叫对方信服，但是他觉得炎热已使他的语调都模糊起来。当病人走后，他感到自己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拽出去，扔掉了。他对药剂师说：“我今天不能再给人看病了。”
“只剩下六个病号了。”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不该感觉天气的炎热？”话是这么说，在他离开诊所——这是人世大战场中一块小小的阵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种逃兵似的羞愧感。
也许正是这种羞愧感把他的脚步引向另一个病人。在经过奎里的住房时，他看到后者正在绘图板上忙碌着。他继续往前走，来到托马斯神父的房间。托马斯神父这一天上午也放了自己的假——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他的学校也同诊所一样不会有几个人来。帕金森坐在屋子里唯一的椅子上，只穿着一条睡裤，裤带系得松松的，像系在一个鸡蛋上。科林医生进来的时候，托马斯神父正在非常兴奋地谈着什么，他说的英文连医生都听得出发音非常奇怪。他听出“奎里”两个字。在屋里两张桌子中间几乎没有站人的地方。
“你看见了，”科林说，“帕金森先生，你并没有死。发点儿烧是死不了人的。”
“他说什么？”帕金森问托马斯神父，“你们说的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真把我烦死了。到现在咱们彼此还语言不通，我真纳闷儿诺曼底人征服英国起了什么作用。”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托马斯神父？你弄清楚了吗？”
“他在打听奎里的事，问了我一大堆问题。”
“为什么打听奎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对我讲他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找奎里谈一谈。”
“那他最好还是乘原班船回去，因为奎里是不会谈什么的。”
“奎里，一点儿也不错，就是奎里，”帕金森说，“他想躲起来，未免太愚蠢了。只要碰到我蒙塔古·帕金森，任何人也甭想躲起来。‘难道我不是每个人愿望的终点吗？’我在引证斯温伯恩[9]的诗句。”
“你对他讲什么了，神父？”
托马斯神父为自己辩解说：“我说的只不过是证实一下莱克尔已经告诉他的那些事。”
“莱克尔告诉他了。这么一说他已经听了一脑袋的瞎话了。”
“迪欧·格拉蒂亚斯的事难道是瞎话吗？新建医院的事难道也是瞎话吗？我只是希望我能把他的事安排在一个正确背景上。”
“什么正确背景？”
“天主教的背景。”托马斯神父说。
托马斯神父的桌上挂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十字架一边摆着一台雷明顿牌的手提式打字机。另一边墙上用皮带挂着一架禄莱福莱相机，像是陪伴耶稣钉死的第二个强盗。科林医生看了一眼桌上打好字的一页纸。他阅读英语要比说英语省力得多。纸上的标题是“大河畔的隐士”。科林医生用谴责的目光望着托马斯神父，“你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吗？”
“他在写奎里的故事。”托马斯神父说。
“他真会胡扯。”
科林又看了看那张打着字的纸。“这是当地人起的名字，他们看到一个初到黑非洲内陆来的陌生人，就叫他‘隐士’。”科林说。
“你是谁？[10]”
“帕金森，”那人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蒙塔古·帕金森。”他有些不高兴地又添加了一句：“这个名字对你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吗？”
科林读了一下标题下面的字：
在河上行驶三周后才到达这一蛮荒地区。最后七天采采蝇和蚊虫把我折磨得不成样子，我被抬上岸时昏迷不醒。在斯坦利曾经用马克沁机枪打出一条血路的地方，现在又在进行着另一场战斗——这次是站在非洲人一方——为了扑灭麻风病的传播……从高烧中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麻风病院里……
“这都是一些谎话。”科林对托马斯神父说。
“这个人在叨唠什么？”帕金森问道。
“他说你写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真实。”
“告诉他这比真实还要真实，”帕金森说，“我写的是近代史的一个篇章。难道你真相信恺撒大帝说的话‘布鲁图斯，你也在内吗？[11]’这倒是他应该说的一句话；另外还有一位现场目击者——希罗多德[12]吧，不是，希罗多德大概是希腊人，那就是别的什么人，也许是苏埃托尼乌斯[13]吧，看到了需要的是什么。真实情况总是被人们遗忘。皮特[14]临死的时候要吃贝拉米牌的猪肉馅饼，可是历史学家把它篡改了。”帕金森的这种思想跳跃甚至连托马斯神父也跟不上。“我写的文章一定要像历史学家一样叫读者记住。至少要记住一个星期——从一个星期天到下一个星期天。下星期天的连载是‘一个想埋葬往事的圣徒’。”
“他说的这些话你能听懂几个字，神父？”科林问道。
“懂得不多。”托马斯神父承认说。
“他到这儿来是为了给咱们找麻烦吗？”
“不，不是的。不是这么回事。看来他是一家报社派来报道英国殖民地什么动乱的。他来得太晚了，但是却赶上咱们省会这里出了麻烦，所以他就到这儿来了。”
“他连法文都不懂就来了？”
“他有一张到内罗毕的头等回程票。他告诉我雇用他的那家报社没有钱再派一位名记者到非洲来，所以给他拍来一封电报叫他到咱们这个地区来。他又来晚了。可是到了这里以后听人谈起奎里的事。他不管怎样也不能空着手回去。他到吕克以后，在总督府里偶然认识了莱克尔。”
“关于奎里过去的事他知道什么？连我们都……”
帕金森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两个人谈话，眼睛一会儿盯着这个，一会儿盯着另外一个。肯定偶然有一两个字他听出点儿意思来，于是他就迅速地、自作聪明地得出错误的结论。
“看起来英国报纸一定都有他们所谓的资料室，”托马斯神父说，“他只要拍个电报，报馆就会把所有发表过的有关奎里的报道整理成一篇简短资料给他寄来。”
“这简直像警察局在办案了。”
“啊，我相信他们找到的材料是不会有损奎里声名的。”
“你们两个人，”帕金森说，“谁都没听说过蒙塔古·帕金森吗？这个名字可值得记一下。”很难说他是否在嘲讽自己。
托马斯神父回答他说：“说老实话，在你来以前……”
“我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这是雪莱的名句。”帕金森说。
“奎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科林问托马斯神父。
“还不知道。”
“他在这里刚刚感到愉快一些。”
“你别那么快下结论，”托马斯神父说，“你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们的麻风病院可能从此就出了名——像施威采尔的医院一样有名，而英国人，听人说，是个很慷慨的民族。”
也许施威采尔这个名字叫帕金森懂得了托马斯神父的意思。他立刻插口说：“我写的文章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南美等地同时发稿，没有哪个活着的新闻记者……”
“到现在为止，我们没做宣传也撑下来了，神父。”科林说。
“只有宣传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罗马有一所学校就是专门教授如何搞宣传的。”
“也许罗马比非洲中部更适宜于搞这个，神父。”
“名声可能是对美德的考验。就我个人来说，我深信奎里……”
“我对捕猎从来就不感兴趣，神父，特别是捕猎一个活人。”
“你太夸大其词了，医生。帕金森做的事可能对我们很有好处。你当然知道你们资金一直短缺。教会没有力量给你们提供。国家也不愿多拿钱。你需要多多考虑一下病人。”
“也许奎里也应该算个病人吧。”科林说。
“这是胡说。我说的是那些麻风病人——你不是一直梦想，如果搞得到资金的话，准备给病愈的患者开办一所学校吗？给那些因麻风杆菌‘燃尽’而致残的可怜的病人。”
“奎里可能也是个‘燃尽’致残的患者。”医生说。他看了一眼椅子上那个胖子。“如今叫他到哪儿去找医治他那种疾病的地方呢？叫一个心身残缺的人站在舞台的照明灯前头可不是件好事。”
天气郁热，两个人又都在生对方的气，因此谁都没有注意有人走进来。只有帕金森一个人发觉他们正在谈论的这个人已经迈步走进托马斯神父的房门。
“你好，奎里，”帕金森说，“我在船上看见你的时候没有认出你来。”
“我也没有认出你。”奎里说。
“感谢上帝，”帕金森说，“你并没有像这里的暴乱似的也成为过去。我至少还赶上一件值得报道的事。咱们得好好谈谈，你我两个人。”
2
“这就是新盖的医院？”帕金森说，“对于这些事我当然是个外行，但是我觉得这里看不到什么独特的风格……”他俯身到图纸上，带着明显的挑衅的口气说：“这张图纸使我想到咱们新修建的哪个卫星城市里的一座建筑物。也许就是海梅尔·罕普斯台德城，要不然就是斯蒂文埃治城。”
“这算不得建筑，”奎里说，“这只是一种廉价房屋。越省钱越好，只要盖起来能禁得住风吹雨淋、能够抗御炎热潮湿就成了。”
“盖这种房子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吗？”
“需要我。他们这里没有建筑师。”
“你要待在这地方，一直等到房子完工吗？”
“我待的时间比你说的还要长。”
“这么一说，莱克尔告诉我的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了。”
“我怀疑莱克尔说的话有哪句是真的。”
“你要是想在这里隐居，必须首先做个圣徒，对不对？”
“不对，我不是什么圣徒。”
“那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的动机是什么？关于你的事我已经知道许多了。我已经把你的情况打听出来了。”帕金森说。他肥大的身躯往床上一坐，像告诉对方什么秘密似的说道：“你对于世人没有什么感情，对不对？当然了，女人除外。”他的语调像是在极力引诱对方堕落。帕金森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道德败坏，一直泛到皮肤的表层，好像毛孔里闪着磷光，一眼就能看到。在他那座大肉山似的身躯里，因为缺少新鲜空气，道德感早已腐烂、死亡了。一个传教士对人们身上存在着的缺点是不会震惊的，他最多只是感到难过或者失望，但帕金森却欢迎别人道德堕落。除了支票的数目太小，任何东西都不会叫他难过或失望。
“你听见刚才医生说什么来着——一个‘燃尽’致残的病人。所谓‘燃尽’，就是说有些麻风病人已经失去了所有能被细菌侵蚀的肌肉，因而病也就算好了。”
“谁都看得出来，你的肢体一点儿也没有残缺。”帕金森一边说一边仔细打量着奎里放在绘图板上的手指。
“我已经走到尽头了。这个地方就可以叫作旅途终点。陆路也好，水路也好，都不再通往别处去了。你也是偶然来到此地的，不是吗？”
“啊，我可不是。我到这里来是有目的的。”
“在船上的时候我有些怕你，现在不怕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怕我。我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对的，”奎里说，“你和我是同一类的人。有自己天职的人同一般人不一样，这些人会失掉更多的东西。在我们背后总有一个这样或那样的神父在监督着我们。你应该承认，自己也曾经有过天职，如果写文章也可以算作一种天职的话。”
“算不算天职无关紧要。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帕金森在床上移动了一下自己像沉重的大口袋似的屁股，床凹陷了一个大坑。
“也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事业？”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故意贬低我吗？你是贬不倒我的声名的。”
“我贬低你干什么？我们俩是一类人。我以一个建筑大师开始，以一个盖房子的工匠结束。这一过程并没有给我什么乐趣。你对自己走上最后一个阶段感到快乐吗，帕金森？”他看了看自己从托马斯神父屋里带来的那张打着字的稿纸。
“这是我的职业。”
“当然是。”
“我靠这个谋生。我至少在享受生活的乐趣。”
“啊，不错。享受感官给你的各种乐趣。喜欢吃东西，帕金森？”
“不能过量。”他撩起蚊帐耷拉下来的一角擦了擦脑门儿上的汗，“我体重二百五十二磅。”
“喜欢女人，帕金森？”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我到这儿来是要采访你。我有时候当然需要个女人，但每个人在他一生中早晚都会有一天……”
“你比我年轻。”
“我的心脏不那么好。”
“你真同我一样，也到了尽头了，帕金森。所以咱们俩才在这里相会。咱们是两个‘燃尽’致残的病例。世界上像咱们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许多许多。应该制定出一个行帮的暗号，叫咱们一见面就能够认出来彼此。”
“我可不是这种病人。我有自己的工作。最大的联合通讯社……”他似乎下定了决心想要证明自己有别于奎里。他像一个病人似的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医生检查，想要证明自己的皮肤既没有硬块，也没有小瘤，他没有任何病征可以被诊断为麻风病人。
“早晚都会有一天，”奎里说，“不再写你写的那种关于斯坦利的神话。”
“我只不过在地理上犯了个小错儿，这不算什么。有时候得夸大一些。这是他们给《邮报》记者上的第一课——记者写的每一个故事都必须有耸动性。小地方是不会有人注意的。”
“你报道我能不能报道真实情况？”
“你不知道有所谓诽谤罪吗？”
“我绝对不会以诽谤罪控告你。这一点请你放心。”奎里大声读了连载预告的题目：“《一个埋葬掉往事的圣徒》。我算得上哪门子圣徒！”
“你怎么知道莱克尔对你的看法就一点儿对的地方也没有？我们谁也不了解自己。”
“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的病治好的话，就必须了解自己。当疾病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我们是绝不会弄错的。当手指和脚趾都烂掉了，当皮肤切片检查都是阴性的，我们对别人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如果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肯不肯如实写下来，帕金森？我知道你不会写的。你身上的病菌并没有发尽。你还有传染性。”
帕金森用浮肿的眼睛望着奎里。他像是一个受到严刑拷问的犯人，只好招认了。“如果我这样做，他们会把我解雇的，”他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冒点儿风险并不难。当想到我距离天国还那么远，等等。这是埃德加·爱伦·坡的话。”
“爱伦·坡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这些小事是不会有人注意的。”
“你认为我埋葬了什么样的过去呢？”
“譬如说，关于安妮·莫雷尔的案子，有这回事吧？连英国报纸也登了。不管怎么说，你有一个英国籍的母亲。当时你刚刚修建完布鲁日的现代式样的大教堂。”
“不是在布鲁日。关于莫雷尔的事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她因为爱你而自杀了。年纪才十八岁。为了爱一个四十岁的人。”
“这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报纸有这么长的记忆吗？”
“没有。但是资料储存室在这方面帮了我们的忙。我要用我的最好的星期日报道文章风格描写一下你是怎么到这里来忏悔赎罪的……”
“你们这种报纸总要在一些小地方把事实弄错。那个女人的名字是玛丽，而不是安妮。年纪是二十五岁，而不是十八岁。她也不是因为爱我而自杀的。她想要逃开我。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看，我没有什么要赎罪的。”
“她想要逃开她所爱的人？”
“一点儿也不错。女人每天晚上同一个效能极高的工具同床共枕一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她有好几次想离开我，但每次我都把她弄回来了。你知道，如果叫一个女人把我甩掉，这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要是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首先离开的总是我。”
“你是怎么把她弄回来的？”
“我们这些人既然从事一种艺术，对另外一种一般也就不会是个门外汉。画家可以搞创作，诗人可以作曲。在那些日子里我凑巧是一个业余演员。这样我有一次就利用了眼泪，另一次多服了一些耐波他，但我准知道那剂量绝无危险。后来我又同另外一个女人谈恋爱，叫她知道如果她离开我，她将失掉什么。我甚至叫她相信，没有她我就不能再工作了。我给了她一种印象：如果我没有她的支持，我就不再有信仰了——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和我同床共枕时也是这样的。当然了，早在若干年前我思想上已经不再有信仰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察觉这一点。我自然和许多人一样，还保留着一点点儿信仰，譬如说在几个重大的节日里，在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些日子，儿时的记忆就会引起我们这些人一种虔诚感。她总把这种感情误认为对上帝的爱。”
“不管怎么说，你到这里来，置身于一群麻风病患者中间，总有某种原因的。”
“不是为了赎罪，帕金森先生。在玛丽·莫雷尔之后我还认识了许多女人，正像在她之前也有许多女人一样。大约有十年之久我多多少少一直相信我自己的感情——‘我最最亲爱的’‘一切属于你[15]’以及这一类的话。一个人总是想尽量不要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但是这种表示亲爱的称呼实在数目不多。最能使女人动情的还是那些最常用的词语。我认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爱情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人。我只是接受别人的爱。从这以后我对生活就开始感到无法忍受的厌腻。因为，既然在对女人的爱情上我欺骗了自己，在工作上我又何尝不是自欺欺人呢。”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的声誉。”
“将来会有人怀疑的。布鲁塞尔的一条偏僻的街道上，现在正有一个小孩儿坐在绘图板前，将来他会把我的神话拆穿的。我希望我能看到有一天他将建筑起的教堂……不，我不会看到的，不然我也就不会在这儿了。他不会成为一个不合格的教士，他会成为见习修士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奎里。有时候你谈话同莱克尔一样。”
“是吗？说不定他也有我们这一行帮的暗号吧……”
“如果你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为什么不在舒适生活里去厌烦呢？在布鲁塞尔买一套房屋，或者在卡普里买一栋别墅。不管怎么说，你是个有钱的人啊，奎里。”
“在舒适生活中厌烦更令人不能忍受。我想这个地方也许有足够的痛苦、足够的恐惧能分散……”他看了看帕金森，“如果说有谁能理解我，我想你肯定能的。”
“我一点儿也不理解。”
“难道我就是那么一个怪物，甚至连你也……”
“那么你的工作呢，奎里？不管你说什么，你对自己的工作总不会感到厌烦吧？你曾经获得那么大的成功。”
“你指的是金钱？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设计的建筑并不怎么好吗？我设计的那些教堂有哪座比得上沙特尔大教堂呢？那些教堂当然都是我的建筑风格——谁也不会把奎里的建筑物当成是柯布西耶[16]的，但是建筑沙特尔大教堂的是什么人，我们有谁知道？别人知道不知道，他并不在乎。他建筑时怀着的是爱而不是虚荣和自负——可能还怀着信仰，我想。建筑教堂而并不信仰上帝，这似乎有些亵渎，是不是？当我发现我正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接受另外一项建筑任务——建造一座市政礼堂。可是我对政治也没有信仰啊！我在那个可怜的城市广场上修了一座大建筑物，我想你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奇形怪状的大盒子。你知道我只不过发现自己的毛衣松了一根线——我揪啊揪的，竟把整件毛衣都扯散了。人们说，你要是不爱世人就不能相信上帝，也不可能不相信上帝而爱世人。也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人们爱说‘做爱’，是不是？但是请问，我们谁有这么大的创造力可以‘做出爱情’呢？我们只能接受别人的爱——如果走运的话。”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奎里先生——即使你说的都是实话？”
“因为你至少是个不在乎别人讲实话的人，尽管你多半不会把它写出来。也许——谁知道呢？——我能说服你打消这个念头：不去报道莱克尔先生讲的那些有关我的事，不去报道他的一派虔诚的胡言乱语。我并不是什么施韦泽[17]。我的上帝，他差点儿想让我勾引他的老婆，我要是真的这样做了，倒可以让他改变一下他的调子。”
“你真的会那样做吗？”
“如果叫我做这件事的是经验而不是虚荣心，那可太可怕了。”
帕金森做了个躬身施礼的姿势。他说：“让我周围的人都是一些大胖子吧。这是莎士比亚的话。这回我不会弄错的。讲到我自己，我可不知道该怎样下手。”
“先从你那些《邮报》的热心读者中间下手吧。你在她们中间很有名气，名气就是一服效果非常强的春药。最容易上手的是结了婚的女人，帕金森。少女怕担风险，但结了婚的女人却已经找到了不冒风险的办法。丈夫在办公室上班，孩子们在托儿所，她在包里放着避孕套。她说她二十岁就结了婚，现在已准备好在三十岁来临前来一场有期限的旅行。如果她的丈夫恰好也很年轻，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她很可能已经受够了他的年轻。同你我这样年纪的人交朋友，保准不会发生争风吃醋的场面。”
“你说的这些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刚才说别人爱过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你不喜欢这样——也许我记错了。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个倒霉的新闻记者。”
“爱情常常产生于感激，只要有感激的心情，很快就会发生爱情。就是最漂亮的女人对于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也会感激，如果这种交往给她生活增加了一些乐趣的话。一朵小花骨朵儿要是在一张床上睡上十年就会打蔫了。但是现在它又开放了，她的丈夫注意到她娇艳的面容，她的孩子不再使她烦躁厌恶，她像刚结婚那些日子似的对家务事又有了兴趣。她向几位亲密的朋友透露了她的小小的秘密，因为做一个有名人物的情妇抬高了她的身价。这件事不冒什么风险，而是一段罗曼史。”
“你真是个厚脸皮的坏蛋。”帕金森带着深深的敬意说，就好像对方是《邮报》的经理似的。
“为什么不写这个，而偏要写你计划中的那些虔诚的胡说八道？”
“这不能写。我们的报纸是供家庭阅读的。当然了，我用‘过去’这个词是有某种含意的。但它意味着抛弃了过去的蠢行，而不是抛弃从前的美德。莫雷尔小姐的事我会提一提——非常含蓄地提一下。此外还有一个人，一个叫格里森的，对不对？”
奎里没有回答他的话。
“没必要否认，”帕金森说，“格里森储存在报纸的资料室里，就像太平间里停放的干尸一样。[18]”
“不错，我想起这个人来了。这件事还是忘掉的好，因为我不喜欢闹剧。格里森是邮政局的一名高级职员。在我甩掉了他的妻子之后他提出来要和我决斗。那种演戏般的现代化的决斗——双方谁也不把手枪向对方瞄准。我本来想破坏这种规程，对着他的胳臂打上一枪，可我又怕他的妻子误认为我对她真有了感情。格里森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我同他的妻子鬼混时，他倒过得心安理得，可后来我离开了她，她在公众场合就一直让他当众出丑、下不了台……她一点儿也不可怜自己的丈夫，还不如我呢。”
“真奇怪，你怎么会把这些事都坦白告诉了我，”帕金森说，“一般说来，人们同我谈话都非常谨慎。只有一次例外，我记得那是一个杀人犯——他同你一样，把什么秘密都告诉我了。”
“也许这是杀人犯的特点——爱和人唠叨。”
“他们没有判处这个家伙绞刑。我假装他的兄弟，每个月去探望他两次。虽然如此，你的态度还是叫我无法解释。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看你不像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我一直在等着你呢，帕金森，或者说等着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但这不等于说，我就一点儿也不怕你。”
“是吗？你为什么要怕我？”
“你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可以对着一面镜子讲话，但一个人也有一点儿害怕自己。镜子照出来的是一个人的面影，一点儿也不走样。如果我同托马斯神父像我同你这样谈话，他就要把我的话都歪曲了。”
“感谢你这样抬举我。”
“抬举你？我非常讨厌你，就像讨厌我自己一样。你刚到这儿来的时候，帕金森，我差不多可以说是很幸福的，我现在同你做了一番长谈，只是为了不让你再找什么借口继续待在这里。你不需要听我谈对格罗皮乌斯[19]的意见，是不是？你的读者根本不知道格罗皮乌斯是谁。”
“随便你怎么说，我这里还是记下几个问题，”帕金森说，“既然咱们已经扫清了道路，我想我们不妨谈谈这些问题。”
“我的意见是，你对我的访问已经结束了。”
帕金森坐在床上，先是向前探着身子，这时又往后一倒，样子活像一个中国不倒翁。他说：“你是不是认为，爱上帝和爱人类是你工作的动力，奎里？你对于基督教的前途有什么看法？你决定献身为麻风病患者谋福利，是不是受了山上宝训[20]的影响？你最崇拜的是哪个圣徒？你相信不相信祈祷？”他呵呵地笑起来，肥胖的大肚皮像海豚一样抖动着，“现在还有没有奇迹发生？你去拜访过法蒂玛吗？”
他从床上跳了下来。“其他的胡说八道我就不说了，你听听这一段：‘在黑非洲的腹地，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建筑师、曾经名噪一时的天主教徒向《邮报》记者暴露了自己的全部隐秘。蒙塔古·帕金森上个月曾赴韩国做现场采访，今天又来到非洲。在下一期连载文章中他将向读者报道，对过去的忏悔如何成为奎里今天行动的力量。奎里决心献身于麻风病患者，为自己青年时代的轻浮赎罪。圣弗朗西斯教堂是翡冷翠——对你我来说，是佛罗伦萨——的五光十色的古城中最绚丽的花朵。’”
帕金森走到户外，置身于刚果的强烈的阳光中，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尽。他又回到屋里，把脸贴近蚊帐，吐沫飞溅地说道：“‘下星期日连载报道：一个为爱而死的少女’。我也不喜欢你，奎里，正如你不喜欢我一样。但是我还是要把你捧起来。我要把你捧得高高的，叫他们在河边给你建造一座雕像。当然，他们的雕塑风格糟不可言，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你躲不掉，因为到那时候你将不在人世了，人们早已把你埋葬了——你的雕像会是一个跪着的姿势，围绕着你的是你那些该死的麻风病人。你正在教给他们如何向你自己并不相信的上帝做祷告。鸟儿把粪便拉在你雕像的头上。我不在乎你是否成为一尊偶像，奎里，但我要让你看到，你是不能利用我来减轻良心对你的苛责的。我一点儿也不惊奇：二十年之后，没有朝圣者来到你的宝座前面。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归宿是坟墓。’这是维吉尔的名言。”
奎里从自己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封毫无意义的信来，那上面的亲昵称呼可能是真心实意的。帕金森并没有提到写这封信的女人，《邮报》的“太平间”无论如何还停放不下所有的尸体。刚才同帕金森的一场谈话使他思潮起伏，他就在这种心绪中又读了一遍手中这封信。“你还记得吗？”她是那种绝不承认感情枯竭后对过去经历的记忆也要随之死亡的女人。奎里必须相信她的回忆都是真的，因为她从来都不说谎。她使他想到的是：在宴会结束，杯盘狼藉的桌子上，一个客人蛮有把握地认出自己遗失的一盒火柴。
奎里走到床前躺下来。脖子一挨枕头便满是汗水，但他还是决定这一天中午不去餐厅吃午饭，免得和那些神父谈话应酬。他想：我在这儿只有一件事好做，这件事也使我有了充分的理由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发誓：玛丽，一切属于你，只属于你一个人，不论出于厌烦或虚荣，我都永远不会再把另一个人牵入我的没有爱情的存在里。因为避免传染，一个麻风病患者多年被隔离起来，最后当他获得自由时一定非常快乐。我现在感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重获自由的麻风病人的快乐，他想，他再也不会伤害别人了。他有好几年没有想到玛丽·莫雷尔了，现在他却记起了自己第一次听到她名字时的情景。喊玛丽名字的是一个学建筑的年轻学生。奎里当时正帮助这个学生学习。有一次他们在布鲁日待了一天，晚上回到了霓虹灯照耀下的布鲁塞尔，在北站外面偶然碰到了这个女孩子。当他看到在路灯照耀下这个少女容光焕发的面庞时，他对自己身边那个平凡、粗鲁的年轻大学生不禁有些醋意。有谁看见过男人对一个女人微笑会像女人对她倾心的男人那样笑得满面生辉？在汽车站，在火车车厢里，在一家连锁店里买杂货的时候，他们邂逅，她从心坎里发出的快乐的笑容，那么自然，一点儿也不做作，一点儿也没有顾虑。当然了，反过来男人见到他所爱的女人也可能是同一情况。男人从不会像妓院会客间里的妓女那样假情假意地笑。但是妓院里的女郎，奎里想，是在模仿真挚的微笑，而男人却没有什么可模仿的。
不久以后他就不需要嫉妒那天晚上的同伴了。甚至在最初的那些日子他已学会了如何转变一个女人的爱情的方向了。一个女人？不，她当时比那个他如今已记不起姓名的大学生——很难听的一个姓，是霍格吗？——还要年轻。这个大学生可不像玛丽·莫雷尔似的，他如今多半还健康地活着，大概正在某个市郊给资产阶级建筑别墅，建筑可以居住的“机器”呢。奎里躺在床上大声说：“我太对不起你了。我真的不相信我是在伤害你，我真的认为我的行动是完全出于爱的。”在人的一生中常常有一段时间，只要他有一点儿演戏的才能，就会连他自己也欺骗过去。
[1] 原文为法语。
[2] 列日，比利时东部的城市。
[3] 一种安眠药。——编者注
[4] 圣十字约翰，十六世纪赤脚嘉梅尔教派（一称白袍僧）的创始人，著有《灵魂的暗夜》等宗教书籍。
[5] 原文为拉丁语。
[6] 亨利·莫尔顿·斯坦利爵士（1841—1909），英籍非洲探险家。
[7] 出自《路加福音》第十章。耶利哥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古都，有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落入强盗手中，最终只有一个撒马利亚人不记世仇救助了他。
[8] “阿屯申”的英文“attention”有注意的意思，所以作者有后面那句话。
[9]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
[10] 原文为法语。
[11] 恺撒大帝遇刺后对布鲁图斯说的一句话，见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一场。
[12] 希罗多德（约前485—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人们称其为“历史之父”。
[13] 苏埃托尼乌斯（69—122），古罗马传记作家。
[14]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政治家，曾任内阁首相。
[15] 原文为法语。
[16] 勒·柯布西耶（1887—1965），瑞士籍法国建筑师。
[17] 阿尔贝特·施韦泽（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赤道非洲传教医师，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
[18] 在英语中报社的“资料室”（morgue）一词也可作“太平间”解。
[19]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883—1969），德国著名建筑师，包豪斯学校创始人，1937年移居美国。
[20] 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传教时曾登山讲道，下山后又为麻风病人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