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想要出点儿力，对吗？”医生语气严厉地问道，“你不是因为这种活儿本身低贱才要做的吧？你既不是一个受虐狂也不是个圣徒。”
“莱克尔答应过我，他不告诉任何人。”
“他信守诺言差不多一个月了。对于莱克尔来讲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那天到这儿来只是偷偷同院长讲过。”
“院长怎么说？”
“院长说除了在忏悔室里他不听人说隐私话。”
医生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拆那台巨大的电子仪器的包装箱，奥特拉柯公司的轮船终于把这台仪器运来了。他对诊所的门锁很不放心，所以在自己的住房里打开这箱仪器。你永远摸不准那些非洲人对于一件新奇物件会有什么反应。三个月前，利奥波德维尔刚刚发生暴乱的时候，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专门为非洲病人建立的玻璃和钢体结构的新医院。什么离奇的谣言传播起来都很容易，人们也都会相信。救世主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死去，又在牢狱中复活的；据说墙壁只要被沾上圣尘的手指甲一碰就会崩塌。一个被医生治愈的麻风病人每个月给医生写一封恐吓信，这个人认为医生之所以要他离开麻风病院不是因为他已经痊愈，而是因为医生对他那半亩香蕉地心怀觊觎，他对自己这种臆测深信不疑。只要有个人，不管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无知，暗示一下新机器是用来折磨病人的，马上就会有一帮白痴打碎诊所的门把它捣毁。但在我们这个世纪，你还不能把他们称作傻瓜。霍拉营地、沙佩维尔和阿尔及利亚都发生了一些事，证实了欧洲人凶暴残忍的传说。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医生解释道，先把仪器放在他住的屋子里，不让别人看见，等到新医院落成后再安装起来。他房间的地板上堆满了包装箱里掏出来的稻草。
“现在需要考虑一下电源插座安在什么地方。”医生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盼望很久了。”医生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摸了摸仪器的铁壳，那神情就像是在抚摸罗丹[3]的一尊女性铜像的腰肢似的，“有时我都不抱希望了。填写了那么多表格，撒了无数次谎。现在终于来了。”
“这个仪器有什么用？”
“它能测量出神经的反应，精确到千分之二十秒。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这所麻风病院感到自豪的；也为了你，为你以后的贡献。”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退休了。”
“一个人不可能从自己的才能中退休。”
“哦，可以的，你别弄错——当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
“那么你到这儿来又是为什么呢？来搞黑女人吗？”
“不是，在这个方面一个人同样也可以走到尽头。很可能性和才能是一同诞生、一同死亡的。就让我缠缠绷带或是提提水桶吧。我需要的就是把时间打发过去。”
“我本来以为你想要出一点儿力呢。”
“听我说。”奎里说，之后他又忽然沉默不语了。
“我正听着呢。”
“我不否认，我的职业一度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女人对我也如此。但是人们如何使用我建造出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并不是议会大厦或者工厂的建筑师。我建造什么完全出于自己的乐趣。”
“和女人谈情说爱也是这样吗？”医生问，但奎里并没有听他说话。他谈话就像一个人饥饿时吃东西一样。
“你的职业就完全不同了，医生。你关心的是人。我对占据我建筑空间的人丝毫也不关心——我唯一关心的是空间。”
“这么说我对你安装管子就没有信心了。”
“作家不是为了读者才写作的，对吧？尽管如此，他还是得格外小心，以博得读者的欢心。我只对空间、光线和比例感兴趣。新型建筑材料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也是因为它们在这三个方面的效果。木材、砖、钢材、混凝土、玻璃——随着不同材料的选用，你隔离出来的空间性质也改变了。材料是建筑师的手段，不是他工作的动机。只有空间、光线和比例才是动机。小说的主题并不是情节。又有谁记得吕西安·德·吕庞莱泼[4]到头来怎么样了？”
“你设计的两座教堂很出名。你是不是并不在乎他们要在里面干什么——对人会产生什么影响？”
“音响效果当然要好。圣坛也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但是他们不喜欢这两座教堂，说是这种设计不适宜于祈祷。他们的意思是说教堂既不是罗马式，也不是哥特式或拜占庭式的建筑。一年的工夫他们就往教堂里塞满了那些廉价的石膏圣像，取下了我装的白玻璃，换上了有颜色的玻璃以纪念那些给教会基金捐过款的死了的猪肉商人。等到毁掉了我的空间和光线后，他们又能重新祷告了，他们甚至为自己干的这些破坏勾当感到骄傲。我也成为一位他们所谓的伟大的天主教建筑师，可是我从此再也不设计教堂了，医生。”
“我不信教，对这类事我了解不多。但是我想他们有权利把祈祷看得比艺术品更重要。”
“人们在监狱里也祈祷，在贫民窟里、在集中营里也都祈祷。只有中产阶级才要求一定要有个合适的环境才能祈祷。有时我听到‘祈祷’这个词都恶心。莱克尔就老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儿。你祈祷吗，医生？”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祈祷是在毕业考试之前。你呢？”
“我很久之前就不祈祷了。就是在我信教的日子里也很少祈祷。祈祷常常妨碍工作。我在睡觉之前，即使是和女人一起睡觉，脑子里最后想的一件事也是工作。一些看来不能解决的问题常常在睡梦中迎刃而解。我把卧室安排在办公室隔壁，这样，临睡之前我还可以在绘图板前坐两分钟，之后就寝。”
“这对于那个等着你上床的女人来说，未免有些太无情了吧。”
“自我表现就是一种自私、无情的事。它把什么东西都吞噬掉，甚至把你自己也吞噬掉。到头来你会发现就连可以表现的自我也没有了。我已经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了，医生。我既不想和女人睡觉，也不想再设计一个建筑物。”
“你没有孩子吗？”
“曾经有过，但是很久以前他们就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我和他们没有联系。自我表现也吞噬了你作为父亲的职责与感情。”
“所以你想你可以到这儿来，在这儿结束你的生命。”
“是的，我是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我主要想找一块空空荡荡的地方，没有新建筑物，也没有女人，免得让我看见这些后，想起我曾经活过，曾经担负过某种使命，曾经有爱的能力——假如那是爱的话。害神经麻痹的人痛苦很大，可是我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医生。”
“二十年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任你死掉，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把你治愈。d.d.s.服用一年才三个先令。这可比一具棺材便宜多了。”
“你能把我治好吗？”
“也许你的‘麻风病’还不那么严重。如果病人来得太晚了，病菌就只能‘燃尽’而使他残疾。”医生小心地把一块布盖在仪器上，“病人等着我呢。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还是愿意坐在这儿考虑考虑你的病例？残疾人倒常常这样做——他们愿意躲起来，不让人们看到。”
医院里弥漫着一股腥甜的气味，令人透不过气来，从来没有电扇或是一阵微风把它吹散。奎里意识到床上用品的肮脏——清洁对于麻风病人来说并不重要，只有健康的人才注意这一点。病人带来了自己的床垫——可能有生以来他们使用的就是这些床垫，稻草从破破烂烂的套子中露了出来。缠着绷带的脚摆在稻草上就像是一包胡乱捆绑起来的肉。那些还有活动能力的病人坐在走廊上的阴影里，假如你能把这样的人——一个走动时必须用双手托住肿大的睾丸的人——称为有活动能力的病人的话。一个患眼皮神经麻痹症，既不会闭眼也不会眨眼的妇女坐在一小块阴影里，躲避无情的阳光。一个没有手指的男人在给膝头上的婴儿喂东西吃。另一个在走廊上平躺着的男人一边乳房长长地下垂着，像女人一样。医生对这几个人几乎无能为力：那个得象皮病的人心脏太弱，无法动手术；那个女人则完全出于恐惧拒绝医生为她做眼皮修整术；至于那个婴儿，早晚有一天他也将成为麻风病患者。对于第一病室那些迟早将死于肺结核的病人，他也束手无策。另外，例如那个在两张床之前艰难地拖着身子行走的女人，则因为得了小儿麻痹症，肌肉萎缩了，这也是不治之症。医生似乎对于麻风病本身不能对其他的疾病产生免疫力这一点有些愤愤不平（只要得了麻风病，对任何一个人来讲已经是难以忍受），他的大多数病人死于其他病症。他向前走去，奎里紧紧跟着他，一言不发。
在麻风病人居住的一幢房屋后面有一间土坯盖的小厨房，一位老人坐在房中一张破旧不堪的帆布躺椅上。看见医生穿过院子走来，他挣扎了一番，想要站起来，可是他的腿吃不住力了，他只好很有礼貌地做了个手势，表示歉意。“高血压，”医生低声说，“没希望了。他到厨房就是来等死的。”老人的腿像孩子的腿一样细，为了保持体面，他在腰上围了一块破布，像是婴儿的围嘴儿。奎里看见他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主教画像底下的一个新砌的小砖龛里。一块圣像牌挂在他那凹下的、长着稀稀拉拉灰白汗毛的胸脯上。他长着一张非常慈祥、非常庄重的面庞，一张毫无疑问一生都是逆来顺受的面孔，一张圣徒的面孔。他问候了一下医生的健康，倒好像得病的是医生，不是他自己似的。
“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我给你拿来的？”医生问。“什么也不需要。”老人回答。他什么东西都有了。他想知道医生最近接到家里的来信没有，他还打听了一下医生母亲的身体怎么样。
“她一直住在瑞士，住在山里。在覆盖着白雪的地方安度晚年呢。”
“雪？”
“我忘了。你从来没见过雪。雪是水蒸气凝结而成的，是凝结的雾气。天气很冷，所以雪从来不化，把大地都遮盖起来。雪又白又软，就好像是落在水牛身上啄虫吃的那种小鸟的羽毛，所有的湖泊也都结了冰。”
“我知道冰是什么，”老人骄傲地说，“我见过冰箱里的冰。你的母亲年岁像我这么大吗？”
“还要大一些。”
“那么她不应该离家太远。假如可能，一个人还是应该死在自己的村子里。”他神色哀伤地望了望自己那瘦骨嶙峋的双腿，“它们支撑不住我了，不然的话我也应该回到我的村里去。”
“我可以安排一辆卡车把你送回去，”医生说，“但是我想你受不了路上的颠簸。”
“这太麻烦你了，”老人说，“而且不管怎么说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会死的。”
“我就去告诉院长，让他尽快来看你。”
“别太麻烦他了。他公务在身。我晚上之前不会死的。”
在那张帆布躺椅旁边放着一只贴着“琼尼·沃克”商标的威士忌酒瓶。瓶子里盛着棕色的液体和一束用珠子穿起来的干枯的草叶。“他那里面是什么？”奎里在他们走开之后问，“我说的是装在瓶子里的东西。”
“药。魔术。请求他信仰的大神恩赞比保佑他。”
“我本来以为他是个天主教徒呢。”
“我要是填张表的话，也可以管自己叫天主教徒。他也是这样。我大部分时间什么也不相信。他一半信仰天主教一半信仰恩赞比。就天主教教义来讲，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只希望自己做个正直的人。”
“他明天真会死吗？”
“我想是的。他们对有些事是很有预感的。”
诊所里，一个脚上缠着绷带的麻风病患者正站在那里等着，她的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小孩儿身上的每一条肋骨都支棱着，看上去就像一只夜里套上黑布罩的鸟笼，而且随着孩子的呼吸，就好像有一只小鸟在布罩里跳动似的。夺去孩子生命的将不是麻风病，医生说，而是镰状细胞性贫血症，一种无法医治的血液病。毫无希望了。这个孩子根本不可能活到成为麻风病患者，但没有必要把这点告诉他母亲。医生用手指摸了摸他那凹陷下去的小胸脯，孩子往后一闪。医生开始用当地语言责骂这名妇女，她一边强辩着，一边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孩子那双忧郁的、蛙眼似的眼睛从医生的肩头上茫然地注视着远处，就仿佛他们说的话和他毫无关系似的。那个妇女走后，科林医生说：“她答应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但是有谁敢保证？”
“发生了什么？”
“你刚才没看见那个孩子胸脯上有一块小疤瘌吗？他们在他皮肤上割了个口子，塞进去一种土药。她说这是他们家老奶奶干的。可怜的孩子，临死，他们还叫他受这个罪。我告诉她如果再发生这类事，我就不给她治麻风病了。可是我敢说，他们不会再让我看见那个孩子了。发生这类事情以后，你再想找到他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你不能让他住院治疗吗？”
“你没有看见我这里是所什么医院？你愿意让你自己的孩子死在这儿？下一个！”他生气地喊道。下一个进来的也是一个孩子，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陪着他来的是他的父亲。他把一双没有手指的拳头放在孩子的肩头上叫孩子安心。医生让孩子转过身去，开始用手摸弄孩子柔嫩的皮肤。
“你现在该能看出来了吧，”他说，“你估计一下这个病人怎么样。”
“他的一个脚趾已经烂掉了。”
“这倒不要紧，他身上已经有了皮肤寄生虫，他们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在丛林里生活身上常常这样。不——这是第一块病灶。麻风病刚刚开始。”
“没有什么办法保护孩子，不让他们传染上这种病吗？”
“在巴西，家里如果有麻风病人，婴儿一落地就被抱走。但这样抱走的婴儿百分之三十都活不长。我宁愿让他们染上麻风病，也不愿意让他们夭折。再有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把麻风病治愈。”他抬起眼睛看了奎里一眼，又很快地把目光移开，“将来——在新的医院里——我会有一个专门为孩子准备的病房和诊所。我可以预先测出这些病灶。在我去世之前，会看到麻风病被连根拔掉。你知道吗，离这儿几百英里的地方，有一些地区，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麻风病患者。我梦想设立一所流动医院。作战的方式不是也在改变吗？一九一四年将军们驻扎在农舍里指挥战役，可是一九四四年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坐着汽车进行战争。不过我怎样才能把我的想法告诉约瑟夫神父呢？我不会画图。我甚至不会设计好一个房间。我只能在医院建成之后告诉他们什么地方造得不合适。约瑟夫神父也算不上是建筑师，他倒是一个好瓦匠。他只不过为了上帝的慈爱在垒砖，就像他们以前盖修道院一样。所以你看，我需要你。”科林医生说。那个孩子的四个脚趾不耐烦地在水泥地板上蠕动着，等着这两个白人之间的毫无意义的谈话告一段落。
2
奎里在日记中写道：“我身上遗留下的怜悯之情已不足以为人类做什么善事了。”他仔细回想了一下那个未成熟的胸脯上的疤痕和另一个孩子的四个脚趾，但是他还是无动于衷，不论刺多少针也不能累积成疼痛的感觉。暴风雨快要来了，飞蚁成群飞进屋来，撞在灯上。他只得把窗户关上。那些飞蚁被烧掉翅膀后都落在水泥地上，爬来爬去，好像它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飞虫，只能在地上爬动，感到迷惑不解似的。窗子关上以后，屋子里更加闷热不堪，他只好在自己的手腕下垫上一张吸墨纸，免得汗水把日记浸湿。
为了把自己对科林医生的动机解释清楚，他写道：
职业是一种爱情的行动；它不是终身要从事的事业。当欲望消失后，一个人就不能继续做爱了。我的欲望已经完结，职业也随之到了尽头。不要试图把我束缚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上，叫我再去模仿我怀有热情时的行动。不要像神父似的和我谈我的职责。才能——像我们在孩提时代从圣经课上学到的那样——在它还有购买力时是不应该被埋没的。但是通货一旦改变，硬币更换上新的人头像，旧的货币除了其本身的含银量外就没有更大的价值了。一个人就有权利把它隐藏起来。停止流通的货币就像粮食一样常常在坟墓中被发现。
这些话词句零乱，意义也不连贯，他没有本领把自己的思想组织成文字。他是这样结尾的：
我过去所设计的建筑不是为了赞美上帝，也不是为了取悦雇主，我是为了我自己。不要和我谈什么人类。人类不存在于我的国土。而且我不是已经自告奋勇要为他们洗肮脏的绷带了吗？
他把这几张纸从本子上撕下来，让迪欧·格拉蒂亚斯拿去送给科林医生。他在信后面的空白处没头没尾地又写了半句话——“我愿为你做一切合情合理的事，但不要要求我重新燃起……”这句话就像海盗叫人跳海时放在甲板上、伸出到海面上的那种跳板。
过了一会儿，科林医生来到他的房间，把信揉成一团扔在桌上。“这是你内心感到了不安，”医生有些生气地说，“完全是良心对你的谴责。”
“我想要解释……”
“解释不解释，有谁在乎？”医生说。“有谁在乎？”这句话就像奎里年轻时记住的一行诗句一样久久在他的脑子里萦绕着。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惊醒后吓出一身冷汗。他梦见自己在寒冷黑暗的旷野里，沿着一条漫长的铁路行走。他匆匆忙忙地往前走，因为他急着去找一位神父。他要向他解释，他自己虽然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却也是一个神父。他必须忏悔，必须拿到做弥撒时用的酒。他必须履行院长交给他的某种使命。他一定要在这个深夜做弥撒，明天就太迟了。他将永远失去这次机会。他来到一个村庄，离开了铁路线。（那个小小的车站已经关闭了，一个人也没有，可能这条铁路支线很久前就废弃不用了。）他猛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神父的门外，一扇沉重的中世纪式的大门，门上镶着罗马硬币大小的钉帽儿。他按按铃，然后被请了进去。尽管一群喋喋不休的虔诚的女人正包围着神父，神父对他的态度还是很友好、客气。奎里说：“我得立刻见你，单独地。我有话对你讲。”他开始不再为自己着急了。他已经非常安心，好像快要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样。神父把他领进旁边一间小屋，桌子上放着一只盛满酒的细颈玻璃瓶。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那群圣洁的妇女们已经跟在他们后面拥进门帘里来，嘴里胡言乱语，开着虔诚的小玩笑。“我们得单独在一起，”奎里大声说，“我得和你一个人说。”神父把那群女人推回到门帘后面，她们就像衣橱里挂着的衣服那样晃来晃去。好不容易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的目光停在酒上，终于可以开口了，“神父……”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立即可以卸掉恐惧与职责的重担时，又有一个神父走进屋来，把头一个神父拉到一边，向他诉说自己的酒不够用了，到这里来是要向他借酒，他话没说完就把玻璃瓶从桌上拿走了。奎里整个人垮了。他的感觉是：仿佛自己同希望约好在路的转角处碰面，却来迟一步，希望已经离去了。他放声大哭，宛如一头受伤痛折磨的野兽。他一下子从梦中醒来。外面雨点猛烈地敲击着屋顶上的铅皮，借着闪电的光亮，他看见自己躺在和棺木一样大小的白色蚊帐里。附近一幢麻风病人住的房子里隐约传来一男一女吵架的声音。他想：“我太迟了。”那句在他脑子里萦绕不去的话就像系在水底渔网上的软木浮子，不断冒出水面来：“有谁在乎？”“有谁在乎？”
最后，终于天亮了。他到病院的木匠那里，告诉他怎样做一张自己需要的办公桌和一块绘图板。等到他要的东西做好以后，他才去找科林医生，告诉他自己的决定。
“我为你感到高兴。”科林医生说。
“为什么为我？”
“我对你丝毫不了解，”科林医生说，“但我和你有很多共性。你一直在做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试验。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一切独自生活。”
“我想是可以的。”
“那么他迟早会自杀。”
“假如他对自杀有兴趣的话。”奎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