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王聪儿与白莲教
王聪儿是清代白莲教大起义的重要领袖。她在嘉庆初年与姚之富一起领导襄阳黄号（又称齐家营）起义军，纵横驰骋于鄂、川、陕、豫四省，英勇战斗了两年多，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聪儿（1777—1798），湖北襄阳人，大起义时，年约二十岁1。她自幼丧父，随其母在襄樊往来走解卖艺，这在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看作是最卑贱的职业，嘉庆帝污为“械马倡伎”2。她受尽欺压凌辱，从小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生活，尝遍人间的颠沛艰辛，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统治者仇恨的种子，锻炼成坚强不屈的性格。
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清朝，曾有过“康乾盛世”，彼时，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诸种手段，巧取豪夺，吞占了大片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流窜到湖北、四川和陕西三省交界广袤千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成为流民、“棚民”。至乾隆后期，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聚敛成风，鄂、豫、川、陕、楚等省屡遭天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当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支派收元教便组织和发动了一场震撼中外的大起义。收元教首领宋之清的大弟子齐林，利用自己身为襄阳“繁剧”州县总差役的合法身分，掌握了千人以上的差役，在他们中间传教收徒，并通过他们将势力扩展到湖北、四川的广大地区。王聪儿十六岁时与齐林结婚，被称为齐王氏。此后，她就成为齐林的得力助手。她在帮助齐林传教的过程中，特别积极收萃女流。她的几百名妇女弟子日后都参加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样，齐林在湖北收元教内号“大师父”，王聪儿号“二师父”，又称“齐二师娘”。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清廷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各省地方官吏奉乾隆帝指令大索白莲教徒，缉拿教首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人。随后，白莲教首领除刘之协等数人逃脱外，几乎全部被捕。刘松、宋之清等被凌迟枭示，齐林等十九人“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1。这就是著名的六省教案。王聪儿在这次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她削发为尼，隐藏在襄阳城郊的一座尼姑庙中。
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不但未能遏制大起义的到来，相反倒促使起义的火种迅速蔓延。嘉庆元年（1796）二、三月，刘起荣等假借老教首张汉朝的名义，首先在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姚之富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是这次大起义的主力。
1关于王聪儿此时年龄有两种说法，一为二十岁，一为“年未三十”（邓之诚：《骨董琐记》卷8，《齐王氏》条）。
2《清仁宗实录》卷123。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白莲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福宁奏。（下列档案皆省略收藏单位）
姚之富是齐林的徒弟。六省教案之后，姚之富继承了齐林的未竟事业，广收门徒，在湖北地区酝酿、组织和发动起义，日后成为襄阳黄号起义军的实际领袖。他在起义爆发后，为了表达对其师齐林的怀念与敬仰，同时也是由于六省教案前王聪儿在教内的影响，遂“迎王氏为总教师”1。此时这仅是王聪儿的荣誉职衔，其地位、威信尚不及姚之富。
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之后，首先发动了襄樊之战。
嘉庆元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率军围攻樊城，因清军有备，继而强攻襄阳城。起义军冒着清军炮矢，鸣锣呐喊，以门板遮面，循木梯木板攀城而上，终因襄阳临汉水而立，城高墙厚，易守难攻而屡攻不下。最后因嘉庆帝集合五路清军围剿，起义军被迫撤离襄阳，向清军防备空虚的钟祥挺进。在战斗中，王聪儿非常注意军纪的整顿和赏罚分明。齐林之徒曾大寿在成为起义将领之后，违抗军令，“齐王氏斩之，令益肃”2。军纪的严明，保证了起义军内部的号令一致，为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月初，起义军进驻钟祥一带，并以此为基地，筹集粮草，打击清军。
这就使嘉庆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并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军。王聪儿、姚之富利用山路丛杂、到处沟壑的有利地形和清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了南北两面迎敌、分途突围的战术，至七月末终于冲破了清军的包围圈，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起义军复分两路迅速转移，一部由黄龙垱向枣阳、唐县行进，一部由吕堰驿向邓州行进。起义军在陈家河与清军短兵相接，歼灭大量清军，取得了钟祥突围后的第一个胜利。
随后，王聪儿、姚之富带领起义军乘胜由湖北向河南邓州、南阳挺进，在襄邓平原上纵横驰骋，永保虽然拥有“京营劲旅及大兵万余，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义军闯枣阳，击伤清直隶提督庆成，扫邓州，困清河南巡抚景安于魏家集。嘉庆帝闻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龄总统军务”1。
嘉庆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分三路北趋河南。
姚之富、王聪儿率领中路，“出南阳，掠嵩县、山阴”，他们“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当时，景安虽拥兵四千屯戍南阳，但胆小如鼠，“不出一卒”，当起义军入陕经过河南西部边境时，景安又“避贼，驻军内乡。贼入陕后二十余日，景安始至”2。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迎送伯”。
和清将贪生怕死的狼狈相成显明对照的是，王聪儿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勇敢善战，身先士卒，每次战斗总是冲杀在前。据记载：“齐二寡妇每临阵，戴雉尾，衣红锦战袍，于马上运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无敌。有时跷一足，自山顶疾驰而下，注坡蓦涧，从无蹉跌。其劲捷亦可想矣。”3嘉庆二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王聪儿左臂中了清军一枪，跌下马来，被部下迅速抢救脱险。
王聪儿与清朝统治者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起义将士。她直接领1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9《陕甘楚豫述》。
2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1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2同上。
3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导的数百名女兵，在战斗中都和她一样冲杀在前。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斗，为群贼所服”1。
起义军中出现如王聪儿这样杰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白莲教秘密传教收徒，不分男女，没有性别限制，凡“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2，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和男子一样，纷纷入教，同时也就出现了不少女教首。当起义爆发后，她们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之中。在她们之中，就涌现出了不少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嘉庆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等在陕西镇安与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两部会师。这时，嘉庆帝急令各路清军务在汉水以北剿灭起义军。起义军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蓝田，吸引清军主力，而姚之富、王聪儿率大部轻装疾进，马不停蹄，沿汉水北岸经安康、汉阴、石泉，五月中旬到达汉水上游北岸的紫阳白马石，接着顺利渡过了汉水，甩掉了跟踪的清军。当清军统帅惠龄五天之后赶至渡口时，除了望见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义军丢弃的破烂外，连起义军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嘉庆帝得知此讯后，大骂惠龄“坐失机会，实属大错”，“惠龄屡经贻误，岂可复膺总统之任？”宣布：“一切军务，著（陕甘总督）宜绵总统，明亮、德楞泰帮办”3。起义军取得了渡汉水首捷后，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进。
第一，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这就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猛扑过来。而襄阳起义军由于一开始就和清军打阵地战，损失很大，部队急遽地减员。姚之富曾为此派人四出贴写“午月午日白阳劫尽”的“逆词”1，动员各地教徒参加起义队伍。可惜，因清军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与此同时，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庆元年冬起义后，一举攻克了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城，声威大振，队伍也因之扩大。姚之富、王聪儿得知此事，“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2。第三，襄阳、四川的起义领袖基本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3，彼此曾通信息。乾隆末年，当收元教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起义领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追述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4可见，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姚之富、王聪儿采取的这一战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义将领的拥护。高名贵对此曾回顾说：嘉庆二年六月，“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1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2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3《清仁宗实录》卷17。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页。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页。
3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194—195页；《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辛卯，宜绵、明亮等奏。
4《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58页。
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指襄阳义军）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东乡会师。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绵延三十多里，蔚为壮观。
接着，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徐添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东乡会师后，起义处在关键时刻，如果各路起义军加强团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采取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那么就会推动五省白莲教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促进起义高潮的到来。然而，包括王聪儿在内的所有起义领袖都没有这样做。六月二十四日，即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了。姚之富、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清兵统帅部按照嘉庆帝的“大兵云集，四面攻围”2的指令，拟订出“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清军惠龄部紧紧尾追襄阳起义军，宜绵部正围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清军总兵力已达四万余人，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估计约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许多随军家属。在军情紧迫、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清军包围，尽快转移。
但是，问题在于襄阳起义军应向哪里转移，只有返回湖北的一条路吗？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广阔的、地势险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同时又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和给养供给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清军力量十分空虚而又不能迅速调进军队的川中、川西进军，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那么，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发动川西战役时所掀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不仅会使清军“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观。可是，姚之富、王聪儿却率领襄阳起义军主力撤离四川，这就使川楚起义军失去了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向前发展的机会，并造成了他们从此长期流动作战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失败。
襄阳起义军不能与各路反清队伍协同作战，而是单独转移，这还需要从整个起义军方面寻找原因。首先，白莲教发展到清代，虽已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相属。起义后，“伊等虽名为同教，而势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处”1。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起义军长期处于分散状况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王聪儿对此也无能为力，她的资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为白莲教“八路兵马总指挥”，以及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其次，各支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成员，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及自耕农民，封建社会的这种分散经营、互不联系的个体小生产者，正是产生起义军组织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迁的阶级基础。清统治者对于襄阳起义军在到达四川后即产生的浓厚思乡情绪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1《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58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剿捕档》。
1《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申，宜绵、明亮、德楞泰奏。李全、齐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隶襄、樊、南（阳）、邓（州）等处，是以总思北窜汉江，逃回本地”1，“此伙陕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2。这说明王聪儿不仅没有摆脱农民习惯势力的影响，高瞻远瞩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计划，相反，她幼年的往来各地走解卖艺倒助长了她的流动作战思想。
襄阳起义军为回师湖北，首先向川东的开县、云阳、万县等地挺进，兵锋直指夔州、奉节等地。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总兵达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聪儿率起义军到白帝城后便将达音泰部团团包围。明亮等复派兵增援。王聪儿当机立断，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令义军分三路同时进攻清营。起义军将士轮番作战，皆持盾以捍，失铳不退，入夜则点起火把，进行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终于突破了清军防线，顺江而下迅速挺进湖北，于闰六月下旬抵达归州（今秭归）、巴东一带。嘉庆帝急令湖北巡抚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军主力水陆追击入楚。王聪儿等采取了广布疑阵、迷敌耳目的战术，把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巴东县长江对岸的石门，声言欲南渡进攻县城。明亮等信以为真，赶紧率兵回师防守。当他们复战王廷诏时，突然发现姚之富、王聪儿等率起义军主力二万余人已向兴山、保康、南漳等地远扬，清军的阻击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襄阳黄号在襄阳起义军中的主力军作用和姚之富、王聪儿的军事指挥才能。清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极大恐惧和仇恨，嘉庆帝甚至认为，“若得生获姚之富、齐王氏，则功成八分”1。
从这次战役起，由于“总教师”的地位及军事指挥才能的显露，使王聪儿的名字在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甚至把她看作是超越姚之富之上的“首逆”了。从此，她的声望、威信和地位在襄阳起义军中日趋提高。
王聪儿、姚之富率起义军欲从南漳到襄阳，中途受到清总兵王文雄的狙击。起义军遂“佯退，次日复倍道分进，由宜城、钟祥北走襄樊”2，接着又向房县、竹山一带山区进军，八月，击毙前来围剿的清副都统丰仲布以下数百名官兵。王聪儿本想把清军由房县、竹山一带引向鄂西北老林地区，然后乘机渡过汉水，但因汉水两岸有清军重兵防守，只得改变计划经竹山、竹溪，于九月进入陕西。
十月，清军统帅宜绵因镇压义军不力，被嘉庆帝革职，以勒保代之。十一月，襄阳起义军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清军南下，以便乘机折回陕南，强渡汉水。但清军尾追不舍，义军陷入窘境。姚之富主张“不如..往百丈关，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可是，当他们赶到百丈关，冉文俦部已经转移，“又遇官兵，打败”。王聪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且折回五郎庙一带，如过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陕。若再遇官兵，即入独山一带，山内小路甚多，大半与陕西交界，官兵总不能路路1《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龄等奏；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2《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龄等奏；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1《军录·农运·结社》，嘉庆二年九月初十日，明亮、德楞泰奏折的朱批。2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挡住，就仍折回陕西。”1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襄阳起义军就是按照王聪儿的这个方案，于十二月经独山折回陕西，突破汉江，打开通往河南和湖北的道路。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甩开了敌人，“贼匪窜至五郎，而明亮甫赶至洋县，已落一站之后”2，同时又解决了襄阳起义军入陕三个多月来，北渡汉水的大问题。这一作战方案的提出与行动，又一次显示了作战骁勇的王聪儿，是一个颇有智谋的军事领袖。
从嘉庆二年底至三年初，襄阳起义军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嘉庆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多起义军由陕西西乡、洋县渡汉水，北上攻下郿县、盩厔（今周至）。接着，王聪儿命令李全带领一支先头部队直逼西安，寻找返回河南的道路。这一行动，把陕西巡抚秦承恩吓破了胆。他急忙闭城，“日夕哭泣，目皆肿”3。可惜，李全部在西安近郊焦家镇圪（鸽）子村与清军王文雄部交战失利。根据这个情况，王聪儿决定回师陕东南，率领起义军来到山阳石河铺一带，准备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清将明亮、德楞泰紧追不舍，也来到石河铺。为防止义军“前窜楚、豫”，明亮等派赛冲阿和温春、爱星阿各带兵一千分赴高坝店、漫川关堵截，明亮等则带兵四千由黄陇铺、宽坪，向漫川关兜剿，对王聪儿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三月初五日，当明亮等到达宽坪之时，正值起义军三路向莲花池一带进发。明亮、德楞泰亲带清军，亦分三路追剿。起义军“排列左右两山，并山脚大路，分投抗拒”。德楞泰率部从大路截杀，明亮、达音泰等分别抢占左右山梁。起义军施放火枪进行抵抗，经过激战之后，转到尖河口，编为二队，一队向两河口，一队向漫川关，但分别被赛冲阿、温春等截回，改向西南甘沟一路进发，清军追击了一百七十余里，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百余里之内，尸横遍野”。由于起义军行动迅速，德楞泰连夜催促，集结兵力，又令郧阳知府王正常、郧西知县孔继干募集乡勇，前来围剿。初六日黎明，德楞泰、明亮等由上津堡、槐树沟“兜剿”，将王聪儿等逼至三岔口。“贼众男妇，尚有八、九千人，犹敢舍死冲扑，占住山梁，奔突沟口”，正当清军吃紧时，湖北把总修永宏“闻枪炮之声，即带领乡勇堵剿前来，并力截杀”。德楞泰还从俘获的起义战士口中得知王聪儿、姚之富皆在左山梁，于是带领兵丁，将左山梁四面围住。王聪儿、姚之富顽强战斗，“率男妇三千余人，滚石放枪力拒”。德楞泰、明亮等“四面一直涌上。该二逆东驰西突，率众奔逃至险峻之处，弃马扒越”。德楞泰咬牙切齿地传令清军务要生擒，以便解京请赏。王聪儿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至死不降，她“率妇女十余人，从西面投落陡崖”。姚之富亦向悬崖跳下，壮烈牺牲。当清军追到崖下时，王聪儿“气尚未绝。当加讯问，业已不能详供，惟自认齐王氏不讳”1。一代女英雄为反抗封建统治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近万名起义军战士为此也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余部仍在继续战斗。襄阳白号高均德部欲由陕西雒南进入河南。当他们行至雒南两岔河一带，遭遇三路清军围困。他们怀着“为齐王氏等复仇”的决心，勇气倍增，“相率死斗”。他们“分投占据1以上引文均见《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59，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壬戌，明亮、德楞泰奏。2《清仁宗实录》卷26。
3昭梿：《啸亭杂录》卷4《王文雄》。
1以上引文俱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1册第323—326页。山头，将矛手枪手排列于前，舍命力据”1，誓与清军战斗到底。
嘉庆三年七月，鄂东蒲圻县人王添万“闻得齐王氏已被官兵杀了”，十分悲痛。他感念齐王氏平素相待甚好，要想替她报仇。他们利用周围都是深山的有利条件，在山顶砌石墙，建造茅草房屋，制造军器、火药，组织了二千左右教徒起义2。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反映了王聪儿的英雄气概已成为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的精神鼓舞力量。
王聪儿虽然牺牲了，但她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在她战斗过的地方，人们编出许多歌谣、故事、传说，四处传播，代代相传，歌颂着女英雄的不朽业绩。据湖北省郧西县的调查材料，有一首歌谣写道：齐王氏真胆大，刀枪矛子都不怕。
一心要过大小坝3，杀条血路进四川。
联合兄弟杀进京，阎王扁上打一仗4，杀得鬼神也心惊。歌谣唱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她的持久怀念与崇敬。
王聪儿牺牲十五年之后，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又组织了著名的直鲁豫三省天理教反清大起义。
1《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329—331页。
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64页。
3大小坝系指郧西县大小坝河。
4湖北郧西三岔河槐树沟地方，重峦叠嶂，山高谷深。茅山阎王扁是群山中最险要的地方。王聪儿等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二节 李文成与天地教
李文成是嘉庆十八年（1813）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领导者。这次起义虽然仅仅坚持了三个多月，但却给清统治者造成极大的震惊。嘉庆帝为此下了“罪己诏”，惊呼这次起义“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1李文成，河南滑县东北五里谢家庄人，约生于乾隆中期2，他生活的时代，“康乾盛世”已近尾声。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未得到任何缓和。嘉庆时期，直、鲁、豫三省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占有数百、上千、成万亩土地的地主到处皆有，这些地主利用种种特权，拖欠钱粮，地方官吏就伺机将亏空加在广大农民的头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所以天理教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3。
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直、鲁、豫三省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皆以草根树皮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4。但是，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却趁机向农民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的灾难。广大农民“思乱者众”1。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的李文成和京畿大兴县人林清、河南滑县人冯克善，在三省农民中组织天理教，以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明末清初，白莲教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逐渐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兵士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很多支派。在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就有荣华会、红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和八卦教等。
大约在嘉庆十年前后，李文成加入了河南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
由于他很有才能，将“教中事有条理不当者”，“厘次剖析，众推服之无异词”2，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领袖。滑、浚一带的震卦教，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王老爷”即王中3，是震卦教教主，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清政府杀害。其后，李文成被徒众奉为“当日震卦王卦主转生”4，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文成在滑、浚一带传教收徒时大力宣传：“造反事成之后，将教内的人加封官职，给予地亩。所有入教的就有送粮食自数石至十数石，大钱自数百文至数千文不等。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5“每钱百文，许地一顷”，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天理教，更加踊跃地加入反清斗争。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说1《清仁宗实录》卷274。
2据天理教首领林清的外甥董国太称：“李文成系黑面八字须，约四十七、八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董国太供词》。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按此推算，当生于乾隆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
3《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庆升奏。
4《清仁宗实录》卷267。
1同治《滑县志》卷12《杂志》。
2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李文成》。
3原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7页。
4托津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1。
5《军录·农运·结社》，《刘第五供词》。
明他确实考虑到，在起义成功后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次冲击，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的农民“相从者众”1，“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2，这些人日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冯克善和林清也在积极传教收徒。冯克善在山东收了德州宋跃隆父子和滑县牛亮臣（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军师）的儿子牛文成、浚县李大成等人为徒，依靠他们发展离卦教，自任教主。林清自嘉庆初年起传教收徒，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坎卦教，并将这个统一的教派定名为白阳教，这是林清为应“白洋（阳）劫”而取的带有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宗教的名称。白莲教系统的各教派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槃境地的“真空家乡”为最终目的，并鼓吹“两宗、三际”说。“两宗”指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三际”指白莲教义把世界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在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统治人类世界。其中“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了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显然，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预言。能够吸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参加反清斗争。
之后，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3的口号，以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进一步扩大势力，并且在嘉庆十六年亲自到滑县会见了李文成和冯克善。
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林清即与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倡言李文成为八卦教主，使当地习教者深信不疑。接着，林、李合伙夺了梁健忠的卦主职位，由李正式继任震卦教主。他们一起还确定了震卦在八卦各卦中的地位：“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即“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1。至此，李文成和林清初步实现了“八卦归一”的目标。他们在这次会见中还利用“星象示变”，规定了起义日期。原来，这年八月，“慧星出西北方”，李文成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2。这种以两年前的天象决定两年后的起义日期，而不以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依据的做法，显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样，起义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嘉庆十八年七月，李文成、林清、冯克善在河南滑县附近的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起义时的“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两字，约定九月十五日动手造反，各带徒弟于本县起事”，并要求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冯等人率1《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5。
2《军录·农运·结社》，《刘第五供词》。
3《军录·农运·结社》，《刘宗山供词》。
1《靖逆记》卷5《林清》。
2《靖逆记》卷5《李文成》。
领各自徒弟“半月内到京”3，与林清会合，共同赶走清朝皇帝。难怪嘉庆帝大骂这次起义“其心总在北京图谋社稷，与从前三省（白莲教）迥不相同，险恶肆逆，异乎寻常”1。这说明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一开始就抱有夺取政权、彻底推翻清皇朝的政治目的。李文成在这次会上还对未来的“大明天顺”政权作出了组织安排：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为地王、冯学礼为人王，林清为“文圣人”，冯克善为“武圣人”，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在反对清朝统治这一共同斗争目标指引下，李文成和林清、冯克善将其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并将这一组织定名为“天理教”。接着，李文成又任命了天理教八个卦的教首，他们是：离卦王王道隆，艮卦王刘宗顺，震卦王宋克俊即宋老秀，乾卦王寿光德，坤卦王冯相林，巽卦王王修治，兑卦王刘国明，坎卦王尹老德，他死后，其子尹振继任2。
由于李文成的旗子上确实写有“大明天顺”的字样，因此，过去国内外一些学者据此将这次起义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
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占支配地位的封建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仍在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因此，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但是，由于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民族压迫的阶级实质，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这就必然要借用恢复“大明”的旗号进行反清斗争。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人们从明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事实，认识到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偶像，真命天子也并非总由一家世代相承。这种社会意识又决定了在农民的反清斗争中，“复明”的政治色彩必然地相当淡薄。天理教起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天理教和白莲教一样，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诀，它也打着弥勒佛旗号，但实际上，却对“无生老母”和弥勒佛并不过分崇信。在天理教徒的眼里，弥勒佛的作用是和林清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林清就是指路的“佛”；他们也不用虚无缥缈的“牛八”（“朱”字的分写）充当精神领袖，而是用《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李遂号“严霜十八子”，自称“李自成转世”。这表明李文成、林清等人是把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作为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即把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他们显然是要发扬李自成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继承他的革命事业，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事实也正是这样。李文成在传教中谆谆告诫他的教徒说：“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1这是李文成借用宗教语言，鼓励天理教徒起而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由此看来，天理教起义的实质是一次以推翻清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为宗旨的农民革命运动。
嘉庆十八年9月15日，林清派了一百名左右的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由3《军录·农运·结社》，《冯克善供词》。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上的朱批。
2《军录·农运·结社》，《秦学曾供词》。
1《靖逆记》卷5《崔士俊》。
于众寡悬殊，当天失败。林清为叛徒出卖，于9月17日被捕，后被清政府杀害。在林清攻打紫禁城之前，李文成亲自领导了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范围大致又可分为三个小地区。河南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主力所在。
道口会议之后，李文成一方面把会议决定内容通知他的八卦王，令他们把各自的几千徒众集合好，按原约定，于九月十五日准时起义，然后半月内到京和林清会合。为夺取起义成功，他指令天理教首领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加紧打造军器。不料，此事为滑县知县强克捷侦知。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强克捷逮捕了李文成、牛亮臣，并将李文成“刑断其胫”1。冯克善、宋元成和八卦王等人激于一时的义愤，决定提前起义。他们来不及通知在北京地区的林清变更起义日期，便于九月初六日夜晚，集合滑县的天理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强克捷仓皇逃至封邱，在其上司逼迫下自缢。他的家属和滑城官吏三十余人全部被起义军处死。
起义军占据滑城之后，李文成即在城内扎下大营，建立政权，称“天王”，又“开帅府，设羽帐”，帐后树“大明天顺李真主”2的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并在北门外挂有“招军旗”，积极吸收穷苦百姓加入起义队伍。接着，起义军攻占了道口、桃源，与附近的滑城形成犄角之势。九月初八日，李文成又派于克敬北攻浚县。
应该指出，李文成等占据滑城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从清政府查获的“逆产”数目看，直、鲁、豫三省内李文成、牛亮臣等人拥有的土地总数在六百六十顷、房屋在一千一百间以上3。农民起义军固有的恋土怀乡观念，不愿远离故土，促使他们坐守孤城。
起义者占据滑城后，李文成由于伤重需要治疗，领导起义军的任务都由牛亮臣、宋元成承担，其他将领轻易见不到他。因此，起义军在行动上也就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甚至有些起义军战士在附近地区抢劫当铺、衣物而无人过问，而牛亮臣等人却纷纷带头将自己的家口搬进滑城，更加恋城不走，严重地拖住了起义军战略转移的后腿。天理教是秘密宗教，而秘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教时带有地区性，离开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就无所作为。李文成和起义军坐守滑城，正符合清统治者的愿望。正如礼亲王昭梿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1。事实果如所料，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城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全部被消灭。
李文成派兵攻打浚县，同样也是个战略上的错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嘉庆帝一听到滑县起义的消息迅即调军围剿，已使起义军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李文成不倾其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直鲁豫三省各地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做到进可联成一片，退有牢固的后方可守，是完全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粉碎清军的围剿的。但是，李文成等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占据滑城之后强攻浚县，二十多天的阵地战使起义军伤亡惨重，于克敬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十月初，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率1魏源：《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贼记》。
2《靖逆记》卷5《李文成》。
3《军录·农运·结社》，《大学士刘镮之奏》。
1昭梿：《啸亭杂录》卷6《滑县之捷》。
军从四面八方向滑、浚一带集结时，起义军被迫撤回滑城，这样就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在其他地区，如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这里的起义队伍分散行动，每支队伍不过几百人。虽然其中一支曾攻入长垣县，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巩固已得到的胜利。
在山东，地处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这里的起义是在李文成的徒弟朱成贵的领导下，攻克了定陶、曹县。
总的来说，起义一度迅猛发展。仅长垣至滑县交界的二、三十里之处，起义军的营寨“联络十余里不绝，众不下十数万，旌旗蔽日，声势锐甚”1。直、鲁、豫三省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嘉庆帝立即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堵截，命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南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谷”2。不久，嘉庆帝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3，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4，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嘉庆帝又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任钦差大臣，“总统军务”，同时把能征善战的固原提督杨遇春和清军官兵约二万余人调到河南。此后不久，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高杞在南，杨遇春在西，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的严密军事包围圈。
从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发动进攻。十月上旬，清军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扈家集和曹县。与此同时，各地官吏勾结地主编查保甲，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将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的开州、东明、长垣，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又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之下，丢失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余部大多退往滑、浚一带。起义军的地盘就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形势对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李文成觉察到“官兵势重，抵敌不住”，决定派冯克善往山东德州去约他的徒弟们“前来接应”1。
还在十月九日，杨遇春等即“驰至道口”，先后剿灭了道口附近的新镇、丁栾集等地的起义军。十月二十一日，道口的起义军分两路主动进攻杨遇春的军营，双方酣战达五时之久。冯克善在激战中突围，奔往山东，寻求救兵。十一月十九日，他在河北献县不幸被捕，后解京处死。
冯克善出走山东后，清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分七路攻下道口，进剿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城。
正当滑城岌岌可危之际，十月三十日晚，兑卦教首刘国明潜入滑城，与李文成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作出了哪些决定，但从当时直鲁一带仍有少量分散的起义军在活动的事实来看，他们显然把解救滑城危急的希望寄托在直鲁豫起义军的支援上。为了保存起义火1道光《续长垣县志》卷下《人物志·郭有成》。
2《清仁宗实录》卷273。
3《清仁宗实录》卷275。
4《清仁宗实录》卷273。
1《军录·农运·结社》，《冯克善供词》。
种，以便继续斗争，起义军的领导集团决定由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出走山东，而留牛亮臣等人坚守滑城。
当夜三更，李文成在刘国明等人护卫下，坐着大车，秘密地来到了滑城附近的南湖。第二天，他们率一千多人从南湖出发。尽管此时天理教起义已经面临最后覆败的危局，但是这支队伍沿途经过的地方，还是有许多贫苦群众参加进来，使起义军的人数猛增至四千余人。
十一月初四日，李文成等来到长垣、东明一带。这时，他们不仅受到清军托津部的围追堵截，而且适逢四川提督奉调带兵赴滑县围剿起义军，经过东明，“因恐贼匪东窜，即在东明县属郝士连村扎营”1。李文成感到，往山东之路已走不通，于是当机立断，拐大弯往封邱、延津、阳武、新乡、辉县、林县一带转移，并到达距直隶边界不远的林县临淇镇，又意图与直隶起义军会合。但是，他们再一次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进退无路，被迫从林县临淇镇来到辉县北部的侯兆川，占领了这里的险要据点司寨。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内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巍然屹立，坚不可破。李文成刚扎下营寨，清将杨芳即统兵占据了司寨北面的咽喉之地白虎岗。十一月十八日，李文成派二千起义军进攻白虎岗。清军开始时怯战，不肯向前。杨芳亲斩两名清兵后，众皆“股栗”，被迫一窝蜂扑上前。双方血战数个时辰，起义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岗河水。十一月二十日平明，清军向司寨发动了猛攻。寨内的几百名起义军战士，在李文成、刘国明的领导下，绕着围墙，从早晨坚守到傍晚，并不断用板门砖木堵塞被清军毁坏的寨墙。当清军攻进寨内之后，他们又据险掷石，与清军展开了短兵巷战。日暮时，清军仍未能占据全寨，最后使用了放火焚烧的恶毒手段。
这时，清军发现李文成藏在一座碉楼里，杨芳率众登楼，妄想活捉李文成以邀功。在这最后时刻，李文成等虽然势孤力单，依然悉力抵抗。刘国明出其不意地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此时，杨芳趾高气扬地声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1但是，李文成和所有的起义战士都丝毫不为所动，在凶狠的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碉楼上的李文成神色坚毅，炯炯有神的目光像利剑似地射向敌人，高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2最后举火壮烈自焚。剩下的起义军战士群相拥抱，让烈火吞没了自己的身躯，充分显示了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司寨陷落后，三省边界起义军又在滑城作殊死的战斗。
还在十月下旬，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等率军进攻道口、围困滑城，起义军面临危急之际，他们已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他们把道口屯粮运往城内，“足支一载”，“尽够食用”，陆续凑集不少火药、鸟枪、刀和其他守城器械，清除清军奸细，使城内“无敢内应”3，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十一月初，李文成离开滑城后，城内军民遵照他的指令，继续加紧备战，铸了四门炮和许多支大鸟枪，又从地下刨出六百斤硝磺制造弹药，天理教各1《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一月，章煦片。
1《靖逆记》卷3《司寨之捷》。
2《靖逆记》卷3《司寨之捷》。
3《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贼记》。
卦王分守四门。清军这时也在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准备攻城，同时又故意将林清首级悬挂帐外，以瓦解起义军军心。但是，起义军无人理睬，坚持战斗。他们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清军地道，使潜藏在内的清军毙命。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点燃了地道内的炸药，将西南和南面的城墙各轰坍了一大段。起义军“枪石如雨”，痛击进犯的清军。有一名起义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贼以手接矢，左右驰突。”1充分表现了起义军战士不怕牺牲，誓与清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由于众寡悬殊，清军攻入了滑城。接着，城内的街头巷尾，到处展开了白刃搏斗。起义军在一片火海中顽强地奋战，直至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滑城保卫战中，起义军中的女英雄、李文成的妻子张氏表现得十分英勇。她在李文成出走后，不仅参加了保卫滑城的指挥工作，运筹帷幄，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战士登城防守，夜晚则率兵“潜出烧炮台、劫营，无夜不扰”2。直到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军）拥护出城，扑卡数次”3。城破时，牛亮臣等人劝其“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曰：‘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4于是，她和年仅十二岁的女儿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母女俩一同自缢，实践了李文成在反清斗争中的誓言。
李文成和林清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天理教起义，虽然历时三个月就失败了，但却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1《靖逆记》卷3《平定滑县》。
2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5《书滑县平贼事》。
3《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那彦成片。
4《靖逆记》卷5《李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