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建立对全中国统治的过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先以献关降清而声势显赫，后又叛清自立而身败名裂的吴三桂。
第一节明朝的宁远总兵
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父吴襄，字两环，明天启二年（1622）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从而开始了政治生涯。
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
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1。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成年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吴三桂在政治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和“擢居显职”，他的家族、亲戚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吴襄在辽东拥有一支精锐的家族亲军和足以养赡这支军队的大量的庄田1。舅父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等都是明朝世守辽东的重要将领。祖氏三大将之下，有祖泽润、祖泽远、祖泽溥、祖泽洪、祖可法等“十余副参，又系昆弟”2。作为这支势力核心集团的一个成员，吴三桂在登上仕途之初，便得到他们的全力扶持。他们或揄扬其才华“聪俊绝人”，将来必定“大成”3；或称颂其品质“纯忠极孝”；或赞扬其战功“夷夏震慑”4。正是在他们的赞助下，吴三桂才逐渐得到了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的赏识。吴三桂也竭尽全力地结识并交结这些高级军政人士。太监高起潜总监宁锦军马，专以杀良冒功为能事，吴三桂却拜之为“义父”5，方一藻、洪承畴先后经略辽东，吴三桂也先后“拜其门下”6。由于吴三桂钻营有术，青云直上，不但在考核中被列为上等，而且在职务上也一再提升。就现存的一些明清档案史料来看，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时，吴三桂的职务只是游击7，然而，不过三年，崇祯八年八月时，已擢至前锋右营副将8。崇祯十二年七月，又由太监高起潜推荐而任团练总兵，驻守宁远9。仅仅几年的时间，吴三桂便由一个普通的中下级军官超升至高级军职，成为明朝政府镇守辽东的一员重要将领。
1《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页136。
1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见《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五本第4821页，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2《清太宗实录》卷60。
3同上。
4《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1。
5刘健：《庭闻录》卷1；参见《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四本第1页。6《辛巳丛编·平吴录》页1。
7《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9页。
8《明清史料》丁编第五本事478页、第492页。
9《明清史科》丁编第七本第603页。
吴三桂在关外时期虽然升迁极速，并被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视为“智勇兼备之大将”1，但是，通观吴三桂在关外时期的全部史料，并未见其对整个辽东战局建一奇策，立一殊功。与此相反，不少史料却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他纵兵淫掠，骚扰百姓，畏敌怯战，临阵脱逃的事实。在吴三桂担任高级军职以前，根据其父吴襄自述“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2。如，崇祯四年救援大凌河之役，崇祯七年救授宣府、大同之役等，吴三桂当随父身历戎行。但大凌河之役时，吴三桂随父临阵脱逃，致使明军四万余人全部溃败，大凌河也因援绝而失陷于后金；宣府、大同之役时，吴三桂又随父畏敌逗留、骚扰地方。在吴三桂独当方面之任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崇祯十四年夏，明朝政府为解锦州之围，以洪承畴为主帅，率师十三万，自宁远北上援锦。清军主帅皇太极侦知此事后，迅速调动兵力，围城打援，将援锦明军包围于松山。为了解除被动局面，洪承畴决定孤注一掷，率军突围。但是军事会议刚散，作为洪承畴所一向器重的将领，吴三桂便违反决定和另外一个大同总兵王朴一起率部提前遁逃。慌忙之间，竟连印信也被清军所缴获。受吴三桂、王朴的影响，其他四个总兵也各自夺路逃跑，致使清军乘势追杀，明军损失惨重。松锦战役是继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清主力在关外进行的又一次决定性战役。松锦战役的失败，为清军入关打通了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吴三桂违背节制调度，率部遁逃，是导致此次惨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松锦战后，明朝政府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吴三桂被降三级驻守宁远，另一个和他一起逃跑的大同总兵王朴却被处死。
松锦战后，吴三桂虽然是以待罪的败军之将的身份驻守宁远，但是，此时明清之间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却使他在明清两个政权之间都较松锦战前更为重要。就明朝方面而言，松锦失陷后，宁远便成为阻挡清军入关的主要屏障。兼之以吴三桂在驻守宁远期间，搜集散亡，招募兵勇，所部军队又增至三、四万。1642年，清军进关。次年春，吴三桂凭借这支军队入卫京师，颇有斩获。就在这年秋天，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相继失守，独有吴三桂撄守宁远孤城，未使清军得手。这使明朝政府很自然地便把吴三桂视为东部边陲之保障，并在其入卫京师时给予武英殿赐宴之恩荣。就清朝方面而言，夺取宁远是其实现入关作战的前提。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曾通过已经降清的吴三桂的亲戚故旧对吴三桂进行了频繁的劝降活动。信使往返，不绝于道。然而，一则由于明朝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二则明清之间仇杀已久，所部将士仇满情绪尚很强烈；再则，吴三桂手中还掌握着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军队。因此，吴三桂并没有立即决定投降清朝。但是，作为一个善于钻营的世家子弟，吴三桂既未表示出降清之意，也绝未作出毁书斩使的激烈行动，这就为他在日后时局剧烈变化时降清留下了一条后路。
吴氏是辽东世家，广有田产；吴三桂又早年得志，经常出入于高级官员的府第。明末士大夫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姬妾成群的腐朽习气，也给吴三桂以很深的影响。军旅之中，他不耐寂寞，“以风流自赏”，国难当头，他还把“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张丽华”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1。据一些史1《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第958页。
2《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第136页。
1《辛巳丛编·吴逆始末记》页3。
料记载，壬午之役吴三桂入卫京师时，曾以千金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这些记载，虽互有出入，但大多是吴三桂同时代人所作，在反映吴三桂早年纵情于歌舞声色方面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2。
2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
第二节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师——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1。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2，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3。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4。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1，吴三桂的父1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载《玄览堂丛书》第二十一本第253页。2彭孙贻：《流寇志》卷11，第177页，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3。
4谈迁：《国榷》卷100，第6063页。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载《明清史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十八本第70页。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2。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自己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1，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2，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2《辛巳丛编·平吴录》页2。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条下载：“吴三桂挟大清骑叩山海关，贼将不能御。”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2《小腆纪年附考》上册卷5第147页。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3。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1。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2。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3。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1。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3《清世祖实录》卷4。
1谈迁：《国榷》卷101。
2《沈馆录》卷7，页11，载《辽海丛书》第八函第十册。
3《清世祖实录》卷4。
1《清世祖实录》卷4。
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2，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3。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4，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1。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2。“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3。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4。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1。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2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3《清世祖实录》卷4。
4参见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1《沈馆录》卷7，页13。
2《沈馆录》卷7，页13。
3钱■：《甲申传信录》卷8，第140页，《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1982年版。4《吴三桂请兵始末》，载《明清史料汇编》第4集第28本，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1《謏闻续笔》卷1，转引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2。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1，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2《沈馆录》卷7页13。
1《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1。
第三节 杀故主晋爵亲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2。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1。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2。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1。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2陈洪范：《北使纪略》，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一本第2963页。1《清史稿·吴三桂传》。
2《清世祖实录》卷21。
1刘健：《庭闻录》卷4，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四本第3886页。
第四节 叛清称帝，五月而亡
然而，就在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就清朝政府而言，使用吴三桂攻打南明政权，是为了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为此目的，历时十数年，始将各地南明政权逐一消灭。在全国平定之后，清政府亟需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因此，早在占领云贵之初，便向这些地区派出了行政官吏，而后不久，又计划撤回和裁减满洲及绿营军队。清朝的这些措施，无疑是和当时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要求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吴三桂政治、军事势力的迅速增长，清朝的这些措施却触犯到吴三桂本人的利益。就吴三桂方面说来，在南明政权尚未消灭之前，他与清政府命运相连，必须拼死作战。但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在政治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辖下的各级官吏，他“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1。与此同时，他还以重金收买在京朝官及各省将吏，为自己效劳。在经济上，吴三桂除利用政治特权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之外2，还大肆兼并土地，“勋庄棋布”3，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他还“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4，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并凭借其庞大的财富，豢养宾客，收买士人。在军事上，他招纳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此外，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5。事实证明，吴三桂已经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总代表。
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康熙二年（1663）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6。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7。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8，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1《清史稿·吴三桂传》。
2《清史稿·吴三桂传》。
3刘健：《庭闻录》卷4。
4《清史稿·吴三桂传》。
5刘健：《庭闻录》卷4。
6刘健：《庭闻录》卷4。
7刘健：《庭闻录》卷4。
8《清史稿·吴三桂传》。
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1。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
清朝同撤三藩的决定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美梦。吴三桂气急败坏，暗中指令死党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发动叛乱。他还指使其党羽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吹捧自己是“中国真主”2，为反叛大造舆论。在经过一阵短暂的准备后，同年十一月底，吴三桂铤而走险，杀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3，称兵反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活动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他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4，对部下大加煽动。反叛之后，又发布檄文，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5，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6。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这场叛乱又是蓄谋已久，因此，在反叛之初，吴军乘锐连下贵州、湖南，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又可以稳操胜券了。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1，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这就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朝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再有，与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1《清史稿·吴三桂传》。
2《明清史料》丁编第十本第991页。
3《清史稿·吴三桂传》。
4《吴耿尚孔四王合传》，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二集第十六本。
5《吴三桂檄》，转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三十章第60页。
6转录戴逸：《简明清史》第五章第26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清史稿·吴三桂传》。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兵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五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醴陵、浏阳等重要城镇，矛头所向，直指省府长沙。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王辅臣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此后，在清军发起的不断进攻下，湖南、江西的吴军处境愈益恶化，吴军本部也开始出现了叛吴降清的现象。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撕下了“复明”的面纱，演出了一出称帝的丑剧，以衡州为“定天府”，建国号周，改元“昭武”，册妻张氏为后，孙吴世璠为太孙，置官封拜，颁制新历，举行云贵乡试。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给这个野心家带来什么好运，前线告急文书仍如雪片一样飞来。吴三桂气急败坏，称帝不久，便病倒在床，是年八月死于衡州，从而结束了这个身经两朝、历事三主的野心家的一生，时年六十七岁。
吴三桂死后，部下郭壮图、方光琛等拥立其孙吴世璠即位于贵阳，改元洪化。控制地盘越来越小，内部也更加分崩离析。乘此时机，清朝政府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克复湖南、广西，十九年，又下四川、贵州并进兵云南，二十年春，师围云南省城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此全部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