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

元代东西方交通盛况空前，各类人员的交往频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的地理视野得到扩大，地理知识得到发展，对西方各国的地理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同样，西方各国对中国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激起了对于中国文明的向往。

元代有许多西方旅行家来中国旅行。最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3）、鄂多立克（旧译和德理，odoric，1286—1331）、马黎诺利（johnmarignolli），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亦常译作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h，1304—1378）。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中国情况详细介绍到欧洲去的人1。他于1271年随父亲、叔父经中亚来到东方，1275年到上都（多伦），后又到大都（北京），在中国住了十七年，为元朝服务多年。1295年由海道回国。旅居中国期间，他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宁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和五十多个城市。回国后在战争中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由马可·波罗口述，难友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笔录，写成了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另一位鄂多立克，是意大利圣芳济各会教徒，1316年开始东游，由印度乘船来中国。1322—1328年在中国旅行。回国后由鄂多立克口述，另一人笔录写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书中介绍了广州、泉州、杭州、北京等城市的地理风貌。

伊本·拔图塔是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从二十一岁起，遍游世界各地。

除地中海沿岸外，还东至东欧、中亚、印度、锡兰、苏门答腊、中国等地。向西横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尼日尔河流域、苏丹、马里等地。历时28年，行程12万公里。1346年，他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游览。回国后，由伊本·拔图塔口述，穆罕默德·伊本·米赞·凯洛比笔录，1356年编成《伊本·拔图塔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除了西方旅行者到东方来旅行外，中国也有不少旅行者西往。他们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海路。如耶律楚材、邱处机、常德等人的中亚、西亚之行，周达观、汪大渊等人的航行南海，都是比较有名的。

耶律楚材是元初的学者和佛教徒。1218年，成吉思汗把他召至蒙古，第二年随成吉思汗大军征西域。1224年东归，1228年写成《西游录》，第二年自己刻印发行。由于印数少，不久即成“人所罕见”的书，今原刊失传。1926年日本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部旧抄足本《西游录》，是照元代原刊本抄录的。1927年神田据图书寮本排印出版。后来罗振玉又据神田本重印。1927年王国维又据神田抄本重抄，现藏北京图书馆。1980年中华书局又将向达校注的《西游录》与周致中的《异域志》合刊。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约1500字，记述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的经过，描述了沿途地理风貌，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下部约3400余字，专门攻击长春真人邱处机，这1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地理价值。

邱处机是道教全真派道士，山东栖霞人。少年时代，父母早亡，无机会读书。但天资聪明，有志向学。19岁到山东昆仑山学道，被重阳真人王喆看中，命掌文翰。经过四十多年的修炼、学习，邱处机成了闻名四方的北方道教领袖，并曾被元太祖任命总领道教。1219年，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两域，途经宣化、和林、阿尔泰山、天山、楚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地区，1223年东归，往返两年零七个月。西游时，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将沿途见闻及邱处机的诗词言谈作了记录。回北京后，很快将草稿整理成书，名曰《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分上、下两卷，约18900余字。书稿当时未刊行，历元、明两代无人过问。直到1795年，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阅《道藏》时发现，借抄一部，才公开流传。道光年间，收入《连筠簃丛书》及《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以后又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1，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此书的地理内容比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丰富。在他们两人都旅游过的地方，《西游录》没有描述或是描述简略，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则作了详细描述。

常德，字仁卿，元宪宗蒙哥九年（1259）奉命前往波斯朝觐旭烈兀。从和林出发，经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渡伊犁河、锡尔河、阿姆河、到里海南面的纥立儿。1260年回国，往返用了14个月的时间。他的行踪比耶律楚材、邱处机都远，已到达伊朗高原西北部1。中统四年（1263）三月，由常德口述，刘郁笔录，写成《西使记》。全书约2500字，内容比《西游录》丰富。如所记撒尔马罕的药物十数种，“皆中国所无”，当时地中海的采珠方法与中国类似，等等。此外，还介绍了印度的地理及物产。

周达观，温州人，自号草庭逸民。1266年左右生，终年八十多岁。他出使真腊时是以钦使随员的身份去的，并非朝廷命官2。1296年3月，他随使团由温州出发，经过5个月到达真腊国都吴哥，在吴哥停留约一年，1297年7月回国。1297—1312年，周达观写成《真腊风土记》。书中介绍了真腊国的名称演变，随使团访问真腊的经过，真腊的城郭、宫室、服饰、山川、村落、物产、宗教、文化、风俗、生产、贸易、交通、生活等。《真腊风土记》是现存最早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情况的专著。翔实可信，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819年被译成法文。

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平不详。20岁以后即参与商船航海，前后两次，分别到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诸岛国旅游，游踪之广，在清代中叶以前，可居前列。1349年写成《岛夷志略》。全书收录域外地名达220个，有些地方的描述比《马可·波罗游记》详细。1888年以后，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还有一本《大德南海志》，作者陈大震，1304年成书。原书20卷，仅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有残本6—10卷，其中只有第7卷物产篇附列舶货与诸蕃国，收录地名较多，是元代海外交通的宝贵文献1。

1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版。1《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76页。

2段立生：《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学术研究》1985年1期。1姚楠：《岛夷志略校释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二节　地志

元世祖时，开始官修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命札马鲁丁、陈俨、虞应龙等编纂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共755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2。元成宗时，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所以有人倡议增修，后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大德七年（1303）完成，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元一统志》。全书1300卷，至正六年（1346）在杭州刻板印行。此书体例继承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的传统。所引资料，基于各行省撰送图志，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大江以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

此书规模很大，但由于民族矛盾的影响，流传时间却很短促，明朝官府拒不收管，私家无力保藏，因而很快散失。清代收集残本，只遗留15卷。1944—1965年，赵万里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元刻残帙、瞿本、袁本与其他文献所引文字，汇辑成《元一统志》10卷，约450000字。1966年由中华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3。

朱思本著有《九域志》80卷，于大德元年（1297）刻印刊行。此书明代以后没有重版，原刻早已残缺难寻，成为稀有珍本。朱思本在自序中说：“自嬴秦破九州为郡县，中古以下，迄而不改..暇日因取郡集，参考异同，分条晰理，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以都省分隶焉”1。可见他是把元代的省、府、州、县分隶《禹贡》九州。由于元代官修的《一统志》比《九域志》面世更早，因此，朱思本的这部私人著作在历史上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但他精心绘制的《舆地图》有很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地方志约10余种，如：至元五年（1268）于钦纂修《齐乘》6卷；至元二十五年（1288）单庆、徐硕纂修《至元嘉禾志》32卷；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纂修《类编长安志》10卷；大德二年（1298）冯复京、郭荐等纂修《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大德五年（1301）李京纂修《云南志略》1卷；延祐七年（1320）袁桷纂修《延祐四明志》20卷；至顺三年（1332）脱因、俞希鲁纂修《至顺镇江志》21卷；至正元年（1341）杨譓纂修《昆山郡志》6卷；至正二年（1342）王元恭纂编《至正四明续志》12卷；至正二年李好文纂修《长安志图》3卷；至正四年（1344）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15卷；此外，还有佚名《河南志》4卷，赡思《东阳续志》，洪焱祖《新安后续志》，以及《岁华纪丽谱》、《吴中旧事》、《平江纪事》等。在这些地方志中，南方占多数，北方占少数。其中尤以《长安志图》和《类编长安志》颇具特色。

《长安志图》与一般地方志的体例不同，它是以地图和图说的形式组成。上卷原有15幅地图，今存12幅，无图说。中卷有5幅地图，外加19篇图说。下卷有2幅地图，8篇图说。图说详略不均，差别很大，字数少的100多字，多的11000多字。如《图志杂说》5300余字，内容涉及龙首山、北斗城、小2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3赵万里：《元一统志·前言》，中华书局1966年版。

1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儿原、村名历史、出土文物、樊川、杜陵等名胜古迹的地理位置、规模、以及古迹之间的关系等。《泾渠图说》11000多字，讲各渠的开凿历史，灌溉面积，渠道长度，渠道配套工程等，是一部水利工程专著。

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是记载长安州郡变迁、城郭迁移以及山川名胜沿革、宫室第宅、丘陵冢墓兴废的地方志。此书原刊本无存，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残本5册，缺1—2卷。卷首目录之前有《安西路州县图》一幅。此书体裁与一般地方志也不同，除历史资料外，又增加了金、元材料。特别是金、元诗文，所载尤多。

《元史·地理志》和《元史·外夷列传》，是元代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著作。《地理志》的范围，只是以元政府管辖的各省、府、州、县为限，与前代地理志差别不大。地名沿革追溯到唐代为止。《外夷列传》介绍了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瑠求、三屿、马八儿等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内容则是记载各国与元皇朝交往的情况。《元史·食货志》中有部分经济地理内容，如关于全国的矿产资源及其分布，海运及其航线，河运，对外贸易与主要港口，国内市场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元史·五行志》有部分气象气候、水文、地震资料，如水灾的日期，霜冻灾害，雪雹灾害，气候异常，山崩地震等。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较丰富的地理资料。如盐、铁、矾、坑冶、漕运、气象气候、水灾、地震、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等。此外，还表述了他本人的一些地理学观点。如关于建都条件问题，马端临不同意过分强调客观地理条件，主张客观地理条件应与国力配合，都城才真正安全。如果国力很弱，即使客观地理条件再好，都城也会受威胁，不安全。在河源问题上，他赞同杜佑、欧阳忞对河出昆仑说的非议。

第三节　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

黄河之源自古以来就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人们就已知道黄河发源于今青海省，出现了“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尚书·禹贡》）的记载。不过由于河源地区环境恶劣，人迹罕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专人实地考察过河源。

元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使，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至元十七年（1280），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既受命，是岁至河州。“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真正发现了河源。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的弟弟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志》，这是我国关于河源的第一部专著。与此同时，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中，也有一本记载河源的书，并把它译成汉文。这本书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很有价值，惜已佚，幸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根据潘昂霄的记载，黄河源出星宿海：“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山，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阑。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

根据朱思本翻译的梵字本记载，则黄河源在火敦脑儿西南一百多里，即星宿海西南面的一条河流上。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喀喇渠1。梵字本写道：“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两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除上述两种书外，元人梁寅也写了一篇《河源记》2。内容与《河源志》相近，但未及《河源志》详细。

上述三种关于河源的记载，除河源外，还记载有关河源地区的地理状况。如“土人抱革囊骑过之，其聚落之处，多编木如舟以济，附以毛革，中仅容二人”（《河源记》），“昆仑以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河源志》），“（河）自星宿海至汉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众，其山或草或石，至积石始林木畅茂”（《河源记》）。《河源志》还对伏流重源的错误说法，作了有力的反驳。这种求实的精神是可贵的。

1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载《地理学报》22卷1期。

2载《梁石门集》卷一。

第四节　地图

元代最有名的地图学家是朱思本。他总结了唐宋以来的绘图经验，利用当时能够看到的图籍，加上他自己的旅游实践和对地图的钻研，编成了著名的《舆地图》2卷。这部图影响很大，是元、明、清三代舆图的重要范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江西临川人。“学道江西龙虎山中，从张仁靖真人扈直两京，又从吴全节居都下..尝以周游天下，考核地理。竭十年之力，著有《舆地图》二卷，刊石于龙虎山上清之三华院，惜今不传”1。此外，还著有《九域志》八十卷，《贞一斋杂著》一卷，诗稿一卷等。在《贞一斋杂著》中有一篇《舆地图自序》，自述其研究地理及绘制《舆地图》的经过：“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史，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辙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谬，思构为图以正之。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元一统志》，参考古今，量较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士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自至大辛亥（1311）迄延祐庚申（1320），而功始成。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嗟夫，予自总角，志于四方，及今二毛，讨论殆遍。兹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后之览者，庶知其非苟云。”（《适园丛书》第十七函）

从这段引文中知道，朱思本查阅了许多历史文献，先绘制各个地方的小图，然后合成一幅全图，从1311—1320年，整整花了十年才完成。这是朱思本野外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地图精度超过了前人。尽管如此，朱思本的态度仍然很谦虚谨慎，对那些他没有去过的边远地区，对不熟悉的地区，以及资料不足或资料不十分可靠的地区，他不乱画，而是宁缺勿滥，以免影响后人。

朱思本绘图的方法，据罗洪先《广舆图序》说：“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刘献庭也说：“朱思本舆图，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裴秀准望之意也。”（《广阳杂记》卷2）《舆地图》的大小，据罗洪先说是“长广七尺，不便卷舒”。

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历史地图集，是李好文的《长安志图》。《长安志图》原有图22幅，现存19幅。图幅大小不一，比例尺与方位也不一致。主要内容是关于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城市、陵墓、宫殿、禁苑、名胜古迹和水利灌溉渠道共七类地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水利灌溉渠道图，它是水利灌溉渠道系统中最早的一幅地图。《长安志图》的绘制，据研究，在现存宋、元地图中处于中上水平。

此外，元代还有两幅中国全图，即李泽民1330年左右绘制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人清浚绘制的《混一疆理图》，惜已失传。

1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二。

还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出现了我国第一个地球仪。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木质地球仪，七分水面用绿色表示，三分陆地用白色表示。又画江河湖海，形成水系网络1。地球仪上绘有小方格，用来计算道里远近。这些小方格显然是经纬线。地球仪上水陆分布比例，同现代所测得的比例基本一致。地球仪在中国首次出现，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件大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重视，在学术界影响不大，这是非常遗憾的。

1《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