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廉希宪
忽必烈藩府近臣
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号野云，畏兀儿人。曾祖牙儿八海牙，祖吉台海牙，世代为本国官。父布鲁海牙（1197—1265），幼孤，家产尽为其叔所取，依母家就学，通晓畏兀儿文字，精骑射。1209年畏兀儿国归附蒙古，1214年布鲁海牙被送蒙古充宿卫（怯薛），从成吉思汗西征，忠勤服劳，成吉思汗赐以西辽后族女石抹氏为妻。1229年，奉命至燕京总理财币，供诸王大会之需。1231年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当是汗廷派出的监督使者，仿用中原官称）。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闻其廉谨，指名要求太宗将他拔属自己，派他管领本位下在燕京、中山的匠户；及得真定份地，命为真定路达鲁花赤1，并作为唆鲁禾帖尼位下的代表参与管辖中原汉地，为断事官之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司，授真定路宣抚使。
希宪为布鲁海牙次子，石抹氏生，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遂以廉为姓。自幼生长在汉地，习汉文化，亦善骑射，奉命与阔阔等同师事名儒王鹗。1249年中随父北觐，入忽必烈王府为宿卫（怯薛）。好读书，有一天正读《孟子》，闻忽必烈召，即持书入见，问所持何书，答曰《孟子》，又问书中所说为何，对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忽必烈嘉其言，称之为“廉孟子”1。1252年从忽必烈征大理，1254年师还，时关中为忽必烈份地，置宣抚司治之，六月，命他留京兆（今西安）任宣抚使2。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大商贷钱于人，征息数倍，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时有诏儒士为人奴者听赎身，权豪不从命，乃强制执行，悉放为良。尤着意兴学，遣使传忽必烈令旨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复保举为京兆提学3。1257年，因宪宗忌忽必烈在中原得势，遣大臣阿兰答儿钩考关中钱谷，宣抚司遂罢，回王府。
力陈即位大计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请求以官钱赎军士所俘儒生释还家，忽必烈许之，得免为奴者达五百余人。宪宗死后，阿里不哥谋争汗位，遣断事官脱里赤于燕京括汉民为兵。忽必烈得报，即从鄂州班师北还。希宪进言陈述“大计”，大旨谓：殿下是成吉思汗嫡孙，先帝母弟，征大理、伐南宋都取得成1《元史·布鲁海牙传》将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向太宗求取布鲁海牙、授为真定路达鲁花赤事记在辛卯（1231）年“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之前。今按拖雷死于1232年，由唆鲁禾帖尼向太宗要人应是拖雷死后事。《史集》第2卷《拖雷传》载，拖雷死后，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把合罕的一个商人给她，合罕吝啬不给，唆鲁禾帖尼哭道：“我的心爱的（指拖雷）为谁作为牺牲？”于是合罕才满足了她的要求（汉译本页203）。又，真定路于1236年才分给唆鲁禾帖尼为食邑，在此之前她不可能任命真定达鲁花赤。1《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廉希宪家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据《家传》。2同上；《元史》卷四《世祖纪》。
3许衡：《辞免京兆提学状》，《鲁斋遗书》卷九。
功，又招揽贤杰，抚育黎民，天下归心，天意人心所向都很明显，汗位非殿下莫属。忽必烈派他先行审察事变，他探得阿里不哥已派刘太平、霍鲁海到陕西，考虑到宪宗攻蜀时曾留大将浑都海率骑兵四万屯于六盘山，攻蜀诸军还散处在陕蜀，刘太平与诸将本有勾结等情况，如果关右之地被其所据，对忽必烈极为不利，于是立即向忽必烈报告，建议派赵良弼借口他事前往陕西探明情况。忽必烈要争夺汗位，必须获得东道诸王的拥护，因而首先要结好于东道诸王之长塔察儿，希宪自请为使，带着礼物前往。他向塔察儿称颂忽必烈的功德威望，天顺人归，并说：“臣下论议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塔察儿被说服答应依其言，遂结约而还1。1260年春，诸王大会于开平共议推戴，阿里不哥未至，犹豫间，希宪进言：“阿里不哥掌握留守汗廷之权已有多年，假使奸人奉他即位，下诏来召，我们就被动了。如果殿下先即大位，颁布诏书，他若迁延不来，便名叛逆。时机紧迫，宜早定大计。”于是忽必烈宣布即位。当时鄂州前线的军队还未撤还，而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已势不可免，希宪又奏请遣使与宋息兵通好，令诸军北归；封高丽质子王倎为高丽国王，送之还国，以睦东邻。皆被采纳。安定川陕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霍鲁海已宣布行使大汗政权于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欲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亲属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给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世祖遣廉希宪与八春（断事官）、商挺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副，赵良弼为参议，急驰赴任。五月一日，刘太平等先入京兆，三日，希宪等亦至，京兆出现了对立双方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希宪当即召集官吏宣布诏旨，于是官府粗具，民心稍定，随即遣使往六盘宣诏。十多天后，有急使自六盘来告：浑都海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密里火者、驻青居军帅乞台不花起兵来援，且约刘太平等同时举事。希宪当机立断，命万户刘黑马等捕刘太平、霍鲁海下狱，接着遣刘黑马至成都诛密里火者，命汪惟正（巩昌总帅时驻青居）诛乞台不花，将虎符、银印授与权巩昌总帅汪良臣1，命率汪家军并征秦巩等处诸军讨伐六盘，发府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统帅，授以方略，谓六盘兵精，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霍鲁海处死，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发库等事。世祖赞许他知权变，诏慰之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四川蒙古都元帅纽璘军之奥鲁（留后家属营）在陕，奥鲁官二人受浑都海重赏，欲发兵应六盘，八春捕获二人并其从者，请诛之，希宪命尽释还，安定了奥鲁营。其人感激，愿效力，遂征得骑兵数千以增益八春之军。浑都海率军自六盘西走甘州，与从和林南下的阿兰答儿军会合后，浩浩荡荡向东进兵，同时派人联络陇蜀诸将，又命纽璘之兄写信招纽璘，形势又1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载：“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蹋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据此知塔察儿于大会之前曾有同意推戴忽必烈的约书，应即廉希宪此行的成果。
1《家传》及元明善撰《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均作惟良，误。趋危急，人心浮动。希宪遣使申谕诸将，晓以利害，使他们改变了观望态度，军队复安，纽璘也奉召入朝。八月，诏改陕西四川宣抚司为行中书省以重其权，拜希宪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挺同签省事，赵良弼为参议。不久，汪良臣、八春及诸王军击溃敌军，俘阿兰答儿、浑都海送京兆，斩之，秦陇平。希宪又奏请下令禁四川军吏虏掠降民，违者本军千户同罪，并禁贩卖人口；又放还所俘宋资州知州张炳震等，令持书谕宋四川统帅，缓和了双方关系，四川局势得以安定。
中统二年（1261）春，希宪奉诏还朝，入中书省，与诸宰执同议政务；五月，新命宰执官，授中书平章政事。原定与王文统同行省燕京，因商挺遣使入奏谓“关陕重地，大乱之后，余风有未殄者，非廉希宪不能镇抚中外”，遂命仍行省秦蜀1。中统三年李璮叛后，世祖对方面大臣颇怀疑忌，中书平章赵璧言希宪与张易曾荐举王文统，法应坐罪，且关中形势之地，希宪得民心，又有商挺相辅，不可不虑；又有蜀人费寅（降蒙后曾任兴元府同知，犯法当死，遇赦）恨希宪不起用他，乘机告发希宪与商挺在京兆修城聚兵、潜蓄异志九件事。世祖惑其言，遣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代希宪行省京兆，并审查其事，召希宪、商挺回京。经审查无验，事解，留任中书平章政事。建议罢世官，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省并州县，黜陟官吏，惩办其尤不法者，诸侯震悚。两月事毕，召还朝。四年，降为左丞。他在世祖面前能直言无讳，不稍迁就，如谏止罢免和审讯丞相史天泽，谏止诛四川军帅钦察，驳阿合马反对成立御史台之议。世祖命他受戒于国师（当指八思巴），他答以“臣已受孔子戒矣”，不从命，并解释说孔子之戒就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世祖亦不能勉强。有诏释大都罪囚，回回人匿赞马丁（宪宗朝燕京行尚书省官）为怨家所告在囚，亦被释，怨家又告，世祖怒责释放匿赞马丁事。释囚时希宪适告假，未署堂判，这时急取堂判补署，以示共同负责，并以诏书中未言不释此人为理由当面抗辩。世祖愈怒，希宪请罢职，遂于至元七年正月和左相耶律铸同被罢1。居家四年，但以读书、教子为务。监察御史王恽上书论其功绩、廉能，建议起用，使当一面之责，未被采纳。
行省北京和荆湖十一年二月，诏起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时有言头辇哥国王行省其地有所不便者，故命希宪往镇，谕之曰：“辽霫户不数万，正以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联络旁午。明者见往知来，见微知著，塔察儿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当识此意。”其意明显是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希宪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察知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逮缚富家，诬其祖曾借息钱，逼其偿还。即遣吏捕驸马，此人初尚踞傲，竟直入省堂坐榻上，希宪令曳下跪，责以私狱违法，始哀求免死，头辇哥也为之说情，稍宽待，连夜拔营逃走。塔察儿使者来传令旨，头辇哥1据王恽《中堂事记》。按《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三年三月“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员麦肖行中书省事于陕西、四川”。疑赴任在此之前，又，《家传》及《神道碑》均谓其还朝前即授平章政事，误。
1罢职年月据《元史·世祖纪》。释囚事实在至元六年，《元史》本传作七年误。站立，希宪则坐而听旨，说：“朝廷大臣没有为诸王起立的道理”。使者回报，塔察儿亦不敢加罪。七月，遂诏头辇哥毋署省事，归其份地。鲁国长公主与驸马入朝，途中狩猎，征民牛车以载猎物，征求需索，其费达15000贯钞。希宪宴请公主，不及其从者，从者有怨言，希宪说：“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驸马怒而起，希宪即进言：驸马纵猎不是国务，而费民财无数，我已遣使驰奏。驸马惊愕，入告公主，公主只得陪礼，愿出钞如数偿还百姓，请求不要入奏。
十二年，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府镇之。世祖急召希宪，命以中书右丞行省荆湖1，三品以下官可承制刻印版授，奏入即发制书正式任命。希宪至江陵，阿里海牙率部属望拜郊外迎之，二人职品相同而尊崇如此，威信大立。当时元军取江陵未久，秩序混乱，士卒纵横，剽掠商旅，城门昼闭，灯火禁严，民心惊疑。希宪令各军归营，非调发不许辄出；开城门，弛灯火之禁；录用原宋宣抚、制置两司幕僚，宋官归降者使仍任旧职。于是政事初具，人情渐安。宋人曾引水环城为守御计，希宪令泄入江河，得淹没之地数百万亩，招民耕种，许三年后减半收租。沙市有积米二十万斛未收入官籍，即发以赈公安县饥民。继而大兴学校，亲临讲授，撤官屋恢复竹林书院，给书万四千卷，来学者日增。由于他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播州土官田、杨二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四川制使）均遣使越境前来约降，宝庆、武冈、益阳等城也都送户籍向他归顺。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但所献俘获男女则受之而释归，被释者遂自称“廉民”。
十四年春，符宝郎董文忠奏谓希宪有病，不适宜江陵暑热之地1，诏召还朝，征扬州名医王仲明为其治病。时有南人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世祖采纳其言，拟以希宪为侍中，皇太子真金也加以鼓励，后因阿合马言其不便，未立，希宪也从此闲居养病。十六年春，诏命复入中书，时病已渐重，皇太子遣人探视，并叩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当时阿合马当国，得到世祖宠信，希宪无力挽回，其心境可知。十七年十一月，病卒。为政清廉，尊礼儒士希宪先后出主三行省，都有突出政绩。在陕西则临危果断。弥伏祸乱，在北京则抑强摧奸，不畏亲贵，在荆湖则广施仁政，安抚新民。在中书七年，能直身立朝，对政务也有赞襄匡正之功，时人王恽称其“临大事不可夺，廉正有大臣风节”（《中堂事记》），“疾恶如仇，进贤若渴”（《廉平章廉能合复用状》）。其为官清廉尤受时人称颂。在陕西三年，荆湖两年，归朝时都是“囊橐萧然，准琴书自随”而已。当时派到南土的官员大多从南宋故官、富室那里索取（称为“撒花”）大量财富，希宪拒受献金，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从荆湖归朝后，有一次，世祖问他有多少随从，回答说只有一个弟弟相帮，世祖笑道：“你的书生习气还一点都没有改变呀。”他厌恶奸邪，1《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谓阿合马当国，“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按当时希宪已不在朝堂，说阿合马排挤他未必是事实。
1《元史·董文忠传》载其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不礼权贵，对儒士则极喜亲近，加以善待。在中书平章任上时，已授为行省、都元帅的宋降臣刘整诣门求见，他不予理睬，有意给以羞辱，对刘整说：“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不久又有被拘执而流落燕京、饥寒狼狈的南宋儒士持诗求见，他立即命其弟铺设坐椅，亲自出门迎入，命内人备酒茶款待；诸儒士请求放其南归，次日他就奏准放还。诸弟问他：刘元帅为皇上所倚任，为何反菲薄之，而对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他说：“我是国家大臣，言动频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1先后举荐、辟用人才颇多，如张础、同恕、孟祺、张雄飞、张孔孙等。喜读经文，子弟都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成为元代著名的色目儒宦家族。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均任高官，恂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恒官至御史中丞，惇官至行省左丞。
1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待士》。
第二节 赛典赤·赡思丁
从燕京断事官到中书平章
赛典赤·赡思丁（saiyidajall），一名乌马儿（umar），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别庵伯尔”，意为“天使”，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称号。赡思丁于1211年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220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年方9岁，随其族人迎降，或谓迎降蒙古军的是他的祖父。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他们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
太宗时赡思丁袭父职，为燕京断事官，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塔儿、斡鲁不、察乞剌、赡思丁、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老瓦赤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赡思丁、匿咎马丁佐之。大约在1253年，赡思丁迁燕京路总管。在任期间，多惠政，擢为采访使，专事物资供应。1253年，皇弟忽必烈奉命南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奈之时，他［赛典赤］来到耍3衣男兄袄袢缫潜ā*1。因而大受忽必烈赞赏。后来忽必烈专门在蒙哥面前保举了他，也受到蒙哥的慰抚和赞赏。从此，赡思丁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忽必烈当时总管汉地军事，在漠南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建藩府，招揽谋士，奉命征讨，有志于建立中原霸业，所缺者多为财粮，赡思丁（塞咥旃）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彼事宪宗，常阴资朕（忽必烈）财用”（《元史·不忽木传》），助长了忽必烈的实力，赡思丁的功绩忽必烈是念念不忘的。1256年蒙哥征蜀，赡思丁仍“主馈饷，供亿末尝阙乏”（《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以下引文未出注者皆据传）。
燕京行省期间，赡思丁除主管财赋外，还按照忽必烈的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1252年，忽必烈两次发令旨命牙老瓦赤等众断事官增修文庙；三年六月，作为燕京路总管的赡思丁奉令旨出包银增修文庙一新；四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旨给赡思丁，重申道士退出文庙及基地土，由在京儒生主领1。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赡思丁受到了重用。这年立十路宣抚司，赡思丁为燕京路宣抚使。二年六月，入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旋拜中书平章政事，制辞曰：“两朝眷遇，事凡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欲旌成绩，宜处台司，当奉至公，用遵大体，尽尔替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诚”2。忽必烈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时许的愿，于设置中书省之时，使赡思丁成为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内，赡思丁主要掌管财赋，当时忽必烈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赡思丁对交钞的发行有所控制，因而使交钞信誉甚高。至元元年（1264），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在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钞6225锭、屯田粮97021石，抑制和买钞331锭，政绩卓著。中书省因此赏银5000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至元七年，赡思丁从大军进攻南宋，分镇四川，驻军嘉定，与宋军对垒。1《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0。
1《析津志辑佚》，页199—20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八二。
次年，元军国襄阳，命各道进兵以牵制宋军，赡思丁率将郑鼎等水陆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28艘。奉命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汉中），专门负责粮饷供给。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召见赡思丁，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赡思丁遂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兀良合台于1257年平云南后，仍用段氏及当地首领统治。“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元史·世祖纪九》）。他“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人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1。至元元年曾爆发了舍利畏起义，诸蛮亦变乱不常。至元四年忽必烈封忽赤哥为云南王，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兔哥儿、金齿等处，同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又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但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夺权利。至元八年，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后，宝合丁等虽被处死，但忽必烈震动异常，遂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命可靠的大臣去稳定云南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选定赡思丁去担负这一重任。赡思丁受命后，即遍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出云南物产、交通、山川、城郭、关隘等图，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钞50万锭、金宝无算。
行省云南的卓著政绩至元十一年七月，赡思丁抵达云南大理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第一、创建云南行省。
当时的云南王为脱忽鲁。脱忽鲁以为赡思丁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以为备”。赡思丁采用尊重宗王、释其疑忌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说明“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脱忽鲁遂派亲臣撒满、位哈乃去见赡思丁，受到隆重接待，并授两人为行省断事官，参以行省事务，从而打消了脱忽鲁的疑忌，“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赡思丁十分重视了解民情，调查社会存在的问题。“下车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安国例民之要”1。“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虚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2。他通过与民众接触了解到当时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因此迅速完善行省机构、统一号令是当务之急。行省建立后，他命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督，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十二年，他奏请忽必烈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又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使之行使对行省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之指挥权。
在建置行省的同时，赡思丁对云南全省的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革。至元十二年，他上奏忽必烈：“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得到批准。于是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1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条。
1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
2张洪：《南夷书》。
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户。云南全省“为路二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地理志四》）。从此，云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第二、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关系。
云南地方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叛服无常，历代统治者实际上都未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统治。赡思丁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1的政策，逐步平定了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反抗。
罗槃甸位于今红河一带，以元江为中心的阿棘诸部蛮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段大起义，至元七年后诸部又筑城反抗。至元十三年，赡思丁率军亲征，师次罗槃城，诸蛮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赡思丁以为不可，遣使以理谕之，罗槃酋长虽表示降服但过了三日仍不降，诸将奋勇请兵，赡思丁又不可，有将卒违令进攻，赡思丁大怒，急令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罗槃酋长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部出降。违令的将卒亦释而不诛。赡思丁的这一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由是西南诸吏翕然款附”。如至元十三年，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2000人归附；十五年，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109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00，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19所；十六年，今贵州境内的八番、罗氏鬼国等归附，计洞寨1626，户101168。对于坚持武装反抗诸部，则发兵平定。
赡思丁十分注意团结和使用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刚到云南不久，有士吏数人怨恨赡思丁，便到京师诬告赡思丁“专僭数事”，被忽必烈识破，“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赡思丁不仅不予治罪，反而脱其械，委之以官，士吏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上述罗槃甸土酋叛乱平定后，“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占有很大比重。
大理国主后人更为优待。段实（信苴日）曾任大理路总管、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又任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等职。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迄至明初，历11代。云南行省所设路、府、州、县，基本上因袭大理国时期各土酋的统治范围，各级官吏大都由本地土官、土酋充任。这些措施到明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土司制度。
赡思丁还妥善处理了与邻邦的关系。兀良合台征服交趾（今越南北方）
后，交趾“叛服不常”，赡思丁遣使“谕以逆顺祸福”，并与交趾结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赡思丁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以宾礼，“遂乞永为藩臣”。至元十六年赛典赤·赡思丁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来云南吊丧并为之致祭，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语，使者号泣震野。对于侵犯云南的邻邦则坚决打击。至元十四年，缅国蒲甘遣其将释多罗伯剽掠金齿（今云南德宏一带），赡思丁命万户忽都、总管段实出兵击退蒲甘军队，“自后蒲甘不敢犯金齿”。
1赵子元：《赛本章德政碑》。
第三、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生产。
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前，农业生产不甚发达，“无秔稻桑麻”。为此，赡思丁主要抓了屯田、水利和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三件事。
至元十一年（1274）当他到达云南后不久，即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后来置民屯于威楚、大理、金齿、永昌、鹤庆、中庆、曲靖、澂江、仁德、临安、建昌、会川、德昌等地，仅中庆一地即有民屯八处。行省专设机构统辖，官贷种子耕牛，租赋约为原赋的五分之一，并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折合金银、马牛缴纳。军屯在赡思丁去世后也逐步开展。据《元史·兵志》记载，云南屯田达67567双又1250顷，其中民屯约占三分之二，军屯约占三分之一。
在兴修水利方面以治理滇池的工程最大、效益最为明显。滇池位于昆明城南，方圆五百余里，上流水源来自盘龙江、宝象河、海源河、银汁河、金汁河、马料河六河，由于大理国后期战乱失修，河道淤塞泛滥，淹没农田。赡思丁亲身对地区进行调查，制定治池方案。工程于至元十三年动工，历时三年完工。工程分上、下两段进行，上段对六河进行疏、蓄，下段对海口扩、导。滇池修浚成功后，为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
赡思丁十分重视对云南地区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他设义仓以贷优良种子，教民耕作方法；大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也教爨、僰等少数民族饲养蚕桑方法，使之收利十倍于过去，“云南之人由于益富庶。罗罗诸山蛮禀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张立道传》）。
在这期间，云南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赡思丁采取“薄征税”、“兴市井”等措施，发展商业，并尊重云南使用■（即贝）的旧俗，经朝廷批准，暂缓使用纸钞。定期的集市——亍子遍及城乡。手工业、采矿业发展甚快，马可波罗到昆明时，见到这座城市为商人和工匠杂居之地。元政府在云南开采金、银、铁、铜等矿，设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专营金制品。云南遍设驿站，以中庆为中心，可通黔、川、缅甸、安南、乌蒙、金齿、蒲、骠等皆通驿道。
第四、传播封建文化，改变民间习俗。
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状况，赛典赤·赡思丁从传播中原封建文化着手，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于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于昆明五华山右建文庙，拨田五顷，以供祭祀，并于城外建社学。当时云南不少地方“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赡思丁按中原习俗，“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奠祭”，又“严乡师约以风俗，正三纲，明五伦”1。这些措施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
赡思丁是虔诚的穆斯林，在他治滇期间，伊斯兰教在云南也广为传播。
云南昆明的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就是赡思丁建立的。
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赡思丁病卒，“百姓巷哭”，下葬昆明北门。忽必烈“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1297）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1《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
后世的昌盛瞻思丁有子五人：纳速剌丁、哈散、忽辛、苫速丁兀默里、马速忽。
长子纳速剌丁随父去云南，累官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招安金齿、蒲、曲蜡、缅国300寨，籍户120200，定租税，置邮传，立卫兵。父卒后，于十七年迁云南行省左丞，升右丞。二十一年，进平章政事。在滇期间，继承其父治滇政策，罢除旧政，定屯田课税，设专官掌管，裁行省地方机构，削冗官，定云南土官子弟入质京师制，改善民族关系，政绩卓著。二十八年，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封延安王。子十二人，长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世祖赐以伯颜平章之号，故名。至元二十九年官泉州，旋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世祖颇欣赏其理财才能，擢为中书平章，位为众平章之上，世祖呼之为赛典赤。此后，即与梁德圭（梁暗都剌）秉政达11年之久。大德十一年（1303）成宗卒后，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取帝位失败，被杀。次子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治元年（1321）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时京师岁饥，于明年春运粮55万石至京，官民相庆，卒于官。四子札法儿，曾任荆湖宣慰使。五子忽先，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六子哈辛，曾任宣慰司副使，后请旨赴长安守父墓。七子沙加，曾任云南行省左丞。八子阿容，曾任太常礼仪院使。九子伯颜察儿，泰定间累官太保、中书平章政事。致和元年（1328）留守大都，时泰定帝卒于上都，金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兵变，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他因不从，被籍没流窜死。顺帝时追封奉元王。纳速剌丁后裔散居全国各地，以云南、陕甘为多，多改姓为纳、速、剌、丁。
次子哈散，历平安路同知、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三子忽辛，至元初入宿卫，后授兵部郎中，历河南宣慰司同知、云南诸路转运使、两浙盐运使等。大德元年（1297）后，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在滇期间，革除病民之政，重建庙学，保护农田，改善与缅国关系，说服诸蛮缴纳租赋，使云南社会再次安定。八年，改四川行省左丞，累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四子苫速丁兀默里，历官建昌路总管、淮东道宣慰使。
五子马速忽，历官云南宣慰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第三节 安童
元勋后裔，青年丞相
安童（1248—1293），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1；母弘吉剌氏，世祖察必皇后之姊。1259年，霸突鲁率蒙古军从忽必烈攻宋。宪宗死，忽必烈得报阿里不哥谋夺汗位，急从鄂州前线北还，留霸突鲁总军务，与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后，这支军队遂成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基本力量。在此之前，忽必烈曾与霸突鲁讨论形势之地，霸突鲁建议选择燕京为国都，可见他早就有立国中原汉地的见识。不久死于军中。
安童既是勋臣之后，又与世祖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怯薛长（第三怯薛由木华黎家世袭），时仅13岁。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世祖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中统四年（1263），世祖战胜阿里不哥，获其党千余人，欲尽杀之，以问安童，对曰：“两主争国，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旷荡之恩，顾奋私憾杀无罪人，何以安反恻？”当时世祖与阿里不哥争位，都是拖雷嫡子、宪宗亲弟，本无所谓正统、叛逆之分，对方将卒在法理上并无罪过，而且阿里不哥尚未归降，正需要以宽待政策招抚其支持者。因此世祖很赞赏他的意见，对他才16岁就有如此老成的见识感到惊异。
至元二年（1265），安童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但在李璮叛乱后，世祖对汉人世侯权重当有疑忌。这一年他巡幸上都时，召安童推荐的谋士崔斌征询“为治大体，今当何先”，斌答以“任相”，并举安童、史天泽可为相。世祖默思间，崔斌又奏：“陛下岂以臣猥鄙，所举未允公议，有所惑与？今近臣咸在，乞采舆言，陛下裁之。”遂立马扬言曰：“有旨问安童为相，可否？”（《元史·崔斌传》）众欢呼万岁。这时安童才18岁，推辞道：宋朝尚据江南，如以臣为宰相，恐贻笑各方，使宋人轻视我们。世祖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其勿辞。”遂拜相。这段插曲说明，世祖以亲信怯薛长安童出任首相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史天泽虽仍任右相，但地位在安童下。安童拜相后，即奏请燕王真金领中书省事，又奏召许衡入朝，亲自至旅舍拜访请教，十分佩服。于是世祖命许衡入省议事，特召见面谕：“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1显然意在培养练达中原政务的蒙古大臣来主掌行政，以免权力旁落。当时右、左丞相有五人（安童、史天泽、忽都察儿、耶律铸、伯颜），至元四年，安童奏：“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1《元朝名臣事略》及《元史》本传皆以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安童）碑》（《元文类》卷二四）载其世系为木华黎—孛鲁—塔思—霸突鲁—安童，谓系本《东平王世家》，与《事略》、本传一致。但钱大昕称其所见《东平王世家》所述世系与此异，霸突鲁为孛鲁第三子，与《元史·木华黎传》及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同（《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同一《世家》而元明善所本者与钱大昕所见者有异，同是元人而元明善、苏天爵与黄溍所载不同，何者为是，因《世家》已佚，难以考核。今按塔思出卒年（1212—1239），若霸突鲁为其第三子，则当生于1230年前后，小世祖约15岁，而娶世祖长后察必之姊，年岁相差颇大，情理不合，似以《木华黎传》、《拜住碑》所载者为是。1《考岁略》，《鲁斋遗书》卷十三。
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员数勿过多。于是忽都察儿、耶律铸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右丞2。安童又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同议中书省事，诏许之。姚、许等汉族儒臣原是世祖即位前就已征聘的人物，和世侯势力也没有关系，他们都主张实行儒家治国方针，安童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奉行采用汉法的政策。
与阿合马的矛盾但世祖急于财用，自王文统被诛，即委阿合马掌管财赋，后超拜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制国用使司。至元五年，阿合马等密议立尚书省，乃先奏安童宜升太师，进为三公。诏命诸儒臣议，商挺倡言：“安童国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若进三公，是崇以虚名，夺其实权也。”众皆和之，事遂不行。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为尚书平章，言无不从。阿合马恃世祖信任，凡事直接奏闻，不通过安童，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向世祖迸言：“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宣奏并如常制，其宏纲大务，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已有旨愈允。今尚书众务，一切径奏，似违前旨。”1又奏：许衡认为阿合马所用部官多不当。诏命尚书省遵前旨行事，并责阿合马用人事，阿合马辩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只得让步，奏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都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元史·阿合马传》）世祖对两人所奏均予许可，明显偏袒阿合马。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继续专擅朝政；十年，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忍无可忍，乃奏其所任各部官和大都路总管府官多不称职，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又奏：“阿合马、张惠（中书右丞）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世祖命进行审查，阿合马抗辩说：“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元史·阿合马传》）安童举出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诏黜之。次年，安童奏以董文用为工部侍郎，取代阿合马所任命的私党纥石里，阿合马之党益恨安童，屡进谗言。于是世祖将安童遣往西北边境，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守边。由于世祖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从此阿合马“独当国柄”，更大树私党。
安童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宪宗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二十一年，回到元廷。
安童回朝时，和礼霍孙任右相。自阿合马被杀，“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不符合世祖力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要求。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有才术，能裕国而不损民。二十一年十一月，诏命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辩，世荣论所当行之事头头是道，辩胜，于是世祖罢和礼霍孙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
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1《丞相东平忠宪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归朝再相安童对世荣的诸项改革措施最初持赞成态度，如整治钞法，听民间从便买卖金银；罢各处竹课，从民货卖收税；听民采江湖之鱼；改革由各站户供给使司饮食之弊，除驿马外，由官支给；又起用阿合马所用官员中有才而无罪者。但不久便有许多蒙、汉廷臣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安童亦觉卢世荣有擅权行为，且遭到许多人反对，乃改变态度，指责“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人，紊乱选法”（《元史·卢世荣传》）。世祖令捕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臣议其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安童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时宋儒叶李归隐富春江，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奉旨求遗逸之士，以其名奏上，世祖大喜，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不欲受，安童特致书恳请，谓“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元史·叶李传》）。叶李见丞相来书劝驾，始就职。这时发生了南台御史上章请禅位太子的风波，世祖甚怒，安童虽自承罪责，但君臣间嫌隙已生。世祖欲倚近侍为耳目以监视群臣，近侍辈遂恃势援引奸人，擅署某人某官、某人某职，径自奏闻，付中书施行。安童将其中尤不合体例者搁置不行，但顾虑有人借此告发他不奉旨，二十三年四月，他故意将中书所拟漕司等官姓名上奏。世祖说：“平章、右丞（等职）固当取朕裁决，其余皆卿事，若一一相烦，有失寄托之意。”安童乃乘机将近侍擅署官职事奏明，世祖命今后若此者勿行1。
二十四年，世祖决意立尚书省总理财政，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
朝臣多有异议，安童乃上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不听。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总领政务，中书六部也改属尚书，致使中书省名存实亡。桑哥一派顾忌安童有威望，力图将他排挤出中枢政府，于是阴进谗言，构陷其罪。其一，乃颜叛乱平定后，世祖命安童按问从叛诸王，多所平反，诸免罪者俟安童退朝，争相迎谢，至有执辔扶其上马者，安童不理睬，有人就告发安童：“宗室虽有罪，皆太祖子孙，陛下族弟，丞相虽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其二，谓北安王（那木罕）以皇子僭祭岳渎，安童知而不奏（后经证明安童其实不知情）。其三，安童在海都处时，曾接受海都所授官职。世祖对这一点很恼怒，幸石天麟为之辩解说，安童不拒绝海都所授官职，是意在“释其疑心，导其臣顺”（《元史·石天麟传》），这才使世祖稍稍息怒。二十五年，安童见国家大政尽归尚书省，中书职权全被剥夺，遂屡次将中书省印上交，世祖不许。二十六年，被罢去右丞相职，只掌怯薛。二十八年，桑哥被诛，世祖欲更换政府大臣，燕公楠奏荐伯颜、不忽木等十人，世祖又问谁可为首相，对曰：“天下人望所属，莫若安童。”又问其次，曰“完泽可”（《元史·燕公楠传》），遂拜完泽为相而不用安童。
三十年正月，安童死于大都。安童两度出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多次制止滥用死刑，故有贤相之誉。但在任期间，前1《元史·徐世隆传》；又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完王碑》。
有阿合马、后有桑哥以理财受到世祖信任，使他难以完全贯彻以儒治国的方针。子兀都带，袭掌怯薛。孙拜住。
第四节 不忽木
仕历
不忽木（1255—1300），一名时用，字用臣，自号静得，康里人。祖父海蓝伯，父亲燕真1，母亲是高丽人，名叫金长姬2，燕真幼时，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鞠养，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蒙哥与忽必烈有隙，燕真曾劝忽必烈南征，以缓和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蒙哥崩殂之后，阿里不哥争位，燕真统率忽必烈留部，护送忽必烈的妻子南徙，功劳很大。不忽木是燕真次子1，幼年就读于国子学，至元十四（1277）年，任利用少监。十五年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九年，升任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不拜。二十二年，擢为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转刑部尚书。二十四年，称病免职。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五月，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将行，留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复拜该职。大德二年（1298），特命为行御史中丞。三年兼领侍仪司事。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岁。
不忽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陈垣先生称之为“纯儒”2，他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畏权臣，敢于直谏；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在当时深孚众望。崇儒尊长，堪称“纯儒”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王恂北征后，应燕真的请求，忽必烈将他送入国子学中，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许衡曾把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编纂成书，教授学生，不忽木都能牢记成诵。忽必烈考他时，他竟背诵得不漏一字。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所以给他起名为“时用”，字为“用臣”。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1海蓝伯、燕真，《元史》皆有目录而实无传。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文贞康里公碑》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海蓝伯有十子，燕真为幼子，但苏天爵所编的《平章鲁国文贞公》及姚燧所撰不忽木神道碑都说，康里国质贵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因此，这“十子”是否都是海蓝伯之子，殊难确定。2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1苏氏所编《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说，“公（不忽木，作者注）其元子”，元子即嫡长子，而赵氏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不忽木为燕真次子，姑存之。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
力纠时弊，极言直谏不忽木身为近臣，劝谏时没有多大的顾忌，但能蹇蹇匪躬，知无不言，确实精神可嘉。有一次，忽必烈想看看国子生的书法，当时，不忽木才十六岁。“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至元二十三（1286）年，土土哈多取国家编民增益他的军队，中书佥省王遇验籍改正。土土哈便上奏忽必烈，诬告王遇，忽必烈大怒，要杀王遇。不忽木劝谏道：“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遇诛，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忽必烈领悟，王遇遂免死。又过了几年，元军进攻交趾失利，欲再次征伐。经不忽木劝谏，忽必烈才罢去此役。忽必烈还曾在他面前夸赞塞咥旃（即赛典赤·赡思丁）的才能，他便询问忽必烈，忽必烈答道：“他侍奉宪宗时，常在暗中用财物资助我，这件事你父亲知道，当时，你还不曾出世，不知此事。”不忽木说：“这是人臣怀有二心。现在，假如有人用内府的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何如？”忽必烈急忙挥手说：“卿不用说了，是朕失言。”至元三十（1293）年，有星犯帝座，忽必烈忧虑重重，当夜将不忽木召入禁中，问他怎样才能消弭天灾，不忽木便借机劝谏，要忽必烈敬天之怒，克谨天戒。成宗当政时，凡“事有不可行，公（不忽木）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复甚力，上闻之悚然，虽已成命，数夺而止”1。史称他在“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元史·不忽木传》）。忽必烈在世时，常常抚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同上），忽必烈弥留之际，将一块洁白的玉璧交给不忽木，说：“他日持此以见朕也”。
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忽木曾任提刑按察使、刑部尚书等职，他断案公允，而且正人能先正己，廉洁守职，不羡钱财。至元十五（1278）年，不忽木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有一次，忽必烈派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时，该僧无理将驿吏打得奄奄一息。当时，喇嘛教势力很大，西僧往往横行不法，该僧又是忽必烈所遣，所以状子告到按察使那儿，按察使不敢受理。不忽木毅然受理此案，将僧下狱。脱虎脱坚持要释放该僧，辞气倔强，不忽木下令去掉他的冠帽，严厉训斥了他。脱虎脱逃进京城，告到忽必烈那儿。忽必烈正色道：“不忽木素来刚正，必定是你们犯了法。”至元十九（1282）年，有人状告：净州守臣盗窃官家帑廪。净州本属河东山西道，忽必烈却特召不忽木按问。至元二十三（12s6）年九月，不忽木任刑部尚书时，河东按察使阿合马，用资财谄媚权贵，私贷官钱，答应用羊马偿官，却抑取本部百姓的羊马偿还，事觉，遣使按治，都无结果。及不忽木按问，讯得阿合马违法事百余件，阿合马因此而伏诛。
不忽木执法公正，人无异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廉洁而正直。桑哥当政，对不忽木貌敬而实忌，曾唆使西域商人诈为讼冤，送给不忽木美珠一箧，不忽木拒绝接受，后知果为桑哥构陷之举。不忽本身体孱弱而消瘦，1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虽然为官多年，家中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纴以养母。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便散施亲旧。大德四年（1300），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成宗赐钞五百锭，才了结丧事。
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不忽木属于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集团，反对聚敛，这是什么原因？不忽木早年师从王恂、许衡等人，经常接受以民为本，宽以待民等教育。许衡也极力反对阿合马敛财、专权，年轻的不忽木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至元二十一（1284）年，忽必烈召他参议中书省事。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桑哥，说如用他理财，国赋可增十倍。忽必烈就此事询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无史·不忽木传》）由于物价腾飞，国用不敷，忽必烈急于敛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去参议，不拜。不久，在蒙汉官员强烈反对下，卢世荣理财很快失败。忽必烈安慰不忽木说：“朕很对不起卿！”并擢拔不忽木任吏部尚书。至元二十四（1287）年，忽必烈又起用桑哥理财，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理财的办法，收到了一些成效，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却遭到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忽木对桑哥聚敛深为不满，曾几次在忽必烈面前与桑哥辩论。不忽木还对忽必烈说，桑哥为相，必败国事。忽必烈不听，此后，桑哥诬杀参政杨居宽、郭佑，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出面力争，因此，桑哥深为忌恨，曾指着不忽木，对他的妻子说：“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便借故陷害不忽木，不忽木遂称病免职。同年，彻里在忽必烈面前陈述桑哥奸邪贪饕，误国害民的事实，言辞激烈，忽必烈大怒，说彻里诋毁大臣，有失礼体，便令左右打彻里的耳光，彻里却愈辩愈烈。于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不忽木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他罪而杀害之。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月赤察儿等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乃命亲信御史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入狱中按问。桑哥败后，麦术丁复请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在朝中责问他说：“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没，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不行。
在反对聚敛之臣的同时，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2—1284）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发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发，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1事遂止。
不忽木夫人寇氏、王氏，皆封鲁国夫人2。寇氏生子回回，官至陕西行省平章；王氏生巎巎，官至江浙行省平章，翰林学士承旨，尤善书法，《元史》1苏天爵：《平章鲁国文贞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2《鲁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三。
有传。二子均为元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