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依汉制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去世，以后没有再立皇太子。不过，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命真金幼子铁穆耳抚军漠北，行前以皇太子旧印授之，使其位居于数年前即已出镇岭北的兄长甘麻剌之上。忽必烈逝世之前，又遣内侍谕真金遗孀，向她推荐张留孙，谓“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1。看来忽必烈确实有意要让铁穆耳继承帝位。但由于没有经过立诏建储的法定手续，即使从汉制的角度说来，铁穆耳的嗣君地位也不是必定无疑的。而若按照蒙古旧制，大汗去世后，则当由皇后临朝摄政，再择期举行忽里台大会，由宗室勋旧“协谋推戴”新汗登位。在这个过程中，皇后的个人意志就很可能在新君人选问题上发生重要影响。至元后期，继察必以后被立为皇后的南必，权势日大，经常干预朝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元史·后妃传》）。南必有一子，名铁蔑赤；世祖的其他儿子，当时活着的也还有好几个人。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能否顺利地入继大统，困难是很大的。

世祖病危之前，显然已意识到身后帝位继承问题上的层层阴霾。三十年十二月，他驿召待命大同的伯颜回朝。看来他决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顾命大臣宣布遗诏的故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的中书右丞相完泽虽然曾任詹事府首任长官，是真金旧人，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圆滑世故的官僚，很难期望会有刚毅果敢的作为；而伯颜是平宋战争的主帅，这时又以知枢密院事掌天下兵权，所以最终被忽必烈选为“扬命群王”的代言人1。三十一年正月，伯颜抵达大都。自是他与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便始终不离世祖左右。十天后世祖病死，二人遂以顾命大巨的身份控制朝廷，由伯颜“总百官以定国论”2；由不忽木主持引枢北葬等治丧事宜。现存史料完全没有提到南必皇后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但这时发生的传国玉玺事件表明，南必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范。她与顾命大臣之间可能经历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激烈较量。

至元三十一年年初，木华黎后人持一玉石求售，经鉴定竟是秦以来历代相传、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因此，在世祖“宫车晚出之后甫八日，传国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速由台谏耳目之1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12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二四。

司，直达于皇太妃（按指真金妃）御前”3。这件事，很可能是伯颜及其支持者们精心安排的，藉此把帝位将归于真金系的定策抢先昭示天下，以正视听；同时也可以预防南必通过扣留世祖御印来干预选君。此后两个多月，伯颜执朝政，“守正体”一如平日，等待铁穆耳从北边南返。

四月初，铁穆耳和随同出征的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赶回漠南。玉昔帖木儿立即成为临时执政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右丞相完泽不得预议机密，只好结托真金妃打听消息。真金妃召伯颜、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探问，却受到玉昔帖木儿的一顿抢白1。这时候，与铁穆耳竞争帝位的最强有力的对手，应是他的胞兄、真金长子、出镇岭北的晋王甘麻剌2。玉昔帖木儿先发制人，在宗亲合议前私下逼迫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剌麻虽然勉强表态：“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但他内心终究仍有些不服。后来经真金妃提议，命兄弟两人当众比赛诵读祖宗宝训，优胜者为大汗。甘麻剌因口吃，竞赛失败。至此，亲王间犹有违言者。“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铁穆耳终得以继位为帝，由真金妃亲手授以新发现的传国玉玺，并于四月十六日正式登基，是为成宗。也直到这时，他的拥立者们才如释大负。玉昔帖木儿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伯颜则表示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南必皇后也参加了上都选汗大会。她与顾命大臣的冲突，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后来一直受后代祭祀。朝会结束后甘麻剌返回漠北晋邸，洁实弥尔奉太后命送他就国。一路上，洁实弥尔“亹亹俱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远范，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监者。显宗然之，赐衣一。公还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处吾兄弟之间’。”1这段史料表明，铁穆耳和甘麻剌确因汗位之争曾有不快，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后期政府的原班人员2，这就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世祖遗规实施“持盈守成”的国策3。成宗一朝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传国玺》。

1据《元史》卷一三○《不忽木传》，真金妃召三人问事是在世祖弥留之际。玉昔帖木儿答曰：“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惟据玉昔帖木儿碑传，他随铁穆耳镇北，直到“鼎湖上仙”，才“奉銮驭而南”。因此真金妃召问三人之事，只能发生在铁穆耳南还之后。见阎复：《玉昔帖木儿耳碑》，《元文类》卷二三。

2甘麻剌究竟是否与铁穆耳同出一母，史文颇有含糊之处。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

1吴澄：《洁实弥尔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

2顾命大臣伯颜和不忽木受完泽忌恨，似未重用。玉昔帖木儿仍守漠北。其他朝臣，则大多为世祖末年择定人选。

守成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对内外都强调宽宥“惟和”4。即位翌月，成宗即决定罢征安南，将年前被忽必烈拘留的安南国陪臣陶子奇释放回国，遣使持诏抚慰；同时将至元三十年任命的安南行省平章刘国杰改授为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大德二年（1298），臣下用兵日本的建议亦被成宗拒绝。在西域方面，元军防线到大德中叶也稍事退缩，从火州撤至哈密，以期减少西北藩王对岭北的侵扰。在此前后，广西洞寨骚乱，帅臣建言征讨，枢密院已奏准发兵，廷议后仍追回成命，遣人招谕。元贞、大德中叶以前，从江南海运漕粮入京，每年仅四十万石到七八十万石不等，当时漕运能力已达每年百万石以上。漕粮减额北运的主要原因，是“京畿所储充足”。可见中原农业经济当时相对稳定。在南方，自平宋以后，一时间新政未孚，“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5；“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直到元贞、大德年间，这里的局势才逐步澄清，“世道清平，人获休息”1。完泽为相，虽然尚苟且而不图进取，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凡事“处之以安静”，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时人称赞最初举荐完泽的燕公楠“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2。由是可见元贞大德的“守成”政治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估价。

第二节　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

“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1。3“持盈守成”之语，见张伯淳：《大德四年贺正表》，《养蒙集》卷一。4“惟和”之语，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一。

5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1吴澄：《游应斗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六。

2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按完泽在世祖后期已出任中书右丞相，故此处谓天下清静“余十五年”。

1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关于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势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见杨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2，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元史·成宗纪一》）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3。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4。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发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发生。成宗对西南边区的平定大德中叶，随着守成政治稍见成效，成宗渐起开边之心。大德二年（1298），缅国掸族势力日益强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领下攻入缅都蒲甘，翌年杀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贡入朝，向元政府报告废黜缅王的原因。但忠于缅王的地方官员和出逃的缅王王子，都向元朝告发阿散哥也兄弟在称乱过程中渺视元朝对缅国的宗主权。大德四年（1300），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废立元朝册立的国王，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军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于十月间入缅作战，宗王阔阔受命随行监军，“以镇兵威”。十二月中，元军围阿散哥也所守之木连城（缅名myin-saing）。元军围攻木连城达两个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从攻的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以“天热瘴发”为理由，擅自引兵撤围班师。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北京，1985。

2吴师道：《上赵侍御书》，《吴正传集》卷十一。

3黄溍：《徐毅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4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等实际上“皆受贼赂”，因此制止不力，也随后撤军1。据缅甸史书则记载，元军入缅期间，曾在叫栖地方帮助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并开凿了一条叫作撴兑（thintwe）的运河。阿散哥也持金银礼物馈赠元军，是对元军出力建设水利的答谢2。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阙请罪。元成宗杀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认了掸族头领推翻蒲甘缅族王朝、统治缅国的事实。

蒲甘王朝的掸族举事时，曾与八百媳妇相通。元西南边境小骚乱时起时绝。廷议征缅前后，出镇云南的梁王“请自讨贼”，要求出兵八百媳妇。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及合剌带并中书右丞行云南省事，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趋赴云南，与在云南、四川征调的军队会合，出征八百媳妇1。这次军事行动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执。中书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则以“今其过恶未著，师出无名；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为谏。久戌南方的宿将刘国杰提出，若发兵征南，“必先积粮思、播、顺元”2。但成宗一意孤行，坚持原议。结果，为向刘深供给馈饷，引起荆湖全省骚然。“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3。深军行至顺元（治今贵州贵阳），葛蛮（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济、水西（今贵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节乘刘深军沿途骚扰、民怨沸腾的时机举兵起事，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区群起响应，西南震动。刘深军被阻绝于深山雾谷之中，突围后被迫放弃西进，中途折回。沿路“诸蛮要击，饥疫相仍。比至，将士存者才十一二”4。成宗在朝臣坚请下诛刘深，改用刘国杰平定西南各族。临行之前，成宗命刘国杰署状，若不克成功，将籍其家1。是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际，蛇节被俘杀，宋隆济亦在此后不久被杀，西南地区才渐次安定。平定西北边境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继承了至元后期收缩畏兀儿地区的元军防线、腾出力量确保岭北的政策。元贞年间，元军曾力图维持在畏兀儿地区与海都、都哇对峙的态势，在天山南、北分别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当设治于塔里木河1《经世大典序录·征伐·缅国》，《元文类》卷四七；《元史》卷二一○《缅国传》。2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页122，北京，1957，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1《经世大典叙录·招捕·八百媳妇》。

2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3吴澄：《李世安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4刘敏中：《哈剌哈孙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1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流域的库车城，故名）、北庭都元帅府，分别节度西域驻军。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紧逼之下，元军已东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线，而将东至火州的畏兀儿之地完全放弃了。但对岭北，元廷丝毫无放松之意。成宗从北边回朝继位后，任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镇北总军。元贞、大德之际，元军在加强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时，从岭北逾金山，溯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上游）出攻八邻之地。这次行动，很可能带有联合钦察汗东支，挟制海都、都哇的性质2。大德二年冬，阔阔出疏于戒备，遭都哇偷袭兵败。成宗婿阔里吉斯马仆被俘处死。都哇获胜后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总北边。五年秋，元军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金山附近的铁坚古山。元军先败海都。都哇后至，两军再战。双方互有胜负，但都受到重创。海都、都哇在会战中负伤，前者不久即死去。

铁坚古山之战对于元与西北宗藩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海都死后次年，即大德七年（1303），都哇扶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都哇即于同年“先众请和”。接着，他以元廷支持为后盾，向察八儿要求归还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去的草地，并胁迫他与元廷约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儿约和使臣到达元廷。接着，他们又联合遣使到伊利汗、钦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钦察汗脱脱的使臣，元与西北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至此完成。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元朝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基本平息1。

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2。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2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254至259。1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271至279。

2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1。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2。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1，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贰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2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3。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速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4；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5。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1《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2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1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2《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3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4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5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6，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7。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发，于是引发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1。主持“更政”的首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2。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6《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7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1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2《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第三节　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机和至大“惟新”

皇位之争元成宗有数子，唯德寿太子为卜鲁罕皇后所出3。大德九年（1305）六月，成宗在病中册立德寿为皇太子。甫半年，德寿先于成宗死去，无后。卜鲁罕皇后为此痛心疾首地问帝师胆巴说：“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4嗣后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生前未再立皇太子。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继承人，更加激发起汗位觊觎者之间的激烈角逐。

成宗后卜鲁罕在大德后期干政多年，与中书省、枢密院里的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他们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之间，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来的仁宗甚至宣称阿难答与成宗后有私通情节。因此卜鲁罕打算内而操纵朝议，外而倚重阿难答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并起用阿难答辅国。而阿难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双方为了共同对付出镇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结为联盟，被当时的汉人儒巨称为“回邪诪张，势挟中闱”1。为了试探舆情，卜鲁罕等人几次召集馆阁会议。朝中汉人儒臣大多对回回势力集团存有戒心，所以往往持冷淡态度。畅师文在朝议时“■言：‘此宗社重事，讵宜苟且。’众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视事。何玮也以“此非臣敢知“为辞抵制与议。“丞相阿忽■变色，以则天为言。公曰：‘彼有庐陵王，何可同也。’”2争夺皇位的另一方，是海山兄弟。海山长年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孙，颇得在漠北作战过的诸王将领的拥护；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则雅重儒术，从成宗朝起就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汉人士大夫或倾心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侍臣，被中原和南方汉族士人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卜鲁罕显然早就对海山母子染指皇位存有戒备。大德九年十月，她以中宫秉政，出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怀州，企图通过割断他们与朝廷中枢的联系来限制其行动1。

3《贵显世系》谓成宗四子；《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提到其中两个，且明言唯德寿太子出于卜鲁罕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谓德寿为弘吉剌氏失怜答里所出。惟传文中“大德三年十月，立为后。生皇子德寿，早薨”一语，当系衍文。失怜答里死于铁穆耳即位前，大德三年立为皇后者，实卜鲁罕。见传记校勘记8；陈得芝：《<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汉译文，《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4杨瑀：《山居新话》卷一。

1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2许有壬：《畅师文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九；程钜夫：《何玮神道碑》，《雪楼集》卷八。1大德九年十月正是德寿太子病笃之时。卜鲁罕在这时逼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京，可能就是为了按照蒙古旧俗，大汗死后，例应由皇后摄政，主持召开选立新汗的忽里台大会。但卜鲁罕企图控制朝议以遂其私的行动表明，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处于皇权制约的官僚中枢的权力，在皇权暂时中断的情形下非但没有消失或弱化，反而对整个政治结构具有了更关键的影响力。最终掌握着这种影响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孙，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若明若暗地与卜鲁罕相对立的地位，现在成为阻止卜鲁罕得逞的重要因素2。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即秘密地遣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时卜鲁罕已下密制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先于卜鲁罕下谕之日，遂得乘驿马往海山处告警。自是，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元史·哈剌哈孙传》）。既“称病”而又“卧阙下”，一方面可以沮泥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的行动取得了掌御印的典瑞院太监董士恭的全力支持。史称成宗死后，“亲王有觊觎神器者，亟欲得符玺。公横身坚守，至废寝食”1。哈剌哈孙等人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戍守和林的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后，曾准备立即离开大军回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2。大德十一年，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的海山抵达和林，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俟宗亲毕会，议之”。

他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因此对于帝位，志在必得而不稍疑3。与卜鲁罕、阿难答和海山相比，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最初行动显得最为迟疑不决。他的汉预先断绝其干预嗣君人选的可能性。据瓦萨夫书，成宗曾欲按蒙古旧俗纳寡嫂答己为妻，遭卜鲁罕反对。则她驱答己母子至怀州，也可能与此事有关。又据黄溍《柏铁木儿家传》，答己母子还一度由怀州徙云中。但其他文献未见有相关记载，尚待深考。见《黄金华集》卷四三。

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黄溍：《董士恭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董士恭原任典瑞院少监。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欲超升其位下者为太监，成宗不允，命擢董士恭为太监。中书省的原议，或与卜鲁罕集团加紧控制内廷的策划有关。

2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海山部下都力主以武力为后盾强夺汗位。床兀儿很早就对海山发誓：“臣先父士土哈受知世祖，恩深义重。臣之种人强勇精锐，臣父子用之，战无不克。殿下亟宜归定大计，以副天下之望。”见虞集《句容郡王世迹碑》，《元文类》卷二六。

族侍臣们尽管从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皇统观念出发，把阿难答称为“庶子”、“支子”，但即使作为真金嫡传、“裕皇贤孙”，“次序居长”者也应是海山4。如按蒙古传统，则新君当选又必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援，这也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根本缺少的。只是由于不甘心等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使母子束手就擒的命运，他才在接到哈剌哈孙的密报后，几经犹豫，勉强赴都。大德十一年二月下旬，答己母子回到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派李孟装扮成医生，入皇宫探视称病坚卧的哈剌哈孙，取得秘密联系。卜鲁罕这时已定于三月初三御殿听政，并谋以伪贺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拘禁答己母子。直到这时，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意存观望，在幻想等海山带兵到京再行举事。李孟等人反复以“得时弗为”、“临机不断”将遗祸天下劝谏，爱育黎拔力八达遂同意“以卜决之”。李孟唆使卜者但言以祯吉，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才决意行动，乃在阿难答发难前一天“振袖而起”，从大都郊外寓所秘密驰入禁中。哈剌哈孙诈称海山遣使至京，约阿难答、卜鲁罕、阿忽台等入朝议事，遂将他们全部拘捕。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实力最弱的一方而得以“廓清宫阙”，关键在于他取得了朝廷官僚中枢的支持和配合。

原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入造内庭”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旦清除卜鲁罕集团之后，禁不住对近在手边的皇位产生垂涎之心。站在他一边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都进言：“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即大位。”他的师儒李孟亦“尝劝皇弟（按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自取”1。颇不安份于枯坐内宫的答己太后，深知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友”，比海山更易于受她控制，所以也倾向于让前者践帝位。这时答己托阴阳家推算，言“重光（指至元十八辛巳年，海山生年）大荒落有灾，旃蒙（指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至元二十二乙酉年）作噩长久”，遣近臣往谕海山，试探他的反应。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星命休咎的说教，立即命驰抵不久的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并将阴阳家所传谴责为“近日任事之臣”动摇大本的“奸谋”。接着海山本人亲率大军，分三道南下1。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答己母子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武宗明确表示宗王大臣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会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上都，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汗，是为武宗。

至大“惟新”

4《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诸子中，年岁最长者为阿木哥。但他不是答剌麻八剌正妃答己所出，故以答己长子海山为“大太子”。

1《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卷一七五《李孟传》。

1《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武宗自幼由党项人乞台普济抚育，元贞、大德初虽一度受李孟辅导，却很快就奉命戍北，“捍御边陲，勤劳十年”。他入继大位以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改调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2。这班新君臣似乎已感悟到，大德后期以来元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正在逐步恶化，所以他们要调整成宗的“重简守成”国策。武宗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个字来概括，即在政治上强调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专从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发挥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经济上则恢复忽必烈立尚书省综理财用的措施，“诞布惟新之令”3。两方面的选择，同样深刻地反应出海山君臣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发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发，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非嫡系子孙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时其例遂大破，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1。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2。宿卫马谋沙以“角斗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3。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4。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5。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私离职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贷免复职。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2据《元史》本传，哈剌哈孙罢相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秃剌以皇室疏属晋封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秃剌谗谮所致。事实上，哈剌哈孙倾向儒学，很可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协谋挫败卜鲁罕集团后，同李孟等人一起参与过谋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的密议，因此海山对他不甚信任。据《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时初修的《仁宗实录》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实录所据，当即武宗时已删定的内府秘乘。由此亦可见海山的态度。

3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元史新讲》第3册，页349至354。

2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八。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4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5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6。

在经济方面的“惟新”政策，酝酿了两年之久方始出台。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立省政，俾其自举官属，并铸尚书省印。因为遭到御史台的反对，这项诏令似乎没有实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来一直在急速上涨的物价仍无止息迹象，至元钞贬值发展到很难收拾的地步。武宗这才决心专任尚书省整顿财用，时在至大二年（1309）八月。最初由中书右丞相乞台普济兼任尚书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脱虎脱出任此职，与三宝奴、乐实等人一起受信用之专，主持财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1。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昏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发行也不经济。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决定行用铜钱，发行“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应当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自从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十万石剧增至一百五十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一百七八十万石。至大二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运粮数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运出二百四十六万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石；三年运出二百九十二万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1。海漕粮主要来源于南方官田岁入（部分出自分赐给诸王贵戚的赏田，由政府以钞“酬值”）。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发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增加江南6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1《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据此，其面额等次应为一两、二两；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1“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见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挽之宜》下。

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2。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1。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主朝政，罢尚书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废止。

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当时和后世的儒臣文人忌恶武宗信任的敛财之臣，断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间“稍有变更”。实际上，武宗的尚书省几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间尚书省的各种措施，执行时还温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实还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去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武宗以后，元代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2。证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可能冲破前代体系格局中汉、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中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线索发展的。

2至大时对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各品秩的官员原来获得的职田租额，并且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这一措施因损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1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三六。

2据《经世大典·叙录·御书》，真金尝有临帖字迹“藏之东观，以示子孙。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有宸翰，宠赐群臣。传至钦天德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则辞章之粹、书法之圣，度越前代帝王矣”。顺帝书法亦精，详下文。参见《元文类》卷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