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理想
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近乎狂热般地热爱正义，以及对个人独立的渴望——这些犹太传统的特征，让我感激命运，使我生为一名犹太人。
今日那些对理性与个人自由的理想感到气愤厌恶，并且正试图通过暴力建立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奴隶制的人，很自然地将我们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历史赋予我们一项艰难的任务；但只要我们继续做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忠实仆人，就不仅仅将作为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文明民族而生存下去，而且还会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工作来提升人类。
存在一种犹太世界观吗？
本文最初是为1932年9月26日出版的期刊《观点》（opinion）以及1932年伦敦出版的《犹太评论》（jewish review）准备的。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97]。
在我看来，哲学意义上的犹太世界观并不存在。我觉得犹太教关注的几乎只是在生活当中持有的以及对待生活的道德态度。我认为犹太教的核心，就是犹太民族体现的生活态度，而不是记在《妥拉》 上并被《塔木德》阐释的律法的核心。对我而言，《妥拉》和《塔木德》只不过是犹太人早些时期人生观的重要见证。
犹太人生观的本质在我看来在于：对世间万物的生命持肯定态度。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让每一个生灵的生命更美好、更高尚。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它具有最高价值，其他所有价值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把超越个人的生命视为神圣，随之对一切有灵性的东西怀有崇敬之心，是犹太传统中一个尤为独有的特征。
犹太教绝非信仰：犹太教上帝的存在仅仅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消除迷信后的替代之物。它试图将道德律法建立在恐惧之上，这种做法令人遗憾，也不光彩。然而在我看来，犹太民族强烈的道德传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摆脱了这种恐惧。同样清楚的是，“侍奉上帝”就等同于“侍奉生命”。犹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尤其是先知们和耶稣，曾不知疲倦地为此而斗争。
因此，犹太教不是一种先验的宗教；它只关心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控的生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此，在我看来，从“宗教”这个词的常用意义上看，犹太教能否被称为宗教，值得怀疑；尤其是犹太人想要的并不是“信仰”，而是在一种超越个人意义上的对生命的神圣化。
但是犹太传统中还包含着其他一些东西，这在《诗篇》中的许多地方都有精彩的揭示，即对这个世界的美丽与庄严感到一种狂喜与惊异之情，而对此人们只是获得了一点点模糊的认识。这种喜悦就是真正的研究者汲取其精神养分的情感来源，但它似乎也出现在鸟儿的歌声中。这样一来，把这种情感附加到上帝的观念里的想法似乎有如儿童般天真。
上面所述是犹太教的典型特征吗？在其他任何地方，它们是否以其他名字出现？纯而又纯的东西哪里都不存在，在犹太教中也找不到。许多拘泥于经文的解释遮蔽了纯洁的教义。但我在犹太教中看到了这种特征最纯粹和最生动的表现形式。这尤其适用于将生命神圣化这个基本原则。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让安息日变得神圣化的刑律中，也明确地包括了动物，这种团结一切生命的理想情感是多么强烈。而对全人类团结的主张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因此对社会主义的要求主要是由犹太人首先提出的，这一事实绝非偶然。
瓦尔特·拉特瑙在和我的一次对话中，曾经用一句短语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生命的神圣感在犹太人中发展的强烈程度：“如果一个犹太人说他要去打猎取乐，他一定是在撒谎。”人们再也找不出比这更简单的有关犹太人对生命的神圣感的表达了。
妥拉（torah），又称托拉，广义上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称为《希伯来圣经》，狭义上指《摩西五经》，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编译者注
基督教与犹太教
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如果从犹太教中把先知书去掉，并从耶稣基督传授的基督教中去掉那些后来附加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关于神职人员的东西，剩下的教义能够治愈人类所拥有的所有社会弊病。
尽其所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坚持不懈，让这种纯粹人性的教义具有生命的活力，是每一个有善心的人的职责所在。如果他朝这个方向做了一番真诚的尝试而没有被同时代的人拒绝和摧毁，那么他自己以及他所处的共同体就算是幸运的了。
犹太共同体
——在伦敦的一次演讲
本文是爱因斯坦1930年10月29日在伦敦萨伏伊酒店（savoy hotel）发表的一篇演讲。讲稿最初分两次发表在《纽约时报》（1930年10月29日和11月2日）上。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对我而言，要克服喜欢安静沉思生活的本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不能对ort 和oze 的呼吁置若罔闻，因为我响应这个呼吁，就是在响应我们遭受痛苦压迫的犹太民族发出的呼吁。
与此同时，我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团体的状况是政治世界的道德晴雨表。一个国家如何对待一个没有自卫能力，以保留古老的文化传统为特征的少数民族，难道不就是评判政治道德和对正义的尊重的最可靠指标？
现在，这个晴雨表的读数很低，正如我们从自己遭受的虐待中痛苦地意识到的。但正是这种低潮让我确信，维持与巩固我们的共同体是我们的责任。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植于犹太人的传统中，它将继续有助于所有国家的利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在现代时期，这个传统已经造就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那些想要保护好这种精神的人必须要照顾这种精神所依附的身体。oze实际上就在照顾着我们民族的身体。在东欧，它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来帮助那里遭受经济萧条沉重打击的犹太同胞，以维持他们的生计；而ort正试图消除犹太人自中世纪起就苦于承受的苛刻的社会和经济障碍。因为我们那时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产性的职业之外，而被迫从事纯粹的商业性职业。唯一能真正帮助东方国家的犹太人的方法，是给予其从事新领域的机会，而这正是他们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努力争取的。这是ort正在有效地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在我们要向你们——英国的犹太同胞发出呼吁，请求你们参与到这项由杰出人士所开启的伟大事业中来。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天带给我们的失望之情必定也格外触动你们。不要抱怨命运，而要把这些事件看作继续忠实和坚守犹太民族联合体事业的理由。我坚信，这样做也将间接地促进人类整体目标的实现，而我们必须始终将它们视为最高的目标。
记住，困难和阻碍对于任何共同体而言都是力量与健康的宝贵来源。如果我们的床是由玫瑰铺就的 ，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活几千年；对此我确信不疑。
不过，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慰藉。我们的朋友虽然不多，但其中不乏精神高贵者，具有强烈正义感，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提升人类社会，并将个人从可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伟大事业。
我们高兴而又荣幸地看到今晚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些来自非犹太世界的绅士；他们的出现为这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增添了格外的庄重。在我面前，我很高兴看到了萧伯纳和威尔斯，他们的人生观格外吸引我。
您，萧伯纳先生，在一条曾使其他人殉难的路上，成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钦佩。您不仅向人们传扬道德上的教诲，甚至还嘲笑那些被许多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您的成绩只有天生的艺术家才能做到。您从您的魔法盒里创造了无数个小人物，它们像人，却没有血肉之躯，而是由头脑、智慧与优雅组成。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比我们自己更像人，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并非是大自然的创造，而是萧伯纳的杰作。您使这些迷人的小人物在一个微型世界里舞蹈，在这个世界面前有美惠三女神担当守卫，禁止任何怨恨进入。但凡见识过这个小世界的人都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真实世界；小世界的木偶影射着真实的人，使他们突然看起来与以前截然不同。由于您把镜子放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获得解放，而这在我们同时代中几乎没有其他人做到过，同时您也多少减轻了尘世生活的重负。为此，我们都衷心地感谢您，也感谢命运，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严重的疾病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灵魂医生（抚慰者）和解放者。就我个人而言，我还要感谢您对那个与我同名的神话般的人讲了一番令人难忘的话，尽管他是一个无辜的人，他的尴尬可敬的伟大使我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命运较少地取决于外界因素，而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要矢志不渝地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正是这种传统让我们得以经历狂风暴雨存活几千年。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ort是1880年在俄国圣彼得堡成立的为年轻的犹太人提供专业和职业培训的非营利性的全球性犹太人组织（o6щectвo pemecлehhoгo tpyдa，obchestvo remeslenogo truda，简称ort，意为“技能贸易促进协会”）。它的活动跨越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编译者注
oze是1912年8月7日在俄国圣彼得堡成立的致力于促进犹太人健康、卫生和儿童保育的组织（最初称为obshchestvo okhraneniia zdorov'ia evreiskogo naseleniia，意为“保护犹太人健康协会”，后来改为obschestvo zdravookhraneniia evreev，简称oze，意为“犹太人卫生协会”）。——编译者注
此处指一帆风顺。——编译者注
在爱因斯坦发表关于犹太共同体的讲话之前，萧伯纳致欢迎辞。他列举了历史上8个伟大的宇宙制造者（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开普勒、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最后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在自己的演讲提到了萧伯纳以赞美的话语提到的“神话爱因斯坦”，见本书《祝贺萧伯纳》一文。——编译者注
反犹主义与学术青年
本文最初准备印在由流亡到西欧的东欧犹太青年学生所编的一本年历上。这本年历由两位来自柯尼斯堡大学的医学学生所编。这两名学生拜访了爱因斯坦，请他就“德国大学中的反犹主义”发表看法，于是爱因斯坦写了这篇文章。遗憾的是，这本年历最终没有出版。
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只要我们在犹太人聚居区生活，犹太人身份就会使我们陷于物质上的困境，有时甚至是生命危险之中，却不会带来社会或心理问题。随着犹太人的解放，情形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那些转向从事脑力劳动的犹太人。
年轻的犹太人在中小学与大学里，受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的社会的影响。一方面，他尊敬和钦佩这个社会，从中获得精神养料，获得归属感；然而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将他视为异族的一员，报以某种蔑视与敌意。由于这种心理优越性的暗示性影响，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考虑，驱使他背弃自己的民族和传统，并认为自己完全属于其他民族；同时他又徒劳地对自己和其他民族隐瞒下面的事实，即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双向互惠的。过去和现在受过洗礼的犹太枢密顾问这种可怜产物，就是这么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冲动与性格上的不足使得他成为现在的样子，而是，如我上文所说，由一个人数与影响方面占优势的环境的暗示性力量造成的。他当然知道，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犹太子孙对欧洲文明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除了少数人例外，他们不也都和他一样屈从于环境吗？
正如许多精神疾病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措施在于了解病人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发生的原因。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异族身份，并从中得出结论。通过诉诸理性的论证来试图使其他人相信我们在心灵与智力上与其平等是徒劳的，而这些人的态度根本不是来自大脑。相反，我们必须在社会方面解放自己，并且基本上自己满足自身的社会需求。我们要有自己的学生社团组织，并对非犹太人采取谦恭而始终如一的谨慎态度。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不是模仿与我们的本性中没有的决斗和饮酒的习俗。人们可以既是一个文明的欧洲人和一个好公民，又是一个忠实的犹太人。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欠下的债
“巴勒斯坦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for palastine）1938年4月17日在纽约准将饭店 举办了第六届“逾越节第三日宴会”（third seder），爱因斯坦出席并发表演讲。本文1938年4月29日刊登于华盛顿特区出版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周刊《新巴勒斯坦》（new palestine）。
尽管欧洲犹太人遭受了许多苦难，爱因斯坦并没有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完全的或者甚至是主要的为受迫害者提供庇护的地方”。他认为，“巴勒斯坦的建设工作，首先应当成为犹太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理想的体现”。随着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阿拉伯人袭击犹太定居点、犹太人报复性杀害阿拉伯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有些甚至演变成惨案。到了1937年，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一片混乱。托管当局建议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多数人赞成这一方案，阿拉伯人明确反对。
与绝大多数赞成建立实体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爱因斯坦更主张一个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目标。这篇演讲集中反映了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
自从提图斯 征服耶路撒冷至今，犹太共同体很少经历过比时下经受的压迫更沉重的时期。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我们现在的时代比过去更加不幸，因为当前移民的可能性比过去更有限。
然而，不论这个时期会在生活中带来多大的悲哀、多么沉重的损失，我们还将生存下去。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共同体，纯粹靠传统的原因来维系，只会在外来压力下更加有力。因为今天的每个犹太人都觉得，做一个犹太人不仅意味着需要承担对自己共同体的责任，还要肩负起对人类的责任。总而言之，做一个犹太人，首先意味着去认同并实际遵从那些在《圣经》中规定的人道主义原则。没有那些原则，人类就不可能有任何健全幸福的共同体。
今天，出于对巴勒斯坦发展的关切，我们聚集到了一起。此时此刻，首先需要强调一件事：全体犹太人应感激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中复活了集体情感。它已经做出了一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颇有成效的工作。全球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犹太人都为这项在巴勒斯坦进行的事业做出了贡献，它卓有成效地把相当多的兄弟姐妹从无援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已经有可能把我们的一部分数量可观的青年引导到从事愉快的创造性工作的生活中去。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致命的痼疾，即由盲目的仇恨而引发的过分夸张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在巴勒斯坦的事业带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境地。白天耕种过的土地，晚上必须加以武装保护，以免遭受阿拉伯亡命徒的洗劫。一切经济活动饱受不安全之苦。进取心开始衰萎，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失业现象（当然，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则实属一般）。
面对所有这些困难，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们表现出的团结与自信值得我们钦佩。那些仍有职业的人对失业者提供的自愿援助，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了出来。由于坚信理性和安宁会最终得以伸张，他们的情绪仍然很高涨。人人都知道，这些混乱是由那些不仅存心想和我们过不去，而且还想难为别人——特别是英国人——的家伙刻意挑起的。大家都很清楚，若是外国的资助被撤销了的话，这些匪盗行为就会停止。
不过，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胞绝不会落在巴勒斯坦的那些同胞后面。他们也坚决果断地支持这项共同的事业，没有灰心丧气。这无须多言。
我个人只想就分治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比起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我更愿意看到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合乎情理地达成一致。除了实际的考虑，我对犹太教义精髓的意识使我反对建立一个有边界、军队和一定程度的世俗权力的犹太国家，无论其权力的使用是如何节制。我怕犹太教受内伤——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内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而那种民族主义正是我们在甚至还没有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时就已经不得不强烈抵抗过的。我们不再是马加比 时期的犹太人。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便等于抛弃我们共同体的精神化，而这种精神化应归功于我们先知的天才。如果外部需要最终还是我们挑起这副重担的话，那就让我们机智、耐心地承担它吧。
我还想就整个世界上目前的心理状态——这关系我们犹太人的命运——多说一句。反犹主义总是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拿来作为欺骗人民的最廉价的工具使用。一个以这种欺骗为基础，靠恐吓来维持的专制暴政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产生的毒素毁灭。因不公正积聚起来所造成的压力加强了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这些力量会引起大众生活的解放与净化。祝愿我们的共同体因其遭受的苦难和努力的拼搏，能对这些解放力量的释放做出贡献。
纽约准将饭店（commodore hotel）是纽约君悦饭店的前身，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中央车站正中央。它最初建于1919年1月28日，以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ycrr）的创立者范德比尔特“准将”（"commodore" cornelius vanderbilt）命名。1980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曼哈顿的第一个建筑项目中对建筑外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对其内部进行了翻修。——编译者注
提图斯（titus，41—81），罗马帝国晚期皇帝，皇帝韦斯巴芗之子。他早年参加军队，驻守不列颠和日耳曼，67年在其父麾下任犹太地区军团司令。68年尼禄死后，他协助父亲取得皇位。韦斯巴芗即位后，派他指挥对犹太人作战。据说，他曾杀死100万犹太人，并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为此在81年建成提图斯凯旋门，迄今仍屹立于罗马广场。71年返回罗马后，他任御林军司令，后数次任执政官，与其父共执朝政。79年父皇死后，他继承皇位，只在位三年（79—81）。有关他的经历，参见《罗马十二帝王传》，[古希腊]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北京，316～324页。——编译者注
马加比（judas maccabee，？—公元前160年），古代犹太国的爱国志士。公元前168年，他曾率领犹太民众反抗当时统治犹太人的塞琉西王国。公元前141年，犹大之弟西门在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区建立了马加比家庭的统治，即哈斯蒙王朝。公元前63年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后，犹太人遭到残酷镇压，绝大多数犹太人逃离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漫长而艰辛的犹太人流散生涯开始了。——编译者注
他们为何憎恨犹太人?
迄今为止，在爱因斯坦有关犹太人事务的作品中，这篇文章最为有名。在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两周后，它的英文翻译稿发表在1938年11月26日在纽约出版的《科里尔杂志》（collier’s）上。所谓“水晶之夜”，其实就是打砸抢之夜，指的是纳粹法西斯于1938年11月9日夜在德国全境范围内发起的直接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当时犹太商店遭到肆意的破坏，犹太教堂被洗劫一空，犹太人当街挨打，被驱赶到一起，登记后关入集中营。爱因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这恐怖的一幕，是因为爱因斯坦早在1938年8月就用德文写好了文章。
这篇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反犹主义进行了客观分析。爱因斯坦发现，反犹主义这一社会痼疾，和其他形式的偏见一样，都有忌妒与仇恨的成分。他强调指出，若想获得思想的自由与独立，就必须克服这种弱点。犹太民族的理想就是为了社会正义而奋斗。德文版标题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也没有如英文版中再细分为两小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20—936]。
我想用一个稍做修改后的古老寓言作为文章的开头。这个寓言有助于揭示出政治上的反犹主义的主要动机：
牧童对马说道：“你是四足着地的兽类中最高贵的，理应在无忧无虑中尽享清福。要不是奸诈的牡鹿，你的幸福一定会十分完美。但牡鹿从小就练就出比你更敏捷的四足。它敏捷的脚步使得它比你先到达水窠。远近四周的水都被它及它的同伴喝光了，而你和你的小马驹则被弃置于口渴的境地。与我为伍吧！我的智慧和指导将把你和你的同类从凄凉与屈辱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出于对牡鹿的嫉恨，马不明就里地应允了牧童。它同意让牧童套上马勒，从此丧失了自由，成为牧童的奴隶。
寓言中的马代表着一类人，而那个牧童则代表着一个极想绝对统治这一类人的阶层或集团；另一方面，那只牡鹿代表着犹太人。
我会听到你们在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可信的寓言!没有任何一种生物会像你说的寓言中的马那样愚不可及。”还是让我们再多思考一下。那匹马感受过口渴的苦楚，而且每当它看到牡鹿捷足先登时，它的虚荣心时常受到伤害。你们这些没尝过这种苦痛和烦恼的人当然很难明白，憎恶和蒙昧会驱使马这么快不假思索地轻易上当。不过，马成为轻易受诱惑的牺牲品，正是因为它先前受的苦难导致它铸下这等大错。要提出公正明智的忠告——给别人！——是容易的，而很难使自己公正而明智地行动，这一说法很有道理。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你们：我们都常常扮演着类似于那匹马的悲剧性的角色，而且总是处于再次受人蛊惑的危险之中。
这个寓言中所说的情形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个人及国家的生活中。简而言之，我们可把它看作对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的厌恶和仇恨，引入了另一个缺乏有效自我防卫能力的个人或群体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由犹太人来承担寓言中牡鹿的角色呢？为什么犹太人如此频繁地引起大众的怨恨？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国家中都有犹太人，而且因为各处的犹太人如此稀疏地分散着，无力抵抗猛烈的攻击。
一些过去不久的例子可以证明上面的观点。直到19世纪末，俄国人民还因政府的专制而恼怒。在外交政策上愚蠢的严重失误更使得人民的怒气达到爆发的顶点。在这危急关头，俄国统治者却通过煽动群众去憎恶犹太人，对犹太人发泄暴力来化解自己的不安。自从俄国政府血腥镇压了危险的1905年革命后，这些策略就反复被采用过——可以说，这种花招使这个众怨所归的政府一直维系到了世界大战快结束时。
当德国人在由他们的统治阶级所策划的世界大战中失败后，立即有了责备犹太人的企图，他们认为犹太人首先煽动了战争，之后又让战争失利。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图得逞了。它造成的这种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仅保护了特权阶层，而且使一小撮肆无忌惮、蛮横无理的人得以置德国人民于受奴役的地位。
在历史中，犹太人所受到的指责——这完全是为了美化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层出不穷，变迭频仍。犹太人被猜疑向井里投毒，被说成是出于宗教礼仪而杀害儿童的凶手，被错误地指控为有系统地企图独占经济命脉从而剥削全人类。一些伪科学的书标明犹太人是劣等的、危险的种族。他们被说成以善于为了本身自私的意图酝酿战争、煽动革命而闻名。他们既被认为代表了危险的激进分子，又是与文明进步为敌的匪徒。他们被指控在逐渐被同化的伪装下通过对国家生活进行渗透来篡改这些国家的文化。他们还被同样的口气指控为如此顽固不化，以至于他们为任何社会所不容。
对犹太人的控诉几乎超出了你们的想象，尽管连一手炮制这些控诉的人都觉得其内容荒诞不经，但它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在公众身上产生了效应。在动荡不安与骚乱频仍的时节，群众倾向于愤恨和粗野。而和平时期人类的这些本质特征只不过悄然流露出来。
至此我还只是提到对犹太人的暴力与压迫，而丝毫未提及反犹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心理的和社会的现象，反犹主义甚至在并无针对犹太人的特别行动的时期和环境中也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以被说成是潜在的反犹主义。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实际上可以把它看成是民族生活中一个正常的表现。
在一个国家里，任何群体的成员之间的联系比起他们同其他人的联系更紧密。因而，只要这些群体仍保持着差别，国家就永远摆脱不了群体间摩擦的纠缠。在我看来，绝不能对全体人民的完全一致做任何奢望，哪怕这是可以做到的。共同的信念和目标、相似的利益会在每个社会中培养出一些群体，这些群体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单元而行动。在这些群体之间总会有摩擦，这与个人之间存在着的反感与竞争一样。
这种形成群体的必要性或许最容易从政治领域里政党的形成中看出来。若无政党，各国公民的政治兴趣就会销声匿迹，也不会有不同意见进行交流的论坛。个人会被孤立起来，并且无法表明自己的信念。而且，政治见解的产生、成熟必须借助于具有相同性情和意图的人之间的相互启发和批评才能达成。政治与我们文化生存的其他领域毫无二致。比如说，大家都承认：一方面，在宗教热情强烈的时候，不同的教派可能会涌现出来，这些教派间的竞争普遍刺激了宗教生活。另一方面，众所周知，集中化，即消除相互独立的群体，会导致科学和艺术上的片面甚至荒芜，因为这种集中化阻止甚至压倒了不同见解及研究方向之间的竞争。
犹太人究竟是什么?
群体的形成在人类奋斗的所有领域中均有令人鼓舞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群体所代表的信念与目标之间的斗争所致。犹太人也组成了这样一个拥有自己确定特点的群体，而反犹主义不过是由犹太群体引起的非犹太人所持有的一种敌对情绪。这是种正常的社会反应。要不是导致了政治上的弊端，它绝不会被冠以这样一个专有名称。
那么，什么是犹太群体的特征呢？首要的问题是：何为犹太人？对于这个问题，不存在什么简洁的答案。最明显的答案是：犹太人是具有犹太信仰的人。通过一个简单的类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个答案的肤浅之处。让我们问一下，什么是蜗牛？一个同上面那个在类型上相似的回答是：蜗牛是栖居蜗牛壳内的动物。这个答案不是完全不对，当然也不完备，因为蜗牛壳恰好只是蜗牛的物质产品之一。同样，犹太民族的信念也只是犹太人群体特征的产物之一。况且，蜗牛去掉壳，依然是蜗牛。摒弃了其信仰（从这个字的表面意义而言）的犹太人与上述情形相同，他依然是个犹太人。
每当人们试图解释一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总会出现这种窘境。
几千年来把犹太人维系在一起而且至今还维系着他们的纽带，首先是关于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其次是全人类互助互谅的理想。连最古老的犹太宗教经典都深入探讨了这些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后来强烈地影响了基督教教义和伊斯兰教教义，并对绝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还应提到每周休息一天的引入，这可是一个对全人类意义重大的恩赐。诸如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类人物，虽然他们可能各不相同，但均为了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自我牺牲。正是他们先辈的传统引导他们走上了这条坎坷的道路。犹太人在慈善事业上绝无仅有的成就也是出于同样的根源。
犹太传统的第二个典型特征是其对各种形式的理智追求及精神努力的崇尚。我深信，这种对理智努力的崇敬为犹太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给知识进步做出贡献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他们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在他们前进的路上经常受到外界的阻碍，他们所做的贡献理应为所有正直的人所景仰。我坚信，这不是由于任何特别丰富的天资，而是由于如下事实：犹太人对智慧上的成就的尊重，营造了一个特别有利于任何可能存在的天才发展的氛围。同时，强烈的批评精神阻止了对任何权威的盲目服从。
在此我只局限于谈了上述两个在我看来最本质的传统特征。这些标准和理想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中都同样有所体现。它们被父母传给孩子；它们浸染了朋友之间的交流与判断，它们遍布在宗教经典中，它们还赋予犹太群体的集体生活特有的烙印。就是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理想中，我看到了犹太民族本性中的精华。只不过，这些理想在犹太群体，在其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并非完美地得以实现。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若有人想对一个群体的本质特征做出简要的描述，那他所描述的常是他们的理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激励
在前面，我把犹太主义设想为一个传统的共同体。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常宣称犹太人代表着一个种族，他们独特的行为是由其固有品质所引起的，这种固有品质通过遗传代代相承。几千年来，犹太人主要是在族内通婚，这一事实又给上面的观点加重了分量。这样的习俗会保存一个纯正的人种——若是此种族一开始就是纯正的话；而要是一开始便有了种族的融合，它就不可能制造出种族的纯一性。毫无疑问，犹太人是一个混杂的种族，正如我们文明中的所有其他群体一样。诚实的人类学家也同意这一点；相反的断言都属于政治宣传，它们必须被相应地加以驳斥。
犹太群体的兴盛依靠的不仅是自身的传统，而且靠它们在世界上永远受到的压迫和敌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使犹太人几千年来得以一直持续生存的重要原因。
在前面我们已简要地对其特性加以描述了的犹太群体包括大约1600万人——这个数字略少于世界总人口的1%，或约等于当今波兰总人口的一半。作为政治因素，他们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几乎遍布于全球的各个角落，而且不会有任何办法被联合为一个整体——这意味着他们毫无能力在任何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如果有人愿意只从敌人的说法中给犹太人做一番描绘的话，他将得出如下结论：犹太人代表了一种全球势力。乍看上去，这一结论显然荒谬透顶，而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却有一定的意义。作为一个群体，犹太人也许没有什么力量，但各个成员的成就加在一起处处都显著可观，哪怕这些成就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取得的。洋溢在群体中的精神激发了潜伏在个体中的力量，激发他们投入自我牺牲的努力中。
因此那些有理由来躲避大众启蒙的人煽动了对犹太人的仇恨。相比害怕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他们更害怕具有理智上独立的人产生的影响。我从中看到了在如今的德国正趋于激烈的对犹太人疯狂仇恨的根本原因。在纳粹集团眼中，犹太人不仅是一种摆脱人民对自己，即对压迫者不满的工具，他们还视犹太人为一个不可被同化的元素，这个元素不能被驱使进行不加批评的接受教义，因此只要它还存在，就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因为它坚决主张对群众进行大众启蒙。
纳粹篡夺政权后不久，即上演了隆重的焚书仪式。这件事足以证明上述观念已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这种从政治观点看来毫无意义的所作所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自发的情感发泄。因此它在我看来要比许多目的性更强、有实际意义的行为更能说明问题。
在政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早已发展出一种对于过于宽泛的概括产生合理怀疑的心理。当思想过于严重地为这些概括所支配时，就容易出现曲解特定的因果关系的情况，对事件实际的复杂性做出不公正的判断。但是，摒弃这种概括意味着完全放弃理解。因此，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对这种概括的不确定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而且必须要冒险来进行概括。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才愿意尽可能谨慎地表述我对反犹主义的看法，这个看法是通过对普遍观点的考虑而得出的。
在政治生活中，我看见有两种互为对立的趋势在起作用，它们总是在互相争斗。第一种趋势是乐观的，它源于如下信念：个人与集体的创造力的自然扩展，本质上能导致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状态。它认可对一种凌驾于集体与个人之上的中央权力的需求，但承认这种权力只会起到组织和调整的作用。第二种趋势是悲观的，它认为个人与集体的相互影响导致社会的破坏，因而它试图完全把社会建立在权威、盲从及强制服从之上。其实，这种趋势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是悲观的，因为对于那些本身就是或者渴望掌握权力和权威的持有者来看，它反倒是乐观的。附和于第二种趋势的是自由团体的公敌，是独立思想教育的公敌。这些人更是政治反犹主义的鼓吹者。
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所有人都口头上支持第一种也就是乐观的那种趋势。不过，第二种趋势也有强烈的表现。这随处可见，尽管它的大部分真相都被隐匿了起来。它的目标是要通过控制生产方式的迂回道路来实现少数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对人民的统治。它的倡议者已试着使用反犹主义及对其他各种群体的敌视这个武器了。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重复这种企图。迄今为止，所有这类企图都归于失败，因为人民的政治本能是健全坚实的。
这种状况将来仍会继续，如果我们坚持这条原则：警惕奉承者，尤其是当他们来鼓动仇恨的时候。
离散异邦的欧洲犹太人
这篇讲话是爱因斯坦以“难民及海外需求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 for refugees and overseas needs）名誉主席的身份发布的，其扩充版刊登于1939年3月22日《纽约时报》，题为《爱因斯坦呼吁援助受迫害者》（einstein asks aid for persecuted），收录于《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爱因斯坦档案编号： [28—476]。
犹太人遭遇迫害的历史之长让人难以想象。但是，今天 在中欧针对我们而发动的战争却前所未见。过去，尽管我们是《圣经》的子民，我们还是受到迫害；然而现在，恰恰因为我们是《圣经》的子民，所以才被迫害。其目标不仅是消灭我们本身，而且要连同我们一起摧毁《圣经》和基督教中表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中欧和北欧的文明得以兴起。如果这个目标得逞，欧洲将成为一片蛮荒之地。因为倘若人类群体的生活建立在蛮力、残暴、恐怖和仇恨之上，注定无法长久。
理解我们的邻人，公正地行事，并且乐于帮助我们的同伴，只有这些品质才能确保人类社会的长久和个人的安全。无论是才智、发明或是机构，都无法替代这些在教育中最关键的部分。
随着目前欧洲的剧变，许多犹太人团体被迫离开家乡。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流离失所，不得不在世界各地流亡的道路上绝望地徘徊。犹太人今日的悲剧，折射出现代文明根本结构所面临的挑战。
对犹太人和其他群体的迫害，最不幸的方面之一就是产生了难民阶层。很多在科学、艺术和文学方面十分杰出的人都被驱逐出他们曾贡献才华的土地。在这样一个经济衰退的时期，这些流亡人士中可能有人会为振兴经济和文化带来希望；难民中有许多工业界和科学界高水平的专家。他们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做出宝贵的贡献。他们有能力报答本地人的好心收留，给当地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据我所知，在英国，由于允许难民入境，直接为1.5万名失业者带来了就业机会。
作为一位曾经的德国公民，我能有幸离开那个国家；当我对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以极好的态度收留了我们的时候，我知道我能够代表我流亡的同胞，不管是在此地还是在其他国家。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欠我们的新国家一份人情，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通过对所在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工作的高质量贡献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然而，最令人担心的是，难民的队伍一直在扩大。在过去的一周，事态的发展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很可能出现数十万难民。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有着民主与公共服务的高贵传统的犹太群体陷入了悲惨的命运。
犹太人能够延续上千年的对外界的抵抗能力，正是由于犹太民族坚守《圣经》中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信条。在那些受苦受难的岁月里，我们彼此相助的意愿经历了格外严格的考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面对它，和我们的父辈一样经受住考验。除了团结，以及对我们所承受的极为重要和神圣事业的认知，我们再没有其他可以自卫的手段。
该演讲的时间为1939年。——编译者注
以色列的犹太人
阿拉伯人—犹太人的关系在爱因斯坦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虽然他以为随着英国人的退场，两个族群的关系会得到很大改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爱因斯坦看来，英国是激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仇恨的元凶。
1949年11月27日，在“难民及海外需求犹太联合募捐协会”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召开的会议上，爱因斯坦在全美广播公司（nbc）的广播中发表了这场演讲。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862]。
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巩固在以色列通过惊人的精力和无比的牺牲精神赢来的一切，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愿当我们想起这么一小群精力旺盛、富于思想的人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时，心中洋溢着的喜悦与敬仰能赋予我们勇气，来承担当前形势置于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
然而，在评价这些成就的同时，让我们不要忽视这些成就服务的事业：营救我们那些分散在各处的危难之中的兄弟，把他们团结到以色列来；建立一个尽可能遵从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道德理想的共同体。
和平是这些理想之一，它的基础是理解和自我克制，而非暴力。倘若心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中就会稍微夹杂着些痛苦，因为时下我们同阿拉伯人的关系距此理想还很遥远。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不受外界干涉，解决同邻人的关系，我们很可能已达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需要和平，并且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发展也有赖于和平。
我们没能实现一个不分裂的巴勒斯坦，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平等自由地生活于和平之中。这不是我们本身抑或是我们邻人的过错，而更多地要归咎于委任统治国 。若是一个民族统治其他一些民族，就如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那样，她就几乎不可避免地施行声名狼藉的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鬼把戏。简单来说就是：在被统治的人群中制造不和，以便他们不会团结起来推翻强加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好了，枷锁已被去除，但纠纷的种子已结出了果实，并且仍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造成损害——让我们希望它不会持续太久。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非为了自己争取政治独立才去斗争，而是为了许多国家中正在面临生存威胁的犹太人取得自由移民权而斗争，也是为了所有那些渴求生活在自己人中间的人能自由迁徙而斗争。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斗争是为了能做出也许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牺牲。
我指的并不是在与数量上远超过我们的对手进行斗争而带来的生命和财产上的损失，也不是在一片被人遗忘的不毛之地上的开拓者的精疲力竭的劳作，我想到的是，生存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们，为了在18个月内接收为数超过该国犹太人总数三分之一的移民，而不得不做出的额外牺牲。要弄懂这其中的意义，你只需想象一下美国犹太人无与伦比的功绩。假定没有法律限制向美国移民，设想美国犹太人自愿在一年半时间里接纳100万外国犹太移民，照料他们，并使他们融入本国的经济中去。这肯定会是一个巨大的功绩了，但这还远比不上我们在以色列的同胞的成就。因为美国是一个辽阔富饶的国家，人口密度低，生活水准高，生产力高度发达，面积狭小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在这些方面无法与之比拟。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即使没有大量移民的额外负担，也过着艰难俭朴的生活，而且他们还面临敌人进攻的威胁。想想这一出于兄弟情谊的自愿举动，对以色列犹太人意味着何等的艰辛和个人牺牲！
以色列的犹太人共同体的经济手段还不足以把这项宏图伟业引向成功的终点。从1948年5月起，在移入以色列的数量超过300万的人口中，有100万人尚得不到住所和工作。他们不得不被集中在临时营地里住下来，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耻辱。
绝不能让这个壮丽的事业因为美国的犹太人没有提供充分而及时的援助而遭到失败。在我心目中，摆在全体犹太人面前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在这个伟大的任务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的机会。
此处指英国。——编译者注
关于巴勒斯坦重建问题的讲话
从1920年开始，由于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犹主义在德国的扩散，在此之前对宗教事务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的爱因斯坦，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1921年，他与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茨曼 教授来到纽约，为以色列国家基金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成立于1918年）筹集资金。
下文的前三篇讲稿是源于他在1931—1932年第三次访美时所做的演讲（他第二次访美是在1930年）。第四篇是他1921年访问美国回到柏林时的讲稿，而第五篇就晚得多，不过也是他在定居普林斯顿（1933年）之前的讲稿。这些讲稿都收录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一
十年前，我第一次有幸向你们宣讲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时候，我们把几乎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未来。今天，回顾已走过的十年，我们很是欣慰，因为在此期间，犹太人团结一致，在巴勒斯坦出色地完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工作，远远超出我们以前所能想到的。
我们经受住了过去几年里一些事件带来的严峻考验。 以崇高的理想为支撑，我们不懈地努力，正缓慢而坚定不移地走向成功。英国政府最近的声明表明，他们对我们的诉求的判断正渐趋公正。对此，我们予以感激的肯定。
但我们又切切不可忘记这次危机给我们的教训：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建立满意的关系，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与英国无关。我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必须就建设有利的伙伴关系形成一个主要框架，以满足两个民族的需求。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将惠及两个民族，其价值与重要性不亚于巴勒斯坦的建设本身。须知，瑞士之所以代表民族国家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正是因为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起一个稳定共同体之前，他们不得不先解决一些更棘手的政治问题！
要做的事情虽然还有很多，但是赫茨尔 的目标中至少有一个已经实现：他在巴勒斯坦所倡导的事业为犹太人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团结和乐观精神。没有这一点，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健康地存在。
我们为了共同目的所做的任何事情不仅是为了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同胞，而且是为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健康与荣誉。
二
今天我们集会的目的，是唤起大家对我们古老的族群及其命运和存在问题的关注。这是一个拥有道德传统的群体，在面临压力的时刻，她总能彰显自身的力量与活力。历览古今，它培养出来的人体现了西方世界的良知，成为人类命运与正义的捍卫者。
只要我们关心自己，我们这个族群就会继续存在并为人类造福，尽管事实上我们还没拥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几十年前，以不朽的赫茨尔为代表的一群有远见的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家园，以便在艰难时世中保存我们的凝聚力。犹太复国主义和定居巴勒斯坦运动由此应运而生，我们有幸见证其成功，至少开始的时候前景灿烂。
带着巨大的喜悦和满足，我很荣幸地看到，以上成绩的取得对犹太民族的振兴厥功至伟，因为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很小的一支，犹太人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外部，还有自己内部的心理问题。
过去几年里，巴勒斯坦的建设工作面临的危机，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至今还没完全克服。不过，根据最近的报道，国际社会，特别是英国政府已经愿意承认我们为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取得的伟大成就。此时此刻，让我们满怀感激之情缅怀我们的领袖魏茨曼，正是他的热情与深谋远虑，使伟大的事业取得了成功。
我们经历的困难，并非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它们至少又一次向我们昭示：让各国犹太人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联结是多么坚不可摧。有关危机也使我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得到厘清，清除了民族主义的杂质。我们已明确宣布，我们所寻求的并非创建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基于犹太传统的广义上的文化共同体。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以一种开诚布公、宽宏大量、彼此尊重的方式与阿拉伯兄弟相处。我们正好有此良机向外界展示我们在数千年的磨难中学到的智慧。如果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们的事业便会成功，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一个榜样。
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犹太民族的荣誉与健康。
三
我很高兴有机会向这个国家忠于犹太人共同目标的青年人讲几句话。不要因为我们在巴勒斯坦遇到的困难而泄气！这些困难正可以考验我们犹太民族的生存意志。
英国当局的有关做法与声明遭到了义正词严的批评。不过，我们绝不能就此了事，而是应该尽量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应十分重视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通过谨慎地培养这些关系，我们以后就能够防止陷入紧张局势，被人利用来引发敌对行为。这一目标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因为我们搞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阿拉伯民众的实际利益，以后也将继续如此。
我们如此行事，便不至于动辄陷入一个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皆不利的境地，需要请托管国出面调停和仲裁。为达此目的，我们不仅要遵守上帝的旨意，还将发扬我们的传统，只有这一传统才能给犹太共同体提供存在的意义和稳定性。我们的共同体现在不是，今后也不能是一个政治性的实体。只有这样，它才能不断获得新的力量；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它的存在才是合法的。
四
在过去两千年间，犹太人的共同财产不外乎它的历史。由于散居世界各地，除了精心呵护的传统外，我们的民族没有其他共同点。毫无疑问，就个人而言，犹太人厥功至伟，不过，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并无能力做出集体性的伟大贡献。
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然不同，历史赋予了我们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使命，那就是积极合作共建巴勒斯坦。我们民族中的杰出人士已尽其所能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建立一个被所有犹太人当作自身事业的文明中心的机会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心存希望，要在巴勒斯坦为本民族文化建立自己的家园，为近东地区人民带来新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
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眼前的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和文化性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共同体必须着力实现先辈在《圣经》中确立的社会理想，同时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共有的现代精神生活的重镇。为此，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当是犹太复国组织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过去几个月里，我去了美国，任务是在那里为这所大学募集物资。此计划取得了预期成功。由于在美犹太医生的不懈努力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我们凑集了足够的资金，成立了医学部，前期准备工作即将马上展开。初战告捷，使我坚信，其他各部所需的物质条件也都有望得到解决。医学部得以优先发展，作为研究机构，关注确保国民身体健康的研究工作，这对这个国家的建设尤为重要。大规模的教学工作待日后再提上日程。由于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准备出任有关职务，医学部的成立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再补充一句，与国家建设的一般基金完全分开的、为这所大学设立的专项基金也已启动。在美期间，由于魏茨曼教授及其他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不懈的工作，以及主要是一些中产阶级人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上述大学专项基金已筹集到相当可观的数量。最后，我恳请在德国的犹太人克服眼下的经济困难，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而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不是什么慈善活动，而是关乎所有犹太人的一项伟业，它的成功将为所有犹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满足。
五
对于我们犹太人而言，巴勒斯坦绝非一项慈善或者殖民事业，而是犹太人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讲，巴勒斯坦并非东欧犹太人的避难地，而是整个犹太民族团结精神觉醒的化身。这种团结意识的觉醒与加强，现在不是正当其时吗？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出于直觉，而且在理性的基础上，我会给出一个绝对的回答：“是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百年间德国犹太人的历史！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前辈毫无例外地生活在犹太人聚居区。他们穷困潦倒，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与非犹太人之间，在宗教传统、生活习俗以及司法限制等方面壁垒重重；在精神发展方面，他们也主要专注于本民族的文献，对文艺复兴后取得长足进步的欧洲精神生活，几乎无动于衷。不过，与我们相比，这些卑微而籍籍无名的先辈也有巨大的优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完全彻底归属于一个共同体，并自觉地享有充分权利，而没有任何压抑。在那些时代，我们的先辈在知识和物质上都很贫乏，但在共同体中，他们享有令人称羡的精神平等。
后来，犹太人得到解放，一下子为个体带来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机遇。少数人很快在更高层次的商业和社会生活中谋得了位置。他们贪婪地受用西方世界的艺术与科学硕果。他们激情四射地汇入进程之中，做出具有永恒的贡献。同时，他们模仿非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与犹太人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渐行渐远，接受了别人的习俗、举止以至思维习惯。如此看来，他们在这种人多势众而文化具有更高度组织性的周围民族之中正失去自我，要不了几代人的时间，他们便会找不到自己的痕迹。犹太民族特性在中欧和西欧的完全消失似乎难以避免。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似乎不同民族天生具有抗拒融合的本能。不论犹太人如何调适自身，力求在语言、举止甚至宗教形式等方面融入周围欧洲人的生活，然而，犹太人与欧洲主人之间的陌生感始终存在。这种天然的陌生感最终导致反犹太主义思潮盛行，这是那些善意宣传不应忽略的。各民族的发展都希望遵循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混迹在一起。要让各民族和睦相处，唯有相互容忍与尊重。
首先，犹太人应该重新认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若要健康生活，就必须恢复自尊。我们必须再次学会以本民族的祖先与历史为荣，作为一个民族，重振旨在培养民族意识的文化大业。在人类文化发展中，个人所发挥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解决一些以整个民族为整体才能完成的任务。唯其如此，犹太人才会重新赢得社会尊严。
基于以上看法，我提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今天，历史赋予我们重任，积极参与在故土重建本民族的经济与文化。一些才华横溢的热心者已为我们铺好前路，很多优秀的犹太儿女也已准备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希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认识这项伟业的重要性，并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
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出生于俄罗斯的英国犹太裔化学家、犹太复国运动政治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编译者注
爱因斯坦在这里指的是1929年8月下旬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系列示威和骚乱。其根源是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围绕进入耶路撒冷西墙所发生的长期争执。在8月23—29日发生的骚乱期间，有133名犹太人被杀，200多人受伤，其中大多数犹太人是在家中被阿拉伯人杀害的；至少有116名阿拉伯人遇害，至少232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伤亡是英国警方在试图镇压骚乱时造成的，尽管也有大约20人是被犹太人袭击的。在骚乱期间，有17个犹太社区被撤离。——编译者注
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裔记者，曾任维也纳《新自由报》主编。1896年，他出版《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主张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其解决之道就在于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会长，以后每次大会都全额当选。他因而被视为犹太复国运动的创始人，现代以色列国的国父。——编译者注
劳动的巴勒斯坦
本文写作年代不详，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认为很可能写于1932年，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24]。
“劳动的巴勒斯坦”（arbeitende palästina）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员，他们直接服务的对象，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最有价值的一类人，也就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双手把沙漠变为繁荣的定居点的人。这些工人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从整个犹太民族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他们是一群坚强、自信、无私的人。他们不是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出价最高者的愚昧苦力，而是受过教育、思想活跃的自由人；因为他们在一片荒芜之地上和平奋斗，使得整个犹太民族直接或者间接地受益。通过尽量减轻他们沉重的负担，我们将拯救最宝贵的人类生命；因为第一批移民在尚未适于居住的土地上的奋斗，乃是既艰难又危险的工作，涉及个人的重大牺牲。只有亲眼所见，才能知道这是多么真切。任何帮助改善他们物质装备的人，都相当于在关键时刻对这项美好的事业伸出了援手。
此外，只有这个劳动阶层才有能力与阿拉伯人建立起良好关系，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管理部门换来换去，但最终为不同民族生活定调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支持“劳动的巴勒斯坦”同时就是在巴勒斯坦推进一项人道的、有价值的政策，并能有效地抵制那些狭隘民族主义的暗流。如今，整个政治生态圈都在遭受这股暗流的侵蚀，巴勒斯坦事务相关的小政治圈子也只是程度稍轻而已。
犹太人的复兴——代表“巴勒斯坦筹款基金会”发出呼吁
本文是1931年爱因斯坦代表“巴勒斯坦筹款基金会”（keren hayesod，亦称keren hajessod）向匈牙利的犹太人发出的呼吁书，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64]。
“巴勒斯坦筹款基金会”是为了回应1917年的《贝福尔宣言》，于1920年7月7日至24日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宣告成立的，目的是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定居所需的资金。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筹款基金会”帮助筹集资金建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各种实体项目。1926年，其总部从伦敦迁至耶路撒冷。以色列立国后，它变成其在世界各地（美国除外）的官方筹款组织，在45个国家开展活动。
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荣誉感的最大敌人是“富足后产生的堕落”，即源于富足与安逸造成的潜意识中的麻木不仁，以及对周围非犹太世界的一种内在依赖，而这种依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犹太共同体组织松散了。一个人最好的一面，只有当他忘我地投入一个共同体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犹太人道德上的危险就在于失去了与自己族群的联系，并被居住地的人视为陌生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只能产生一种可鄙而无趣的利己主义。
目前犹太人承受的来自外界的压迫格外沉重。但正是这种危机帮助了我们。犹太人的共同体生活方式的复兴已经开始，而这种复兴是上一代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由少数几位热忱且明智的领袖，在面对看起来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发起的巴勒斯坦屯垦计划，通过最近被唤醒的犹太人团结意识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蓬勃的发展，使我毫不怀疑它将取得永久性的成功。对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项成就意义非常重大。巴勒斯坦将成为所有犹太人的文化中心，成为遭受最痛苦压迫的人的避难所，成为我们之中最优秀人士的活动场所，一个有团结力量的理想之地和让全世界犹太人维持精神健康的一个药方。
给某位阿拉伯人的信
本文是1930年3月15日爱因斯坦写给当时巴勒斯坦出版的报纸《巴勒斯坦》（falastin）编辑的一封信，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爱因斯坦建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一个由贤者组成的委员会来解决，无须政党政治的介入，这一建议恰恰表明爱因斯坦大大低估了在巴勒斯坦普遍存在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积怨。尽管如此，他依然坚守希望，认为妥协能够胜利。
您的来信让我很高兴。这封信向我表明，您那边也存有善良的意愿，想用对我们两个民族都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困难。我相信这些困难的心理层面要大于实际，如果我们彼此都带着真诚和善意，那么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使现在的情况变得如此糟糕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托管国的管理下视彼此为敌人。这种事态对于我们两个民族而言都不利，只有找到一个双方都赞同的中间道路，才能改变这种事态。
现在我要告诉您，我自己对如何改善目前困难处境的思考；同时我必须补充说明一下，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还未曾跟其他任何人讨论过：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geheimer rat），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各派四个代表，这些代表必须独立于所有政治派别。
各个小组的组成人员如下：
一名医生，由医生协会选举。
一名律师，由律师群体选举。
一名工人代表，由工会选举。
一名神职人员，由神职人员群体选举。
这八个人每周举行一次会议。他们将承诺不去拥护他们所在的行业与民族的局部利益，而是依照良心行事，尽最大的努力，致力于服务所有国民的福祉。他们的商议过程应该是秘密的，严禁泄露任何商议内容，即使是私底下也不允许。
对于任何一项主题，每一方有不少于三个人同意时，就视为决议达成，可以发表，但是只能以委员会整体的名义。如果有一位成员不赞同决议，他可以从委员会退职，但仍需尽保密义务。如果上文列举的选举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对委员会做出的决议表示不满，这个团体可以替换其在委员会中的代表。
虽然这个“顾问委员会”没有明确的权力，它仍然可以逐渐整合分歧，在面对托管国家时，联合起来代表这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并清除“没有远见的政治” 的尘埃。
原文为tagespolitik。这里取这个词的贬义用法，用来批评政治家和政党没有采取任何面向未来的政策，或不做出任何重要决策的行为。——编译者注
论犹太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致州务部长黑尔帕赫教授的一封信
威利·黑尔帕赫（willy hellpach，1877—1955），德国政治家、新闻记者、心理学家和医生。黑尔帕赫最初在大学学医学，毕业后又去莱比锡大学跟随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学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开了一家诊所。“一战”期间，他是一名战地医生。1918年，他加入德国民主党。1922—1924年，他担任巴登州教育部部长。1924年，在德国民主党的大力支持下，他成为巴登州第六任州长。在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因阑尾炎于1925年突然去世后，他曾代表德国民主党参与帝国总统大选，但仅获5.8%的选票。在1928年至1930年暂任国会议员后，他退出了政治舞台。
1929年，当他在瑞士采尔马特附近的利菲尔阿尔卑雪山（riffelalp bei zermatt）度假时，给德国柏林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福斯报》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在黑尔帕赫去世前两年，1953年3月22日，已76岁的他接受《我的世界观》德文版编辑泽利希的采访时，专门谈到了他的写作动机。“尽管我只是简短地与爱因斯坦先生见过面，但这已足以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人，但似乎缺少对现实的认识。我在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身上不断地发现这一点。作为成功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完全沉浸在演绎逻辑中，而这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是冲突的。”“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从其发展能力反映出来。我们所知的每一个民族主义，一开始非常狂热，结束（或达到顶峰）时充满激情，把自身从理想主义窄化为盲目信仰。就像每一个理想主义的发展命运一样，当民族主义的发展从精英阶段向大众运动发展时，它就产生分裂了，黯然无光、狭隘偏执和固守已见。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否认了流散四方的犹太人给西方文明带来的重要的‘维生素’：世界公民的感觉和思想。现在，已具有世界公民眼光的犹太人也要像其他那些或大或小的民族一样，作为民族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对犹太人的世界使命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损失。”
阅读了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苏黎世会议的文章，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坚定支持者，我觉得必须回应您，哪怕只是简短的回复。
犹太人是靠血缘和传统的纽带维系的，而不是只有宗教：世界上的其他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5年前来到德国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一发现应该更多地归功于非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是特定类型的人，缺乏一个能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其结果就是个人缺乏坚实根基，极端表现就是道德上的动摇。我意识到，只有世界上的每个犹太人都隶属于一个他个人愿意欣然归属的有活力的共同体，让他能够承受住世界强加给他的仇恨与屈辱，整个民族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看到值得尊敬的犹太人被画成卑鄙的丑类，我的内心在滴血。看到学校、滑稽小报以及来自大多数非犹太人的其他无数势力如何逐渐摧毁我的那些犹太同胞的自信，即便是最出色的犹太人也难逃厄运，我觉得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接着我意识到，只有一个共同的事业，一个全世界犹太人从心底珍视的事业，才能使这个民族恢复健全。赫茨尔意识到（并且为之全力呼号），不论犹太人的传统观点如何，我们都应该集中努力，建立民族家园，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一个在巴勒斯坦的中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您称这一切为民族主义，这一指责确有几分道理。但共有的目标永远都可以被扣上那种丑陋的帽子，然而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没有它我们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管怎样，这种民族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权力，而在于尊严和活力。如果我们不是迫不得已要和一群排外的、心胸狭隘和残暴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肯定第一个抛弃所有的民族主义转而支持普世的人道主义！
比如说，那种认为如果我们犹太人想要成为一个“民族”，就无法成为合格的德国公民的反对意见，就是建立在对国家性质的误解上，这种误解来自大多数国民的偏执。面对那份偏执，我们永远都不会安然无恙，不管我们称自己为一个“种族”（volk），还是“民族”（naion）。
为了简明起见，我把一切都坦率地呈现出来了，不过从您的文章中我知道，您是一个谨守理智而不拘泥于形式的人。
献给莱奥·贝克的警句
本文是爱因斯坦为祝贺犹太拉比、神学家和学者莱奥·贝克（leo baeck，1873—1956）80岁生日的献词。原文发表在1953年5月23日为庆祝莱奥·贝克80岁寿辰而出版的两卷本文集上。
第一条警句是对贝克一生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贝克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犹太人的道德化身。爱因斯坦把他与圣雄甘地和史怀泽列在同等道德地位上。
贝克1873年5月23日出生于普鲁士波森（posen，现属波兰），是一位犹太拉比的儿子。1894年，他在布雷斯劳学习犹太神学，后来到柏林大学追随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学习哲学。1905年，他出版《犹太教要旨》，作为对神学家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的《什么是基督教》的回应。这是一本通过新康德主义的棱镜重新解释犹太教的著作，让他一举成名，成为“自由犹太教”的代表。“一战”期间，他在帝国陆军当牧师。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出任作为犹太人保护伞的“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主席，为维护犹太人的利益与纳粹周旋。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所谓“水晶之夜”后，他还没有完全放弃与纳粹进行合法斗争的想法。1943年，他自愿来到特雷津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theresienstadt），充当狱中牧师，安慰被关押的犹太同胞。在这里被关押的来自东西欧的14万犹太人，包括被送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数万名儿童，有12万人因毒气、饥饿和感染伤寒而身亡。“二战”后，他定居英国伦敦，同时也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希伯来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任教，并担任“世界进步犹太教联盟”（world union for progressive judaism）主席。
对于贝克在纳粹期间，尤其是在集中营期间的表现，亦有不同的评价。首先，他进入集中营初期，在吃住方面比其他狱友享受相对优越的待遇。其次，早在1943年，他就知道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人都将被杀死，但还是决定不将此消息告诉狱友。第三，他主张为了维持集中营中的秩序，有必要选出犹太人当狱警。按照阿伦特的看法，这些犹太警察往往更粗暴。
贝克后来在集中营受到了非人待遇，他的四个姊妹死于集中营。晚年他出版了《族人以色列》（this people isreal），其思想由“自由犹太教”向传统犹太教回归。种族大屠杀的发生，让德国犹太人试图将犹太文化与德意志文化在德国大地上结合而产生一种新的更高文化的理想彻底破灭。诚如他从集中营中被解放后所说：“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
我要致敬的这个人，一生乐于助人，不知何为恐惧，挑衅好斗与愤恨不满与他格格不入。这是伟大道德领袖的素养，也正是如此他们能为在自作自受的痛苦挣扎中的人类带来慰藉。
试图智慧与权力兼得，极少有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人通常不愿认为别人是聪明的——除非那是一个敌人。
很少有人能够坦然平静地表达与他们社会环境中的偏见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甚至不能产生这样的意见。
大多数愚蠢之人都所向无敌，而且总能稳操胜劵。然而，因各自为政，他们残暴的恐怖程度有所缓解。
要成为羊群中完美的一分子，首先必须是只羊。
能在一个脑袋里永远和平共处的对立和矛盾，将所有政治上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体制都化为虚妄。
无论是谁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审判官，都会被上帝的笑声挫败。
观察和理解的乐趣是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
给“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的信
本文是爱因斯坦1920年4月5日于柏林写给“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的信。
非常尊敬的先生：
我今天收到了即将在本月14日举行的一个会议的邀请，这个会议将致力于在学术界开展反犹太主义斗争。如果我相信这种形式的行动可能会取得成功，我将很愿意前往。但是首先，我们必须通过教化来同反犹太主义和我们犹太人中间奴颜婢膝的思想意识做斗争。我们自己要有尊严和自主性！只有当我们敢于把自己当成一个民族来看待，只有当我们自己尊重自己，我们才能赢得其他人的尊重。换句话说，尊重来自自己。作为精神（短暂的）现象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会一直存在，只要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互相接触——这又何妨？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作为一个种族存在。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我读到“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时，我忍不住苦笑起来。有什么隐含在这么漂亮的名字里呢？什么是犹太人的信仰？难道有这样一种非宗教信仰，它能够让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吗？根本没有。在这个名字里只隐含着美丽心灵的两项招供，即：
1.我不愿意与我贫穷的东方犹太兄弟有什么关系。
2.我不愿意被当作我们民族的子孙看待，而希望被看成宗教团体的一个成员。
这样讲合适吗？“雅利安人”会尊重这些虚伪的人吗？我既不是德国公民，而且在我内心也没有人们可以称为“犹太人的信仰”的东西。但我是犹太人，并且很高兴属于犹太民族，即使我不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以某种方式选出来的。我们也不用去管非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保持对我们同胞的爱就好！
请不要因我的表白而愤怒！它绝对不带有冒犯或敌意。
致以崇高的敬意！
a.爱因斯坦
关于希伯来大学的声明
本声明写于1920年2月18日。1920年1月19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教育部执行秘书贝格曼（hugo bergmann）代表希伯来大学恳请爱因斯坦为一本鼓励人们介绍筹划中的希伯来大学的宣传手册写篇声明。贝格曼在信中这样写道：“请您为这本小册子写一些话，表达您对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的迫切性的看法和展望……您的名字和您的建议就意味着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
一想到犹太大学的梦想现在已接近实现，我就兴奋不已。考虑到犹太人中普遍的对学术事物的兴趣，以及东欧犹太人进行学术活动面临的巨大障碍，建立犹太大学是必需的，哪怕巴勒斯坦的发展并不需要一个学术中心。然而我们也需要培养巴勒斯坦的学术青年，以使这个国家有动力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海外犹太人对这个新大学的兴趣将会保证这个新大学和欧洲及美国等文明国家保持交流，而不至于被隔离瘫痪。希望这所大学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新的圣地！
关于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提议
从1919年年末到1920年年初，爱因斯坦积极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21年年初，为了重振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爱因斯坦第一次穿越大西洋，来到美国。这次旅行更加丰富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和美国犹太人的了解。旅行期间，一个特别的规划渐渐在爱因斯坦的心里形成：他要在美国和英国成立大学资助委员会，以此促成希伯来大学的建立。本文发表在1921年4月3日《纽约时报》第5页以及《纽约美国人》（the new york american）第1和13页（有少许修改）。爱因斯坦档案编号：[91—392]。
本人美国之行的目的是帮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寻求美国犹太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建立这样一所大学，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长期以来最重要的计划之一。如果不是战争爆发，早在1914年，它就应该开始实施；当时为此已经在瞭望山（mount scopus）买下了一块地皮作为校址。1918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魏茨曼博士为它奠定了基石。从那以后，大学校址得到扩张，还买下了一座建筑以便开始展开活动。那里还有一座图书馆，藏书三万册，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两个相关计划都已制订完成，一个是为将来的一所完备的大学，另一个是为相对简朴的开始阶段。现在需要确保后者马上顺利实现。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认为此事对于犹太民族祖国的精神价值极其重要。尽管组织面临移民安置的艰巨任务，正集中力量于“巴勒斯坦筹款基金会”，它还是对大学格外开恩，在筹款基金中设立专门分支并为之提供特别服务。
在本人一生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公共事件，能像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的提议那样让我欣喜。多少犹太青年才俊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和研究，苦苦寻求进入中欧和东欧大学的门路而不得？犹太人在许多世纪的艰难困苦中完好保存下来的对知识的尊重，让我们在目睹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格外痛苦。另外一些人为了获得自由研究的机会，不得不经历痛苦甚至是耻辱的种族同化之路，摧残我们民族精神特质的自由和自然的发展，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文化领袖。现在到了我们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寻找属于它自己家园的时候。各个科学分支杰出的犹太人学者正期待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精神生活打下基础，并促进巴勒斯坦的学术和经济发展。我们的耶路撒冷大学将会成为现今散布全球的犹太人的精神中心，而不仅仅属于巴勒斯坦。
在时代的严酷的政治现实以及包围我们的物质主义气氛之中，仍然可以看见人类理想的高尚观念的光芒；美国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作为，就是一个范例。因此我们从病痛的欧洲，怀着希望而来，相信我们的精神目标能够得到美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在美国的犹太同胞的热烈赞同和有力支持。
献给华沙犹太隔都抵抗战中的英雄
本文选自1944纽约出版的《波兰犹太人协会通信》（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polish jews），译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原标题为to the heroes of the battle of the warsaw ghetto。英文ghetto，通译为（城市中）犹太居民区，这里音义兼顾，译为隔都。
作为犹太民族中的成员，在抵抗有组织的德国刽子手的斗争中，他们战斗了，牺牲了。对我们而言，这些牺牲加强了我们这些遍布各国的犹太人间的联系。在苦难中，在为更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奋斗中，我们努力联为一体，而这样的社会正是先知如此明确而坚决地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
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要对这些大规模的屠杀负责。而且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如果各国的集体责任感还没有完全从地球上消失的话，整个德国民族理应受到惩罚。在纳粹党身后的是德国民众，希特勒在他的著作和言行中已经明白地表露了他难以启齿的意图。之后，他们选择了他。这些意图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完全不可能被误解。德国公众是唯一没有任何诚意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来保护无辜受害者的民族。当他们被彻底击败并开始哀叹其命运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再次受蒙蔽。要牢记：他们曾经颇有心机地利用他人的恻隐之心，来为他们针对人性犯下的最近一次也是最严重的违反人性的罪行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