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本文出处不明，但应该写于1930年前后，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自文章发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对和平事业的解释过于狭隘。尽管如此，其结论现在看来仍然适用。
确保国际和平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向来受到世世代代真正伟人的肯定。然而现在由于技术进步，已将这个伦理假定变成了今天文明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积极参与解决和平问题就成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可回避的道德责任。
我们必须明白，任何一个势力强大的军火工业集团，都会反对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各国政府只有在得到大多数民众强有力的支持下，才能实现和平解决争端的伟大目标。在我们这个民主政府统治的时代，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民众自己手中；每个人都必须记住这一点。
消除战争威胁
1939年，一群从中欧，尤其是从匈牙利流亡到美国的物理学家，包括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1898—1964）、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和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在内，试图警告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正在进行原子弹研究，并且有可能会赢得研制原子弹竞赛的胜利。“铀元素会变成一种重要的新能源……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只要一个这种类型的炸弹，用船运出去，并且使之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会把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一起毁掉。”他们想借助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封信，建议美国政府注重并直接介入核武器研究。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在西拉德起草的信上签字。由于爱因斯坦的这封信，美国加入了研制原子弹的竞赛，并依托其巨大的科技实力，开展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曼哈顿计划”，成为在“二战”中唯一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
对爱因斯坦而言，“战争是一种疾病”，他呼吁抵抗战争。他写给罗斯福的那封信违反了他自己所支持的和平主义。在去世前一年，爱因斯坦说：“我一生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签署了那封要求罗斯福总统研制核武器的信。但是犯这个错误是有原因的——德国人研制核武器的危险是存在的。”
除了圣雄甘地，爱因斯坦还崇敬“原始森林医生”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认为他是“当代最纯粹的道德哲学家”。他在1953年4月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与史怀哲见了两次面，交谈了很长时间。在我看来，他是西方世界唯一能与甘地媲美，对我们这一代产生了超越国家道德影响的人。正如甘地一样，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他毕生的实际事业产生的榜样所带来的。”
1952年，在广岛和长崎事件发生七年后，日本人民终于看到了原子弹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的照片。面对这些勾起战争回忆的图像，他们对爱因斯坦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原子弹在将来的应用前景感到困惑。为此，《改造》杂志的编辑胜原（katusu hara）1952年9月15日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四个问题：1.当看到展示原子弹巨大破坏力的照片时，您的反应是什么？2.对于一个毁灭人类的工具，您如何看待原子弹？3.大家都预测，下一场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核战争。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毁灭？4.您很清楚原子弹具有巨大的毁灭力，为什么还要参与原子弹的研制？
爱因斯坦在五天后（1952年9月20日）做出了回复。本文同年秋天在日本东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我只参与了一件事：签署了一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强调有必要开展大规模实验，来调查生产原子弹的可行性。
我很清楚，如果实验成功，将会对人类造成可怕的威胁。但德国人正在致力于研究相同的问题，而且有可能取得成功，这迫使我采取这一步骤。我别无选择，尽管我一直都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我看来，战争中杀人丝毫不比普通谋杀好多少。
但是，只要各国不打算通过共同行动来结束战争，并以现有法律为根据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和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得不为战争做准备。他们觉得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即使是最卑鄙的手段，这样才不会在常规的军备竞赛中落后。这条道路必然导向战争，在当前情况下，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制造某些特定的武器，也于事无补；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彻底废除战争，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一切与这个目标相违背的行动，我们都必须予以坚决抵制。这对于任何一个意识到自己有赖于社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强烈的要求，但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要求。
甘地，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他让我们表明，人们一旦发现正确的道路，能够为之付出多大牺牲。他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证明了凭借坚定的信念，人的意志要比那些看似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更强大。
和平主义问题
本文出处不明，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你们能让我有机会就和平主义问题跟你们讲几句话。一方面，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发展再次表明，我们把反对军备竞赛以及与军国主义做斗争之事留给政府是多么错误。另一方面，即使组建了拥有众多成员的大型组织，也无法更加接近我们的目的。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办法是采取强行拒服兵役的激进方式，各个国家的各种组织应该在精神和物质上对那些有勇气拒服兵役者给予支持。这样我们才能将和平主义问题尖锐化，把它变成一场真正的战斗，吸引那些意志坚强的人。这无疑是一种不合法的斗争，但是当政府强迫公民参与战争这种犯罪行为时，这就成了民众为真正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了。
有许多自认为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基于爱国主义的理由不愿意参与这种激进的和平主义。在危急时刻，这些人是无法指望的，“世界大战”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衷心感谢你们为我提供这次机会，让我来表达一些个人观点。
在学生裁军会议上的讲话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按照《观念与见解》一书的看法，这是爱因斯坦1930年对一群德国信仰和平主义的学生发表的演讲。但按照利夫所编的《反对战争》一书中的说法，这应该是1932年2月27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政礼堂（civic auditorium）召开的南加州11所大学代表大会上就国际关系所做的演讲，主题为《经济抵制》（economic boycott）。
文中提到的“神圣的利己主义”（sacro egoismo）一词，是意大利政治家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1853—1931）1914年在意大利外交部官员的演讲中首次使用的。他呼吁“对祖国无限奉献，对意大利神圣自私”（della esclusiva ed illimitata devociation alla patria nostra，del sacro egoismo per l'italia）。从此之后，“神圣的利己主义”就被用来形容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仅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之前的几代人为我们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技术，这是一份最有价值的礼物，它使我们有可能创造出自由和美好的生活，达到前几代人从未享有的高度。但这份礼物也给我们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文明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它所能产生的道德力量。因此，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丝毫不比我们的前辈所完成的任务更轻松。
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需要的时间比从前少得多。但劳动和产品的分配问题却变得更加困难。我们都知道，经济力量的自由运转、个人不受约束地追求财富和权力，自然无法让上述问题得到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宝贵的生产能量被浪费，以及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而绝望，生产、劳动和分配都必须根据明确的计划组织起来。
如果说不受限制的“神圣的利己主义”导致了可怕的经济后果，那它就是使国际关系更加恶化的罪魁祸首。如果人们不能很快找到防止战争的方法，军事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与防止战争这一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它，迄今为止人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
人们试图通过限制军备、制定针对战争行为的限制性规则来减轻危险。然而战争不是合作伙伴遵守规则的一场集体游戏。事关生死存亡之际，规则和义务都会变得无能为力。只有无条件放弃一切形式的战争才会有所帮助。设立国际仲裁法庭是不够的。条约还必须保证，该法庭的裁决将会由各国协力生效。若是没有这种保证，各国永远不会有勇气去解除武装。
想象一下，假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政府坚决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战争，否则将遭受全面经济制裁。你相信会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敢于让自己的国家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冒险之路吗？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在为自身的生存担忧？因为他们都在谋求自己那可怜的眼前利益，而不肯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和繁荣昌盛放在首位。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今天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它的道德力量。任何通往欢乐幸福之路，都必须摒弃私利和自我克制。
这种发展的力量从何而来？只能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早年有机会通过学习来强化他们的心志、拓宽他们的视野。因此，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指望你们能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我们未能实现的目标。
论义务兵役制
本文首次出现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这是爱因斯坦对“反战国际”赫伯特·r.布朗（herbert runham brown，1879—1949）1932年12月10日来信的回复。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22]。
与其允许德国推行义务兵役制，不如从一开始就让所有国家取消义务兵役制。除雇佣军外，任何军队都不允许存在，雇佣军的规模和装备应该在日内瓦讨论决定。对法国而言，相较于被迫允许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样做会更好，可以避免军事教育给民众带来的严重心理影响，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此外，对于同意将彼此相关的所有争端交由强制仲裁法庭解决的两个国家而言，将二者的雇佣军队合并成一个具有混合人员的统一组织也会更容易一些。对这两个国家而言，这将意味着财政问题的缓解与安全感的增加。这样一个合并的过程可能会向更大的联合体发展，最终变成一种“国际警察”。随着国际安全性日益增强，这种力量将逐渐衰落。
“您能与我们的朋友讨论一下这个提议吗？”当然，我完全不坚持非要这项特别的提议。但我认为，非常关键的是我们应该主动提出积极的计划；仅仅是消极应付的政策不太可能带来任何实际的成功。
和平主义之再检讨
本文是爱因斯坦为了回应活跃的和平主义者布伦特·陶·阿林森（brent dow allinson）在《政体》（polity）杂志1934年11月号的文章《爱因斯坦，请为欧洲的和平发声》（speak, einstein, for the peace of europe）而写的，发表在该杂志1935年1月号上。
文中提到的戴维·戴维斯勋爵（lord david davies，1880—1944），是威尔士自由派政治家和慈善家，“新联邦协会”（new commonwealth society）的创始人，该协会提倡创建国际警察机构来负责执行安全协议。爱因斯坦于1933年春在格拉斯哥同戴维斯会面，随后两人很快便联手合作。
阿林森先生用一种友善的态度将我放在了被告席。对此我很高兴，因为它能让我借此良机公开地讲一些应该讲的事情。
阿林森先生的指控简单概括起来是这样的：“几年前你公开号召人们拒绝服兵役。现如今——尽管国际局势变得出人意料的糟糕和严峻——你自己倒沉默起来，也许甚至收回了曾经说过的话。这是因为你的认知还是勇气，或是两者都遭到了各种事件的冲击？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请毫不犹豫地向我们证明你依然属于勇士的行列。”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坚持的原则是，和平主义问题的真正出路唯有建立超国家的仲裁法庭；该机构不同于当前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是，它本身将掌握能够执行其决议的手段。简而言之，是有常设军事组织的国际法庭，最好是设有警察机关。对于我的这一信念的精彩表述见戴维斯勋爵的《力量》一书 ，我强烈建议每一位深切关注人类这一根本性难题的人都看一看这本书。
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我支持所有在我看来能使人类更加接近上述目标的举措。直到几年前，勇敢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拒绝参军的做法就曾是这样一种举措；但是这种做法——尤其是在欧洲——已不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手段了。当大国基本都有同样民主的政府，并且都不以军事侵略作为未来计划的基础，这时相当数量的公民拒绝服兵役的行为，确实有可能促使这些大国政府支持国际法律的仲裁。此外，这种抗拒有利于将公众舆论导向真正的和平主义。民众开始认为，国家向公民施压，要求他们履行军事义务的做法，不仅从伦理层面是不道德的，还是一种压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抗拒确实对最高利益起到了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强势的政府禁止其公民自由发表政治言论，并且还通过有计划地散布虚假消息来误导本国国民。同时，这些国家还建立了覆盖全体人口的军事组织，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构成了威胁。这些虚假消息通过言论受管制的媒体、集中控制的广播系统，以及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主导的学校教育进行传播。在符合上述情形的国家，拒绝服兵役意味着这部分有胆量反对的人会面临牺牲与死亡。在那些国民还存有部分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拒绝服兵役意味着文明世界理性尚存的部分所具有的抵抗力也遭到削弱。
正因如此，任何明智的人今天都不会赞成拒绝服兵役的做法，至少在当前危机四伏的欧洲是这样。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消极抵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便是采用最英勇的方式。虽然最终的目标仍然一致，但不同的时机，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
因此，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当下必须寻找一个与先前较为和平的时期不同的行动方案。他必须朝这样的目标努力：让那些支持和平进程的国家尽可能地团结在一起，抑制那些建立在强取豪夺基础上的国家中的政治投机分子，降低他们实现战争计划的可能性。我脑海中想到的，首先是美国和大英帝国方面要采取深思熟虑、坚持不懈和步调一致的行动，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要将法国和苏联 联合在一起。
或许当前的危机能有助于恢复友好邦交，并由此带来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这或许将成为眼下灰暗局面的希望一面，而此时持续稳定的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公众舆论朝正确方向发展。
《力量》（force），lord davies, london, ernst benn, ltd., 1934。——编译者注
原文此处为“俄国”，按文章发表日期，改成“苏联”。——编译者注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本文是爱因斯坦在1931年底或1932年初写给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封私人信件，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1927年弗洛伊德访问柏林时，爱因斯坦曾经与他见过一面。最初，爱因斯坦虽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所怀疑，但相比卡尔·荣格（carl jung，1875—1961），他“更偏向于弗洛伊德”。“我并不信奉他，但是我很喜欢他简明的风格和独创性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过于夸张。”后来，他与弗洛伊德通信，就战争的根源交换意见。弗洛伊德对战争的心理根源的深入思考让爱因斯坦有找到知音的感觉。和弗洛伊德一样，他把战争看成是一种野蛮的人类活动，源于动物界的侵略本性。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十分敬佩您探求真相的热情，这份热情在您的思想中已超过一切。您以无法抗拒的清晰性表明，人类心理中的侵略和破坏本能，与爱的本能和生命的欲望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同时，您令人信服的论证也表明，您从心底献身于让人的身心都从战争的恶魔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目标。这是所有那些被尊为道德与精神领袖的人共同怀有的殷切希望，从耶稣到歌德与康德，他们受到的尊重都超越了自身时代与国家的限制。虽然他们未能如愿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但却是公认的领袖，这一点难道不意味深长吗？
我相信，那些由于自身的成就而被公认为群体的领袖，即便是小团体的领袖，都拥有共同的理想。但是，他们对政治事件的进程都没有什么影响。而人类活动中决定国家命运的最重要环节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掌握在那些肆无忌惮的和不负责任的政治统治者手里。
政治领袖或者政府获取权力的途径要么是动用暴力，要么是由群众选举产生。他们不能被视作一个国家在道德或智力方面的优秀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不产生任何直接影响；正是因为被分割成许多派别，知识分子成员之间无法合作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先前的工作和成就保证了其能力和正直的品格，由他们自由联合起来，您难道不认为这可以带来一些改变吗？这样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团体，需要其成员通过经常交换意见来维持相互的联系，如果这一团体的态度得到其成员签名同意，随后通过媒体公布，也许在政治问题的解决方面能够取得有效且有益的道德影响力。当然，这样一个团体可能会染上让学术团体堕落的通病；不幸的是，鉴于人性的不完美，这种堕落的危险永远存在。但是，尽管有这些危险，难道我们不应该冒着这些危险至少试着组成这样的团体吗？对我来说，这完全是迫在眉睫的责任。
一旦我所说的这种知识分子团体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不断努力，设法动员宗教组织来一同反对战争。它会给许多因痛苦的顺从，其善意不再发挥作用的人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我也相信，由那些因个人成就而受到敬仰的人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团体，将会为国际联盟中那些积极支持该机构伟大目标的力量，提供重要的道德支持。
这些意见，除了您，我没跟别人说过，这是因为您不会像其他人一样，让自己的现实感被一厢情愿的想法蒙蔽，而且您还兼具真诚、责任心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品质。
致和平之友的三封信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一
我听说，从您伟大的灵魂出发，出于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您正在默默做着了不起的事情。虽然用自己眼睛观察和用自己内心感受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正是这少数人才有力量决定人类是否会陷入困境，而此困境竟被现今受蛊惑的民众视为理想的目标。
希望人们尽早看到，为了他们的民族自决，他们得牺牲多少才能摆脱人类的自相残杀！人类良知与国际精神的力量已被证明太过脆弱。目前，这种力量是如此弱小，以至于能容忍与危害人类文明的最糟糕的敌人进行妥协。这种妥协实际上是对人类的犯罪，尽管它是以政治智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们不能对人类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人。令人欣慰的是，世界上还有如您这般正直且活跃于人类事务的人存在。
二
我必须坦白承认，一个在和平时期仍计划征兵的国家，弄出一份像摆在我面前这样的和平宣言，在我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人们必须竭力争取的是全面废除普遍兵役制度。法国人为1918年的胜利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这场胜利应该为之后兴起的各类最卑劣的奴役行为负责。
愿您在这场斗争中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普遍兵役制在德国保守派和军国主义者当中有强大的盟友。如果法国坚守普遍兵役制，就无法阻止德国有样学样，也引进这种制度。因为德国人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最终会占上风，到那时候，在德国军队服役的人数将是法国的两倍，而这显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只有在废除普遍兵役制方面取得成功，我们才有可能培养年轻人的和解精神，才能做到快乐生活以及对万物生灵的爱。
我相信，如果出于良知，有五万人同时拒绝服兵役，其势力将不可阻挡。在这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们也不希望看到我们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通过机器而毁坏的，因为这些机器背后存在着三种巨大的力量：愚蠢、恐惧和贪婪。
三
您在来信中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事实上，军火工业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这是隐藏于泛滥成灾的民族主义情绪背后的邪恶力量……
也许通过国有化能得到一定的收获。但是，要准确界定哪些工业应包括其中是相当困难的。飞机制造业算吗？冶金工业与化学工业又有多少能算呢？
至于军火业和战争原料出口，国际联盟多年来一直试图控制这一卑鄙的交易，但众所周知，收效甚微。去年，我问一位美国知名外交官，为何不使用贸易抵制的办法，迫使日本被迫放弃武力政策。他的回答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商业利益实在太强大了。”一个能接受这种话的人，还有救吗？
您难道相信，我说一句话便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吗？这不过是幻想而已！只要我没有挡着他们的道，他们就会说我的好话，而一旦我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他们会立即采取侮辱和诽谤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对此，旁观者大多怯懦地作壁上观。您是否曾经考验过您的同胞刚正不阿的勇气？大家默认的信条是：别管它，别讨论它！请您放心，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尽力而为，但没有事情会像您想象的那样马上有成效。
积极的和平主义
本文是爱因斯坦为1931年8月23日在比利时迪克斯梅德（diksmuide）举行的和平示威集会而写的讲稿，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57]。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亲眼见证了佛兰德人 组织的伟大的和平示威游行。我觉得有必要代表所有关心未来、有良好愿望的人向参与此事的人发出呼吁：在这样一个反省和良心觉醒的时刻，我们强烈地感到与你们同在。
我们绝不能隐瞒下列事实：如果不进行艰苦的斗争，就不可能改善目前令人沮丧的局面；因为那些真正下定决心要去做些事情的人与大部分冷淡和被误导的人相比真是屈指可数。而且希望战争机器继续运作的那部分人的势力庞大，他们会不择手段地让公众的意见屈服于他们蓄意杀人的目的。
当今执掌政权的政治家看来似乎真的是想争取永久巩固的和平目标。但是无休止的军备扩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无法战胜那些正在为战争做准备的敌对势力。在我看来，人民只能靠自身才能获救。如果他们想要避免被服务战争奴役，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彻底解除武装。只要军队继续存在，任何严重的冲突都会导致战争。一种不能积极反对国家军备的和平主义，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软弱无力的。
但愿各国人民的良知和常识能被唤醒，让不同国家的共存状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时的人们会将战争看作是他们祖先不可理解的精神失常。
佛兰德人指的是比利时西部讲荷兰语的族群。——编译者注
辞职信——致国际联盟副秘书长
阿尔伯特·杜福尔—弗伦斯（albert dufour-féronce，1868—1945），生于伦敦，是瑞士将军亨利·杜福尔（henry dufour）的孙子，1918年起在德国外交部工作，1920年被任命为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自1927年以来，他成为国际联盟第一个来自德国的副秘书长，负责智力合作部门。
正如卡尔·泽利希（carl seelig）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瑞士》（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一书中披露的，爱因斯坦在1923年12月25日写给玛丽·居里的信中表明，当时的国际联盟打着客观公正的旗帜，实际上成为获胜的强权政治的工具，因而他在192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下的智力合作委员会。但是，当意识到这一决定对德国沙文主义者有利，而对国际联盟的理想有害时，爱因斯坦又于1924年重新加入了这个委员会。
这封写于1923年，给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的辞职信，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令人尊敬的杜福尔—弗伦斯先生：
您的来信我一定会回复的，否则您可能会对我的态度产生错误的看法。我决心不再前往日内瓦的原因如下：很遗憾，经验告诉我，总体而言，委员会并不是真正下决心去促进国际关系在任何方面的实质性改进。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做些表面功夫”（ut aliquid fieri videatur）这一原则的具体化身。对我而言，委员会在这个方面做得比整个国际联盟更加糟糕。
正因为我渴望尽我之力，为建立一个高于国家的国际仲裁与调节机构而努力，我非常珍爱这个目标，因此不得不离开委员会。
委员会允许通过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成为该国知识分子与委员会之间唯一的沟通桥梁，从而成为镇压各国的文化少数群体的帮凶。因此，当各国少数群体反抗文化压迫时，委员会的做法是有意放弃了给予他们道德支持的职能。
此外，委员会在与不同国家的教育中出现的沙文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趋势进行斗争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漠不关心，使人们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无法希望委员会做出真正的努力。
对于那些毫无保留地投入维护国际秩序与反军国体制的工作中的个人与组织，委员会自始至终都无法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委员会从来没有试图抵制对某些成员的任命，虽然明知这些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倾向。
我无意通过与您进一步争辩来烦扰您，因为您会从我的字里行间充分理解我的决心。我并不想做检察官，而仅仅想表达我的立场。您应该清楚，如果我还抱有任何希望，都不会这样行动的。
论裁军问题
本文是爱因斯坦1932年2月1日在美国帕萨迪纳由洛杉矶国际关系大学主办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82]。打印稿用的是带有加州理工学院信头的信笺，发表在洛杉矶国际关系大学出版的季刊《世界事务解释者》（world affairs interpreter）1932年夏季号中。
在《凡尔赛和约》中，裁军问题是未来欧洲集体安全布局的核心。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1932年春在日内瓦召开的期待已久的裁军会议。尽管裁军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但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定。爱因斯坦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强烈抗议，坚持不懈地与他后来称之为军国主义心态的那种东西做斗争。“人们不会逐步裁军，他们要么一下子解除武装，要么就干脆不干。”
裁军计划要获得成功，其最大障碍在于，人民通常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大多数目标都是通过渐进式的步骤实现的，想想民主制取代君主专制（所花费的时间）！然而我们现在关心的目标却是不可能一步一步慢慢实现的。
只要还存有战争的可能，各个国家为了赢得接下来的战争，便会做好尽可能充分的军事准备。此外，为了让民众做好应战的准备，就免不了以好战的传统教育青少年，培养狭隘的民族虚荣心，并且发扬好战的精神。“武装起来”意味着为战争，而非为和平做准备。因此，人们不会逐步裁军；他们要么一下子解除武装，要么就干脆不干。
要实现不同国家共同生活中如此深刻的变化，需要做出强有力的道德努力，有意识地抛弃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愿意在发生冲突时让国际仲裁法庭来决定各国的命运，并且毫无保留地签订这类条约，就不是真正下定决心避免战争。答案只有一个：要么一下子做到，要么干脆啥也不做。
不可否认的是，之前为确保和平的种种尝试都因为寻求不充分的妥协而失败了。
裁军和安全只有相互结合才能共同实现。只有所有国家履行义务，执行国际机构做出的决定，安全才能获得保障。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是寻求通向和平的道路还是继续走残暴的武力这条与我们的文明不配的老路子，一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一方面，个人自由和社区的安全在召唤着我们；另一方面，个人的奴役和对我们文明的毁灭也在威胁着我们。我们的命运如何，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
论1932年的裁军会议
本文第一部分首次发表于1931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第二部分首次发表于1931年9月23日纽约出版的《国家》（the nation）周刊133卷，第300页。
作为激进和平主义的倡导者，爱因斯坦决心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战，这一新秩序拒绝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由于全球陷入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他强烈地感觉到，1932年2月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大会是阻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最后机会。在大会召开的几个月前，匈牙利出生的出版家、作家伊姆雷·雷韦斯（imre revesz，后改名为emery reves，1904—1981）找到爱因斯坦，让他再次分析参加裁军会议的各方面临的问题。受会议召开前正在进行的双边会谈的鼓舞，爱因斯坦看到了大会的一线希望，但只有谈判桌前的政治家们有决心贯彻全面裁军的决议，希望才有可能实现。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强调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旨在克服已经根深蒂固的美化军旅生活的传统。爱因斯坦重申，要想实现国际安全，其必要条件是所有国家都同意对他们的主权加以限制，并且遵守国际仲裁法庭的决议。与此同时，他指出义务兵役制是“白种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正如他所说，“仅就限制军备达成协议不能提供保障。强制仲裁必须有其可支配的行政权力，这些成员国能够介入，并对扰乱和平者采取经济和军事制裁。义务兵役制是滋养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必须加以反抗；特别是，拒绝服兵役者必须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
一
我可以从一个政治信条开始谈吗？它是这样的：国家是为了人民设立的，而人民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这个对国家的信条也可以用在科学上。凡是那些将人格视为人类的最高价值的人都主张这种古老的说法。若不是因为它们时常有被遗忘的危险，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组织化和定型化的时代，我是不太愿意再次提起的。我认为，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保护个人，并为他成为创造性的人提供机会。
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人，而非我们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服兵役时，尤其是当这种奴役服务的目标和结果是杀害其他国家的人或是干涉他们的自由发展时，它就违背了这项原则。唯有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会为国家做出这种牺牲。这些话对于每个美国人而言可能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对每个欧洲人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希望美国人能大力支持反战斗争。
现在说说裁军会议。当人们想到它时，是该笑、该哭还是该有所期待呢？想象一座城市里居住的都是脾气暴躁、不诚实而且爱好争吵的市民。生命时刻遭受着严重的威胁，这使得任何健康的发展都变得不可能。市议会非常想补救这糟糕的局面，然而所有议员和剩下的市民坚持要继续腰上挎刀。历经数年准备之后，市议会决定就下列议题进行辩论：市民出门时，腰上挎着的刀该有多长和多锋利？只要狡猾的市民不借助法律、法院或者警察的方式禁止携带匕首，事情就不会有任何不同。对于允许使用匕首的长度和锋利度的规定只会让那些最强壮、最狂暴的人受益，而弱者只能听任摆布。你们应该完全明白这个比较的寓意了。的确，我们有一个国际联盟和一个仲裁法庭。但是国际联盟不过是个聚会场所，仲裁法庭也无法使它的裁决生效。这些机构对任何国家遭遇的攻击都无法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您记住这一点，那么对于法国的态度，即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拒绝解除武装，就不会像通常那样苛刻了。
除非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限制自己国家的主权，并联合抵制任何公然对抗或秘密违反仲裁法庭裁决的国家，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目前这种普遍混乱和恐怖的状态。没有什么窍门能让各个国家既保持无限制的独立主权，同时又享有不受侵略的安全保障。难道还需要更多的灾难才能使各国负责任地执行国际法庭做出的每项裁决吗？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让我们很难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情形将变得更好。但是每一个关心文明和正义的人，都必须尽其所能让他的同胞相信，所有国家都有必要承担这种国际义务。
有人会反对这个主张，认为它高估了组织机构的效能而忽视了精神层面尤其是道德层面的因素。这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有人坚决认为精神上的裁军必须先于物质上的裁军。他们进一步正确地指出，实现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在于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被夸大到扭曲程度，并贴上了“爱国主义”这个让人同情却又被滥用了的名字。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虚假偶像到处摄取着可怕致命的邪恶力量。为了判定这一异议是否具有价值，我们必须意识到[外在]组织机构和[内在]精神状态是相互依赖的。不仅仅是组织依赖传统的情感态度作为自己的起源和继续存在的基础，现存的组织也反过来对各民族的感情态度施以强大的影响。
在我看来，目前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在各地如此致命地高速发展，都与义务兵役制——或者美其名曰“国民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求它的公民服兵役，就必须对其进行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从而为他们的军事用途奠定心理基础。除了赞美宗教外，国家在学校的青少年面前美化它的暴力工具！
因此，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的实行是白种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这种退化引起了对我们文化的延续，甚至是我们的存在的严重怀疑。这项诅咒与伟大的社会福祉一道开始于法国大革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所有其他国家。
因此，凡是希望培养国际精神、反抗沙文主义的人都挺身而出，反对义务兵役制。难道对于公众而言，与前几个世纪里那些宗教殉道者遭受的迫害相比，如今社会对于这些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所进行的残酷迫害要更光彩一点儿吗？人们能像《凯洛格公约》 那样，一方面谴责战争，同时又将不受保护的个人交由各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吗？
如果在裁军会议上，人们不仅局限于讨论组织层面的技术问题，而且从教育动机的立场直接解决心理问题，我们必须在国际法上设法给予个人以合法机会，使他拒绝服兵役。这样的举措无疑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影响。
简短地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仅就限制军备达成协议不能提供保障。强制仲裁必须有它可支配的行政权力，这些成员国能够介入，并对扰乱和平者采取经济和军事制裁。义务兵役制是滋养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必须加以反抗；特别是，拒绝服兵役者必须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
二
如果社会制度的发展能够跟上其技术进步，过去的一百年间由人类充满创造力的天才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本可以令人类的生活幸福无忧。实际上，我们这一代来之不易的成果，就像三岁小孩使用剃刀一样。获得绝妙的生产手段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忧虑与饥饿。
最糟糕的是，技术的进步制造出了能用来摧毁人的生命以及珍贵的劳动成果的工具。我们老一辈的人经历过世界大战 的恐惧。但是对我来说，比这种破坏更可怕的是个人被战争卷入无谓的奴役状态。受到团体的胁迫去犯下每个人都认为最卑劣的罪行，这难道不可怕吗？只有少数人能有伟大的品德与之抗争，他们在我的眼中是世界大战中真正的英雄。
但还存有一线希望。在我看来，当前各国负责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怀有真诚的意愿想要取消战争。毫无疑问，这种属于必要的进展，其反对力量在于各民族不幸的传统。这种传统像遗传病一样，由于我们有问题的教育机制而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当然，对这一传统主要的支持是军事训练和对它的美化，同样重要的还有相关媒体的作用，这些媒体太过依赖于军队和大企业。没有裁军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反之，如果军备在现在这种规模的基础之上继续增长，必将引发新的灾祸。
因此，1932年裁军会议将对我们当代和下一代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只要人们考虑到迄今为止的会议取得的少得可怜的成果，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所有有思想且负责任的人都应尽全力反复向公众宣讲1932年会议的至关重要性。只有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有想要和平的意愿，来推动政治家们，他们才能达成重要的目标。每个人都有责任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创造支持裁军的公众舆论。
如果代表们带着确定好的指令和目标来到日内瓦，企图通过达成这些指令和目标来为国争光，会议笃定失败。大家似乎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最近见到了很多双边会谈，任何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其中借机商讨裁军问题，从而为会议铺路。在我看来，这样的程序非常好，因为两个人或两个团体，在没有需要顾忌的第三方倾听的情况下，通常都会以最理智、最值得尊敬、最冷静的方式行事。假使会议能以这种提前协商的方式做好周密准备以防意外发生，假使事先能以真诚的善意成功营造出彼此信赖的氛围，我们就能期待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这种大事上取得成功靠的不是机灵，也不是精明，而是诚实和信任。我想说，谢天谢地，道德不能由才智取代。
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不能仅仅等待和评论，而必须尽其所能为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因为全人类的命运，是全人类自己赢得的。
《凯洛格条约》（kellogg pact），又称《凯洛格—白里安条约》（kellogg–briand pact），或《巴黎公约》（pact of paris），全称为《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于1927年由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b. kellogg，1856—1937）和法国外交部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共同发起，1928年8月27日由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国际协定，签署国承诺不使用战争来解决“任何争端”。凯洛格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没有达到其所有目标。它并没有结束战争，也没有阻止军国主义的兴起，并且无法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维持国际和平。该协议因其道德主义和合法性以及对外交政策缺乏影响而被嘲笑。——编译者注
这里指的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
美国与1932年的裁军大会
按照《爱因斯坦论和平》编者的说法，这篇文章有可能是出于爱因斯坦1932年1月在美国加州一所贵格会所办的惠蒂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的演讲。爱因斯坦直截了当地宣称，只有“每个国家为了支持国际机构”而放弃“一部分主权”才能成功地终止战争。他在“二战”后开始强烈呼吁建立“世界政府”，也主张各个国家应该“放弃部分主权”。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52］。写作日期：1931年6月16日。
今天的美国人正忙着关心他们自己国家经济状况所引发的问题。他们负责任的领导人主要致力于解决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与平常时期相比，美国人现在更少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尤其是同欧洲发源国之间的命运休戚相关，这种意识比平常时期更弱化。
但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力量本身，不会自发地克服这些困难，需要靠社会的调控措施对人类的劳动力与消费品进行合理的分配。如果不这么做，即便是最富有的国家的人民，也会受到扼制。事实上，由于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需要用来供应每个人需求的工作量变少，因而自由放任的经济力量再也无法创造出一种状态，让所有可用的劳动力都能找到就业机会。为了使技术进步成果惠及所有人，有目的的调控和组织行为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如果没有系统的调节监管，经济状况尚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这种有计划的监管调节就更是不可或缺。今天我们中很少有人依然坚持认为，以战争形式发生的暴力行为是有利的，或者不失为人类的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然而，对于战争这一早该被淘汰的蛮荒时代残忍而卑劣的遗迹残留，我们的态度还不够坚持一致，没有尽全力采取可能的措施来阻止它的发生。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些反思的能力去看清问题，还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在实质上坚决地推进这一伟大事业。
任何真正想废除战争的人必须坚定地宣布，他赞成自己的祖国为了支持国际机构而放弃一部分主权：如果发生争端，他必须准备好让他的祖国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他必须以绝不妥协的姿态支持《凡尔赛条约》中设想的那种全面裁军；除非军国主义和侵略性爱国主义的教育能被彻底消除，否则我们没有任何进步的希望。
主要的文明国家蒙受的最大耻辱，就是迄今为止所有裁军会议都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不仅仅是因为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政客的阴谋诡计，还因为所有国家公众的漠然与懈怠。如果这样的局面得不到改变，我们将毁掉前人取得的所有真正有价值的成就。
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所肩负的责任。
他们肯定在想：“如果欧洲因自己住民的争吵和罪恶而毁灭，那就任由她堕落吧！在欧洲的不毛之地上，我们的威尔逊总统善意的种子长不出好苗。我们强大而安全，不用忙着卷入别人的事情里。”
这种态度既不够高尚，也缺乏远见。对于欧洲的困境，美国负有部分责任。由于美国无情地提出迫切的要求，欧洲经济及道德水平加速下降；美国帮助欧洲巴尔干化（分裂成若干小国），因而对政治道德的崩溃和因绝望而滋长的复仇情绪同样负有责任。这种情绪将来也不会止步于美国门口——我几乎想说的是，这种情绪过去就没有止步于美国的门口，现在也不会。看看周围吧，提高警惕！
事实可以简要地概括成：裁军会议是保护文明人类所创造的精华的最后时机，这对于你们和我们来说都是一样。而且，美国作为我们中最强大和相对最健全的一员，所有的目光和期待都聚焦于你们。
论仲裁法庭
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原文写于1933年夏天，草稿写在印有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oxford）的信笺上。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49]。
唯一在短时期内推动全面裁军的可能途径，与每一个国家都获得的安全保证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安全保证建立在一个永久独立于政府的常设仲裁法庭基础之上。
所有国家无条件承担义务，不仅要接受，而且要执行仲裁法庭做出的判决。
建议分区设立仲裁法庭：负责欧洲与非洲、美洲和亚洲，可将大洋洲分配到其中的一个区。超出上述任何一个区域仲裁法庭之外的问题，应由联合仲裁法庭解决。
科学中的国际关系
爱因斯坦曾多次就科学中的国际关系发表看法。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4月2日至8月10日之间，可以和《科学的国际性》一文结合起来阅读。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7—090]。
……在国家和社会阶层之间纷争不断的这个不安时代，一个人类最珍贵的事物似乎受到威胁，这就是科学的国际性。个别国家的学术机构已被民族主义的激情裹挟，快赶上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团体了；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培育和保护超然于所有人间政治斗争之上的事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年轻一代中唤醒对科学真理的强烈爱好和抱负，使得由此产生的更纯洁的氛围逐渐淹没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诸多不幸的沉闷情绪……
科学的国际性
“一战”结束后，德法两国之间弥漫着相互仇恨的情绪。德国政治家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1869—1944）请求爱因斯坦为一本倡导和平主义的手册写稿，计划的题目是《即将诞生的世界机构——国际关系小手册》（die werdende welteinheit. kleines hand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由哈里·凯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1868—1937）和施特勒贝尔共同编辑。爱因斯坦接受邀请写了这篇文章，但此书似乎并未出版。
施特勒贝尔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德国人权联盟（deutsche liga für menschenrechte）领导人之一。1922年，德国人权联盟与法国的对应组织一起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要求两国声明放弃民族主义，实现和解。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战争期间，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达到顶峰时，埃米尔·费歇尔 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了一句名言：“先生们，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的。这一点你们是无法改变的。”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始终都知道这一点并对此有强烈的感受，即便在政治纷扰的时代，他们被心胸狭隘的同事孤立时，也坚持如此。在上次战争期间，各边阵营选出的代表大多背弃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 被解散了。以前召开的和今后还将召开的学术会议，都不允许有来自过去敌对国家的学者参会。 愈演愈烈的政治考虑，使得纯粹的客观性无法占据优势，而没有客观性，我们伟大的目标终将化为泡影。
不为当前情绪所惑的正直的人，能做些什么挽回这种损失呢？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仍旧如此激昂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筹划出一场真正大格局的国际大会的。另外，对于恢复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存在的心理抵触情绪仍过于强大，只靠少数高瞻远瞩的有识人士，一时还无法将其战胜。这些有识之士在推动恢复国际组织的重大任务上，可以与世界范围内的志同道合者保持密切联系，坚定不渝地在各自领域里捍卫国际主义事业。大规模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一定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次表达感谢的机会，尤其是对众多的英国同事，在这段艰苦岁月里，他们始终表现出对保卫知识分子的国际组织的强烈意愿。
无论在什么地方，官方干巴巴的声明都不如比个人充满情感的态度好。善意的人应该记住这句话，不让自己被激怒或是被误导：元老院议员大都彬彬有礼，元老院却无恶不作。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有极大的期望。与其说它是建立在对科学家的智力和崇高品德的信心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迫切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家，甚至哪怕是保守的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也别无选择，不得不去支持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
费歇尔（emil fischer，1852—1919），德国化学家。1915年，为了报复法兰西科学院逐出德国人，某些德国科学家提出将法国通讯院士从普鲁士科学院除名。这一提议遭到了费歇尔的反对。——编译者注
国际科学院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于1899年10月在德国威斯巴登创建。到191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实际解散为止，已有24个科学院加入。——编译者注
比如，1920年9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共有来自27个国家的200位数学家与会，但前同盟国的成员被排除在外。——编译者注
原文为拉丁文：senatores bani viri, serzatus autem bestia。——编译者注
论少数族群
本文首次发表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机关报《危机》（the crisis）月刊，1932年2月号（39卷，45页），由著名的非洲裔美国历史学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1868—1963）编辑。1932年1月29日的《纽约时报》也刊登了这封信。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08]。这里译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这似乎是个普遍的事实：少数族群——尤其是通过外貌特征即可辨认者——被一起生活中的多数民族看作劣等族群。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少数族群在社会以及经济事务上自然处于劣势，而且事实上，也在于大多数受害者无形之中受到了多数族群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屈服于这种偏见并视他们的同类为劣等人。上述第二种不幸，也是最大的不幸，可以通过少数族群内部更加密切的团结和有意识的教育得以克服，这样，少数族群便能达到精神上的解放。
美国黑人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不懈努力，是值得大家充分认可和支持的。
德国与法国
1929年10月，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逝世，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就任总理。1930年12月，布吕宁告诉美国大使：“与法国达成全面的谅解，对全世界的政治稳定来说是真正有决定性的目标。”1931年10月3日，爱因斯坦给布吕宁写了这封信，简要概述了一个全面而深远的计划，远远超出了缓解当前法国与德国间紧张局势的问题。据推测，布吕宁很可能知道信的内容，因为爱因斯坦得到了总理办公室的保证，说会将信转交给布吕宁。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62]。
只有当法国对免于受到军事攻击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才能实现。但如果由法国提出这样的要求，势必被德国视为挑衅。
然而，似乎可以采取如下方式：让德国政府主动向法国提议，他们联合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请，建议所有成员国都应该遵守如下承诺：
1.服从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各项决议。
2.协同国际联盟其他所有会员国，运用所有经济和军事力量，共同对抗任何破坏和平或抵制为世界和平利益而做出的国际判决的国家。
德国文明的危险
本文于1922年9月11日提交，1922年10月6日发表于《新领袖》（the new leader）1（1922）。
提问
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
我认为在德国人民经历的这一可怕的生存危机之中，您的公开信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使得公众舆论加速回归理性。
我觉得英国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简述如下：
1.停战以来的贫困化，对各个大学的影响如何？
2.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所下降？
3. 在新的局势下，工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健康情况是否受到影响？
4. 在德国发生的众多政治谋杀案是否与贫困有关？
5. 协约国的政策是否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内部的困难？
6. 您是否也和很多人一样，担心德国马克突然稳定的后果？
7. 科学研究者的经验能否带来希望，构建一个以社会服务而不是以索取为基础的社会？
我相信自己可以代表《新领袖》的读者们这样说，如果您能够宽宏地抽出时间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会非常感激。
布雷斯福德
回答
亲爱的布雷斯福德先生：
感谢您满怀善意地向我提出关于德国经济状况的几个问题。您告诉我说您希望让英国公众了解关于时事的客观表述，以期有助于回归健康的政治关系。我感谢您提问背后的信任，并努力保证只讲自己完全相信和确定的事实。下面就逐一进行回答。
1. 由于战争还有《凡尔赛和约》引发的局势，学者和教师的实际工资一直在降低。目前最多只有以前的20%，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远远不如。对于没有固定职位的脑力工作者，这个估计还是太高了。营养不良在脑力工作者和学生中非常普遍，另外书籍的费用已经变得如此难以承受，对精神生活和下一代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科学与艺术活动的生存，尤其是戏剧和期刊，愈发受到威胁，有些已经消失。独立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为生存而进行绝望的挣扎。这样的状况，尤其是对个人物质生存基础的持续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导致公众对专业工作和精神成果的需求明显降低。我坚信，如果现状继续下去，或者甚至进一步恶化，所谓中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会陷入底层。而中产阶级一直是我们精神传统的主要创造者和保存者。
2. 显然，在困难时候，维持当前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工作相对来说报酬最好，而那些仅仅是为了经济活动的继续发展而展开的工作，甚至是纯文化目的的工作，在目前情况下就会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几乎所有的脑力工作都属于后者。一位同事有一次告诉我，现在的科学会议比以前少多了，因为与会者买不起火车票。绝大部分学生都需要依靠工作收入，学习成了第二职业。至于教师，我前面提到的脑力工作者的一般情况对他们也适用。
3. 我知道现在普遍抱怨体力和脑力工作者的产出效率下降，但是不能肯定其原因有多少是营养不良，是对食物来源的担心，或是纯心理因素。毫无疑问，部分地由于过高的不断增加的赋税负担，人们觉得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为将来做准备，因此干劲衰竭。
4. 很多政治谋杀的凶手，确实都在目前状况下失去了谋生手段；但是我不想说，糟糕的经济状况，是可悲的政治道德的下滑背后的唯一原因。毫无疑问，旧体制支持者在政治上的不宽容也部分地和传统有关。
5. 必须承认，协约国的政策极大地加剧了共和国政府的困难，尤其是对整体国民的不断羞辱，动摇了政府的威信。另外，这里的每个人都明白，强加在国家身上的赔款额，以现在的数目，无论怎样努力，根本无法实现。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相信，想用合理的方式，通过努力摆脱目前的困境，是没有希望的。这使得我们的经济活动陷入瘫痪，迫使人们逃税，把资本转到国外。
6. 也许我们要承认，马克的稳定可能会带来某些暂时的困难，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尽早稳定马克，否则无法提供稳定的经济条件。德国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咨询当然是有利的，如果不是必需的话。
7. 对于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只能作为外行人非常谨慎地进行回答。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自己觉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对匮乏的恐惧是取得工作效益不可缺少的动机。我的观点是，社会可以减轻个人的经济斗争，但是不能取消它。
我希望自己正确理解并回答了您的问题。
您永远忠诚的，
a.爱因斯坦
柏林，1922年9月11日
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1873—1958）是20世纪上半叶最多产的英国左翼记者。——编译者注
关于战争责任的调查
本文1922年11月25日发表于《人权手册》（les cahiers des droits de l’homme）22（1922）：547。
关于这场对悲哀过往的深究以及所有试图清理我们两个民族的道德的讨论，我不抱任何期待。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法德两国为重建遭受兵燹的地区而共同努力。共同的努力是富有成果的，它将孕育出信任。
原子战争，还是和平？
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45年秋天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abc）时事评论员斯温（raymond gram swing，1887—1968）发表的谈话。谈话的记录稿首次发表于美国波士顿出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945年11月号。本文译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185～190页）。
一
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人们可能说，它从量上，而不是从质上影响了我们。只要存在实力强大的主权国家，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说人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但它肯定会发生。在原子弹被制造出来以前，这也是千真万确的。被改变的只是战争的摧毁力。
我不相信文明会在一场原子战争中被毁灭。也许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会被杀死，但是会留下足够多有思想的人和足够多书籍，重新开始，恢复文明。
我不认为原子弹的秘密应该交给联合国，也不认为它应该交给苏联。这两种情况都像一个有资本的人希望别人与他合伙从事某个事业，开始便分给对方一半的钱一样。当他需要这个人的合作时，对方可能会开始和他唱对台戏。原子弹的秘密应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美国应立即宣布愿意将它交给“世界政府”。这一政府应由美国、苏联和英国这三个强国组成。只有这三个国家具有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三个国家应把它们所有的军事力量交给这个“世界政府”。只存在三个军事强国这一事实，应使建立这种“世界政府”变得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既然美国和英国拥有原子弹的秘密，而苏联没有，它们就应该邀请苏联准备并提交“世界政府”的第一个宪章草案，这样有助于消除苏联人的不信任感。苏联人之所以有此感觉，是因为原子弹成为高级机密的原因，就是不想让苏联人知道。显然，草稿不是最后定稿，但应该使苏联人感觉到“世界政府”将保护他们的安全。
我认为，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各推选一人来共同商讨这个宪章，是明智之举。他们应该要有顾问，但这些顾问应该只是被咨询时才提出建议。我相信三个人能写出一个他们三人都能接受的可行的宪章。六七个人或更多人则可能会失败。在三个强国已起草一个宪章并采纳它之后，小国应该被邀请加入这个“世界政府”。它们可以不加入，虽然那样它们也感到相当安全，但我肯定它们是希望加入的。自然，它们应有权力提议对三大强国起草的宪章进行修改。但是，三大强国应该继续组织“世界政府”，不管小国是否参加。
这个“世界政府”的权力应当覆盖所有军事事务，除此之外还需要一项权力。这就是它将对少数人压制大多数人，因而导致战争的不安定国家进行干涉。例如对阿根廷和西班牙存在的问题应有所行动。应该取消不干涉的观念，因为这是维护和平的分内之事。
“世界政府”不应等到三个强国具有同样的自由状况时才建立。虽然在苏联是由少数人统治，但我认为其内部的情况并未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必须记住，苏联人民没有受过长期的政治教育。改进苏联的状况必须由少数派来实施，这是因为多数人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我出生在苏联，我相信我自己也会适应这个状况。
在建立一个垄断军事权威的“世界政府”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改变三个强权国家的内部结构。要设计怎样的方法以使得他们不同的结构能结合到一起进行协作，那是三个起草宪章的人的事。
我究竟害不害怕“世界政府”的专制呢？当然害怕。但我更害怕会发生另一场或者一系列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政府都是罪恶的。“世界政府”比罪恶更大的战争好，尤其是在战争的摧毁力已经越发强大之际。倘若不能在协议基础上建立起“世界政府”，我相信战争迟早会来临，而且是以一种更危险的形式来临。因为一次战争或多次战争的结果，会导致一个强权胜出，以其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统治全世界。
现在我们有原子弹的秘密，我们不能失去它。如果把它交给联合国组织或苏联，就会有失去秘密的危险。但我们也应尽快让人们明白，我们并非是为了自身的权力才保守原子弹的秘密，而是希望通过“世界政府”建立和平。而我们自己将尽全力以促成这个“世界政府”的建立。
我知道有一些人虽然把“世界政府”作为最终的目标，但是更愿意支持以渐进方式实现目的。指望通过一次一小步达到最终目的的做法，其困难在于，小步走的时候，我们继续持有原子弹，却又没有使没有原子弹的那些人接受我们的理由。这本身就会带来恐惧和猜疑，导致对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因此，当人们一次一小步前进时，他们以为自己的目标是世界和平，却因为步骤缓慢，实际上助长了战争危险。我们已没有时间采取这种方式。若要防止战争，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不应该长久地保守这个秘密。我知道有一种论点，即其他国家都没有足够的钱发展原子弹，所以我们能长时间保持这个秘密。这正是在这个国家里经常犯的错误：人们总是用金钱来衡量事物。倘若别的国家有原料，有人力，并且愿意用这些资源发展原子能的话，它同样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因为真正所需的是原料、人力和决心，而不是金钱。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原子能释放之父。我是以一种很间接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事实上，我没有预见到原子能会在我这个时代被释放出来。我只是觉得在理论上这是可能的。通过链式反应的偶然发现，它成了现实，而这不是我能预料到的。它是哈恩 在柏林发现的，但他曲解了自己的发现。正确的解释是莉泽·迈特纳 提供的，她从德国逃出来，将消息告诉了尼尔斯·玻尔。
我并不认为，用大公司的组织方法来组织科学能够带来一个伟大的原子科学时代。我们可以组织起来去应用一个已知的发现，但不能组织起来去获得发现。唯有自由的个体才能做出发现。可以存在一种组织形式，使得科学家的自由和合理的工作条件得到保证。例如，美国大学的科学教授，应该从他们的一些教学负担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你能想象一个科学家组织能做出查尔斯·达尔文那样的发现吗？
我也不认为美国大量的私人公司是适应当前时代的需要的。若一个外星旅客来到这个国家，当他发现，这个国家的私人公司有那么多权力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我说这些也是想强调，美国政府必须控制原子能。因为原子能是政府发展的，将人民的这种权力交给任何个人或单个团体都不可想象。
要估计原子能何时能用于建设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只知道怎样利用大量铀。比如利用少量、适当的铀，来操纵一辆汽车或一架飞机，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无法预料何时能实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能够达到，但没人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也没有人能预知什么时候能有比铀更常见的原子能原料。所有用于这个目的的原料应属于有较大原子量的重元素。这些元素因其不稳定性而非常稀少。大多数这些原料可能已经通过衰变消失了。因此，虽然原子能的释放能够做到，而且肯定会对人类产生巨大的益处，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行。
我本人缺乏解说的天赋，无法向很多人说明人类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因而，我很乐意推荐一个有此天赋的人：埃默里·里夫斯 。他的《对和平的剖析》一书，论述了战争主题以及“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智慧、简洁、清晰、有力——若我能使用这些被滥用的字眼儿的话。
由于我觉得原子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很大益处，我只好说目前它是个威胁。可能这样也好。它可以迫使人类在国际事务中建立秩序，倘若没有这种恐惧的压力，这种秩序绝不会出现。
二
自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以来，并没有使世界更远离战争，之后的发展只是增加了战争的摧毁力。我无法说出原子弹发展的第一手知识，因为我不在此领域工作。但是那些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人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他们指出，原子弹变得更有威力了。当然，造一个非常大的尺寸、能够摧毁更大面积的炸弹，其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同样可信的是，大规模的放射性气体在一个广泛的区域内传播，在不摧毁建筑物的情况下，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我认为在这些可能性之外去推测一种大规模细菌战是必要的。我怀疑这种战争的危险性能与原子核战争的危险相比。我也不认为链式反应会导致强大得足以毁灭这个星球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地步。之所以排除这种考虑，是因为它若能从人造原子爆炸中发生的话，它早已在持续射向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中发生了。
我们也用不着设想地球像一个被恒星爆炸摧毁的新星一样被毁灭，就可以生动地理解战争日益增长的规模，并且承认，除非阻止另一场战争的发生，否则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甚至现在我们也无法想象的摧毁力，只有极少数文明能够被保留下来。
在原子时代的头两年，另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尽管大众对原子战争的恐怖性有所警惕，但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在思想意识方面丧失了警惕。有一种危险，倘若不能避免的话，那么最好忘了它。同样，还有一种危险，倘若所有预防措施已被采用的话，也最好忘了它。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分散工业区，使城市非集中化，人们忘掉他们面临的威胁，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我应该附带说一句，这个国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这倒是正确的。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使原子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它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信我们已着手准备战争了。但是对于预防战争的事情，我们也没做什么。相反，却做了许多事情使原子战争更可怕。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个危险。
自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防止战争，尽管美国曾在联合国提出过超国家控制原子能的建议。但这个国家所提出的是一个有条件的建议，而对于这个条件，苏联是绝不能接受的。这便有可能把失败的罪名归咎于苏联人。
但是在责备苏联人的同时，美国人不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超国家控制形成之前，或者没有取得超国家控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自愿放弃利用原子弹作为常规武器。这便使得其他国家感到恐惧。因为他们 感到，若其他国家拒绝接受超国家控制的条约，他们便会把原子弹当作他们武器中的合法部分。
美国人或许可以使人相信，他们没有发动侵略战争或者预防性战争的决心，因而他们或许认为没有必要公开宣布自己不会第二次首先使用原子弹。但是，这个国家曾被郑重地邀请宣布放弃原子弹的使用——也就是说，宣布它不合法——而它却被拒绝了，除非超国家控制的条件被接受了。
我认为这个政策是个错误。拒绝声明不使用原子弹，的确有一定的军事利益，它抑制了其他国家，使他们不能发动一个在其中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战争。但是，有所得便有所失。这样一来，超国家的原子能控制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变得更遥远了。只要美国掌握原子弹的唯一使用权，便不存在军事障碍。但是，一旦其他国家能够大量制造它，由于缺乏国际的协定，美国的损失将更重大，因为它集中的工业区和密集的人口在原子弹面前十分脆弱。
既拒绝宣布原子弹为不合法化，同时又垄断它，这使得美国在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损失，它不能使公众接受在上次战争以前已被普遍接受的战争伦理准则。我们不该忘记，原子弹在这个国家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产生的，原本是用于阻止德国人使用原子弹的，若德国发现了它的话。轰炸非军事区是德国人始创的，也为日本人所采纳。对此，盟军以牙还牙——实际上，具有更大的杀伤力——而且，他们这样做在道义上是讲得通的。但现在，没有了挑衅，也就没有了军事报复和复仇的必要。拒绝使原子弹的使用不合法化显然有政治目的。这让人难以原谅。
我并不是说美国不应当生产和储存原子弹，我认为它应该这样做，因为它能抵御一个同样拥有原子弹国家的原子进攻。但是，防范应该是储存原子弹的唯一目的。同样，我认为当联合国有自己的部队和武器时，它也应该有原子弹。但其目的也应是出于防范好战者或者反叛国家的原子进攻。同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一样，它更不应该在最初阶段使用原子弹。在没有保证不使用原子弹的条件下储存它，是为了利用其使用权达成政治目的。可能美国是希望用这种方法恐吓苏联接受原子能的超国家控制。但是，这产生的恐惧只能加强对抗性并增加战争的危险。我的观点是：这个政策损害了原子能超国家控制的真正优点。
在战争中，我们不得不接受敌人卑劣低下的道德水准。我们已从这种战争中逃脱出来。但我们并未感受到从这个道德水准中逃离出来的自由，并没有开始恢复人类生活的神圣并保障平民的安全。事实上，我们把过去战争中敌人低下的道德水准作为我们目前的水准，因而，我们开始了另一场因我们的选择而变得卑劣的战争。
可能公众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另一场战争中，原子弹将会被大量使用。由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前爆炸的三颗原子弹的破坏力就可以衡量出这种危险。公众也许还未认识到：因其巨大的破坏性，原子弹已成为用于进攻的最经济的摧毁手段。在另一场战争中，将有足够多的原子弹，而且它们会相当便宜。除非在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首脑以及公众自己这一边，有一个比现在更坚定的不使用原子弹的决心，否则，原子战争在所难免。除非美国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并不因有原子弹而在世界上更强大，而是因受原子弹攻击而更脆弱；否则，他们不可能指导在成功湖 的政策，甚至不能处理它们与苏联推进相互理解的关系。
但我并不是说：美国未能宣布除报复外，原子弹的使用不具合法化，是其在原子能控制方面未能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的唯一缘由。苏联人清楚地表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超国家政体的存在。他们不仅在原子能方面拒绝超国家政体，更在原则上竭力阻挠它。这样，他们便预先拒绝了加入“有限世界政府”的任何倡议。
葛罗米柯 先生正确地表明，美国原子提议的本质，证明国家主权已不适于原子时代。他宣称苏联不能接受这个论点。他给出的理由令人费解，因为它们显然是托词。但看来苏联领导者真的相信，在超国家政体下，他们不能保证国家的社会结构。苏联政府决定维持当前的社会结构，掌握了巨大权力的苏联领导人会通过这种结构的本性，毫不费力地阻止超国家政体的存在，控制原子能或其他任何东西。
在超国家政体制度下维持他们目前的社会结构会遇到困难，苏联人在这方面的想法可能部分是正确的，虽然他们很快会发现参加超国家政体比孤立于一个法治世界之外损失要少得多。但目前他们被恐惧引导，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仅在原子能方面，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美国极大地激起了这些恐惧。事实上，这个国家在指导其对苏联的政策时似乎令人相信：恐吓是最有效的外交工具。
尽管苏联人力争阻止超国家安全体系的形成，但这并不等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不应该创立此体系。上面已经指出，苏联有办法使用各种手段阻止他们不想发生的事；但是一旦发生了，他们又能灵活地适应它。所以，美国和其他强国最好不要允许苏联否决建立超国家安全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抱着一丝希望：一旦苏联人明白他们不能阻止这样的政体，他们或许会加入其中。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表现出对保障苏联的安全不感兴趣。它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这正是主权国家间权力冲突竞争的特征。但是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倘若美国人民迫使他们的领导者建立一个取代当前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政策，又会对苏联人的恐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法治世界里，苏联人的安全如同我们自己的安全一样重要。要是美国人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计划——这在民主制下是可能的——在苏联人的思想中会产生一种奇迹。
目前苏联人尚没有证据使自己相信，美国人民不准备支持军事预备政策，而他们把这种政策看成是蓄意恫吓。如果他们能确信，美国人确实热切渴望以一种能够维持和平的方式，即通过超国家法治政权以维护和平，苏联人便不会为美国目前思想趋势中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担心。只有等到一个由觉醒了的美国民众支持的天才的、令人信服的提议交给苏联之后，我们才有资格说苏联人的答复会是怎样的。
他们的最初反应也许会是拒绝这个法治世界。但如果有一天，苏联人开始明白，没有他们，这样的世界依然会形成，而且他们自身的安全感增加，他们的观念或许会改变。
我赞同邀请苏联人加入一个有权威提供安全保障的“世界政府”。若他们不愿加入，就开始建立没有他们参加的超国家安全组织。但我要承认，我很快意识到这样会产生很大的危险。倘若被采纳的话，就必须让人立即明白新的政体并非是一个反对苏联的政权联盟，它必须是一个联合体，由于其组合的性质，大大减少了战争的机会。它自己的利益比任何一个单独政体的利益都要复杂分散，这样更不可能发动侵略性的或者预防性的战争。它的权力将比任何单独的国家都要大，因而也更强。它在地理位置上幅员辽阔，这样更难以军事方式被打败。它将致力于超国家的安全，这样便不强调国家主权，而后者正是战争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个没有苏联加入的超国家政体建立起来了，那它的和平使命将依赖于它的技巧和真诚。对尽力让苏联人加入进来的愿望的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应是明确的。这一点必须让苏联人明白，同样也要让组成这个组织的国家明白：绝不因为一个国家拒绝加入而惩罚它。如果苏联人开始没有加入，必须让他们确信，当他们决定加入时，他们会受到欢迎。创立这个组织的人应该理解：它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得到苏联人的支持。
这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很难概括出不完整的“世界政府”用以劝告苏联人加入的详细纲要。但对我而言，有两个条件是很清楚的：新的机构必须没有军事秘密；并且，在新的政策被起草、讨论和通过时，以及在决定机构的政策时，苏联人都有派遣观察员出席这个组织的每一次会议的自由。这样便会摧毁那个制造了大量世界猜疑的巨大秘密工厂。
提议设立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机密的政体，可能冒犯了有军事头脑的人。他被教导相信，如此泄露秘密会使一个好战的民族意欲征服地球（对于所谓的原子弹的秘密，我猜想，苏联人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它）。我承认不保守军事秘密是个冒险行为。但是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国家齐心协力的话，他们能冒这个险，因为他们的安全会大大增加。由于减少了恐惧、猜疑和不信任，我们有信心去冒这个险，世界上基于主权的战争可能性所增加的紧张形势，将会被逐渐增长的对和平的自信的轻松感所取代。很快，这可能对苏联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的领袖对西方的态度会变得温和。
在我看来，超国家安全体系内的成员关系不应当建立在一个任意的民主标准之上。在所有要求之中，最重要之处便是超国家组织——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代表必须在每一个成员国内通过秘密投票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代表必须代表人民而不代表任何政府——这将提高该组织的和平性质。
我认为，要求与不同的民主标准相一致是不明智的。民主制度和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不总是能被享有它们的国家所接受。任意的标准会加剧西方与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但是，并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世界推向了战争。事实上，如果所有西方国家都实行社会主义，同时保持其国家主权的话，很有可能东西方之间的权力斗争会继续下去。在我看来，对目前的经济制度表现出的热情相当不合理。不管美国的经济生活是像现在这样由相当少的个人所支配，还是这些人应该受国家控制，这可能很重要，但不会重要到能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所激起的热情是有道理的地步。
我希望看到一切组成超国家组织的国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事力量，而他们自己仅仅保留地方警察。那时，我愿意看到这些军队被混合起来，像奥匈帝国兵团一样被分配。那时的一些做法受到了高度评价。出于为帝国效力的目的，一个地区的士兵和军官，最好不是仅限于驻扎在自己出生的省里，以免受制于地方或种族的压力。
我希望看到超国家政体的权威集中限制到安全领域，我不敢肯定这是否可能做到。经验表明，除此之外，附加一些经济事务的权威的期望，或许是可取的，因为在现代条件下，这是引起国家动乱、播下暴力冲突的种子。但我宁愿看到此组织的作用都被限制在安全事务上。我也希望看到此政体通过联合国力量的壮大而建立起来，不至于牺牲在追求和平过程中的连续性。
不管一开始有没有苏联的参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会遇到巨大困难，对此我并不想隐瞒。我知道这存在风险。既然我不希望允许任何已加入国退出该组织，那么风险之一便是可能爆发内战。但我也相信这个“世界政府”到时是会产生的，问题在于我们会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即使有另一场世界大战，我也相信它是会产生的。若战争胜利了，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后，它会是胜利者建立的“世界政府”，它依赖于胜利者的军事力量，这个政府只能通过人类的永久性军事化而被长期保留下来。
但是我也相信它会通过协商和说服的力量来形成，这样我们的代价就会小一些。但要它以这种方式形成，只诉诸理性是不够的。那些被委以人类道德教育重任的人肯定有很大的责任和机会。我想，原子科学家们已经相信，他们不能仅仅靠逻辑来唤醒美国人民认识原子时代的真理，必须加上感情的深沉力量，这就是宗教的基本成分。希望不仅是教堂，而且还有大中小学和舆论机构都能为这个目的而好好履行它们独特的职责。
哈恩（otto hahn，1879—1968），德国化学家，因在1938年年末发现核裂变现象而获得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编译者注
迈特纳（lise meitner，1878—1968），奥地利女物理学家，与化学家o．哈恩及f．斯特拉斯曼共同获得费米奖（1966），他们共同研究并发现了铀裂变现象。——编译者注
埃默里·里夫斯（emery reves，1904—1980），英国著作家、发行人。他的《对和平的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peace）一书曾红极一时。他曾收到四千多封信与他探讨书中的问题，其中有许多赞同他的主张的社会名流。——编译者注
这里指美国人，下同。——编译者注
成功湖（lake success），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美国纽约市。——编译者注
安德烈·葛罗米柯（Аhдpén Гpomы́ko，1909—1989），苏联外交家，政治家，1939年起历任驻美国大使、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英国大使等职，1957年至1985年任外交部部长，1985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编译者注
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和平
本文是爱因斯坦1946年12月10日在纽约阿斯托酒店（hotel astor）举行的为纪念诺贝尔逝世50周年而举行的第五次诺贝尔纪念会晚宴上的致辞，选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无论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还是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都将这一日期整整提前了一年，即1945年12月10日。现依据舒尔曼博士的意见，予以纠正。
物理学家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极其类似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最具威力的炸药——一种极强的破坏手段。为了赎罪，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他为促进和平与实现和平设立了奖项。今天，这些参与制造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危险武器的物理学家也被同样的责任感——如果不说是罪恶感的话——折磨着。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警告，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我们的努力。我们要使世界各国，尤其是让其政府明白他们必将引起无法形容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了彼此共处的态度，改变形成未来任务的态度。我们帮助制造新式武器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类的敌人先制成它。倘若纳粹得到这样的武器，他们必会奴役世界，必会给世界带来不可设想的破坏。我们把此武器交到美国人和英国人手上，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全人类的受托人、和平与自由的战士。但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证，也没有看到任何《大西洋宪章》中承诺的自由的保证。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和平。战时联合起来的强国在和平解决问题时分道扬镳了。世界曾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战争结束后，恐惧却与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于匮乏的自由，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时，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面临着饥饿。国家也同样得到了解放和正义的诺言，但我们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解放”部队向谋求独立和社会平等的人开火，而以武力支持那些国家里似乎最适合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党派和个人。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尽管已经过时，却依然压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请允许我详细阐述一个例子，它仅是普遍症状的一个例子而已。这个例子是关于我自己的民族——犹太民族的。
只要纳粹的暴行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漠然地观望着，有的甚至同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国政府达成条约和协议。后来，当希特勒正要攻取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当麦达内克和奥斯威辛 落在同盟国手中，毒气室已为世界所知时，所有解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犹太人的努力却落空了。英国政府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巴勒斯坦之门，没有国家接纳那些被遗弃的人。他们被抛进了像在被占领国的兄弟姐妹们一样灭亡的命运。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瑞士联邦这些小国的英雄行为，不能忘记欧洲被占领地区里竭尽全力保护犹太人的人们。我们也忘不了苏联的人道主义态度，当纳粹军队挺进波兰时，她是强国中唯一为数十万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国家。但是，当不受阻止的一切发生之后，今天的状况又如何呢？在不考虑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欧洲领土正在被瓜分。与此同时，残余的仅有战前五分之一人口的欧洲犹太人，又被拒绝接近巴勒斯坦的避难所，又被抛进饥寒交迫的边缘并受到持续的敌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或能够为其提供和平、安全的生活场所。事实上，许多人依然被同盟国拘留在集中营之中，此等卑劣丢脸的状况足以证实现状的可耻与无望。他们据称是依据民主的原则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而事实上是握着白皮书禁令的西方强国屈服于来自五个广阔而人口稀少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和压力。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可怜的一小部分欧洲犹太人，他们应留在欧洲，因为那里需要他们的智慧；另一方面，他又建议他们不要试图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以免招致新的仇视和迫害。这真是最绝妙的嘲讽。嘿，我担心他们帮不了什么忙。与其意愿大相违背的是，与六百万死难同胞一起，他们被推到了前列，推到了纳粹受害者的前列。
战后的世界景象并不光明。对于我们物理学家而言，我们不是政客，也绝不试图干涉政治，但我们知道一些不为政客所知的事情。我们觉得有责任宣告并且提醒那些负责的人注意，不存在逃避责任、进入从容舒适状态的办法；我们再不能一点点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拖至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已没有时间做微不足道的讨价还价；形势要求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要求我们在整个政治概念上的态度做出根本性的转变。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伟大奖项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自信、慷慨和兄弟情谊能在一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头脑中占据优势。否则，人类文明便会毁灭无疑。
麦达内克（maidanek）和奥斯威辛（auschwitz）是两处纳粹德国用来杀害无辜犹太人的集中营，位于波兰南部。——编译者注
军国主义的心态
本文首次发表在纽约出版的1947年夏季号《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选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军方的曼哈顿工程。战后，美国陆军试图通过《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 bill）继续保持对原子能研究的控制，却遭到了科学界的坚决抵制。陆军的计划在1946年春天化为泡影，当时杜鲁门总统宣布支持《麦克马洪法案》（mcmahon bill），该法案授权建立一个由文职政府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尽管如此，根据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1884—1951）提出的修正案，陆军通过一个与原子能委员会（aec）相关的常设军事联络委员会维持它的影响。这与主要的原子科学家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很快引发了关于是由军方还是由文职机构来控制大规模科学研究项目的广泛讨论。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是对路易斯·赖德诺尔（louis n. ridenour，1911—1959）的文章——《军方对美国科学的支持，是一个危险吗？》（military support of american science，a danger?）的众多回应文章之一。赖德诺尔曾在“二战”期间领导开发了绰号为“麦克”（micky）的机载微波雷达，能通过云层进行轰炸。他曾担任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
在我看来，我们的形势中决定性的一点在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不能被看成是孤立的。首先，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从今以后，学术和研究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拨款，因为各种原因表明，私人的财力是不够的。但这是不是说，为了学术和研究的目的，就有理由把纳税人为此目的设立的基金交由军队方面来分配？每一个精明的人都会对此说——“不！”显然，这种慈善分配的艰巨任务应落到特定的人手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历证明他们懂得一些关于科学和学术的事情。
倘若明白事理的人还是倾向于由军事机构来分配这种可利用的大部分基金的话，他们的态度是基于如下事实：他们把其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现实的政治观点的根源及其应用上。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应很快认识到，当前讨论的问题仅为沧海一粟，只有在更广阔的框架中才能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恰当的裁定。
我们所提及的趋势对于美国来说却是新鲜之物。它们的兴起受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集中所有力量达成军事目标的影响，这样一来，一种压倒一切的军事主义被发展起来，而后者又随着突然的胜利而备受强调。这种主义的特征就是伯兰特·罗素非常生动地称之为的“赤裸裸的权力”（naked power）的重要性被置于其他所有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之上。德国人，尤其是在俾斯麦 胜利的误导下，其精神状态也经过了同样的转变。其结果便导致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我不得不坦白承认，敌对状态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使我有时不自觉地想到威廉二世 统治下的德国。而且我知道，不光是我，这种相似性也让很多人产生了痛苦的感觉。军国主义的特征在于，人以外的因素（原子弹、战略基地、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成至关重要的；而人本身、人的欲望和思想——简言之，心理因素——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第二位的。个人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了“人的材料”。人渴望的正常目标在这种观点下便消逝了。军国主义的心态所提出的“赤裸裸的权力”取而代之成了目标本身——这是人类所能屈服的最奇特的幻觉之一。
在我们的时代，军国主义的心态比以前更危险，因为进攻性武器越来越比防御性武器厉害。因而，它必然会导致预防性的战争。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普遍的不安全性，在国家福利的幌子下牺牲了公民的民事权。政治迫害、各种类型的控制（比如控制教学和研究、控制新闻报道等等）便不可避免。正因如此，不要期望会为公众的抵抗提供一点儿保障——倘若它不合乎军国主义的心态。逐渐地，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开始了。任何东西，只要不能明确服务于这个乌托邦式的目标，都会被当作下等的东西对待。
在我看来，要摆脱这种普遍状况的唯一出路，便是要有建立在超国家基础上的以安全为目标的，长远的、诚实的、勇敢的政策。让我们期盼能寻找到足够多并且具有崇高道德权威的人来引导这个国家走上正轨，只要外部情况还赋予他领导的角色。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schoenhausen，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执政期间，他采取“铁血政策”，故又有“铁血宰相”之称。其实这个称号最多只反映了他的一个侧面。他的深谋远虑才是让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脆弱的国际环境中崛起的真正原因。——编译者注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因不满老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主张以舰队为手段的“世界政策”，煽动民族沙文主义。“一战”失败后，他被迫退位，逃往荷兰多恩，后死于该地。——编译者注
与苏联科学院院士的书信往来
本文选自1947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出版的《新时代》（the new times）杂志及1948年2月在芝加哥出版的《原子科学家通信》（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一封公开信：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观点
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以其科学发现而知名，近年来，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他通过电台发表演讲，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与许多公共组织保持着联系。他一次又一次大声疾呼反对纳粹的残暴行径。他是持久和平的倡导者，并就反对新战争的威胁、反对军国主义者把美国的科学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的野心发表了讲话。
苏联科学家和苏联广大人民欣赏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它促成了这位科学家的这些活动，尽管他的立场并不总是如人们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和轮廓鲜明。然而，在爱因斯坦一些新近的言论中，有些方面在我们看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爱因斯坦热烈拥护的和平事业有很大损害。
我们认为有责任促使公众关注，以便澄清如何最有效地为和平而工作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爱因斯坦博士最近一直倡导的“世界政府”思想正应该从这一角度进行考虑。
在对这种思想表示拥护的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中，除了将其用来为无限扩张做掩护的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他们被这种思想的貌似合理性所俘获，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思想的真实含义。这些爱好和平、思想自由的人相信“世界政府”将是制止世界邪恶的一副万应灵丹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卫士。
“世界政府”的鼓吹者大量利用似乎激进的论据，即在原子时代，国家主权是过去的遗物，正如比利时代表斯巴克 在联合国大会中所说的，是一种“过时的”甚至是“反动的”观念。很难想象有比这个论据更远离真理的了。
首先，一个“世界政府”和超国家的观念绝不是原子时代的产物，它比这个时代要古老得多。例如，在国际联盟形成时，它们就曾引起过争论。
其次，这种观念在当今时代中从来都不是进步的。它们反映了统治主要工业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其本国国界太狭窄这一事实。他们需要一个世界范围的市场、世界范围的原材料来源和世界范围的资本投资场所。由于他们在政治和行政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势力庞大的垄断利益能够利用国家机器争夺势力范围，并用经济和政治手段努力征服其他国家，以便能像在他们自己国家一样自由地充当主人。
我们从自己国家的经历中很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在沙皇制度下，由于俄国的反动统治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奴性十足地迎合资本家的利益，俄国成为外国资本家的诱人佳肴。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公司像肉食鸟一样在我国大吃大喝，赚取在他们国内不可想象的利润。他们以敲诈性的贷款把沙皇俄国跟资本主义西方绑在一起，在由外国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下，沙皇政府残酷镇压革命运动，阻止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煽动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
伟大的十月革命打碎了把我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垄断势力束缚在一起的经济和政治依赖的锁链。苏维埃政府使我国第一次成为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以历史上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速度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可靠堡垒。我国人民在国内战争中，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干涉和反抗纳粹侵略的伟大战争中支持国家的独立。
而现在一个“世界超级国家”的鼓吹者却正在要求我们为了“世界政府”自愿交出这种独立。这只是资产阶级垄断势力争夺世界霸权的一块色彩艳丽的招牌。
显而易见，对我们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都是十分荒谬的。而且，这样的要求不仅仅对苏联而言是荒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国家成功地挣脱了压迫和奴役的帝国主义体系。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努力把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结合起来，排除国外势力对他们国内事务的干涉。再者，殖民地和附属国中迅速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唤醒了数以亿计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们再也不愿保持其奴隶身份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者已经失去了许多有利可图的、可进行剥削的领域，并面临着失去更多这种领域的危险。但他们正在尽力剥夺已经从其统治下挣脱出来的、独立了的国家，这些垄断势力很讨厌这种独立。它们还在尽力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为了达到此目的，帝国主义者就诉诸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战争等尽可能多样的方法。
与这一社会训令一致的，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努力使人们怀疑“国家主权”这一概念。他们所用方法之一就是为“世界国家”的虚伪计划辩护。这些计划声称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家之间的仇视，确保普遍法律的胜利，等等。
正在努力夺取世界霸权的资本主义掠夺欲就这样被披上了伪进步的观念的外衣，这一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一些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以及其他人——颇有吸引力。
在去年9月致联合国各代表团的一封公开信中，爱因斯坦博士提出了一个限制国家主权的新方案。他建议联合国大会应加以改组，应被改为一个拥有比安理会更大权威的长期起作用的世界议会。爱因斯坦宣称（重复着美国外交追随者们一天到晚都在讲的论调）：安理会因否决权而陷于瘫痪。根据爱因斯坦博士的计划，改组后的联合国大会有最后决定权，大国一致的原则将被摒弃。
爱因斯坦建议联合国代表应通过普选产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国政府任命产生。乍一看，这个建议似乎是进步的，甚至是激进的，事实上，它丝毫无助于改进现状。
让我们自己想象一下，这种“世界议会”的选举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生活在被总督、军队和一些资本主义大国的金融和工业垄断势力统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之中。在这些国家中的“普选”实际上意味着代表由殖民政府和军事当局任命产生。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例子，只要回想一下在希腊举行公民投票的拙劣表现就可想而知。这次公民投票是在英国刺刀的保护下，由保皇分子－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实施的。
但在正式存在普选制的国家里，情况并好不了多少。在由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资本家们借助数以千计的欺诈和诡计使普选制和投票自由成为一场闹剧。爱因斯坦当然知道美国上次的国会选举只有39%的选民前去投票，他当然知道南方各州数以百万计的黑人事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或不时在私刑的威胁下，被迫选举他们的死敌，例如极端反动、仇恨黑人的比尔博参议员（senator bilbo）。
选举税、特别检查和其他方法被用于剥夺数以万计的移民、移民工人和贫困农民的选举权。我们暂且不提及广泛盛行的贿选，也不提及被腰缠万贯的报业主控制的对公民有巨大影响的工具——反动的新闻界——的作用，等等。
所有这些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现有条件下，爱因斯坦建议的通过普选成立世界议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结构不会好于现在的联合国大会，它将是对群众的真实情感、对他们持久和平的要求和愿望的扭曲反映。
我们知道，由于联合国压倒多数的成员有赖于美国，被迫根据华盛顿的要求修改它们的外交政策，所以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各委员会中，美国代表团有一套任凭差遣的固定表决机器。例如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农业单一作物制的国家，被美国垄断者捆住了手脚，后者决定着它们产品的价格。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在美国代表团的压力下能在联合国大会产生一种机械多数（mechanical majority），因为这些国家根据他们事实上的主子的命令进行投票。
在有些情况下，美国的外交使团发现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实施某些法案比通过国务院更有利。看看臭名昭著的巴尔干委员会或被派去监督朝鲜选举的委员会就很清楚了。正是怀着把联合国变成美国国务院一个部门的目标，美国代表团才强行通过“小型大会”的方案。这实际上是取代遵循大国一致原则——这个原则被证明是妨碍实现帝国主义方案的一个障碍——的安理会。
爱因斯坦的建议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它远不能促进持久和平与国际合作，而将其仅仅作为对建立了阻止外国资本从当地掠夺利润的政权的国家进行攻击的掩护屏障。它将助长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扩张，并在思想意识方面解除保持独立的国家的武装。
由于命运的嘲弄，爱因斯坦事实上已经成为和平与国际合作最凶恶敌人的阴谋与野心的支持者。他在那条路上走得太远，竟然在公开信中预先宣称，如果苏联拒绝加入他那个新奇的组织，别的国家完全有权单独行动，而为苏联最终作为成员或“观察员”参加这个组织敞开大门。
本质上，这个建议与美帝国主义的公开拥护者的建议没有什么区别，不论爱因斯坦博士事实上跟他们有多大不同。这些建议的要点和实质是，如果联合国不能成为美国政策的武器，不能成为帝国主义阴谋和方案的掩护，这个组织就应被摧毁，代之以一个没有苏联和新的民主国家参加的新的“国际”组织。
难道爱因斯坦博士不知道这些计划对国际安全与合作会是多么致命吗？
我们认为爱因斯坦博士已走上了一条错误而且危险的道路，他在一个存在着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世界里追逐着“世界国家”的海市蜃楼。如果人们能清醒地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就没有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爱因斯坦正发起一场政治奇想，但实际上却落入诚恳的主张国际合作与持久和平的死敌手中，任凭把玩。他所发明的联合国成员国采纳的方针没有带来更大的国际安全，而是带来了新的国际复杂性。它只会使资本垄断者受益，对于他们而言，新的国际复杂性带来了更多战争合同和更多利益的保证。
正是由于我们如此看重爱因斯坦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位尽其全力促进和平、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所以我们认为以完全坦诚而不带外交饰词的方式表达观点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瓦维洛夫
弗鲁姆金
约飞
谢苗诺夫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回答
在《新时代》杂志的一封公开信里，我的四位苏联同行发表了对我的善意的抨击。我欣赏他们所做的努力，更欣赏他们如此坦诚直率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只有当一个人尽力地去全面了解他的对手的想法、动机、理解方式，以至于能够用自己的观点 看清世界时，才有可能在人与人的事务中表现得明智。所有本意善良的人都应尽可能为增进这种相互的了解做出贡献。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我恳请我的苏联同行和其他读者接受我对于他们来信的如下答复。这是一个急切地努力寻找可行解决办法的人的答复。他并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本身”或“正确的道路”。倘若我在下文中表述的观点有些武断，我那样做也仅仅是为了清晰、简洁。
尽管你们的来信主要看起来是针对非社会主义的别国，尤其是对美国的攻击，但我相信，在进攻性阵地后面存在着防御性的精神态度，那不是别的，正是走向无限的孤立主义的趋势。这种向着孤立主义的逃离是不难理解的，只要你认识到苏联在过去30年里在他国手中遭受到的一切——德国入侵时对平民有计划的大屠杀，内战时期外国的干预，西方媒介系统的诽谤运动，以及将希特勒作为攻打苏联的联盟工具加以扶持行为。但是，不管这种孤立的愿望是多么可以理解，它对苏联乃至所有其他国家都有着巨大的灾难性。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你们攻击我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我对于“世界政府”的支持。我将会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但首先我想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敌对说几句话，因为看起来你们对于这种敌对的重大意义的态度完全决定了你们对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如果客观地考虑社会—经济问题的话，情况是这样：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机构不断集中。也正是这种发展使得在所有广泛工业化的国家里，经济实力开始集中在相对少数人的手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人不需要就他们的行为对广大民众负责，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必须对民众负责，因为在那里，他们正如行使政治权力的人一样，都是民众的公仆。
我赞成你们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拥有的优点完全可以平衡其缺陷，只要这种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适当的标准。毫无疑问，终有一天所有国家（只要那些国家依旧存在）将会感激苏联第一次排除了巨大的困难，以有力的行动展示了计划经济的实际可行性。我也认为资本主义，或者我们应该说自由企业制度，将不能够应付失业问题，而这又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成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不能够在生产能力和民众购买力之间维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另外，我们不能把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罪恶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错误地假定社会主义的建立恰好能够治愈人类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痼疾。这种信念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实际上鼓励了所有“忠实信徒”的狂热的不宽容性，它把一种可能的社会方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一样的东西，把所有不属于它的人视为反叛者或肮脏的罪人。一旦达到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实信徒”的信念和行为的能力便消失殆尽了。我确信，你们从历史中知道这种顽固坚持一类信念的做法使人类遭受了多么大的不必要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然而，除了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以外，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政府，文明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在健全的国家里，民众的意愿和政府的意愿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蜕化为专制暴政。显然，当在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的危险就更加严重。我说这些仅仅是想表明，不能把社会主义当成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只能看作能够容纳这种解决方法的一个框架。
在你们的信里所表述的普遍态度中，最令我惊诧的是以下方面：你们在经济领域是如此激烈地反对无政府状态，同时你们又是无政府状态如此热烈的赞同者，比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无限制的主权问题上。对于你们来讲，缩减各个独立国家的主权的建议本身是该受谴责的，因为它是对天赋权利的一种侵犯。而且你们努力去证明，在缩减主权的想法背后，美国隐藏了不通过战争便对世界其他国家实施经济统治和剥削的企图。你们以极大的热情分析了这个政府自上次战争后的某些行为，试图证实这个暗藏的意图。你们试图表明，联合国大会不过是由美国乃至美国资本家操纵的傀儡。
这些论点给我的印象如同一种神话，它们是不能说服人的。但是，它们使我们两国知识分子深刻的疏远变得明显，这种疏远是令人惋惜的，是人为隔离的结果。如果个人之间自由的意见交换成为可能，并受到鼓励的话，那么知识分子，或许比别的人更能够帮助在两国及他们的问题间建立相互理解的氛围。这种氛围是政治合作的进展富有成效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然而，既然我们暂时只能依赖于这种麻烦的“公开信”的形式，我想简洁地表明我对于你们的论点的反应。
没有人想否认经济的寡头统治对我们公众生活的所有部门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也不应被高估。尽管有这些强大集团的绝望的反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依然当选为总统，而且还当选过三次，并且这是在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时刻发生的。
关于战后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不愿意，也不能，更无资格去对之进行辩护或解释。但不能否认，美国政府对于原子武器的建议至少表明了朝建立超国家的安全组织所做的努力。如果它们不是可接受的，至少可以作为对于真正解决国际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实际上，正是苏联政府部分否定、部分拖拉的态度，才使得这个国家本意善良的人很难如愿地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去反对“战争贩子”。至于美国对于联合国大会的影响，我想说，在我看来，这似乎不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也由于美国和联合国朝着真正解决安全问题所做的努力。
关于有争议的否决权，我相信努力消除它或使其无效，有它们基本的原因，这种原因主要不是美国的特别意向，而更多的是否决权被滥用的做法。
现在，我来谈论你们所认为的下列看法：美国政策的目的在于获得对别国的经济统治和剥削。谈论任何关于目的和企图的事情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其中的客观因素。美国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国家生产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和食品，它又拥有几乎所有重要的原材料。由于固执地坚信“自由企业”，它不能维持民众购买力和国家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正是这个原因使失业问题带来的危险已达到迫在眉睫的地步。
由于这些情况，美国被迫强调出口贸易，非此它不能永远保持其全部生产设备被充分利用。倘若出口被进口以相同价值平衡的话，这种状况便是无害的。那时，对外国的剥削就在于进口的劳动价值远远超过出口。然而，由于每一种进口将使生产设备的一部分闲置，（美国）正全力避免这一点。
这便是为什么外国不能偿付美国的出口商品的缘由。从长远看，只有通过后者的进口，偿付才真正成为可能。这就解释了为何大部分黄金都来到了美国。总的来说，这些黄金是无用的，除非购买外国商品，其原因在上文中已陈述过。于是，这些被仔细保护起来以防偷盗的黄金成了称颂政府的智慧和经济的科学的纪念碑。上面陈述的理由使我很难认真对待所谓美国剥削全世界的说法。
然而，上面描述的状况有其严重的政治后果的一面。由于上述原因，美国被迫出口部分产品到外国。这些出口是通过美国给别国的贷款来支付的。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贷款会被还清。因而，出于现实的原因，这些贷款必须被当成一种馈赠，它成了权力政治领域里的武器。鉴于现存的状况及人类的普遍性格，我坦率地承认，这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危险。然而，难道事实上不正是表明我们已陷入国际事务中的一种状态——倾向于把我们头脑里的每一个发明、每一件实物当成武器，并最后成为对人类的危害吗？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上来，与之相比，任何别的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们都知道强权政治迟早会导致战争。而在现有状况下，战争就意味着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毁灭，其程度将远远大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难道真的由于我们的冲动和积极性，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注定相互彻底毁灭，而不留下任何值得保留的一点儿东西吗？在我们在这次奇怪的通信往来中所论及的争议和不同的观点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危险相比，难道不都是显得毫无意义吗？难道我们不该以我们的力量减少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危险吗？
如果我们坚持无限制的国家主权的想法和行为，那它就只能意味着每个国家保留为达到各自目的而采用类似战争手段的权力。在此状况下，每个国家都必须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这又意味着它必须尽全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目标会逐渐统治我们的公众生活，而且在灾难降临前毒害我们的年轻人。但是，只要我们还保留了一点儿冷静的理智和人类情感，就坚决不能容忍它。
这便是我支持“世界政府”这一想法时所持有的观点，而不管为此目标工作的其他人是如何想的。我赞同“世界政府”，是因为我深信没有别的可行办法能减轻人类所面临的最恐怖的危险。避免完全毁灭的目标必须高于其他一切目标。
我深信，你们会认为这封信是集我所有的忧虑和诚挚写成的；我相信，你们会以同样的精神接受它。
斯巴克（paul-henri spaak，1899—1972），曾两度任比利时首相（1938—1939、1947—1949），三次任外交大臣（1936—1938、1939—1945、1965），1946年任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1949—1951年任欧洲委员会协商会议主席，1952—1954年任欧洲煤钢联合体主席。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并极力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可谓欧洲一体化的先驱者。1957—1961年，他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编译者注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cepгén nвáhoвnч Вaвńлoв，1891—1951），专长于荧光领域的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长。——编译者注
亚历山大·n．弗鲁姆金（Алekcáhдp haýmoвnч Фpýmknh，1895—1976），著名胶体化学家，莫斯科科学院胶体与电化学研究所所长。——编译者注
a. f. 约飞（А6pám Фeдopoвnч nóффe，1880 —1960）以其对晶体在水下情况的研究工作著称，是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编译者注
n. n. 谢苗诺夫（hnkoлán hnkoлáeвnч cemehoв，1896—1986）是化学动力学的权威，莫斯科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编译者注
此处的英文为his eyes（他的眼睛）。——编译者注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1933—1945），民主党人。——编译者注
在接受“一个世界奖”颁奖会上的演讲
本文选自1948年4月27日爱因斯坦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接受“一个世界奖”(one world award)时的致辞。
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是哪个组织在1948年给爱因斯坦颁发了“一个世界奖”。奖项委员会主席是雅克·费朗（jacques f. ferrand），其真实姓名为伊萨克·弗里德兰（isaak friedland），生卒年月无从考证。他原本是一名德国记者，纳粹上台后，他先从德国移民到法国，然后又在1940年移民美国纽约。费朗似乎在一家公共广播电台的对外部门工作，担任过美国诺贝尔纪念委员会（american nobel memorial committee）的秘书。爱因斯坦于1948年4月27日在卡内基音乐厅发表了这篇呼吁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演讲，这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的“一个世界奖”与1948年爱因斯坦获得的“一个世界奖”没有任何关系。它成立于1974年，是由一家以格林兄弟童话《莴苣姑娘》（rapunzel）命名的天然食品集团创办的。
我被你们想要授予我的这份殊荣深深感动了。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我从同代人那里获得了远非我应得的认可。我承认，我的羞愧感始终超过我从中可能获取的快乐。然而，此时此刻，跟以前任何时候相比，得奖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快乐。因为，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正义从而获得胜利的人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弱，也不论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全人类利益的人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会比现在还要糟糕。
在此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必须先要向同胞说明的似乎是：在对物质力量无所不能的信仰在政治生活中占上风的情况下，这种物质力量将显示出自身独有的生命力，而且比试图只将其作为工具的人想象的更加强大。建议国家实行军事化，不仅会使我们遭受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而且还将缓慢并必然地摧毁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民主精神与个人尊严。宣称因为国外发生的事件迫使我们武装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与此做斗争。事实上，我们自己重新发展军备的行为，通过其他国家对此做出的反应而将导致的局面，恰恰构成了赞成发展军备的人坚持自己主张的基础。
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和平：超国家组织之路。而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单方面军备，只能强化普遍的不确定感以及缺乏有效保护的混乱局面。
给知识分子的信
本文是爱因斯坦为1948年8月25日在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lav）召开的“知识分子和平大会”（the 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准备的发言稿。爱因斯坦收到邀请，但未能成行，他委托奥托·那坦（otto nathan，1893—1987）代为宣读。但由于里面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等内容，大会组织者建议那坦删掉，但遭到了拒绝。这篇发言稿最终并未真正在会上宣读。爱因斯坦后来将本文交给《纽约时报》，于1948年8月29日发表。
作为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今天我们怀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在这里相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谢法国和波兰的同行，由于他们的提议，我们为了一个重大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利用有智之士的影响来促进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柏拉图是最早试图努力为之奋斗的人之一——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
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一方面，它产生了使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发明；但另一方面，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其技术环境的奴隶，所有这些中最为灾难性的是——发明了人类自我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悲剧！
尽管这个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更具悲剧性的是：人类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产生了这么多极为成功的学者，但长期以来，我们在寻找困惑人类的许多政治冲突和经济压力的适当解决途径时却束手无策。无疑，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导致今日世界的危险局势和威胁负责。人类在创建一个保证世界上民族之间和平共存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方面还未成功，在构建一个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永远禁止大规模毁灭的谋杀性装置的体系方面还未成功。
我们这些具有悲剧命运、帮助制造更可怕和更有效的灭绝方法的科学家，必须考虑运用我们的全部权力去阻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把它看成是我们神圣和庄严的责任。有什么目的对我们来说能比这更重要呢？有什么社会目的能比这更接近我们的心灵呢？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具有如此重要使命的原因。我们来这里相互协商。我们必须建筑联结各国之间的精神和科学的桥梁。我们必须克服国家边界的可怕障碍。
在较小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瓦解反社会的统治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在城市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个别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传统和教育具有一种调节性的影响，给生活在这些范围内的人带来了宽容的关系。但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仍然流行。我不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了任何真正的进步。国家之间长年不断的冲突仍然是诉诸武力、诉诸战争来解决的。不论在何方，不论在何时，只要实际上有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激发无穷无尽的野心，无限制地贪求更大的权力。
贯穿历史的国际事务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让人类承受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毁灭。它一次又一次阻碍人类的进步，妨碍他们身心的发展。在某些时候，它几乎毁灭了整个区域。
然而，国家试图经常处于战争准备的愿望，仍然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其他反响。每个国家对其居民的权力的控制，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已经稳步地增长了。在这一点上，权力被明智地运用的国家一点儿也不比被残暴专制统治的国家差。很大程度上因为现代工业设置的集中化，政府在其居民间保持和平及有秩序的关系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广泛。为了防止其居民免受攻击，没有一个现代政府不要求一个扩张的军事设施。另外，政府认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是必要的，这种“教育”不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灵，而且反过来影响了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这种腐化。这种腐化甚至蔓延到了那些并无侵略意图的公民之中。国家因而变成了一个现代偶像，它的挑动性的权力很少有人能逃脱。
然而，战争教育是一种妄想。过去几年里的技术发展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军事状况。令人恐怖的武器被发明出来，它能在几秒钟内让大量的人灭绝，并让巨大的地区毁灭。由于科学还没有发明防范这些武器的方法，现在国家不再能恰当地保护其居民的安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救呢？
只有当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唯一具有产生和拥有这些武器的权力时，人类才能从这种不可想象的毁灭和不负责任的灭绝中得到保护。然而，除非这个组织具有合法的权力，能解决过去导致战争的所有冲突，否则很难想象在现存条件下，国家把自己手中的权力交给超国家组织。单个国家的功能将或多或少集中在内部事务上，在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它们只处理那些绝不会导致危及国际安全的争端和问题。
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人类目前所处的情形已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革命性手段。我们的情形是过去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比拟的。因而，不可能把在较早阶段满足的方法和手段应用到现在。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彻底改变我们的行动，必须有勇气彻底改变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昨天的陈词滥调不再适合于今天，无疑也将在明天毫无希望地过时。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是知识分子肩上从未担负的最重要和最重大的社会职责。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尽可能超越民族教育的纽带，来启发世界人民以最彻底的方式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呢？
巨大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现在失败了，那么超国家的组织将在以后建成，那时它将不得不建造在现在尚存的世界的大部分废墟之上。让我们希望，废除现存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将不需要导致一个自作自受的世界灾难，这场灾难的程度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得到。时间苦短，如果我们要行动，就必须现在行动。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1949年5月，爱因斯坦应朋友奥托·那坦的邀请，为后者的朋友、美国社会主义期刊《每月评论》创刊号的编辑休伯曼（leo huberman，1903—1968）写了这篇被认为是其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政治著作之一的文章。在爱因斯坦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具有民主运行机制，也无法控制；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未能释放人类创造力的全部潜能。他最后得出结论，只有通过有计划的非官僚经济，寡头政治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的潜能才能得到真正释放。
文章的最后一节未被收录于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一个不是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专家，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发表意见，这样做合适吗？我有诸多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看起来，天文学与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基本方法论方面的差别：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针对特定范围内的现象发现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规律，以求尽量清晰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实际上确实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别。由于看到的经济现象经常受许多难以分开进行评估的因素影响，发现经济学领域的一般规律变得很困难。而且，众所周知，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积累的经验，受到的主要影响与限制，从性质上讲绝不是经济因素。例如，历史上大多数主要国家都是通过征服得以存在。征服民族使自己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成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并从他们自己的阶级中任命教职人员。这些控制教育大权的教职人员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恒的制度，而且创造出一套价值体系。从那时起，人们的社会活动一直受到这套价值体系的引导，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
然而，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陈迹，各处的人类都从未真正超越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谓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可以观察到的经济事实就属于这一阶段的产物，甚至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的规律也不能适用于其他阶段。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恰恰在于克服并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那么现阶段的经济科学几乎无法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追求一种社会——伦理目的。但科学本身并不能创造目的，更无法将它们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提供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自身则是由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理想的人物构想出来的，并且——只要这些目的没有胎死腹中，而是充满活力——就会被那些自觉不自觉地决定着缓慢的社会进程的人所接受并进一步发展。
基于这些原因，在涉及人的问题时，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态度，不能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也不应该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在影响社会组织问题上发表见解。
一段时间以来，不知道多少人声称：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它的稳定性已经受到严重的动摇。这种状况的特征在于，个人对他们所属的或大或小的团体采取了一种可有可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为了阐明我的观点，请允许我写下一段个人经历。最近我与一位聪明并且脾气很好的人讨论一场新战争的威胁问题。在我看来，这场战争将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我提到，只有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才能使人类免受这一危险。听了我的话，我的客人以一种非常沉着冷静的口气对我说：“你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人类的毁灭？”
我确信，即使在近一个世纪前，也不会有人如此轻率地做出这样的声明。这是一个努力使自己内心保持平衡却徒劳无获，而且或多或少丧失了成功希望的人做出的声明。它表示了当今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经受着的一种痛苦的孤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否摆脱它？
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而给出具有任何把握的答案却很困难。尽管如此，我仍然必须尽全力，虽然我很清楚，我们的感情与追求经常互相矛盾、模糊不清而且无法用简单明了的形式加以表述。
人在同一个时刻既是一个单独的人，又是一种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人，他试图确保自己以及与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满足他的个人欲望，发展他的天赋才能；作为一种社会的人，他试图获得其他人的认可与好感，分享他们的快乐，在他们悲伤时给予安慰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多种多样、频繁冲突的追求，才决定了人类的特殊性质，而它们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结合决定了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内心的平衡并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这两种驱动力的相对强弱很可能主要由遗传因素决定。但人格的最终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他所处的社会结构、传统以及该社会对特定类型的行为做出的评价。对人来说，作为抽象概念的“社会”意味着他与同时代人以及所有前代人发生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总和。虽然个人凭借自身就可以进行思考、感觉、追求与工作，但他在肉体、精神与情感生活方面如此严重地依赖社会，以至于无法想象或者理解一个人能够生活于社会的框架之外。是“社会”为人类提供了食、衣、住、劳动工具、语言、思维方式以及大部分思想内容；只有依靠隐藏在“社会”这一小小的名词背后的无数过去与现在人们的劳动和取得的成就，个人的生活才有可能。
因此，显而易见，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是一种无法被剥夺的天性——正如蚂蚁与蜜蜂的情况一样。然而，与蚂蚁及蜜蜂的整个生命过程完全取决于固化的遗传本能不同，人类的社会形态以及相互联系是非常富于变化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以及口头交谈的天赋使不受生物必然性左右的人类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上，表现在文学、科学与工程方面的成就上，表现在艺术作品上。这就解释了人类如何能够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自己的生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自觉的思考与愿望又是如何发挥一定作用的。
人类在出生时就通过遗传获得了一种我们必须认为是固定且不可变更的生物学上的成分，包括组成人类这一物种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一生中，人通过交往以及受到许多其他形式的影响又从社会获得了一种文化成分。这种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化的文化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类学通过对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受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与组织类型的决定，人的社会行为具有重大差别。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是将希望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人类不会因他们的生物特性就注定要相互残杀，或者只能任由残酷且咎由自取的命运摆布。
如果我们自问，为了使人类的生活尽可能称心如意，应该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及人类的文化态度，那么我们应该始终记住有些状况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正如上面提到的，人类的生物本性实际上是不能改变的。而且，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技术与人口的发展所创造出的我们目前的生存环境，也不会改变。在相对密集的定居人口中，为了确保他们持续生存所必需的物品，高度的劳动分工与高度集中的生产组织是绝对必要的。那种个人或相对较小的群体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想起来，真如世外桃源一般——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可以不太夸张地说，当今人类甚至组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生产和消费的共同体。
至此为止，我可以简要地表述一下在我看来构成我们这个时代危机实质的东西。它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验到，这种依赖性不是一种确定的财富、一种有机的联系或一种保护性力量，反而把它看成是对他的自然权利甚至经济生存的一种威胁。不仅如此，他在社会中的境况是：本性中的利己主义倾向不断被突出，而生性虚弱的社会性倾向却日渐衰退。所有人都在经历这一衰退过程，不论他们处于何种社会地位。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成了自身利己主义的囚徒，并感到不安全、孤独，觉得被剥夺了天真单纯而质朴的生活情趣。人类只有将自己投身于社会中，才能在短暂而危险的一生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存在的经济无政府主义是罪恶的真正渊薮。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生产者团体，其成员为了互相剥夺其他人应有的集体劳动的果实而不停地争斗着——不是依靠强力，而是大体严格地遵照合法规则。在这方面，应该认识到以下事实：生产资料——就是说，为生产消费品以及附加的资本商品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已经成为私有财产。
为了简洁起见，在下面的讨论中，我把那些不共同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都称为“工人”——虽然这不太符合这一名词通常的用法。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购买工人劳动力。通过使用生产资料，工人生产的新产品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一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实际价值衡量的工人生产的产品与他获得的报酬的关系。就劳务合同是“自由的”这一点而言，决定工人报酬的，不是由他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量的关系。即使从理论上讲，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决定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私人资本很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进步与日益增长的劳动分工，有利于形成更大的生产单位，牺牲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后果是出现了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巨大的权力即使在通过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中也无法受到有效的制约。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着的，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一些政党选举产生的，而这些政党又主要由那些实际上将选民与立法机构隔离开的私人资本家提供资金或者受他们影响。这样做的后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并没有充分保护人口中弱势者的利益。而且，在现存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控制着信息的主要来源（新闻、广播、教育）。这样，公民个人想得出客观的结论以及明智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极端困难的，而且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于一个以资本的私人所有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可以用两条原则来描述它的基本情况：第一，生产资料（资本）由私人所有，由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支配；第二，劳务合同是自由的。当然，纯粹的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特别应该注意，工人经过长期严酷的斗争，已经成功地为某些部门的工人赢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儿改善的“自由劳务合同”。然而，从整体上看，当今的经济制度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无多少区别。
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赢利。不能保证所有有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总能找到工作。“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无时不在担心失去工作。因为失业工人以及低薪工人不能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并导致严重的生活困难。技术进步往往导致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为所有人减轻工作负担。赢利动机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共同导致资本积累与使用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萧条。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并摧残了个人的社会意识，这些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我看来，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是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罪恶。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都深受其害。人们把过分夸张的竞争意识灌输给学生，并培养他们对富有掠夺性的成功顶礼膜拜，作为未来事业的准备。
我确信，要消除这些危害严重的罪恶只有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配之以社会目标导向的教育体制。在这一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由社会本身所有，并采用计划的形式加以利用。使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将在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当中分配工作，并确保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的生存需要。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增进他天赋的能力外，还要试图培养起他对其他人的责任感，以取代我们当今社会中对权力与成功的赞美。
然而，有必要记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解决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考虑到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够防止官僚的权力无限膨胀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如何保护个人的权利以及如何确保民主力量与官僚的权力相抗衡？
在我们这个转型的时代，厘清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前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自由无阻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禁忌，所以我认为这份杂志的成立对公众十分重要且有益。
智力合作协会
本文可能写于1926年1月16日，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037]。
严格地讲，这个协会的全称应该为“国际智力合作协会”（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coopération intellectuelle）。之所以在1926年成立这个协会，是因为1922年组成的“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被证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还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国际智力合作协会”被看成是“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常设的执行机构。智力合作协会的绝大部分雇员是法国人，运行费用的80%由也法国政府出。尽管是一个国际机构，从1926年成立到1946年停止运行，三任会长均为法国人。
“国际智力合作协会”的任务是处理版权、知识产权和翻译等方面的问题。每个国联成员国都设有分支机构。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民族沙文主义泛滥，“国际智力合作协会”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过，它的档案资料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继承。
今年，欧洲的主要政治家第一次推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只有传统政治团体之间的潜在斗争能够终止，我们的欧洲大陆才能重新获得繁荣。必须加强欧洲的政治组织，并尝试逐渐消除关税壁垒。但是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不能只靠国家间签署的协议。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从思想上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努力逐渐唤醒他们的团结精神，使之不像从前一样受国界的阻隔。正是因为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国际联盟设立了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国际化的和完全非政治性机构，其职能在于使因战争而被隔绝的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得以彼此交流接触。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我最熟悉的国家里——艺术家和学者受狭隘的民族主义掌控的程度要比企业家严重得多。
到现在为止，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为了使其工作更加有效，法国政府已决定设立并维持一个常设的智力合作协会，眼下它就要开始运作。法国政府做出的这一行为很慷慨，应该受到所有人的感激。
仅仅是庆祝与赞扬、避免谈及令人不快或者不赞同的事情，是件容易并且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只有诚实才能有助于促进我们的工作。所以在庆贺这个新生事物的同时，我也要提出一些批评。
每天我都有机会注意到，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其政治公正性得不到充分信任。我们必须全力增进这种信任，并避免做出有损这种信任的事情。
所以，当法国政府利用公共基金在巴黎建立并维持一个作为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常设机构的协会，并且任命一名法国人担任主管时，外界的观察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国势力主导委员会的印象。因为迄今为止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法国人，这一印象就更加强烈。尽管它涉及的人物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然而法国主导的印象始终存在着。
“我已说完，我的灵魂得到了救赎”（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衷心希望新成立的协会能够通过与委员会长久的互动，成功地促进他们的共同目标，并赢得全世界知识分子的信任和认可。
追求和平
本文来自联合国电台访谈，1950年6月16日录制于爱因斯坦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家的书房。
问：世界命悬一线的说法夸张吗？
答：一点儿也不夸张。人类的命运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但现在更甚过以往，尤为迫切。
问：我们如何才能让全体人民意识到当下状况的严重性？
答：我认为可以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为战争发生做准备，并不是解救之道，但是我们确信，若想免于军事灾难的威胁，只有通过耐心谈判并为解决国际问题创造一个合法的基础才能做到，而这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执行机构——简言之，某种类型的“世界政府”——的支持。
问：目前的原子武器竞赛是否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或者像有些人坚持的那样，是一种防止战争的方式？
答：竞争性的军备竞赛不是防止战争的方法。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使我们更接近灾难。军备竞赛是防止公开冲突最糟糕的方法。相反，如果没有在一个超国家层次上的系统裁军，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我再说一遍，军备竞赛非但没有避免战争，反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
问：是否有可能既备战同时又构建“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
答：争取和平和准备战争互不相容，在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
问：我们能防止战争吗？
答：答案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有勇气让自己投身和平，就会有和平。
问：如何做到这一点？
答：有坚定的意志就能达成协议，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体育比赛，而是关乎人类面临的最危险的生存状态。如果你没有坚定的决心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就永远也达不成和平的解决办法。
问：您如何估计原子能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答：这无关紧要。我们现在的技术可能性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了……如果正确地使用它们的话。
问：您如何看待一些科学家预测的我们生活的深刻变化，比如，我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两个小时的可能性？
答：我们永远是同一个人，没有真正深刻的改变。我们工作五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这并不重要。我们的问题在于在国际层面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问：对于现在已经储备的原子弹的库存，您会提出什么建议？
答：把它交给一个超国家组织。在和平时期，必须有一定的保护力量。片面的裁军是不可能的。武器只能委托给一个国际机构。除了由超国家政府主导的系统裁军，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人们不应在技术上过于关注安全问题。和平的意愿以及愿意接受达成这一目标所需的每一步才是最重要的。
问：个人能为战争或和平做点儿什么？
答：个人可以让任何试图被选为（国会等机构）的人明确承诺为国际秩序工作，为达成这一秩序而限制国家主权。每个人都参与舆论意见的表达……他必须真正了解需要什么……他必须有勇气表达出来。
问：联合国电台正在以27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是一个命悬一线的时刻，您有什么话想让我们向世界各国人民广播呢？
答：总的来说，我相信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政治家中最开明的。我们应该努力按照他的精神去做事……在我们为事业奋斗时不要使用暴力，更不要参与那些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事情。
文化：国际谅解的必要基础
本文发表于1951年12月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报》（unesco courier），题为《文化必须是世界谅解的基础之一》（culture must be one of the foundations for world understanding），这里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163～165页），参考1975年德文版《爱因斯坦论和平》（557～559页），题为《文化：国际谅解的必要基础》（kultur: ein notwendiges fundament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为了正确理解《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重要性，就要充分认识设立联合国及其从属机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依据的世界形势。过去半个世纪中战争带来的灾难，已经向人们表明，鉴于目前技术成就的水平，各个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超国家的措施和制度。人们普遍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世界联邦（world federation of nations），才能避免引起全面毁灭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建立，成为国际秩序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各国政府派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联合会，它的成员并非按照自己的信念独立行事的人民代表。而且，联合国的决议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约束力，也不存在任何能够实际执行这些决议的具体手段。
联合国的实际效力由于不准某些国家参加而受到进一步削弱；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严重地损害了这个组织的超国家性质。但即使国际问题被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讨论和谈判，也可能有利于冲突的和平解决。这种超国家谈判机构的存在，也可能逐渐使各国人民认识到，要保护国家利益，必须通过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
我认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效果，是联合国最有价值的特征。世界联邦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忠诚作为前提，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责任感。要使这种忠诚真正有成效，除了纯粹政治问题，还必须包括更多东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相互援助，就是必要的补充。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重建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感已经丧失在战争的心理后果之中，被狭隘的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压制。要是没有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无法建立有效的国家间安全机制。
联合国增设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就是要从事这些文化任务。在摆脱强权政治所造成的瘫痪影响方面，它已经比联合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鉴于健康的国际关系只能来源于具有健康的见解并且享有一定独立性的各国人民，联合国起草了一份《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这个宣言确定了许多普适的条款，用以保护个人，防止个人在经济上受到剥削，保护个人的发展，并且保证个人在社会中能够自由地追求事业。
应该欢迎的是，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中间传播这些条款，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目标和计划。因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已经开始庆祝这个宣言诞生三周年的活动，旨在为这一根本理想吸引广泛的关注，为恢复这个世界的政治健康打下基础。
这个不得不以法律文件形式写成的宣言，其严格性可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这样一个文件不可能完全考虑到不同国家中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别，而且对文件的细节肯定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个宣言总的精神是明白无误的，而且为决议和行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被普遍承认的基础。
对这些标准给予形式上的承认是一回事，在变化的局势中克服困难，始终把它们作为行动指南又是另一回事。这一点，中立的观察者从宗教组织的历史中得到了客观的判断。只有当联合国本身用它的决议和行动来证明它确实是体现了宣言的精神时，这个宣言才能获得真正的影响力。
文化与繁荣
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认为，这篇文章很可能是爱因斯坦在1930年访问英国期间所写。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18]。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如果人们想评估巨大的政治灾难对人类文明发展所造成的损害，就必须记住，更为精致的文化像一株需要细心呵护的植物，它的生长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并且无论何时，它只会在少数几个地方茂盛生长。为了让它生长旺盛，首先，需要一定程度的繁荣，这样才会使得一个国家的小部分人能够从事与生活所需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其次，需要一种尊重文化成果和文化服务的道德传统。正是由于这种尊重，这一人数较少的阶层才可以依赖其他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的阶层生存下来。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德国一直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国家之一。总体来看，它们繁荣的程度并不是很高，但是也够了，而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之风也是很强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创造出了许多现代世界发展不可能被忽视的重要文化成果。尽管这种传统基本上完好无损，但繁荣已不复存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几乎完全被切断了原材料来源，而这恰是从事工业的那部分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用以维持创造精神价值的人们生活所需的盈余突然间不复存在了。在这种生存条件下，传统也将瓦解，硕果累累的文化苗圃必将变得荒芜。
只要人类还重视精神财富，就有理由防止这种文化上的贫困化。在目前的危机中，人们将尽其所能提供帮助，并重新唤醒现在被民族自大主义掩盖了的更高级的团结互助精神。正是因为它，人类的价值才可以不受政治与国家边界的影响。人类将为每个民族取得能够存在下去的工作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文化价值。
文化生活的病症
在公共领域，爱因斯坦大胆直言，强力反对美国政府干涉科学事务的倾向。他认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科学工作的质量与完善。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美国政府在1952年6月出台了《麦卡伦—沃尔特法案》（the mccarran-walter act），对外国人进入美国给出了新的限制政策。《原子科学家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邀请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就美国新的签证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下面为爱因斯坦的回复。本文首次发表于《原子科学家通报》1952年10月出版的《美国签证政策和外国科学家》专号（第8卷第7期）。本文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166～167页），参考1975年德文版《爱因斯坦论和平》（565～566页）。
一般来说，正如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一样，思想和科学研究结果不受阻碍的交流对于科学和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我坚信，美国政治当局对个人之间知识的自由交流的干涉，已经造成了重大危害。这种危害首先会表现在科学工作领域本身，经过一段时间后，在许多其他领域会变得很明显。
通过阻止美国学者出国旅行和外国学者访问美国，政治权力侵入这个国家的科学生活已变得非常明显。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此狭隘的行为，只是深层病根的表面症状。
对科学成果口头和书面交流自由的干涉，在庞大警察组织支持下普遍的政治不信任态度，回避任何可能招致怀疑以及威胁其经济状况的事端的个人的胆怯与焦虑，所有这些都只是症状，尽管它们更加清晰地显示了疾病的威胁性。
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疾病在于由世界大战引发的支配我们所有行为的心态。换句话说，就是认为我们必须在和平时期规划好我们所有的生活和工作，使得一旦战争发生，我们能确保胜利。
这样的心态让人们相信，一个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存都受到强敌的威胁。
这种心态解释了以上所有我们认定为症状的不愉快的事实。它必定——如果它没有被克服——会导致战争乃至于影响更加深远的破坏。这在美国的财政预算中就有所体现。
只有克服了这种强迫的观念，我们才能以理性的方式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使人类在这个不断衰减的地球上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能让人接受。
这一切原因何在？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治愈真正的疾病，就不可能摆脱我们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许多病症。
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
本文中指的是始于1929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其直接后果是价格崩溃、银行倒闭，债务紧缩，工业生产大幅下降，许多企业无法继续经营，造成大规模失业、社会苦难和政治危机。欧洲许多国家的激进党派利用失业民众的不满趁势崛起，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迅速抬头。
爱因斯坦对此十分忧虑，写了这篇和随后的两篇文章。尽管当前情况不尽相同，而且一些补救措施已被不同国家采用，这些文章仍然值得一读。文章也反映了他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政治发展的强烈兴趣。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如果有什么事能让一个经济领域的门外汉有勇气就当前令人担忧的经济困境的本质发表意见，那就是专家之间令人绝望的意见混乱。我要说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独立而真诚的人表达的观点，他不受阶级和民族偏见的束缚，所追求的无非是人性的美好以及人类生存的尽可能和谐的方案。当我写这篇文章时，看上去似乎对我所做的陈述的真实性确有把握，其实不过是为了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进行表达；并不是出于毫无根据的自信，或是坚信我对于现实中极其复杂的问题的有些简单的智力构想就是正确无误的。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性质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基于一个全新的状况，起因于生产方法带来的飞速发展。现在只需要世界上可用人力中的一小部分，就能够生产所有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在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系统中，这一事实必将导致失业。出于一些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的原因，在自由经济中，大部分人被迫为仅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资而工作。如果两家工厂生产相同的商品，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一定是雇用更少工人的工厂生产的商品更廉价——也就是说，让每个工人在人的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长时间、尽可能卖力地工作。加上今天他们所采用的生产方式，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可用的劳动力中只有部分会被采用。让这部分人不堪重负的同时，又把其余人自动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这导致了销售及利润的下滑。生意纷纷破产，进一步增加了失业率，并且降低了人们对工业企业的信心，以及中介银行的公众参与度；最终银行因账户突然提款而破产，因此经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也有人认为这场危机是由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生产过剩：人们必须区分两件事情，即真正的生产过剩以及表面上的生产过剩。我说的真正的生产过剩，意思是生产过多以至于超出了需求。这可能适用于美国现阶段的汽车和小麦的生产，虽然对此也不是没有疑问。当提到“生产过剩”时，人们通常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中某一特定物品的产量在现有情况下卖不掉，尽管在消费者中还是缺乏消费物资品，我将之称为“表面的”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缺少的不是需求，而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这种表面的生产过剩仅仅是危机的另一种表示，所以不能用来解释后者；如果人们试图将当前的危机归咎于生产过剩，那不过是找到一个自欺欺人的虚假理由。
赔款：支付赔款的责任给债务国及其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他们走倾销的路子，因此也伤害到了债权国。这一点是不容辩驳的。然而在美国，即便有很高的关税壁垒，依然出现了危机，说明倾销并不是世界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债务国由于赔款而导致黄金短缺，最多作为取消偿付赔款的论据，并不能解释这场世界危机。许多新的关税壁垒得以建立，非生产性的军备负担成倍增加，潜在的战争危险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安定，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欧洲局势明显恶化，却没有真正影响到美国。在美国出现的危机表明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退出：这对世界贸易的确造成了打击，但在美国却没有太强烈的感受，因此它也不是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处于底层的人的经济增长：就算确有此事，那也只会造成商品的供不应求，而非供给过剩。
我不想列举我认为没有触及问题中心的论点来劳烦读者。可以肯定的是：技术进步在将人类从大部分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成为我们当前不幸的罪魁祸首。因此，有些人真心实意地阻挠技术的进一步完善！这显然是荒唐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更理性的方法走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阻止大众购买力（以商品形式衡量）跌破最低值，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像如今我们所经历的工业周期中的停滞现象。
要实现这一点，在逻辑上最简单也是最大胆的方法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中的消费品的制造与分配都是由社会进行的。这基本上就是如今苏联所尝试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巨大的尝试会带来什么结果。在这里不能对结果妄加揣测。在这样的体系中生产的商品，会比拥有更多自由的私人企业更经济吗？离开至今与之形影不离的、让西方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这样的体系能否维持下去？这样一个僵化而集权的经济体制会不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并且会抵制有利的创新？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要注意不让这些疑虑变成偏见，阻碍我们形成客观的判断。
我的个人观点是，总体上来讲，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尊重传统和习俗的方法，只要它们能以某种方式与设想的目标相一致。我还认为，将生产管理快速转移至公共部门的做法不利于商品生产；只要私营部门还没有因其经济活动在卡特尔化中被消除，它的倡议就应得到保留。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私有经济应当在两方面受到限制。在工业的各个分支行业里，应立法减少每周工作的小时数，这样可以系统性地消除失业。与此同时，应当确定最低工资，使工人的购买力与生产力保持一致。
此外，在那些通过生产者的组织化而产生垄断性质的行业中，价格必须由国家控制，以使资本增值能够处于合理的限制范围内，并防止出现人为扼制生产和消费的情况。
这样一来，或许有可能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一个适当的平衡，而不用过于限制私有企业。与此同时，也能阻止生产资料（土地与机器）所有者对广义的工薪阶层采取过分专横的行为。
生产力与购买力
本文写于1931年11月7日，原本是一封写给《柏林日报》编辑的信，但没有在那里发表。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我觉得摆脱现有困境的出路不在于生产力与消费的知识，因为这样的知识基本上总是来得太迟了。此外，在我看来，德国的问题不是机器生产的过度增长，而是大部分人口缺乏购买力，由于生产过程合理化，他们失业了。
在我看来，金本位制存在严重的缺陷，当黄金供给量不足时就自动导致信贷以及流通货币的收缩，而物价和工资无法及时适应这种收缩。
在我看来，削除这种困境的自然之道在于：
1. 立法减少工作时数，对工业各个部门制定不同标准，以摆脱失业问题，同时确立最低工资，使大众的购买力能够适应商品的供给量。
2. 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和信贷额，通过这种方式维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取消任何特别保护。
3. 对于因垄断或形成卡特尔而实际上退出自由竞争的商品，要依法限制其价格。
生产力与劳动力——对一封来信的答复
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瑞典建筑师卡尔·亚马尔·塞德斯特伦（karl hjalmar cederström，1880—1953）的提问而写的。在英译本《我的世界观》里，收录了信的开头部分：
“亲爱的塞德斯特伦先生：
“谢谢您将您的方案寄给我，对此我非常感兴趣。由于对这一问题曾思考良久，我觉得有必要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坦率地告诉您。”
从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提议大部分局限在货币控制层面，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文中提到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策略。凯恩斯主张政府应介入劳动力市场，这成为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一大推动力。
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弊端是劳动力市场中几乎不加限制的自由，同生产方式的超常进步结合在一起。为了满足当今需求的东西，人们早就不再需要所有可利用的劳动力了。这导致了失业以及工人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两者都降低了购买力，因而使整体经济循环降低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我知道，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主张，劳动力上的每一项节省都将由需求的增长而得到平衡。但是，首先，我并不相信这一论点；其次，即便它是正确的，上面提到的因素也会一直起作用，迫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迅速下降到一个不合情理的低水平上。
我的想法和您一样，非常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年轻人有机会，同时也必须参与生产。年长者应当被排除在某些工作之外——我称之为“无法胜任”的工作；作为补偿，他们将领取一定的养老金，因为他们先前已经做了足够多被社会认可的有意义的工作。
我也赞成废除大城市，但不赞成把人们按照特定的类型分类，例如把老年人安置到特定的城市。坦白说，这个想法让我感到非常难受。
我也认为，必须避免货币价值的波动，可根据消费状况选择某类商品为标准来取代金本位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凯恩斯很久前提议过的。随着这种制度的引入，如果人们相信国家会真正合理利用由此产生的意外收入，那么与当前的货币状况相比较而言，人们也许会赞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在我看来，您的方案的弱点在于心理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您对心理层面的忽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不仅是生产上的进步，而且还有知识上的进步，这并非偶然。利己主义和竞争（令人遗憾！）比公益精神和责任感更加强大。在苏联，人们连一块像样的面包都没有……也许我对有关国家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事业太过悲观了，但我对它们也没抱多少期望。官僚主义会扼杀一些成就。我看到过也经历过太多可怕的前车之鉴了，即便在相对而言称得上典范的瑞士也是如此。
我倾向于认为，国家对工作过程只能起到一种限制和调节的作用。它必须确保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健康范围之内，所有孩子都有机会健康成长，并且工资水平应提高到足以消费掉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由独立自主的专家秉承客观精神来制定措施的话，国家能够通过它的调节功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在英译本《我的世界观》中，最后还加上一段：“我本想给您写封长信，但却没有时间。”——编译者注
对当前欧洲形势做出的评论
本文的出处不甚清楚，有可能是1922年6月在德国和平联合会（deutsche friedenskartell）会议上的讲话，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9—012]。
在我看来，当前世界，尤其是欧洲的政治形势的显著特征是这样的：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观念层面上看，政治上的发展都未能跟上经济的需要，而后者已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改变。每个国家的利益必须从属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为此争取新的政治思想与情感态度而进行的斗争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它与几个世纪的传统相矛盾。但是，欧洲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它的成功。我坚定地相信，一旦克服这种心理障碍，那么实际问题的解决就不会这么艰难。为了营造适宜的氛围，最重要的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个人合作。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在不同民族之间成功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桥梁！
论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参加罗斯福夫人电视节目的谈话
“二战”结束后，围绕着是否进一步研制“超级弹”（氢弹），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极力主张，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应该加速发展氢弹。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了原子弹首次试爆，从此拉开了“二战”后的军备竞赛的序幕。1950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宣布美国将全力以赴制造氢弹。这一决定遭到多数正直科学家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夫人特意为此组织了一系列电视讲话，出席者除了爱因斯坦，还包括刚从“曼哈顿计划”主管位置上辞职的j. r.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1899—1981）等人。爱因斯坦的演讲是直播前两天在他位于普林斯顿的家中事先录制的，1950年2月13日播出，讲稿刊载于当日的《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和《纽约时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870 ]。
科学家的警告没有起到多少作用，1953年1月7日，杜鲁门总统向外界宣布，美国已经成功试爆了氢弹。半年多后，8月12日，苏联也宣布氢弹爆炸成功。从此，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核军备竞赛。
罗斯福夫人，我要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就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表达我的信念：
在目前的军事技术水平下，认为能够通过国家的军备得到安全保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幻想。尤其是美国，由于成功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幻想。人们似乎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这样就可以吓住任何潜在的敌人，并给我们以及全世界人民带来大家都急切需要的安全保障。最近的五年里我们奉行的准则，简而言之就是：不计任何代价，凭借军事力量的优势获得安全。
这种机械的、军事技术上的心理倾向已经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外交政策上的每一个行动完全被这样一种考虑支配着：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在战争发生时获得压倒性优势？答案是：在地球上一切可能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基地，同时军备以及经济上加强我们潜在的盟友。在美国国内，巨大的财政权力集中在军队手中，年轻人接受军事训练，日益增长的警察势力严密监督公民尤其是公务员的忠诚度。有独立政治思想的人遭受恐吓。通过广播、媒体和学校巧妙地对公众进行洗脑。在军事保密的压力下，公开信息的范围不断地受到更多限制。
进一步的后果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原本是作为防御手段，现在却呈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征。双方在各自的秘密围墙后面带着狂热而又轻率的态度完善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今氢弹作为一个很可能实现的目标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总统已经庄严宣告要加快氢弹的研发。如果获得成功，大气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并由此造成地球上全部生命的灭绝，都将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这种发展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显然已是必然趋势。每一步都好像是上一步的必然结果。最后，越来越清楚的便是全人类的毁灭。
有什么方法可以摆脱人类自己制造的这种僵局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战胜了一个外部敌人，但还不能将自身从战争情绪中解放出来。只要我们采取每一步行动都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那么永远都不会获得真正的和平。因此，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做些什么才能实现所有国家的和平共处乃至真诚合作？首要的目标就是必须消除彼此的恐惧和怀疑。庄重承诺放弃暴力（不仅仅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同时建立起超国家的仲裁和执行机构并授权它解决国家安全的直接问题，这样的声明才能生效。即便是多个国家签署一份共同声明，表示愿意精诚合作以实现这样一个“有限权力的世界政府”，也将大大降低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
归根结底，人类的和平共处首先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其次才是像法院和警察局这类组织机构。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适用的。而信任的基础是一种真诚的“付出和回报”。
那么，国际管控的手段怎么样？也许可以作为警戒措施的次要手段，但最好不要高估它的重要性。想想“禁酒令”的后果，令人深思。
确保人类的未来
本文是爱因斯坦1952年为加拿大“教育周”（3月2日至3月8日）所写的贺信，后收录于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尽管爱因斯坦是用德文写的，但首次发表时却是用英文。这种情况自爱因斯坦到美国后经常发生。考虑到这一点，在翻译此篇文章时参考了英译本。
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不会比火柴的发明更加导致人类的毁灭。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竭力防止它被滥用。在如今的技术发展阶段，只有一个具备足够强大执行力的超国家组织才能保护我们。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有勇气为保护人类而做出必要的牺牲。如果我们的目标没有及时实现，那么每个人都负有责任。危险在于每个人都无所事事，等待别人替他采取行动。
任何有知识的人，甚至只是偶然接触到技术应用的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者，都会高度赞扬科学在这个世纪取得的进步。然而，如果我们牢记科学的基本问题，就不会高估其近期成就。就像坐火车旅行，如果你密切关注周围的环境，似乎感觉移动速度超快。如果我们注意看远方的高山这样的大景色，景色似乎变得非常慢。科学的基本问题也与此相同。
在我看来，谈论“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苏联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涉及的只是一堆传统和习俗，而非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然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哪些制度和传统对人类是有害的，哪些对人类是有益的；哪些让生活更幸福，哪些让生活更痛苦。之后，我们应该努力引进较好的那种方式，而不必管它是在我们这里实行的，还是在别的地方实行的。
德文版到此为止。英译本还有一小段，似乎与“确保人类的未来”这一主题关系不大，这也可能是德文版将之略去的原因。这里补译如下：“现在谈论一下教师的薪水问题。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一个人从事任何有益的活动，都应得到报偿，过上体面的生活。一个人从事任何有社会价值的活动都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却不能将其视为薪水的一部分。教师不能用他内心的满足感来填饱他的孩子们的肚子。”——编译者注
时代的继承者
本文出处不详。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认为很可能写于1931年。本文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66]。
先前的数代人可以相信，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只不过是继承祖先的劳动成果，它为人类提供了更轻松和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严重灾难却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
我们看到，为了让人类遗产成为祝福而不是诅咒，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从前一个人只需在某种程度上从个人自我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就能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但如今他还必须要克服民族与阶级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有当他达到这样的高度时，才能为改善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做出贡献。
面对这一时代的关键需求，小国公民相较于大国公民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因为后者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都受到以暴力实现其目标的诱惑。荷兰与比利时达成的协定是过去几年里欧洲事务中唯一的亮点，它鼓励人们期望小国能起到领导作用，通过放弃每个国家无限制的自决权，将世界从有损尊严的军国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
致《施瓦本联盟》
爱因斯坦出生在施瓦本地区的乌尔姆，一岁时就随父母离开施瓦本去了慕尼黑。15岁，即1894年，他离开慕尼黑，直到1914年才从苏黎世返回柏林。《施瓦本联盟》（der schwäbische bund）是一本从1919年10月开始发行的季刊，直到1922年才因通货膨胀而停止发行。该刊是南部德国的文化与知识类期刊。它反对德国文化的集中化与同质化，反对德国地区由普鲁士人支配，并宣扬文化独立，尽可能在巴登—符腾堡保持不同的文化形态。
这是爱因斯坦于1919年5月19日从柏林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敬启者：
我还没有回复您的第一个善意的沟通，因为这封信使我处在两难境地之中。您的宣言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令所有最近失去信心的有识之士重新找回了希望。但另一方面，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签署该宣言，因为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施瓦本人。我出生在施瓦本，父母都是施瓦本人，但我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我对施瓦本的热爱更多是来自文学而不是亲身经历。因此，我不敢作为你们的领导者，而更愿意留在幕后做一个谦卑的支持者。
另外，您还希望我推荐一个人，让他写一篇关于我和我的理论的文章。关于这件事，我思考了很久，但我觉得让任何一个人来写这样一篇文章都显得有些冒昧。结果，在日常工作的压力下，我搁下了您的来信，而且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满足您的愿望。但您要相信，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任何文章只要是认真研究我的理论，我都很乐意去核对。对于您来说，找到这样的作者应该不会很难。在这封信中，我寄给您我的理论的一个概述，如果您计划刊登这样一篇文章，那么您本人也许会从阅读它的过程中找到乐趣。
致以最高的敬意。
爱因斯坦
声援尼柯莱教授——致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的信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柯莱（georg friedrich nicolai，1874—1964）是柏林大学医学和生理学副教授。1914年10月，面对由93位德国知名学者和文化人士签署的《告文明世界书》（aufruf an die kulturwelt）所造成的恶劣国际影响，他针锋相对地起草并签署了《告欧洲人书》(aufruf an die europäer)，尽管只有爱因斯坦等4人在上面签字，影响有限，但尼柯莱成了普鲁士警察特别关注的对象、右翼媒体攻击的目标。为了躲避迫害，他1918年6月逃离德国，“一战”结束后才回来。之后，他于1919年起草了反对谋杀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和卢森堡（rosa luxemberg，1871—1919）的声明。爱因斯坦也在那封请愿书上签了字。
尼柯莱在柏林大学的医学和生理学课程被参与1919年秋天暴动的学生所打断。在1920年1月12日那一周，尼柯莱决定继续上课，但是民族主义者、右翼学生以及不是学生的暴徒再次干扰了课程的进行，并举起民族主义和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由于由法国主导的对战败德国进行惩罚的《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德国必须正式割让领土。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视尼柯莱这种主张和平的人为背叛者，将德国遭受的损失归结于他们身上。
在校长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1855—1930）的带领下，柏林大学教务会13名人员于1920年1月23日开会商讨有关学生对尼柯莱不适合教学的控告。为此，爱因斯坦在1月26日写信给历史系教授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德尔布吕克是第一批现代军事史学家之一，基于对古代资料进行批判性研究的方法，并运用人口学和经济学等辅助学科来完成对不同时代的追踪分析和比较，以追踪军事机构的演变。他曾担任国会议员，是一个自由温和的政治家。他主要是基于战术而非道德考虑，敢于批评威廉二世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965—1937）在“一战”中所使用的策略。他坚决反对德国发动潜艇战争，认为这会成为美国加入战争的导火索。“一战”结束后，他是签订《凡尔赛和约》会议期间德国代表团成员。他认为，德国不能单独为“一战”的爆发负责。他的儿子，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1906—1981）1969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尊敬的同事：
几周以来，泛德媒体都在试图诋毁尼柯莱教授的学术活动。目前大学校长和大学委员会正在认真调查此事。管理者们不可能全都倾向于尼柯莱的观点，所以这样一来，他们的调查结果的客观性自然是值得相信的。
而媒体的煽动是最应该受到谴责的。信中所附的一篇《德意志日报》（deutsche tageszeitung）刊登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由校长和大学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最好能够发布一份由大学教师发表的声明，以对抗这些文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有关声明，由于时间紧，我只发给了少数德国同事。如果您同意这项声明，我请求您通过电话或者电报告诉我。
忠实于您的，
a.爱因斯坦
为尼柯莱的《战争生物学》日文版写的序
在爱因斯坦1922年出访日本前，身为日本劳工运动的基督教领导人，生物学家、政治活动家山本宣治（senji yamamoto，1889—1929），将德国生物学家、政治活动家尼柯莱的《战争生物学》（die biologie des krieges）第一卷译成日文。1922年12月10日，山本宣治拜访了住在京都都酒店（the miyako hotel）的爱因斯坦，并请他为日文版写序。尽管他们在讨论期间，对于诸如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知识分子在和平运动中的角色这类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了分歧，爱因斯坦还是为日文版写了序。
我认为，当今政治出版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让“战争毫无意义”这一理念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同时宣传成立国际组织以避免战争发生的必要性。从这一立场出发，我满怀激情地欢迎这本书的面世。从真正意义上讲，本书可以给这个领域带来真正多样和深刻的启发，并且能够消除因历史而加深了的致命的偏见。
a.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