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运般的热月九日政变那天，如果国民公会听取圣茹斯特 的报告直到最后，如果圣茹斯特可以再存活一些时日，那么拿破仑孤身一人登上舞台的时代便不会到来。这似乎是诸多历史学者的一致意见。摧枯拉朽的大革命暴风雨停息时，时常被比较的这两个人都已迎来壮年。1794年，圣茹斯特在断头台上抱憾而终，这位被称作“恐怖时代的大天使”的年轻公安委员 只有二十七岁，比他年轻两岁的拿破仑二十五岁，前者抵达了血腥的权力绝顶，后者却不过是无名的地方派遣军司令官。如果热月政变的反动没有取得胜利，圣茹斯特取代罗伯斯庇尔掌握了革命政府的指导权，那么诚如马蒂兰·德·莱斯屈尔 所言，他才是拿破仑最危险的对手——风华正茂且富于决断力、行动力和组织力，这两位天才指导者之间的对决，无疑会大幅度改变此后的历史方向，成为真正富于戏剧性的斗争。

不仅是莱斯屈尔，被有关拿破仑的记忆纠缠不休的十九世纪革命史家们——无论是米什莱还是奥拉尔 ，都无法战胜将圣茹斯特与拿破仑相提并论的诱惑。但如果将二人作为个人来亲近，而非作为历史舞台上的英雄来对比，那么二人间的性格差异昭然可见。拿破仑玩世不恭，圣茹斯特则更为严厉和绝望。正如阿尔贝·奥利维耶 [1] 卷帙浩繁的《圣茹斯特传》的序文中安德烈·马尔罗 正确的指摘，与只追求荣光、被野心引领的拿破仑相反，圣茹斯特近乎疯狂地追寻对他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即共和国的理念，不惜最后为之殉死。作为绝对事物的追求者，他短暂如火花的生涯常被与兰波相提并论，一心忠诚于原理、孤高傲岸的姿态，也常引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他才是在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与恐怖时代 完全合为一体的人物，借用泰纳 的表述，他是“革命的一把活着的剑”。有趣的还有，历史学者们虽厌恶雅各宾主义和罗伯斯庇尔，却难以抑制对圣茹斯特的赞许之意。青年那纯洁的斯多葛主义，使尖酸刻薄的他们也深深为之着迷。

然而，我在十数年间成为圣茹斯特的俘虏，并非单是因为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他有与冷酷的恐怖分子极不相称的、女人般的容貌和天使般的美丽。承蒙小牧近江 厚意，数年间借我翻阅夏尔·韦莱（charles vellay）编辑的《圣茹斯特全集》两卷，学生时代起它们便是我的枕边读物。那时我桌上的右侧是萨德侯爵，左侧是圣茹斯特。位于对跖点 的两个灼热的灵魂使我为之痴狂。那是激越和极端的存在。不久后，加缪在《反抗者》的第三章《历史性造反》里无意间对比探讨了这二人。我隐约预感到的事物被加缪运用明晰的逻辑论证了——对此我将在后文涉及，按照先后顺序，首先要做的是纵览圣茹斯特的生涯。

*

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茹斯特于1767年8月25日，生于法国中部讷韦尔省的德西兹。父亲是农民晋升的轻骑兵大尉，荣获最下级贵族的骑士（chevalier）称号，母亲是村里富裕的公证人之女。（后来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里被政敌揶揄为“骑士圣茹斯特”。）少年最初寄宿在附近做神甫的伯父家里，伯父过世后，他被当时迁居回故乡皮卡第的双亲领回了家。他是长子，此后还有两位妹妹相继出生。

法国北部的皮卡第地区乡村氛围浓厚。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圣茹斯特，在成年以后也保留着对田园牧歌情绪的强烈憧憬。他十岁时，已退役的父亲在同一地区名为布莱朗库尔的小村庄里添置房产，一家人移居到这里，而父亲却在年内离世。

成为未亡人的母亲把儿子送到苏瓦松的奥拉托利会 寄宿宿舍学习，他在纪律严明的教会学校里住到十八岁，教师（全都是修道士）中有进步思想者，时常与他促膝长谈。他在同级生间的评价差别迥异，有人说他“亲切善良”，有人说他“嗜好破坏，喜爱粗野的游戏”，他似乎是“比起被人敬爱，更接近于被人畏惧”的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他爱好写诗，而指导老师曾在读过他关于宗教的论文后预言“将来，此人不是成为伟人，就是成为大恶人”的逸事则不足为信。

圣茹斯特休假时回布莱朗库尔探亲，与村庄里公证人的女儿路易斯·热莱（louise-thérèse sigrade gellé）相识，秘密相爱。这个姑娘比他年纪大，是脸上有雀斑的丰腴美人。二人手牵着手，在附近的原野和库西的古城遗迹间流连，青年给姑娘看自己的诗，诉说着自己在文学上的野心。不久后流言四起，震惊的姑娘父亲在圣茹斯特不在时强迫女儿嫁给了收税吏的儿子。这是年少的圣茹斯特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此后，自暴自弃的圣茹斯特带着家里的银器飞奔巴黎，于巴黎被宪兵逮捕，在母亲的申请下被投入皮克皮斯的感化院，这在以往的传记上已成定论。似乎有圣茹斯特在巴黎改名换姓寄给母亲的信残存下来。但自夏尔·韦莱的研究以来，这个过于浪漫的说法受到了质疑。事实上，自那时起他频繁寻机逃离巴黎，在皇家宫殿附近的风月区逡巡，与无赖、女伶和娼妓来往，度过了晦暗的不良少年时代。就算不是家里的财产，偷盗一事大抵上也犯过。总之他颓废的青春是在巴黎、布莱朗库尔、苏瓦松和兰斯的街市度过的。母亲为想学法律的儿子在苏瓦松谋得了诉讼代理人书记的职位，还送他去兰斯的法科大学。一年以后他获得了法学士学位。

根据米什莱的记述，在兰斯的大学时代里，他“在寝室张满黑布，关紧窗户，在如坟墓般晦暗的房间里，他幻想着自己已经在孤岛死去，就这样度过数个小时”。阅读关于古罗马的书籍让多愁善感的年轻的圣茹斯特情绪高涨。被认为是他写作于这一时期的声名狼藉的淫靡长篇诗《奥尔冈》（ organt ），并没有充溢着对伟大的古代世界的憧憬，而是将丑恶的现实寓言化，彻底愚弄着王、女王和僧侣支配的既成秩序，是露骨的反抗诗。先是出现了神、恶魔与神话中的怪兽，不久美女就被淫荡的僧侣凌辱，接着被施了魔法变身成毛驴的男人以野兽的姿态与恋人交合（也就是兽奸）。错综的故事情节和寓意难以轻易参破，但不难想象直面世界之荒谬的青年在异常的空想故事里，寄托了胸中积郁的形态不明的愤懑与焦躁，故事几乎是不加修饰地被抛掷于纸上。（毛驴凌辱少女的主题诚如作者本身承认的那样，借用了伏尔泰的反宗教长诗《奥尔良的处女》。）

凭借《奥尔冈》，诗人圣茹斯特得以被视作兰波和洛特雷阿蒙 等人的先驱者，即“被诅咒的诗人”的遥远先驱者。最初留意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文学一面的人，是从这一角度编纂了圣茹斯特选集的让·格拉蒂安（jean gratien）。诚然，他的放浪形骸、暴行、诗作、与文学过早的诀别，都引人想起《地狱一季》 [2] 的诗人。兰波也有一位下级军人父亲，生于法国北部的沙勒维尔乡村，时常企图逃往巴黎，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他在巴黎与诗人前辈魏尔伦过着荒唐放荡的生活。对言语的世界轻易断了念头，飞身跃入行为的世界，在这一点二者也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前者在二十七岁那年在断头台上抱憾而终，而兰波在放弃文学后约二十年间在卑贱的职业间辗转营生。

《奥尔冈》于1789年5月在巴黎出版，时值大革命爆发的两个月前。因为畏惧当局追究，作者隐去姓名，把出版社一处填成了梵蒂冈。这是当时出版猥亵读物和政治宣传小册子的惯用手段。当局果然扣押了书籍并下令立刻逮捕作者。圣茹斯特感到身处险境，便潜入地下。不久后的7月14日，巴士底狱发生暴动，巴黎市陷入混乱，他才得以幸免于追捕。

圣茹斯特似乎在巴黎的某个地方有些淡漠地目睹了巴士底狱暴动和巴黎市中骚乱的经过。民众的蜂起在他眼里好像不过是“奴隶们的陶醉”。他经过了怎样的内心世界的转变，来清算颓废的青春时代、在实践活动里寻觅新的目标，我们尚未明确，但从那时起他便决意彻底放弃以往的生活态度。有几篇文章大概是他在坚定的决意下写成的，就从大约完成于1789年的独幕诗剧《小丑第欧根尼》（ arlequin diogène ）里引用一节。

我的心是自由的 斩断锁链

从人类的蒙昧愚钝中解放

我已坚固永远的决意

把快乐与恋爱踩在足下

大逆之罪的华丽衣裳

诉说着你犯下的所有罪恶

恋爱不过是无聊的欲求

与伟大的心无亲无缘……

显而易见，从恋爱的迷惘中醒来的小丑是作者自身的暗示。像是褪去了小丑的衣裳，他不得不从过去的破烂不堪的自己中蜕变。那是通过混沌之后的决意与选择的时期。圣茹斯特会如何选择？他曾说明《奥尔冈》的创作意图是“风俗与疯癫的类比（analogie）”。如今他已投身于世界的疯癫而再无法满足于描写疯癫，他体悟到必须根绝这个世界的疯癫。无目的的反抗终于转化为对统一的热情。他在变革自我与变革世界紧密结合的节点上，作为革命家出发。这便是年轻的圣茹斯特最为特别之处吧。对他而言，如今作为绝对目标的对共和国的热情，便是对统一的热情，是对世界的哲学式热情，是对原理的抽象式热情。与此同时，它也是对自己的斯多葛式的热情。

根据奥利维耶的意见，圣茹斯特在兰斯读大学时就已经悄悄接触了于十八世纪开展蓬勃思想运动的神秘主义秘密结社——共济会。关于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直众说纷纭，毁誉褒贬不一，但事实上以奥尔良公爵和米拉波 为首，众多贵族和第三等级 的议员都加入了这一结社。圣茹斯特在后来的演说中多次引用的“风俗之再生”这一表述，就是共济会的革命计划里最为典型的表述之一。它并非近代政治意义上的反动，而是语言的严密意义上的反动，是对黄金时代的乡愁，对道德和绝对原理的复归。换言之，是引领因技术和产业而堕落的民众，去往伟大的古代道德状态中“再生”。众所周知，不仅是圣茹斯特，与他同时代的人大多都梦想着古代罗马和斯巴达的共和国。秘密结社的反动理念与作为十八世纪之旗帜的进步宗教并驾齐驱，支配了革命的实践活动家的热情，这一点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二十三岁时，决定了自己愿为之赌上生命的目标，圣茹斯特纵身跃入革命实践活动的激流。他给前辈卡米耶·德穆兰 及罗伯斯庇尔寄去热烈的书信（1790年），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1792年），以冷峻无比的论调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经过处理国王审判一事，他的才能一举获得认可，成为雅各宾党的中心势力罗伯斯庇尔派的最为强有力的斗士，1793年公安委员会成立，同年7月他取代没落的山岳党 ，成为公安委员。——无论翻开哪一部法国革命史，都会以对当时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分析为背景，详细说明这些事情。我在此也无须赘言。在这里需要尝试的是从另一角度去接近作为行动家的圣茹斯特的形象。那么就来分析一下他被频繁援引、令加缪感叹其为“断头台风格”的那篇全文运用格言体的论文，也是他最初的政治论文——《革命的精神》（ l' esprit de la rev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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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在布莱朗库尔的乡间，圣茹斯特在庭院的树下摆放了三张桌子，在每张桌上摆好纸和笔，一边耽于冥想，一边在庭院里踱步，意兴来时就在离自己最近的桌前坐下提笔。时而，他像在以看不见的听众为对象慷慨陈词。1790年夏天，是革命伊始之时。在此之前，他就开始执笔政治论文了。

《革命的精神》在翌年6月出版。著者在序文里写下不逊的句子：“虽有很多人探讨这场革命，但大部分人都等同于什么也没有说。”果真如政敌所言，他的“妄自尊大无人能及”吗？但原本这部书究竟要向读者诉说些什么呢？

一句话来说，是让“永远”与历史和解。从相对主义的虚无主义中，生出行动的绝对主义。更简单来讲，是与历史一体化生存，“让自己与共和国同化，如同圣者在神中消灭自己”。（马尔罗）他的理论里没有沾染位于十八世纪哲学出发点的孟德斯鸠风格的理性信仰，还试图排除宗教的神圣与世俗的神圣（理性）双方。对世界之荒谬的认识成为理论的基盘。在这个限度内，他的理论与《奥尔冈》的精神完全一致。这是他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革新之处。“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神亦如此。所有善的事物都不过是弱者的一个偏见。真理唯有贤者可以感知。”还有，“除善以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事物。放弃善就不再是神圣的。只有真理是绝对的”。

对于这些透着经院式形式逻辑学气息的概念操作，加缪说：“论断连发、公理式和格言式的风格，比生动逼真的肖像画，更能巧妙地描绘他。”（在这种情形下，圣茹斯特对论断的喜爱可以理解为行动的类推。）无论如何，他一边说善的事物是偏见，一边说善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事物。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问题在于善在历史上的相对性，为国家和民族左右的道德的相对性。对他而言，道德的相对性不是如帕斯卡断定的那样，来自人类的悲惨，也不似孟德斯鸠所笃信的那样，源自理性进步的不成熟。像神之于帕斯卡、理性之于孟德斯鸠那样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对于圣茹斯特而言是不存在的。

“人类的心灵从自然走向暴力，又从暴力走向道德。”他说，“人类受自然法则支配，只发生在文明化在无原理中开始的时候。”与卢梭相同，他也将“自然”视作人类的理想状态。然而从“自然”驶向“暴力”的历史齿轮我们却无法阻止。历史的现状已经一目了然地证明了人类的堕落，人类必然经历一个暴力的阶段，才能再次通过道德复归自然。暴力既可以成为善也可以成为恶。“恐怖是双刃剑。既侍奉镇压，也侍奉民众。”“当然，现在还不是行善的时候。现在人们施行的种种善行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舆论应当去等待一种壮大而总体性的恶的降临，这种恶会令人感到给行善的行为施以适宜处置的必要。”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对圣茹斯特而言，将道德的相对主义转化为一种绝对主义的，通常是历史状况。与历史一体化的人善用恐怖与暴力，脱离历史的人却只能用它作恶。为了复归总体性的善，也即自然状态、“原始的单纯性”，在此之前需要世间的恶达到极限，静候“废墟的圆环”闭合之时。这便是“最后的审判”般恐怖的时刻。——在《革命的精神》中，“恐怖大天使”圣茹斯特如启示录的天使般吹响警告的号 。如马尔罗恰如其分地指出：“对他而言，共和国不单是政治制度，它首先是一个启示录，是通向未知世界的希望。”

就这样，圣茹斯特使恐怖主义正当化。他主张断头台是在为美德工作，为全体意志工作。“我们发起的革命不是判决，而是落在恶人头顶上的雷击”，并且“我们的目的是如同确立向善的一般性倾向那样，去建立事物的普遍秩序”。——利用恐怖去建立事物的秩序，那么严苛的法律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必要。“全体意志=断头台=法律”这一等式由此产生。尽管出于美丽的乌托邦式梦想，圣茹斯特的共和国却最终成为罗马风格的、形式的、法律至上的共和国。

圣茹斯特在法律和断头台之下，梦想着抽象的美德共和国时，还有另外一个抱有“法律支配劣于无政府状态”这般奇矫思想的男人。这个男人原本是贵族，在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三年间都被幽禁在万塞讷和巴士底的牢狱中。

“法律支配劣于无政府状态。最为明了的证据是，无论何种政府在修改宪法时，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废止旧的法律，便不得不确立无法律的革命制度。这个制度到最后会孕育新的法律，但第二状态派生自最初的状态，无论如何也不及最初的状态纯粹。”（《朱丽埃特》 [3] ）

萨德侯爵深知法律使民众受苦，其结果难以预料，因而无法相信社会契约的思想，“全体意志”的理论于他而言想来也不过是纯粹由语言构筑的空虚理论。与圣茹斯特截然相反，萨德的思想里存在的是“个人意志=暴力=无政府状态”这一等式。

加缪做出如下明快的陈述：“圣茹斯特这位萨德的同代人，从不同的原理出发，最终却同样走向为罪行辩护。圣茹斯特显然是反萨德的。如果说侯爵的信条是‘要么打开监狱，要么请证明您的美德’，国民公会议员圣茹斯特的信条则是‘要么证明您的美德，要么请您进监狱’。然而两人都将恐怖主义正当化了。就自由思想家而言，是个体恐怖主义，就美德的祭司而言，则是国家恐怖主义。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如果必须按逻辑推断，两者需要相同的狂热。”

相同的狂热！圣茹斯特的悲剧是逻辑本身要求的矛盾所必然引发的悲剧。他的绝望源于他已再无法辨认自己与萨德侯爵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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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革命家以后，圣茹斯特在私生活上的极端禁欲主义广为人知。娱乐活动只有每天清晨在布洛涅森林骑马和在塞纳河畔的浴场游泳。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公安委员会的圣茹斯特差人去买香肠、面包和瓶装葡萄酒作为早餐。早餐送到后，他一边吃一边在事务所徘徊，看起来若有所思。突然他像是无法抑制感情一样忍不住说：“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每天早餐吃香肠，这样的事皮特 看到后会说什么？”——这不正是叶隐武士般的纨绔主义和自恋吗。他无限度的自尊心的秘密也在于此。圣茹斯特的行动主义、能量崇拜、对单纯的信仰、乌托邦期望、道德相对主义、对论断的热爱、格言式的风格，都与日本的《叶隐》 思想十分相近。

他十分注重仪表仪容也是引人瞩目的事实。根据卡米耶·德穆兰的证言，他“把头安置在肩上，如同虔诚地供奉圣体”。无论注视他的哪一幅肖像，他的颈部都被高高竖起的绢布领子严实地包裹着，头发浓密，耳边坠着硕大的耳环。嘴唇性感而丰厚，面色苍白，眼中有轻蔑的神色。

他年少时的初恋经历已经在前文涉及，他的女性关系也表明了他的洁癖。曾有传说讲他频繁造访皇家宫殿附近的娼家圣阿玛朗特，被拒绝后为泄愤而把娼家的女主人送上了断头台。但最近这个传说被彻底否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姓名的女性只有两位。

其中一位是前文所述的初恋对象路易斯·热莱。有证据表明，1793年7月，她离家出走前往巴黎。那时圣茹斯特是如何应对她的呢。一种说法是他冷漠地回绝了会面，但近来圣茹斯特在生前片刻不离身的笔记本中被发现有小说的片段，几乎可以证明两个人似乎曾在巴黎的某地幽会。它是自传性质的，即所谓的私小说，详尽勾勒了床笫之间的情事。同一本笔记本里还有名为《讨女人喜爱》的短文。“为了与女人一同幸福，需不让女人察觉地令她幸福。”“过度讨好女人，让女人全然满足是危险的。想让女人情欲燃烧，漠不关心是必要的。女人会很快习惯激情的爱抚，最终厌倦。需要时刻让女人留存欲望。”

与路易斯·热莱最终分别后，圣茹斯特身边不乏新的女性。如与圣茹斯特是雅各宾党同僚、一同作为全权委员被派遣去莱茵战线的勒巴斯 的妹妹亨丽埃特。在莱茵战线上，圣茹斯特活跃得令人目眩而精力绝伦，引人想起俄国革命中的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在艰辛凶险的马车旅途中，勒巴斯的妻子和妹妹与他相伴同行。当时十七岁的亨丽埃特与二十六岁的圣茹斯特订下了婚约。通往前线的马车里坐着两对青年男女。其后，勒巴斯的妻子写下对这场旅行的回忆：“旅途中，圣茹斯特对我如亲切的兄长般关怀备至。到达驿站时，他飞身跃下马车，处处留意我的状态。（注：当时她在妊娠期。）他对我十分体贴，使我忘记旅途的漫长。为纾解烦闷，两位男性又是为我们诵读莫里哀和拉伯雷的著作，又是唱意大利民谣。”

圣茹斯特为何最终没有与亨丽埃特结婚，理由尚未明确。一说她有与青春年少不相称的浓厚政治热情，为罗伯斯庇尔倾倒，对与罗伯斯庇尔意见相左的圣茹斯特日渐冷淡。一说不喜奢侈的圣茹斯特看到她沾染了吸食烟草的恶习，怒不可遏。

人生末期（也不过二十七岁）的圣茹斯特与罗伯斯庇尔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他自身亦被恐怖政治的现实背叛，深陷绝望的身影也是悲剧性的。由断头台支配的美德变得不再可能。“革命被冻结了。所有原理都被削弱了。现在只剩下阴谋家戴上红帽子 了。如烈酒麻痹味觉，恐怖政治的施行麻醉了犯罪的感觉。”

只从原理出发的男人清清楚楚地看到原理的败北，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痛苦。在这样的情形下，拯救原理和自己的信念的唯一方法，就是亲自接纳原理并为原理殉死，此外别无他法。即便现实是原理的败北，但历史判断定能拯救原理和自己。“自罗马人那时起，世界便已是空虚。他们的回忆充溢了世界。”他这样写道，或许在思索自己也是罗马人的同伴，欲留得身后之名。圣茹斯特似乎早已在遥远的从前就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对国民、党派和权力绝望的他，在人生末期写下的论文里时常蕴含着死亡这一观念。如今他所期待的只剩下死亡。“坟墓，我殷切渴求你如同渴求上天的恩惠。那些对祖国和人类的犯罪仍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已目不忍视。诚然，如果不得不成为共犯或犯罪的无助的目击者而继续徒劳地生活下去，那舍弃这个世界也算不得什么。”

热月九日政变时最后的演说，他一开始就说出了那个著名的句子，掷地有声：“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要打倒所有党派。”这可以诠释为因钟爱原理而反抗全部现实，最终慷慨赴死的语言。被塔利安 妨碍，演讲无法继续下去时，他倚靠着讲坛，双臂交叉，一言不发地凝视着会议场上的混乱。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他不想为罗伯斯庇尔效力，也不想辅佐比约－瓦雷纳 。他想成为仲裁者，却不允许自己成为任何党派的辩护人与共犯。自他在国民议会收到死刑宣判以来，直到他把头伸到断头台的刀刃之下，圣茹斯特神秘而深远的沉默的意义，似乎就如同上文中讲述的那样。如加缪所言，他为对原理的“不可能的爱”而保持沉默，最终为它而死。

圣茹斯特死后，有一位女性想要他生前居住在加永街上的合众国酒店时的粉彩肖像画。这位女性是与他共同死去的挚友勒巴斯的妻子。为悼念亡夫，她无论如何也想得到它。这幅肖像画现在保留在卡纳瓦莱美术馆。绘制肖像画的作者是与圣茹斯特居住在同一家酒店的一位女性。

法国现代的激进诗人们思想倾向虽各不相同，但为圣茹斯特倾倒的诗人却为数众多。布勒东 过世后，继承他的浪漫主义及对神话的热衷的战后超现实主义者朱利安·格拉克 [4] 或许是最为狂热的圣茹斯特的赞美者。我想全文引用他动人的散文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恐怖时代年轻的政治家们，如圣茹斯特、雅克·鲁 、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在没有激情便无法编纂的书籍里，在满布尘埃的纸页间——不可否认，我情不自禁地欣赏着他们天使般的美丽——优雅的首级上的花环周围，几个世纪如埃及的香油般流淌而过。在这期间，为了后世的我们，“清廉之士”的异名在他们身上停留，那般瑰丽。像施洗约翰的被断头台削切的脖子，那般纯白。那蕾丝的褶皱，那白色的手套和黄色的短裤。那穗状花序的花束。那颂歌。先于革命豪奢的最后晚餐的，那易逝的午餐。那金黄色的发丝如熟透的麦穗。被死亡的梦想凭依的嘴唇，那柔软的弧线。如同断头台的刀刃上滴落的鲜血从未存在，闪烁的绿色如五月里七叶树的新叶，在晦暗繁茂的树荫里回响着让·雅克 甘美的呢喃。手执一束蔓长春花，那梦游者般的花花公子（布鲁梅尔 ）们的死之牧歌。在舒展的裙摆上如花般凋谢，那贵族的处女们的失神。——想象中悬挂在枪尖的美杜莎的头颅那充满磁力的容貌里，无疑充溢着人类的夜晚里种种富有魅力的美。——那超人的纯洁。那苦行。让所有女人面色苍白的、被斩断的花的，那野性美。——六月的一夜，如在田野间燃烧的林荫道的幕布，如响彻街角的电闪雷鸣，在影子飞快掠过时，不可思议地为我落下的，燃烧的言语。这是命定成为断头台牺牲者的人们那难忘的面容，在混杂着恐怖的恍惚当中，在我的眼底显现。

[1] 阿尔贝·奥利维耶（albert ollivier，1915—1964），法国历史学家、记者。下文《圣茹斯特传》指1954年出版的 saint-just et la force des choses 。

[2] 《地狱一季》（ une saison en enfer ），兰波诗作，出版于1873年。

[3] 《朱丽埃特》，全名为《朱丽埃特，或恶德的繁荣》（ l'histoire de juliette, 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 ），是萨德侯爵于1797—1801年出版的小说，与《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 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 ，中译名为《贞洁的厄运》）是姊妹篇。涩泽龙彦与现代思潮社社长石井恭二因翻译和出版猥亵书籍《恶德的繁荣》而在1961年被起诉，1969年被判有罪。

[4]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1910—2007），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受到德国浪漫主义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主要作品有《沙岸风云》《林中阳台》等。下文出自其诗集《巨大的自由》（ liberté grande ），根据涩泽龙彦的译文并参考法语原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