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唯有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吧。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民族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所以我尽管愤愤不平，却也没有办法，因此我所心向的御侮文字，也就吞吞吐吐，出尽了可怜相。例如我在《弯弓集》中写了几首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六朝金粉拥千官，
王气钟山日夜寒。
果有万民思旧蜀，
岂无一士复亡韩。
朔荒秉节怀苏武，
暖席清谈愧谢安。
为问章台旧杨柳，
明年可许故人看。
含笑辞家上马呼，
者番不负好头颅；
一腔热血沙场洒，
要洗关东万里图。
那时我在北平，在两个月工夫内，写了一部《热血之花》和一个小册子《弯弓集》，都是鼓吹抗战的文字。当然这谈不上什么表现，只是说我的写作意识，转变了个方向，我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儿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例如我写《水浒别传》，就写到北宋沦亡上去。当然，这些表现都是很微渺的，不会起什么大作用，仅仅说，我还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罢了。
以后我又给上海《申报》写了《东北四连长》（后易名《杨柳青青》）以及《啼笑因缘续集》等，都表现了抗日的思想。
一九三五年秋，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我包办其中一个副刊《花果山》。原想只帮助办一个短时期，等有些眉目后就回北方。谁知北平家中来了急电，叫我不必回去。原来冀东已出现了日伪傀儡政权，迫害爱国的文化界人士，有一张黑名单，我也名列榜上，因而就不能北上了。
后来我又转到南京，因为老友张友鸾约我投资创办《南京人报》，经他多方敦促，我们花了五千元买机器、字架和纸张，办起报来，我并自编副刊《南华经》，自写了两部小说：《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我办《南京人报》，犹如我写《啼笑因缘》一样，惊动了一部分人士，出版第一日，就销到一万五千份。这时我还为别的报写了太平天国逸事《天明寨》和一篇关于义勇军的故事《风雪之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我把家眷送回潜山老家，携带了一个小行李卷离开南京去内地。由于冀东伪政权的出现，我不能回北平，又加上这次南京遭受轰炸，我只身入川，因此我的全部财产和多年搜集的资料书籍也全都抛弃了。路过汉口时，全国抗敌文协成立，我被推选为理事，接着我到了重庆。
这时南京《新民报》已经迁渝，张友鸾就向陈铭德先生推荐我加入《新民报》，从此我就在《新民报》工作十余年。当过主笔，也当过经理，也写小说、诗、文在报上发表。入川后我写的第一部小说《疯狂》，就是在《新民报》上发表的。我在抗战的前期写了一些有关游击队的小说，如《冲锋》《红花港》《潜山血》《游击队》《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大江东去》等。那时，上海虽然沦为“孤岛”，《新闻报》还不曾落入汉奸之手，信件可以由香港转，我就写了《水浒新传》，描写水浒人物和金人打仗，因为写了民族气节，很受上海读者的欢迎。
由于我对军事是外行，所以就想改变方法，写一些人民的生活问题，把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和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写出来。但我觉得用平常的手法写小说，而又要替人民呼吁，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之，我使出了中国文人的老套，寓言十九，托之于梦，写了《八十一梦》，这部书是我在后方销数最多的一部。《八十一梦》还在延安流传，是我认为非常光荣的事。书里的梦，只有十几个，也没有八十一个，何以只写十几个呢？我在原书楔子里交代过，说是原稿泼了油，被耗子吃掉了。既是梦，就不嫌荒唐，我就放开手来，将神仙鬼物一齐写在书里，讽喻重庆的现实。当时我住在重庆远郊南温泉，特务对我注意起来，认为张恨水“赤化”了，因此检查我的来往书信。为了这部书，有人把我接到一个很好的居处，酒肉招待，最后他问我是不是有意到贵州息烽一带（国民党军统特务监狱）去休息两年，于是《八十一梦》就此匆匆结束了。这一期间我写了《偶像》《牛马走》（又名《魍魉世界》）《傲霜花》（原名《第二条路》），以及连载随笔《上下古今谈》，都是谈的社会现象，针砭当时的贪污腐败。我还写了《乡居杂记》《读史诗》等，其中有一首讽刺诗“日暮驰车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之句，流传很广，各报颇有转载的。
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当我五十岁生日时，承抗敌文协、新闻学会、《新民报》一些友好热心，为我祝贺，同时纪念我写作三十年。纪念会经我坚辞免开，但是在几种报纸上还是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我慰勉有加，实深铭感。其中以《新华日报》潘梓年的一篇最有意义，题目是《精进不已》，他根据我在重庆时期写的文章，以为我有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他说明确的进步立场，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条件，立场不进步的人，看不见或看不清现实，写出的东西也就对社会有害无益。他以我写的《上下古今谈》为例，希望我不断地精进不已、自强不息。
我当时在《新民报》上写了《总答谢》。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
抗日胜利以后，各报纷纷复员，《新民报》社派我到北平任北平版经理，我和三四位同事一同从陆路动身，由重庆到贵阳、衡阳都是坐汽车，由衡阳到武昌坐铁棚子火车，没有火车头用汽车拉了火车走，可算今古奇观。一共走了三整天，到了汉口才乘船到南京，已是胜利后度第一个春节的时候了。我回到故乡，看望了我的母亲后，就匆匆北上了。我把路上见闻写了小说《一路福星》给《旅行杂志》。
这时，国民党政府向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其中也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