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南昌以后，我父亲在新淦县三湖镇找到了工作。这里有一道漳江，两岸都栽了橘子树，我的家就像埋在橘子林里。我在家里学了一些八股文。我作过“起讲”，也学了诗，懂了平仄，学作过五绝。我记得在“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题里，我有这样十个字：“枝横长岸北，树影小桥西。”后来我懂一点儿诗，觉得这根本不合题。但我初学作诗，确是这样胡乱堆砌的。这作风，维持了两三年之久。我到了三湖，觉得在这里住家非常的好，这里有大河激浪，橘树常绿，心想如此诗境多么好，就从这里学起诗来吧。我就常在橘林边的白沙堤上散步，堤外有一道义渡，堤上有一座小小的塔，比在城市小巷里接近大自然得多了。
这时我父亲要我在古文上下点功夫，再送我上学堂。正有一位古文很好的萧先生在附近开设了一座经馆，父亲就送我去念书了。在从前，父命是不能违抗的。这经馆周围的风景比我家还美，四周全是橘子林，门口有一条石板路，闪开一片大空场，场里有水井，橘林外便是漳江，经馆是姓姚的一个祠堂，院里有两棵大树，若是晴天，太阳穿过大树，照见屋里碧油油的。最妙的是萧先生收了一个姓管的学生，他们家里买了许多小说，我们在一个房间攻读，他和我很要好，常把书带来借给我看。我就这样读了不少章回小说，无形中对章回小说的形式和特点有了一些体会。
在经馆里读了一年书以后，我已十四岁了，父亲又把我送入学堂。这时我不只看小说，还看书评。不过，那时候的书评，没有后来风行的书评那么尖锐和细致，但是也可以帮助我懂得哪样书好哪样书坏了。譬如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我就看着他的言词句子不错，但对人物刻画就差一些了。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出了《小说月报》杂志，我每月买一本，上面有短篇长篇创作，有翻译小说，使我受益匪浅，于是我懂得买新书看了，跳出了只看旧小说的圈子，也可以算作一种跃进吧。我仔细研究翻译小说，吸取人家的长处，取人之有，补我所无，我觉得在写景方面，旧小说中往往不太注意，其实这和故事发展是很有关的。其次，关于写人物的外在动作和内在思想过程一方面，旧小说也是写得太差，有也是粗枝大叶地写，寥寥几笔点缀一下就完了，尤其是思想过程写得更少，以后我自己就尽力之所及写了一些。
我在学堂里读了一阵书，父亲又把我送到南昌敬贤门外的甲种农业学校去读书，但是不到一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就带了我们子女回安徽潜山乡间老家，我的学校生活也中止了。我很忧愁，但是读小说的习惯却依旧。我那年十七岁，写了一篇四六文章的祭文，大胆地为父亲除灵举行家祭的灵堂上宣读起来，把稿子也焚化了。我这时有些自负，对乡间那些秀才、贡生不怎样看得起，没有什么朋友。家中有一间书房，窗外有桂花树，我常临窗读书，同乡人因而送了我一个外号，叫我“大书箱”，意思是我只知念书。我那时真是终日吟诗，很少过问身外之事。
从垦殖学堂出来，去演话剧
我在乡间过了半年多，有一个叔伯哥哥叫张东野，笔名张愚公（解放后曾任合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当时在上海警察局当局长，他觉得我不读书未免可惜，就叫我到上海去，打算让我读书。我到了上海之后，他打听到苏州办了一个蒙藏垦殖学堂，我去考中了，就在苏州住下来，这也为我日后写小说写了一些苏白进去打了底子。
垦殖学堂就在苏州留园的隔壁，到寒山寺和虎丘都很近。我那时是个贫寒学生，也不敢乱跑，课堂是楼房，打开窗户，附近人家，麦地桑田，小桥花巷，都在目前。我在课余就拿了书本靠在红栏杆之旁细细地看。这时期我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全唐诗合解》等。楼底下是花园一角，我也常去玩，高兴起来就题几句诗。
我在苏州读书，当然很好，可是我没有钱用，于是想起投稿来。我试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叫《旧新娘》，是白话的，另一篇叫《梅花劫》，是文言的。这时大概是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我当时没有一点儿社会经验，并不十分懂得什么叫“劫”，什么叫新旧，姑且一写就是了。稿子写好了，我又悄悄地付邮，寄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稿子寄出去了，我也只是寄出去而已，并没有任何被选的幻想。可是事有出于意外，四五天后，一封发自商务印书馆的信，放在我寝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地将它拆开。奇怪，里面没有稿子，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我这一喜，几乎发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杂志上写稿，我的学问一定是很不错呀！我终于忍不住这阵欢喜，告诉了要好的同学，而且和恽先生通过两封信。但是我那两篇稿子，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到恽先生交出《小说月报》给沈雁冰先生的那一年，共有十个年头，也没有露面。换句话说，是丢下字纸篓了。这封信虽然是编辑部对一般作者的复信，但是对我的鼓励却很大，后来我当了五十年的小说匠，他的这封信是对我起了作用的。
我在垦殖学堂读了一年书，正值二次革命起来了，我们这学校是国民党办的，所以也成了讨袁军的一支力量，把写了“讨袁军”字样的旗子挂起，可是没有几天就垮台了，学校也就解散。
这样一来，我又失学了，可是我还没有死心，带了四五元钱去到南昌，找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英文、算术。想考大学，但是家中没钱，父亲过去在南昌置了点房产，所收房租只够我付补习学校学费的，借债不是个长局。后来母亲把房子卖了八九百元钱，由她收管度日，我不便拿。为了找出路，我就带了一包读书笔记和小说到汉口去了，因为有个本家叔祖张犀草在小报馆里当编辑。他虽然大我两辈，年龄却比我大得有限，他认为我的诗还不错，就叫我投给几家报馆，但是并不给稿费，当时的小报馆都穷得很，于是我的诗开始问世，却还没发表小说。
这时，我的堂兄张东野已到长沙改行演话剧，取了个艺名叫张颠颠，而且演得很红。不久他也到汉口来，在汉口没演成，又要到常德去，我于是也随他到湖南去了。
我堂兄在常德参加的那个话剧社里有两位知名的话剧家，一位是演生角的李君磐，一位是演旦角的陈大悲。我去了也参加演出，头一场演《落花梦》，派我一个生角，是个半重要的角色，大家认为我演得还不错，就是说话太快了一点儿，派戏人说，演演就好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初步定了我三十元的月薪，李君磐和陈大悲也不过百多元。不过薪金是有名无实的，我从没拿过三十元，十元也没拿过，但是伙食很好。我的另一件工作是编说明书，一张说明书不过三五百字，没有什么为难，我的工作不忙，有时就约朋友出城去玩。
混到阴历年边，剧社就派了一个分班到津市去演出，我也去了，在这个小码头上演，生意却很好。两个月后又到澧县，在这里演了两个月，好消息来了：袁世凯死了，我们全班人马要到上海去演戏，我分了三十多元薪金，够我到上海去的路费了。
到了上海，有个芜湖《皖江报》的编辑郝耕仁和我堂兄住在一起，他大我十岁，是前清一个秀才，写得一笔好字，能诗能文，他看我一点点年纪，和我堂兄一路瞎跑瞎混，认为究竟不是路子，他劝我，既有这番笔墨，可以到内地去找个编辑做做。这番话给我相当影响，但是一时没有办法。我随了李君磐的戏班到了苏州，可是因为我苏州话说不太好，只得又随另一批人到南昌去演戏，仍旧穷得混不下去，我就借了路费回了安徽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