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声色而措危殆祖国于磐石之安的外交家，出身寒苦而能努力奋斗上进，政务殷繁而能就暇隙研究学问，这就是现任德国外交部长史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

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八一五生一八九八没）凭藉高压手腕，使德意志联邦达到统一的境域，在德国历史上虽有他的相当的位置，但他三十年间压迫人民的自由思想，摧残可贵的民治精神，以致平民中出类拔萃的英才难于生长，惯于受治而不惯于自治，不能不算是他的遗毒。在一九一四年欧战开始以前，德国要津有百分之九十都被贵族子弟所占据，以致平民殊少参加顾问的机会。一九一八年欧战闭幕之后，德国以战败弱国，危如累卵，国内则人心惶惶，国外则强邻威迫，经济之紊乱更一言难尽，一张电车票竟值150,000,000,000马克（德国币名，寻常每马克约值中国半元左右）。其价值几等于零。外交方面，则以德国外交向来强硬，各国都取报复态度。以帝国时代摧残民治精神与优秀平民之遗毒，遇此极难应付的空前大变，其艰难程度可以概见。在此帝国已经土崩瓦解，新邦正在艰难缔造的危险时期中，由极少数天才出奇制胜以护国家的，史氏便是其中一位极重要的健将。

史氏的父亲是一个很寻常的商人，是做啤酒生意的，所以他从小就家况贫苦，他的学费都是靠他自己作工赚来的。他靠自己的力量奋斗，在来比锡（leipzig）和柏林大学研究经济学。他富于历史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而出校任事后之学欲尤强，对于经济问题及政治问题，研究不遗余力。他的声誉数年来震动欧洲，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由小小的市政官吏而做议员，做党魁，中间经过二十六年的学习与阅历的时期，他在议院中五年的生活，即是他熟谙国事及发展口才的机会，其所蓄养者深且久，决不是于数年短时期里凭空跳出来的。据雪蒲伦（joseph shaplen）说，他细心观察史氏多年，见他每遇困难，即用乐观的态度和振作的精神来收克服的功效。这样看来，干大事的人非有充分的修养工夫不可。

我对于史氏，有一事尤其要介绍与诸君的，是他居然能于政务繁忙之余，自修学问，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戏剧家、哲学家）的学术著作尤有精深的研究，成为世界上研究“歌德”的权威者（此名词在西文为authority，其意即某种学术上众所敬仰承教的泰斗）。

他家里的书房简直可以称为“歌德博物院”，凡关于歌德的墨迹，书籍，著作，遗物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关于这位德国大诗人的思想和生平的事迹，他无所不窥，有许多为他处所搜讨不到的材料。遇有艺术团体及学术团体于晚间请他演讲关于歌德的题目，他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兴趣异常浓厚，诙谐尤引人入胜，使听者也异常感觉兴味，毫无倦容。有人问他那里有余暇预备这种演稿，他说：“这种演稿是在夜里写的。除星期日的晚间外，我每晚在九点钟以前，此身还是属于国事的。在夜里九点钟后，我回家坐在静寂的书房里，便把国事丢在脑后，享受我读书及研究的愉快生活。有时我也设法去看有关文艺的戏剧，或去听音乐会。我深信忙于国家公务的人不但也要接触他本身当时的文化，且要接触其他时代的文化，庶几更能有高超的识见，了解未来的问题。”

徐庆誉先生曾主张为政与求知要并行不悖，他说：“我个人始终觉得国家官吏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应有充分的学识才具经验和人格……不但学识是从读书来的，即才具经验和人格三者，都要从读书中磨练出来……我常问我的朋友为什么不抽空看看书，谈谈学问，他们总是回答说：‘心里实在想看书求些新知识，无奈机关里公事太忙，白天要办公，晚上回到家里有时要见客，或出外应酬，简直绝对没有时候看书。’这话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却又是骗人的。有许多人白天坐在办公室，并没有多少事干。有的闲谈，有的整天望望天花板，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情形。职位很高的人，今天开会，明天开会，天天开会，当然是分外的忙；不过也不应该以事忙为不求知的惟一口实。曾文正在军书旁午，甚至四面受敌的时候，依然能抽闲读书。总理在广州时，身为元首，总揽万机，还不够忙吗？然而他依然能于百忙中读书讲学。‘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都是于百忙中著成的，参考西籍数百种……可见凡有真心做学问工夫的，不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能划出一部分的时间来研究学问……”我觉得这段意思岂但为政的人要听听，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要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