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拉尔夫·佩里（ralph perry）先生所言，经验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词。在许多以思想不连贯为特点的思想家那里，这个词的多变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们迫切地要求一种经验的方法；他们发誓弃绝先天的和超验的东西；他们时刻提防，他们所用的数据没有经验作保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认同经验的概念，说它是纯然主观的，无论谁把经验作为主题，从逻辑上说，他将必然处于最隐蔽的唯心主义之中。

有趣的是，要解释这个自相矛盾的态度偏离了我们的目的。然而，可以猜测的是，这种矛盾是由于站在两个彼此绝缘的论域里进行思考的过失。他们坚持经验方法，根据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思考经验问题。但是，他们认为，经验作为一种独特的主题，有另一个来源——19世纪详细阐述的反省心理学。[5]而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如果把经验等同于纯然心理的状态是正确的话，那么，最不可能的事就是，我们宣称经验方法是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自然和社会世界的科学道路。如果科学方法本质上是经验的，那么，经验的内容不可能是反省心理学告诉我们的那个样子。

当人们提出要阐明经验对哲学的意义的时候，无论这种建议是否正确，认识到这种不连贯性，可以使我们（作者和读者）抓住和理解那种多变的经验概念，尤其是在当前的这个讨论中，它对关于自然、世界、宇宙的理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构成争论的时候。我知道，除了提醒读者，在他读到这个阐述时，他应该把“经验”解释为当他坦诚信任经验方法时，他自己所使用的那种含义，而非在他以为经验是关于记忆的、私人的和生理的时所使用的含义，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告诫他避免错误。

有两种接近哲学目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总体的经验（experience in gross）开始，从原初的和粗糙的经验开始，通过它的独特特征和独特趋向，注意到构成产生和维持经验的世界的某些东西。或者，我们可以从精心选择出来的产品开始，从最好的科学方法的最权威的表述开始，然后返回到主要的生活事实上去。这两种方法在起点和方向上都不同，但是在客观的或最终的内容上却是一样的。那些从普通日常经验开始的人，必须记住最有用的知识的种种发现；而那些从后者开始的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日常普通的经验事实上去。

每条途径都有其优势和危险。那些能够追求所谓科学的专门和精确知识之路的人，是幸运的。但是，思想史表明，他们很容易忘记：科学就是一门艺术，是进行研究的高超技巧。而那些没有直接从事这种艺术的人，很容易把科学当作某种已经完成的、本身是绝对的东西，而不是某种技术的结果。因此，“科学的”哲学一再把其所处时代的科学看成是哲学的前提，只是这一前提被后来的科学逐渐削弱了。即使一个时期的科学提供了确定合理的基础，这也不能保证，哲学家们不再需要敏锐和诚实，只要运用这个基础就能避免迷失。自诩科学的哲学家们已经习惯于运用更遥远、更精致的科学产品来否认、怀疑或扭曲直接明了的日常经验事实，他们意识不到，这样的话，哲学本身是在自杀。

另一方面，从肉眼可见的经验开始的那种方法要求非比寻常的真诚和耐心。科学的内容无论好的还是坏的，至少都“在那里”；它是已总结在书本里的、确定的事实和原理，是一种独立的、外在的东西。但是，粗糙的和活生生的经验是变幻无常的，像心情和时态一样。要抓住和描述它，不仅是一个熟练的技术者的任务，也是一位艺术家的任务。正如思想史表明的那样，一件平常事，如此地平常，但哲学家还是几乎不可避免地把他们自己对直接经验的描述同以前思想家关于它的解释混在了一起。确实，自诩的经验主义者常常只是用辩证发展的经验观念来替代对人类生活经验的分析。

17世纪以来，“经验主义”在哲学领域一统天下，这种现象突出地表明了这种危险。一种“主义”不可能确切无误地出自经验。因为关于经验的任何解释，不可避免地要求简化，往一个特殊方向的简化，这个方向可能仅仅因为传统上受人喜爱而被人们假定为是自然的习惯。至少200年来，许多兴趣，如宗教的、工业的、政治的，都集中到个人的身上。因此，除了古典学派，所有的体系都这样来思考问题，即使得个体性既是中心的又是孤立的。当经验的概念被引入时，不熟悉这种追问的人就带着一种傲慢的胜利者的口吻说：“谁的经验？”这意思是说，经验不仅仅总是某人的，而且“某人”的独特性如此广泛地影响到经验，以致经验仅仅只是某人的，而不是其他人和其他东西的。

由此导致的思辨的处境可以通过一段引文来说明，这段引文之所以被挑出来，因为它是当代典型的哲学思考。“当我看一把椅子时，我说我经验到它。但是，我实际经验的只是构成一把椅子的一些组成部分，即特殊光照条件下的椅子的颜色，从某个角度去看的椅子呈现出的形状，等等。”具有经验的人，不同于把经验理论化的哲学家，他可能会说，他经验到这把椅子最有可能不是在看它的时候，而是坐在它上面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说坐在椅子上面，正是因为他的经验并不仅仅是限定在特定光线下的颜色和带角的形状。他会说，当他看它时，他经验到比一把椅子多得多的东西，而不是经验到某种少于一把椅子的东西：他注意到一个广阔的空间的背景，例如椅子所在的空间、它的历史，包括椅子的年代、价格，以及把它作为家具使用而带来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影响，等等。

这些评价证明不了什么。但是，它们表明，名义上的某种经验哲学是多么地远离经验的日常意义。通过辩证地发展包含在引文中的那种经验的观念，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有趣的结果。这里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训练了理论家的精巧，也能说服许多学者相信：他离他拥有的经验越远，也就离经验中的实在越近。如果人们最终没忘记所获得的结论只具有一种思辨的意义，是通过专业的生理学角度的技术分析获得的关于前提的一种阐述，那么，这种训练就是无害的。因此，我宁愿以奥德修斯（odysseus）的狗在它主人回来后的行为，作为哲学家对待经验的例子。一个生理学家可能会出于特殊的目的，把奥赛罗（othello）对一个手帕的知觉，简化为某种光照条件下的一些简单的颜色要素和从某种视觉角度看到的形状。但是，实际的经验肩负着历史和预言，充满着爱、嫉妒和邪恶，它完成了过去的人际关系，注定迈向悲惨的命运。

谈论显而易见的事情有如此多的理由，所以现在，经验主义只是思辨地阐述得自生理学的材料。因此，对于任何认真地在经验的层面上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来说，要求他意识到他正在谈论的东西是那种不进行思辨活动的人叫做经验的东西，是他在人和物的世界里所遭遇到的生活，是很必要的。否则，我们就是在两个维度上，在黑与白中，得到一种刻板的成见，而不是完整的、多姿多彩的活动和经历，这些活动和经历才是哲学家的真实材料。

从眼前最近的东西而不是从精致的科学产品开始，既不意味着是从心理学的结果开始的，也不意味着是从物理学的结果开始的。的确，比起物理学的经验来说，前面的材料离直接经验更远。它意味着从科学的身后开始，从粗略的肉眼可见的经验特征开始。那么，科学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阶段，是与兴趣有关的；但它本身并不比魔术、神话、政治、绘画、诗歌以及宗教裁判所更与兴趣有关。人类受白日梦和欲望的支配，这既和追求自然的哲学理论相关，也和数学、物理学相关。想象与精致的观察一样受到注意。正如桑塔亚那（santayana）谈到雪莱（shelley）时指出的那样，一些人是不受“经验”影响的，他们保持着完整的儿童时代的态度，这是一个经验事实。对于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来说，哲学上最超验的东西是一种经验现象。它也许不能从理智上证明其创造者想要用它来证明的东西，但是，它表明某种关于经验的东西、某种对于后来根据经验来解释自然可能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

因此，经验根本不是“意识”，不是在特定时刻定性地和集中地出现的东西。一般人不需要被告知：无知是经验的一种主要特征；因此，习惯是确定的、习以为常的，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地一味依赖它们。然而，无知、习惯以及远处的重大含义，都是那些把经验还原为意识的所谓经验主义所否认的东西。对于一种经验理论而言，重要的是需知道，在某种环境下，人们高度重视独特的和清晰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知道，在其他环境中，如在夜晚中，模糊的、黑暗的和神秘的东西就会涌现出来。因为理智在潜意识的名义下犯下罪过不足以成为拒绝这一点的理由，即那没有明确呈现的东西，比起思想家们重视的意识领域而言，才是构成经验的一个更大的部分。

当我们经验疾病、宗教、爱与知识本身时，各种力量和潜在的后果会牵涉进来。它们既不是直接呈现的，也不是隐含在逻辑中的。它们“在经验之中”，就像我们的不舒服和喜悦一样真实。考虑一下对死亡的预期和记忆在人类生活（从宗教到保险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对把死亡看作不在经验中的经验理论，还有什么话说？经验不是一个流，甚至感觉流和在其表面流动的观念也只是哲学家喜欢去研究的一个部分。经验不仅包括经验流，也包括自然构造和习惯所构成的持久的河岸。飞翔是由不会飞翔的大气来支撑的，即使在大气最不稳定的时候。

当我们说经验是描述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一个着眼点时，我们的意思是：经验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至少和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历史一样宽广、深刻、全面——因为历史不会凭空产生，它包含了地球以及与人相关的物质关系。当我们把经验同化为历史而不是生理感觉时，我们注意到，历史不仅指客观的条件、力量、事件，也指人类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和评估。同样，经验指的是任何经验到的东西、任何经历和尝试的东西，也包括经验的过程。正如“历史”的本质里就包含了主观的和客观的意义，经验也是如此。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言，这是一个“双重”事实。[6]没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山脉和河流，森林和矿藏，土壤、雨和风，历史就什么也不是。这些东西不仅是历史和经验的外在条件，它们还与历史和经验融合在一起。但是，没有人类的态度和兴趣，没有记录和解释，这些东西也不会是历史。

当普通人亲历疾病、繁华、爱、婚姻以及死亡时，会接受这种以最大的天真和宽容来理解的经验概念，但也明显地有人反驳。这个反驳是，此时经验被看作是如此包罗万象和变化多样，以至于对哲学的目的而言毫无用处。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那样，经验包括我们思考和谈论的一切实际的或潜在的事情。因此，我们恰恰也可以从一切事情或任何事情开始，放弃观念和“经验”这个词。那种已经被抛弃的传统经验观念，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它至少指代了某种具体的、不同的东西，某种可被设定来与其他事物对立的东西，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批判和评估的原则。而全部范围的关于事实和梦想，关于事件、行动、欲望、幻想与意义的领域，不论其有效或是无效，不能与任何东西相对。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经验”指代的恰恰就是这个广泛的领域。

这的确是经验作为哲学的指导性方法的弱点。在我们面前，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和诚实的中立者，与狡诈和偏见无关。但不知不觉的是，在特定方向上被指出来的、充满倾向性结论的一个简化的、选定的东西，取代了我们所有人拥有的这个自由的、完全的、公正的和柔顺的伙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以至于一个研究者与其声称他坚持了一个经验的方法，还不如去做一个小心翼翼的怀疑论者来得更好。当这种有倾向性的过程（思想史证明，这是很容易落入的一种过程）被避免时，替代它的似乎是没有区分的一切东西，以致经验不再具有意义。

这种反驳揭示了一种真正的经验方法的确切意义。因为它揭示了这个事实，即经验对于哲学而言是方法，不是特殊的内容。它也揭示了哲学所需要的那种方法。经验包括梦想、疯狂、疾病、死亡、劳动、战争、迷惑、模棱两可、谎言以及错误。它既包括经验体系，也包括先验体系；既包括魔法和迷信，也包括科学。它包括使人从经验中学习的倾向，也包括与模糊的暗示紧密相关的技巧。这一事实让我们一眼就看出：每一种自诩是经验的并让我们确信“有一种特殊的内容是经验而其他则不是”的哲学是多么地错误。

经验作为哲学方法的价值是：它迫使我们注意，意义来自各方面。我们要解决某个问题，排除某种怀疑，回答某个问题，必须面对指出来的一些事情，在那里发现我们的答案。作为方法，它与“理性主义”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它没有某种特殊的内容，而理性主义的方法则假定了纯粹逻辑的思想和其产物的首要性和终极性。有两种证明方式：一种是从被假设为拥有逻辑完整性的前提开始的推理，一种是对一个事物的显示、指点、展现。后者的方法是经验总结、归纳、构造普遍和难以言表之物的方法。说正确的方法是关于指出和显示的，而不是关于满足理智的要求或理性观念的逻辑推导的，尽管这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暗示它偏好不合理性。因为被指出、被发现和被展示的东西之一，是推理和支配它的逻辑。但是，这些东西也必须被发现、被展示，它们的权威依靠这种经验指示法所发现的结果。最极端的理性也是允许的，也具有一个位置，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称之为次理性的或超理性的。

我要说，经验的概念对于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断言了指示、发现和展示的方法之终极性和全面性，同时断定了被指出的东西必然要被看到并以坚定的信念不折不扣地被接受。如果哲学家们普遍遵循指示的方法，那么，经验这个词语和观念可能被抛弃；它将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拥有它所代表的一切东西。但是，只要人们愿意在哲学中（正如他们在科学中一直如此一样）根据美学的、道德的或逻辑的标准来界定和设想“实在”，我们就需要经验的观念来提醒我们，“实在”包括一切被指示、被发现的东西。

当构成广阔宇宙的各种因素，不利的、不稳定的、不确定的、非理性的以及讨厌的东西，得到与高贵的、荣耀的和正确的东西同等的注意时，那么，可以想象，哲学不会需要经验的概念。但是，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需要一个警示性和指导性的词语，诸如经验这样的词来提醒我们，那不仅是被逻辑地思考的、也是人类居住的令人痛苦和享受的世界，在所有人类的研究和假定中，享有最终决定权。这是一种谦卑的学说，但也是一种指导性的学说。因为它告诉我们：要打开心灵的窗户，随时关注多种多样的生活和历史阶段。哲学家们如此认可普遍性，却常常是片面的专家，他们把自身限制在真正可信的、确定已知的东西上，忽视无知、错误、愚蠢和生活中的日常享受与消遣，因为我们“有限的”（finite）本性[这个词语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被祝福的词语，就像“非存在”（non-being）这个词对于希腊人那样]，他们抛弃了这些，没有什么比这一现象更具有讽刺意味了。

思想史充分表明，为了把握那些被做的、被遭受的和想象的事情，需要一种取代推理的方法及其结果的程序方法，把指示、发现和显示方法置于众方法之前。哲学家们惯于从高度简化的前提开始。他们这样做不是无意的，而是引以为傲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真正理解哲学事业的证据。获得关于事物知识的绝对确定性，以及生活秩序上的绝对安全，被认为就是哲学研究的目的。因此，哲学家们从很简单的材料和原则入手，去获得所寻求的东西。当某种历史上的宗教不再赋予人们确定和安全感时，人们尤其希望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希腊时期的人们是这样做的，17世纪的欧洲人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今天也如此。人们可能会诉诸形式和本质、内在的反省事实和数学真理。随着时间的转移，主题内容会发生变化。不变的是对确信和秩序的需要，只有通过忽视自然大量呈现给我们的事物，这种要求才能得以满足。

当我们寻找运用这种偏见的简单的例子时，可能最容易想到笛卡尔和其思想的确定性，想到斯宾诺莎和他的信条：一个真观念本身就带着真理，因而无论如何，必然被想到的东西，必定——且必定仅仅——是那个东西。而自称是经验主义的思想家们，也提供了例子，例如洛克和他的“简单观念”，休谟和他的“印象”。我看不出，当代人们对终极“感觉材料”的强烈追求，或相信数学的符号逻辑最终会开启哲学的终极真理的奥秘，在原则上与此有什么不同。

现在，经验的观念，无论怎样缺乏独特的内容——既然它包括了所有的内容，至少，它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要从任意挑选出来的简单东西开始，从它们推导出复杂多样的东西，并把不能这样推导出来的东西归于一个低级的存在领域。它告诫我们：我们最初发现的东西总是混乱复杂的；我们从这些东西着手并在其内进行区分、归纳、分析；我们必须追踪调查这些活动，指出它们以及将它们运用于其上的事物和它们的精确结论。当我们思考它们的种种果实时，不要忽视生产这种果实的那种技艺。打磨石头的人占据一个位置，堆砌石头建造庙宇和宫殿的人占据一个位置。但是，“经验”提醒我们：一块石头从前是地层的一部分，一个凿石头的人把它凿出来，另一个人把大石头变成小块，最后人们把它打磨光滑，放进一个设计好的和有规则的结构中。经验方法告诫我们：从这些据说是最终的和简单的东西着手的体系，总是像掷装了铅的骰子一样；为了获得想要的结论，它们的前提被设定了。

所谓的怀疑论者做得也不好，无论他们始终坚持怀疑态度，还是为了发现一个能成功地通向确定性的出口而运用怀疑。人类天生就是一种轻信的动物。警告他们不要太轻易、太随意地接受那些在接受之前原本应该展示其依据的信念，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些事情，一些行动和经历，根本就不是关乎信念的问题，它们恰恰就是信念本身。没有人曾经怀疑过出生、死亡、爱或恨，不管有多少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应当引起怀疑。在阐明常识中的信念的种种漏洞方面，哲学家们已经表现了他们应有的聪明才智，但他们也表现出不恰当的机灵，即他们忽视了那些显示自身必须被认真对待的每个人都有的经验中的事情。难怪休谟在和他的朋友们玩十五子棋取乐的时候，他的怀疑就消失不见了。这并不是说，他的一些怀疑论在这里不合适；而是说，在这种同伴关系中，他进入了另一个没有被他自己哲学化的世界。愉快和痛苦的秩序与信念、印象和观念的秩序是不一样的。埃皮克提图建议一个奴隶给其相信怀疑主义学派的主人梳完头后，把辣椒汁涂在他的头上。这无关乎对系统化的信念的怀疑，而是一种适宜的提醒，即无论我们必须注意什么事情，关于高兴和痛苦的事情不能怀疑它们的存在。

再者，当一个思想家冒险从一些太粗糙而不能进入理智领域的事情开始时，他发现，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他没有必要去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整体。事物都是分门别类被指出来的，拥有秩序和安排。对反省思维来说，前哲学的选择和安排可能不是最终的，但却是重要的。他们的偏见不是橱窗上的或图书馆式的偏见，而是对自然事件某一方面的压力进行反应的人的偏见。在那些通常放在经验前面的形容词中，我们找到了自然倾向的关键。经验是政治的、宗教的、感性的、工业的、理智的、我的和你的。

这些形容词表明，事物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有不同的味道、颜色、重量、样式和方向。作为方法的经验告诫我们：要对这些多样性一视同仁。非经验的方法从以下假设出发，即这些事物中的某一个是特别的、至高无上的。它是一个标准，要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其他一切事物的重要性和真正的性质。那么，其接下来的东西就是思辨的。根据逻辑地隐含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标准和尺度中的东西，哲学家们推出各种结论。

哲学是那些称得上“理智的”学科的一个分支领域。由于哲学家明确且正当的事业，就是从知识（能被证实的信念）的角度去反思事物，因此他容易把反思的结果当作某种在先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不是把认知的结果看作对事物的陈述，而是看作一个与事物“本身”的样子等同的存在。这样，其他模式的经验内容就是偏离、缺陷或者歧异——或者正如辩证的哲学家所言，仅仅是“现象”。经验的或描述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跟随反思经验的提炼和阐释，到我们所做的、所享受的和所遭受的那些粗劣的和强制性的事情上来——到迫使我们去劳作、满足各种需要、它的美使我们感到惊奇、以惩罚迫使我们服从的事情上去。日常的区分是一种便利，最普通的划分也就有最大的便利。但是，没有理由假定，它本身的“实在”或真理比它所划分出来的数字，更具有实在性或真理性。理智经验的对象是最常见的划分其他事物的模式，它们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把它们转变为唯一的实在，必然会导致独断的分类和种种不可解决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都假定，以逻辑为标准的反思经验是经验、宗教、美学、工业以及社会目标的标准。许多思想家断定，辩证法走进了死胡同，它让我们卷入自相矛盾的表述中。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某种他们认为比思想还高级的东西。不过，他们设想，这个更高的对象是一种更高种类的知识，是直观或直接的洞见，是关于真实实在的神秘确定性，是有意义的。因此，思想家仍然不能从他必须作为人类的角度来看待事物，不能把事物当作在死亡和失败的惩罚下要关注的东西，不能把事物看作与使用和享受、与主导和服从相关的东西。比思想还高级的东西这个观念仍然暗示了：它们本身是知识的对象。

于是，有一些哲学家发现了自己处于种种理智困难之中。例如康德，他断言，道德经验比科学更深层次地揭示了物自身。还有更多不相信科学的人，声称宗教经验穿透了限制理智视野的屏障。这些明显的例外证实了存在某种规则。因为这种主张暗示，道德或宗教经验取代了知识，充分而绝对地做到了自然知识只是部分或相对地做到的事情。这意思是说，道德和宗教具有一种直接的启发性价值。现在，说世界是这样的，即人们用敬畏、崇拜、虔诚、牺牲和祷告来接近某些对象，以及存在的理论所认定的事实必须与科学的事实保持一致，这是一回事。但是，说宗教经验证明了它自身的对象的实在性，或者说意识到一种义务，证明了其特殊对象的有效性，或者说普遍的义务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其实在性，这是另一回事。特洛伊的海伦、丹麦的哈姆雷特是那些要求哲学家像关注分子和整数一样关注事物的两个例子，但是，它们出现在经验中，并不保证它们与后者是同类事物。

我们必须设想，世界能够让奉献、虔诚、爱、美和神秘与任何别的事物一样真实。但是，是否所爱的和所奉献的对象具有那爱者和奉献者赋予它们的一切性质，是需要证据的，并且证据总是外在的。人们可能会把在经验上不可避免的各种强制和禁令叫做绝对命令，它们的存在正如重力法则对于自然理论一样重要。但是，它们给它们自身之外的何种对象提供了证据？在满足各种需要的努力中是否涉及部落禁忌、康德哲学的物自身、上帝、一个政治主权或社会习俗的网络？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指点的方法，需要发现和指出事物呈现自己的具体环境。

甚至哲学史上的古典经验主义，几乎一直只是关心作为知识的经验，关心可知或不可知的对象。但是，由于对象是在许多不同于发现知识的其他方式上被发现、被对待的，所以，真正的经验主义将从所有宏观经验的集合（形容词性的）出发，把它们当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有必要，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回到起点。人可能在不知道自己发疯的情况下发疯，也可能在没有发疯的情况下知道什么是发疯；事实上，直接经验的缺乏，正是研究精神失常的必要条件。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的意义，几乎可以说，是经验方法必须对哲学作出的主要贡献。

因为它表明，不同于认知、与认知绝不相同的存有和拥有是反思和知识的前提条件。是生气、愚蠢、明智、好问的，拥有糖、日光、钱、房子和土地、朋友，法律、主人、主题、苦与乐，这与认识我们所是、所拥有和所使用的东西，以及认识拥有和使用我们的东西，处在一个不可共度的维度。它们的存在是唯一的，严格地说，是不可描述的。它们只能所是和被拥有，然后在反思中被指出。在这句话的适当意义上，它们的存在是绝对的，是定性的。所有认知经验必须从以这种唯一的、不可修复的和迫切的方式所是和所拥有的事物开始和结束。只有这个事实成为哲学的一个常识，经验的观念对于哲学家来说，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我们的论证不可避免地转了一个圈，又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近代哲学是公开的（古代哲学是隐蔽的）关于知识和已知事物的理论。一种知识理论，在如何最经济、自由、有效地进行认识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启发性的和有益的探究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过去在知识理论这个名称下所做的，则不是这样的事情。它是关于我们能否认识，是为了证实或反驳泛滥的怀疑主义（而不是如何有益地进行怀疑）的事情；是关于知识能走多远，它的限度在哪里（不是具体的时空限制，而是内在的和最终的限度）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内容，就是要解释这个事实。这是由于未能简单、直接和无偏见地抓住被经验事物的不同阶段，是由于理智主义者出自他自己的特殊的职业经验所具有的偏见。

当人们对能够成为知识对象的事物存在偏好（这种偏好是生产出来的）时，在事物的存在、对事物的拥有和对事物的认识上作出区分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拥有甜的、红的、硬的、痛苦等，必然等同于认识这些事物，那么，认识论的经典问题，以及反对泛滥的怀疑，为科学作辩护的必要性就不可避免。我在阐释中提到两个传统问题。首先，在认识论的唯心论者和唯实论者之间有一个争论。甜、硬、固体、疼痛、方形等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呢？从经验上说，答案显而易见，它们两者都不是。它们就是其本身独一无二的性质，是被指出来的、被拥有的事物。但是，知识涉及分类。如果拥有也就是认识，那么，这些东西不能“真的”只是它们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必定是相关的、被归纳的以及被解释的。关于分类性认知的两个最普遍的术语，是物理的和精神的。因此，争论就产生了。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直接的或“报告性的”知识，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等与反思的推理知识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后者的恰当对象的实在性是如何与直接感觉的或者报告性知识的对象——不论被定义为物理的还是生理的——“协调一致”的呢？正如人们在它上面发挥的大量聪明才智所证明的那样，这个问题在思辨上是吸引人的。但是，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普遍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可以预言，没有人会提供这种答案。因为这个问题从经验上说，是不真实的。并没有其对象必须协调的两种知识。被经验事物有两种维度：一个维度是拥有它们，另一个维度是认识它们，以致我们能以更有意义、更有把握的方式拥有它们。认识我们所拥有和所是的东西是不容易的，不管它是国家、麻疹、美德或是红色。因此，就有一个问题，即为了获得、纠正、避免所是和拥有它们，如何找出对于发现这些事物来说是必要的东西。

但是，坦率地说，知识问题通常是无意义的。因为知识本身是我们经验地拥有的东西之一。怀疑主义可能在任何时候对我们任何具体的理智信仰和结论提出怀疑，以便让我们保持警惕，让我们保持研究和好奇，而怀疑我们拥有和是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曾经坦率地说怀疑过这些。然而，由于不能分辨各类知识对象（这里适用怀疑，因此就是关于解释和分类的）和直接被拥有的事情，怀疑主义的狂妄自负隐藏起来了。一个人可以怀疑他是否得了麻疹，因为麻疹是一个理智术语、一种分类，但他不能怀疑他经验地拥有的东西——不像经常断言的那样，是因为他拥有关于它的直接确定的知识；而是因为，这根本不关乎知识，也不关乎理智，不关乎正确或错误、相信或怀疑的问题，而是一种实存。

他或许不知道他在生病，更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但是，除非有某种直接的、非认知的东西呈现在经验中，这样它才能在接下来的反思中、在反映这些反思结果的行动中被指出来；不然的话，认识既没有主题，也没有客观对象。在传统认识论中，这一事实既被认识到了，也被滥用了。有人说，当我们能够怀疑，一个特定事物是不是红的或甜的时候，我们拥有一种直接的或直观的认知确定性，即我们被红色或甜味所刺激，或具有甜的和红的感觉。但是，作为被认知物，红和甜只是因为被吸纳进思想中，才是感觉材料。它们的被给予，是某种输入的东西；它们主要直接地与更复杂的研究过程相关。只有具有了受神经系统的技术知识支持的高度理智上的专业化之后，感觉材料的概念才会出现。为了确定某个特定问题中究竟什么是“直接材料”，它还动用探究中的资源。要认识一种特性，诸如感觉，还得进行复杂且客观的指称；这不是记录一种内在地被给予的性质。认识论的感觉主义者和认识论理性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相信认知性质是内在的，一望便知的。

由于经验方法是指示性的，所以，这个词在其简单意义上是现实的。事物首先是被行动所指向的，是被经历的；当事物本身还有后续活动时，就会通过它们自己的活动过程，显示它们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些术语像物理的和生理的术语一样，表示它们是不同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主观上的优先性假定。人类最初的偏见都是针对客观的分类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里所能指的东西是独立于意志（意志的产生本身不需要意志）和它的存在，独立于选择的。对于没有批判精神的人来说，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只有当涉及虚荣、声望和财产权的时候，自然人才会像自负自满的小孩子一样，去使用一种主观的或个人的解释。

然后，反思把疾病、不幸和错误这类事情的发生，归咎于个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归咎于神或敌人或巫术或命运。那么，就可以理解，事情从一个客观的领域转移到一个主观的领域中。但是，更确切说来，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客观指称，这里涉及的对象正是作为它们的基础和来源的人格主体。当我们说，一个人的疾病是由于他自己的不小心，并不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把一个外部的东西魔术般地放到他的体内时，我们还是在客观事件的领域内谈论。当我们把错误归结为人自身性格上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归结为有敌意的神想让他盲目，或者归结为事物内在的虚幻性质时，这是同样的情况。由此，从实践上来说，主观的和客观的、个人的和非个人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区分，就非常重要。但是对于理论而言，它处于连续的世界之中。

哲学家们称为主观的东西，大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客观身份。政治机构、家庭、艺术、技术在科学和哲学出现之前很久，反映的就是客观事件。政治经验涉及关隘、山谷、河流、海洋、森林和平原。人们为这些东西而争斗，为这些东西行使管辖权，为这些东西服从和反叛。对这些事情的存在和拥有、从事和经历，处于开放的公众世界中。正如在我们研究或意识到那些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组织内的过程之前，我们就已经在消化那些来自个人之外的世界上的食物。因此，在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态度，也就是说，意识到神经系统的活动之前，我们就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客观地决定了的世界之中，这使得我们与它们处于一种有效的关系之中。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神经系统的活动的知识，就是对事物直接操作的一种替代，正如代谢过程是对食物的替代一样。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认识了一种新的对象。通过这个新对象，我们与个人之外的世界，建立了一种更积极的关系。

当我们谈论美学经验时，不是指某种私人的和生理学的东西。天上的合唱和地上的响应都牵涉进来了，正如油漆、刷子、大理石、凿子、庙宇、宫殿和剧院也卷入进来一样。欣赏总是对某种东西的欣赏，而不是对欣赏本身的欣赏。在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态度之前，我们就已经热烈而兴奋地意识到了对象；而获得辨别那种态度的能力，只表明对最初的内容有了更多的区分。尽管当代理论强调宗教中心理的和个人的因素，但是，历史上的宗教总是有其神圣的地点、时间、人员和仪式。人们可能会相信，在知识的对象的秩序中，这些对象并不具有信念赋予它们的性质；但是，经验内容具有自然的客观指向，这一见证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如果经验的偏见不是指向客观事物的话，神话不会被看作同物理事实一样的东西。把敬拜和祷告的对象看作一种理想或“本质”，把它们看作诗艺的或审美的对象，这是反思的最新成就，而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如果说，对宗教现象的研究证明了某种东西，那么，这就是：种种行动、礼仪、崇拜、典礼以及机构是首要的，情感上的信仰聚集在它们周围。即使是宗教经验，也没有逃脱内置在更直接的经验中的客观的限制，在这些直接经验中，男人们汗流浃背地耕种土地，女人们辛勤地收获成果。在这些活动中，有利于和不利于成功的对象，影响了最精确和最精神化的情感和概念。

经验就是去经验，就是个人的感觉、印象和感受的连续过程，这种观念完全是一个最新的观念。它隐含着一种真正的和重要的发现。但是，有人也许会说，没有人认真对待它。它还只是思辨发展的一个起点，这些思辨对于模糊基本的概念倒是有十足的兴趣。这个发现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在我们所持的信念中对机体的态度和倾向的操作，以及要想有效控制信念就必须控制这些态度和倾向的必然性。经验过程表面上的孤立，好像它们实际上就是某种固态的和整体的东西一样，是荒诞的；因为倾向和态度总是指向或来自这些东西之外的事物。爱和恨、欲望和恐惧、相信和否认，不仅仅是一个动物机体的心灵状态或身体状态；它们积极地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接受和拒绝、同化和排斥其他事物，努力获得或逃避事物。

在动物的复杂组织形式中，能够发现和证明这些行为特有的结构和功能，并转而为新的反应模式提供内容；这个事实，表现了经验方法在哲学上的一种最有价值的运用。它动摇了顽固的独断论，也把怀疑主义从少数几个超然的思想家的空洞虚无的产品改造为研究具体信念的一种共同的和富有成效的方法。个人经验的这些东西，总是带着来自习惯和传统的意义。从出生起，个人就看到他周围的人以某种方式对待事物，赋予事物某种用处，分配事物某种效用。这些事物因此就被他赋予某些特性。这种赋予是内在的、不可理解的。习惯对于信念的影响力绝不会完全消失，除非生理学和心理学证明了模仿、建议、激励以及权威是如何唤起某些反应的，而习惯又是如何把这些反应确定和巩固下来并变成表面看来无可置疑的必然的东西。

人靠希望活着，但期望的内容，即预期的东西，依赖于记忆；而记忆的内容在被个别的东西回忆起来之前，是一组事情。控制信念、期望和记忆的传统是有限的，常被滥用了。即便木头也不总是会燃烧；种子并不总是生长；食品并不总是有营养；水在解渴时也许会带来恶性的瘟疫。在复杂的事件中，建立在预期信念基础上对行为的阻扰，是更有渗透力的。沉浸在劳动中的人，通过留意影响效果的进一步的限制性条件，对于这些不能解释的事物的行为，能够有某种理解；竭尽所能后不久，他又重新开始依靠各种神秘的影响力，把个人的作用和神奇的反作用隐藏了起来。享受闲暇、不必为了脱离困境而忙着做事的思想家们，在一个更高的、更形而上学的存在领域寻求确定性，把实际的和可能的领域定义为仅仅是“现象”。或者，他变成不再抱有幻想的怀疑主义者，不再用理智的态度对待对象。第一个方法造成了迷信，第二个方法不会有任何成果，因为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即调整具体的关于对象的信念，使得它们可以考虑在远处的最终的事物。在推理、信仰以及所有涉及事物的其他关系中，发现和指出个人态度和倾向的作用（构成系统化的心理学的发现），是调整关于对象的观念所必需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是获得解放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

然而，哲学家们误解了这种发现。原来的困惑依然存在；把直接的拥有与认识等同起来，似乎是经典哲学传统一个合理且持久的部分。在一个对其他“拥有”来说是基础的意义上“拥有”这些个人的倾向，被转变成这样一种信念，即它们是知识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对象，具有传统哲学分配给其首要的和主要的知识对象的那些实在性质。与此同时，从事科学和实际事务的人利用了这种发现；他们确信，通过更好地关注个人态度的产生和运用，人类能够更确定、更有意义地调整其对环境事物根深蒂固的被迫的关注。

由此，经验观念对于哲学反思的价值就在于，它不仅表示田野、太阳和云雨、种子和收获，也表示劳动、计划、发明、使用、经历和享受的人。经验指代被经验的东西、充满人和事的世界；它指代和经验过程紧密相关的世界，指代人类的事业和命运。自然在人这里的位置，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同样重要。自然属性的人，是受支配的人；认识和利用人的自然属性，则是智慧和艺术。经验对于哲学家的价值在于，它不断地提醒他们：有某种既非唯一又孤立的主体或客体，即物质或心灵，也非二者叠加的事物。统一的生命是一个基本事实，在我们对此的认知变成习惯的、不知不觉的和普遍的之前，我们都需要经验这样一个词来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需要经验这样一个词来让我们注意到当那个整体被否认或忽视时思想所产生的扭曲。

构成经验的种种含义指向历史，指向时间的进程。专业人员意识到，有无数聪明才智用在了发现某种应该是完全当下的东西上，它是如此地完全当下，以致排除了运动和变化的东西。这种研究与事物的阶段有关。有一些圆满终结的时刻，之前之后都被合理地遗忘了，人类独有的利益关系就体现在当下。但是，即便这样的作为过程的终点反过来成了过渡性的和有效的对象被发现了，它们也可能是预期性的，或者是认知意义上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同化过程的合理性，不能证明无时间的对象的合法性。经验是历史的；把一些对象看作终极的，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要证明一个被同化的意识，其最终要依靠超越时间变化的东西，这种证明在认识上的价值并不比证明其他任何纯粹的直接意识的价值大。也即，它根本不是证明，它是一种拥有，不是一种认知。因此，它被看作认知时，它绝对不是自然的和纯粹的；它受到一种思辨形而上学的兴趣的唆使。因为同化在对象的直接性质中，所以不存在一个时刻有那样的证明。这里有享受和拥有，不需要思考它是如何来的或者它将去哪里，它给出了什么证据。当它变成证据时，它总是证明了一种不完全的或特殊的与局部的存在。

认为终极的和当下的对象是永恒的这个假设，带来了某种不可解决的哲学问题。过去和将来变成纯粹推理的、思辨的，变成某种得通过纯粹信仰来达到的东西。而事实上，人们发现，任何被指代的东西都具有时间性和对象性；在其内部，它有来回的运动；它通过变强变弱，表明自己的存在。把时间性转化为时间的秩序是理智的安排，它要面对怀疑和错误。尽管过去和将来是每一当下事物的性质，但这种当下并不保证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日期，也不保证下一次月食何时出现。因为这些事情要求测量、比较，需要与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事情相联系。但是，当下经验的对象具有一种时间过程的实际性，因此，在非反思性地存在的和被拥有的某种事物之内，反思可能会给这些事物安排一种连续的秩序。

这些评论的内容是预期性的。只有当我们已经彻底探究和描述了经验观念中的一些含义时，才能拥有它们的全部意义。之所以要简要阐述这个序言性的思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常常被用来指代一种质料或内容，而不是一种方法。它进而获得了某种区分性的、选择性的意义，并被用来证明某种对象，排斥和指责其他对象，却没有实际的经验以及它的前件。“经验”变成了一种理论，像所有其他类似的理论一样，是辩证的、先验的。有人反对说，替代性的经验概念可以运用到非常广泛和普遍的事物中去，以至于不再具有任何独特的意义。这种反对从原则上看，是深刻的。但是，面对历史上哲学的主流传统，这种替代性的观念是有启发性、有用的。它让我们小心那些导致错误结论的各种方法，提醒我们要遵循正确的程序。

第一，它防止我们把已经熟悉的区分当成是原初的、原始的和简单的，这些区分是我们理智传统的一种习惯——例如物理的和精神的区分。它告诫我们：所有理智的术语是区分和分类的产物。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回到先于和产生这些反思性解释的最初的生命情境中去。于是，我们小心谨慎地重新复活先前的解释进程，随时关注它们所指的那些事物。因此，经验主义是真正批判性的方法。它使我们清晰而小心地从起初的非批判的步伐开始，向我们揭示顺着走下去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偶然性的结果。

第二，经验的观念提醒我们：在哲学反思之前，对象就被归入某个类中，它们通过那些我们经常放在经验之前的形容词被指示出来——如形容词道德的、审美的、理智的、宗教的、个人的、政治的。所以，这种观念告诫我们小心传统，这种传统把某种经验的对象当作评价所有其他事物的“实在性”和意义的认知的、固定的标准。它让我们小心，不要把某种组织方式中的对象的独特性质变成其他方式中的对象。知识本身必须被经验；它在我们能够认识它之前，必须被拥有、具有、执行；拥有它并不等于认识它，或者知道它并不是拥有它，这与发怒、生病或者通过继承遗产成为财产所有者的情况是一样的。在我们能够对它们的经验进行反思之前，必须通过直接的指示来确定被认识的东西，正如我们在对待好与坏、红与绿、甜与酸时所做的那样。

第三，这个概念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从错综复杂的事物，而不是从出于有效判断和行动的目的而简化的事物开始；无论这个目的是经济的，还是辩证美学的或道德的。哲学材料的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辩护方法所决定的，即由美化事物的某些种类和阶段的兴趣来决定的。这种倾向如此强烈，以致如果一个哲学家指明某个特殊的东西非常重要，需要引起注意，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批评者会从他所描述的东西是否就是他所指的东西这个问题上转移到价值问题上。例如，我断言一切所指的事物都具有时间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陈述将被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暗示了我更喜欢变化而不是持久性，而这隐含着我认为事物最好应该处于流变中。我们已经说过，对象主要是通过它们的实践关系被指称出来的，如在对事物的做、经历、接触、具有和利用中。哲学传统不把这个断言作为指示问题来讨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赞词；它仿佛暗含着：实践优于理论。那么，通过指出思辨生活的优越性，这一点就可以被“反驳”。

这种偏见如此强烈和持久，所以我认为，它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大部分哲学的简化都源于一种被忽略和被否认的道德旨趣。我们持续不变地关注好与坏、繁荣与失败，还有选择。我们天生要从价值和福利角度来思考问题。关于福利的理想，是变化的；但是，对它的兴趣所带来的影响，是普遍的、不可回避的。在一种尽管不是约定俗成的但重要的意义上，所有人都带着一种道德的偏见和关注来思考，不管是“非道德”的人还是正直的人；邪恶的人和正义的人仅仅把不同的东西看成是好的东西。现在，这个事实在我看来，似乎对于哲学而言格外重要；它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都是道德的一个分支。但是，认为反思的最终根据就是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选择善与恶这个观念，的确与那种直接把存在的特性转变为道德性质的态度，以及那种把偏好的性质转变为真实存在的特性的态度，是相反的。因为前者关注所要进行的行动，以及欲望、目的和努力的方向；后者是有待被发现的存在的事件，它可能是选择和行动的材料，但材料不是目标，也不是完成的对象。

对于反思来说，那最终的东西总是比被给予的东西更好或者更坏。但是，如果最终的好东西现在就被给予，那会更好；正因为此，身份上属于闲暇阶层不必急于应对各种环境的哲学家，就把最终的东西转变成某种存在，某种即便它不实存（exist）、也存在（is）的东西。持久性、真实的本质、总体性、秩序、统一、理性，以及经典传统的一、多和善，明显都是一些表示赞美的谓语。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些术语被用于描述某种哲学体系的基础和恰当的结论的时候，就有理由怀疑，这是对实存的一种人为简化。规定对一个终极善的偏好的反思，思辨地制造了一个实体变形的奇迹。这里，就需要我们回到经验这个术语所表达的混合的和纠缠在一起的事物那里去。

道德谬误的存在以不易觉察的方式被模糊和伪装起来。自我欺骗的最大动力，源自道德这个词所包含的一些习惯性的联系。当一个思想家摆脱这种联系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道德。通过偏好一种反思性的“善”，他的结论被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他偏好能够满足理性地检查和判断的具有善的品质的事物。但是，他可能公然蔑视道德生活，理由是它涉及不断更新的争斗、努力、失望。因此，他声称，真正的善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涉及这些事情。受到独特的性情和教育背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影响，真正的善被认为要么是美感的，要么是辩证的，要么出自宗教背景。而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实在”，被描述为具有在选择已经存在的善的时候所要求的那些特性。然而，重要的事情，不是思想家把道德生活贬损为冲突的和实践的尝试；而是最终作为道德本质的反思性的善之观念已经被转变为关于存在的规范和模式。他对善的选择，无论是逻辑地设想的善，还是受后天的情趣影响的善，是整个事件的核心。

我认为，在任何有反思参与的活动中，选择活动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本身不是在伪造。欺骗是由于，事实上，它的出现被掩盖了，被伪装了，被否认了。经验方法发现和指出这种选择活动，正如发现和指出其他事件。由此，它使我们避免把最终的作用转变为在先的存在：无论在数学对象的持存、审美的本质、纯粹物理的自然秩序上，抑或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这种转变都是一种哲学谬误。坦率地说，在这里，我的意图无非是想激励同辈哲学家们。但是我认为，对一种经验方法的追求，是让坦率的意图得以实施的方式。不管用什么作为选择的内容来决定对它的需要，并给予它指导，经验方法坦诚地指明了它之所是；而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它的活动和结果的选择，经验方法同样指明了。

采纳经验方法并没有保证：所有与某种特殊结论相关的事物都能实际地被发现出来或被指出来，或当被发现时，它们能被正确地展示或传达出来。但是，经验方法指出，人们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获得指定描述的那些事物。它在他人面前放了一张已经有人走过的道路地图；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根据这张地图重走那条道路，亲自去游览那一路的风景。因此，某一个人的发现，可能被其他人的发现所纠正和拓展，既有确证，也有同样的人类的证实、拓展和修正。由此，采纳经验的或指示的方法，将为哲学的反思带来某种可能达成一致的合作倾向，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正以这种一致为标志。科学研究者并不通过其定义的合理性和其辩证法的说服力来说服他人，而是把作为某些事物被发现的结果的特定的研究、行动和发现的经验过程摆在人们面前。他呼吁其他人，通过一条类似的进程，弄明白他们所发现的东西与他的报告是如何一致的。

辩证法因此本身也获得了一个指定的地位和职责。当它出现在哲学思想中时，它对最初的选择行动的依赖，常常不能被人们坦率地承认。人们声称，其前提是无可怀疑的和自我保证的。诚实的经验方法会说明选择行动是在何时何地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的，这样就使其他人能够重复它并检验它的价值。作为一个经验事件，选择将揭示理智简化的根据和基础；这样，它们就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东西，好像是意见和论证的事情似的，除了完全接受或是完全拒绝不存在其他选项。被伪装或被否认的选择，是那些不同哲学信念之间令人震惊的差别之根源；这些差别让初学者感到惊奇，是专家们的玩物。被坦率承认的选择，是一个其优点需要被尝试、其结果需要被检验的试验。在所有那些所谓直接知识或不证自明的信念的标题下，无论是逻辑的、美学的，还是认识论的，都有某种出于某个目的而挑选出来的东西，因而这种东西不是简单的，不是不证自明的和本身值得赞赏的。陈述这个目的，以使它可能被重复试验，它的价值和为它作出的选择的相关性也可能得到检测。思维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主旨不是要消除选择，而是要使它少些武断、更有意义。当它的性质和结果经过了前述情形的考验之后，供给他人反思时，这种选择就不再是武断的了；当人们发现选择的理由是有分量的，其结果又是重要的时候，它就有意义了。这一声明不是要称赞那种信仰的意志。这也不是声明，我们应该选择，或者某些选择是自我证明自身的。它是声明，反思和理智活动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一种由于选择而产生的区别。证明一种选择是合理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它是外在的。这种证明取决于观察、记忆和深谋远虑地参与选择的程度，取决于选择的后果。当选择被坦率承认时，其他人能够重复这个经验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被尝试的实验，不是一个自动的安全装备。

在这里所提及的这种特殊的活动，不能作为一种主义来为经验的方法的性质提供说明。真理还是谬误，取决于当其他人小心谨慎地从事观察、反思实验时，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反驳一个经验结果，不是通过否认某人发现事情是这样的等等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指出发现相反情况的经验过程来进行的。让另一个人看到错误，并引导他获得真理，就是帮助他发现和看到他至今为止未能发现和认识到的某种东西。反思和辩证法的所有智慧和敏锐，都在对方向（它理智性地指出所要遵循的道路）的阐述和传达中才能找到。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提出了这类实验的种种后果。作为实验，它们为我们观察事件和可经验对象的性质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传统哲学，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他人则毫不怀疑地遵循。但是，这种批评不是直接针对实验的；其目的是针对选择出来的实验性的哲学传统对实验的否认。这种否认把哲学从它们实际的背景和功能中孤立出来，因此，把潜在的启发变成了武断的断定。

一切哲学都要运用经验的内容，即使是最先验的哲学，它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运用。但是，由于忽略了它们所考察的主题所需要的经验条件，以及未能为经验的指向和研究提供指导，它们又变成非经验的了。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经验方法的最终问题就是：信念和行为的指导和标准是否处于可以分享的生活情境中。对自诩是非经验哲学的最终职责是：它们在诋毁经验事件和经验对象时，否认了日常生活本身能提供调整方法的能力，以及在其自身之内提供充足的目标、理想和标准的能力。这样，他们实际上声称，他们有接近真理的私人通道，剥夺了日常经验事物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这些东西是哲学从中派生出来的东西。先验主义者与他的主要敌人——感觉主义者，一起图谋把经验的内容狭义化，贬低它对一种更宽广的和指导性的反思性选择的效力。尊重经验，就是尊重思想和知识中的各种可能性，尊重不得不注意到的经验中的快乐与悲伤的种种可能性。从理智上真诚地对待经验，是生命确立方向的前提条件，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和慷慨合作的前提条件。对经验事物的尊重，单这一点就能带来对他人的尊重，而这是经验的中心，它使经验脱离了庇护、支配和强加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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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特鲁德·希麦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选自《自由与权力论丛》（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附导论，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48年，第5—6页。斜体印刷。所摘录的引文原文题目是“历史研究”，发表于1895年。

[2] “新”这个词在修辞学上是冗长的，但它可能有助于使人注意与“发现”有关的东西。

[3] 见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马利诺夫斯基撰写的词条“文化”。

[4] 引自《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4卷，第621—623页。所引最后一处的斜体是我加的。

[5] “在心理学上，意识是一个立即发生的过程。”这是鲍德温（baldwin）的《哲学和心理学词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中的基本定义。

[6] 劳埃德·摩根（lloyd morgan）：《直觉与经验》（instinct and experience），第126—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