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私家著述从《论语》创始；著述引《诗》，也就从《论语》起始。以后《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诗》，而《荀子》引《诗》独多。《荀子》引《诗》，常在一段议论之后，作证断之用，也比前人一贯。荀子影响汉儒最大。汉儒著述里引《诗》，也是学他的样子；汉人的《诗》教，他该算是开山祖师。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云：
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经典叙录》：“《毛诗》，……一云，子夏传曾申。……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诗》，荀卿子之传也。《汉书·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由是言之，《鲁诗》，荀卿子之传也。《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荀子其实是汉人六学的开山祖师。而四家《诗》除《齐诗》外都有他的传授，可见他在《诗》学方面的影响更大。四家中《毛诗》流传较晚，鲁、齐、韩别称三家《诗》。《史记》一二一《儒林传》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齐诗》虽然多采阴阳五行说，而“其归”还在政教。《毛诗》因为与经传诸子密合，为人所重，不用说更其如此。陈乔枞在《韩诗遗说考序》里先引了《史记·儒林传》“其归一也”的话，接着道：
今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章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语）。虽非专于解经之作，要其触类引申，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赐言《诗》之义也。况夫微言大义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下究万物情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考风雅之正变，知王道之兴衰，固天命性道之蕴而古今得失之林邪？
这段话除一二处外可以当作四家《诗》的总论看，也可以当作著述引《诗》的总论看，也可以当作汉人《诗》教的总论看。
汉人著述引《诗》，当推刘向为最。他世习《鲁诗》。《汉书》三十六本传云：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
他这三部书多“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而《列女传》引《诗》更为繁密。《汉书》本传中存着他的封事、奏、疏五篇，一篇谏造陵，别篇都论灾异。各篇屡屡引《诗》，繁密不下于《列女传》。他的用意无非要“使为法者章显，为戒者著明”。他家著述引《诗》，引申或有广狭，用意也都不外乎此。阮元《诗书古训序》云：
《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经》，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多引《诗》《书》以为证据。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义乎？《诗》曰某某即此也。否则尚恐自说有偏弊，不足以训于人。……元录《诗书古训》……乃总《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大戴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十经。……降至《国策》，罕引《诗》《书》。……汉兴，……《诗》《书》复出，朝野诵习，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诗》《书》者，多存古训。……以晋为断。盖因汉、晋以前，尚未以二氏为训，所说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
所谓“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以及“多引《诗》《书》以为证据”，正可见出段玉裁说的《诗》《书》是周人所常习。“所说皆在政治言行”是征引《诗》《书》的用意所在，也就是《诗》《书》之教。《诗》《书》之教，浑言之“异科而皆同道”，析言之又各有分别。现在单论汉人引《诗》，以著述为主，略为归类，看看所谓《诗》教的背景是什么样子。
阮元只概括的举出“政治言行”，我们看著述引《诗》要算宣扬德教的为最多。德教属于言行，可也包括在广义的政治里。如《韩诗外传》五云：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时之周，临乎阴阳之交，寒暑不能动也，四时不能化也。敛乎太阴而不湿，散乎太阳而不枯，鲜洁清明而备，严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间者，德也。微圣人，其孰能与于此矣！《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大雅·烝民》）
这是陈乔枞所谓微言大义，也是引《诗》断案。又如《列女传》三《鲁漆室女传》云：
漆室女曰：“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吾甚忧之。”……君子曰：远矣漆室女之思也。《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风·黍离》），此之谓也。
这里赞叹漆室女忧国的美德，是“引《诗》以证事”。又同书四《卫宣夫人传》云：
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
这里说《邶风·柏舟》是“贞一”的卫宣夫人所作，是“引事以明《诗》”。次于德教的是论政治的引《诗》。如《春秋繁露》十六《山川颂》云：
且积土成山，无损也成其高，无害也成其大，无亏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长安后世，无有去就，俨然独处，惟山之意。《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小雅·节南山》），此之谓也。
这是以山象征领袖的气象。又如《新书·礼》篇云：
故礼者，所以恤下也。……《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上少投之，则下以躯赏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报如此。
这是论待臣下的道理，所谓触类引申。又如《汉书》六《武帝纪》元狩元年诏云：
盖君者，心也，民犹肢体。支体伤则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小雅·正月》）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
诏书引《诗》自责，汉代用《诗》之广可见。又《后汉书》八十七《刘陶传》，陶上议云：
臣尝诵《诗》至于鸿雁于野之劳，哀勤百堵之事（《小雅·鸿雁》：“之子于征，劬劳于野”，“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每喟尔长怀，中篇而叹。近听征夫饥劳之声，甚于欺歌。
悼古伤今，蔼然仁者之言，可作“温柔敦厚”的一条注脚。
引《诗》论学养的也不少。如《礼记·大学》云：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卫风·淇澳》）“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切磋琢磨，久已成为进德修业的格言，也可见《诗》教的广远了。又如《韩诗外传》三云：
问者曰：“夫仁者何以乐于山也？”曰：“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道风， 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诗》曰：‘太山岩岩，鲁邦所瞻’（《鲁颂·閟宫》），乐山之谓也。”
“仁者乐山”原是孔子的话（《论语·雍也》），这里是断章取义，以见仁者的修养与气度。引《诗》也是断章取义的作证。这一节可以跟前面引的《山川颂》比较着看。又《韩诗外传》二云：
上之人所遇，色为先，声音次之，事行为后。故望而宜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发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观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仪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为人君者。《诗》曰：“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秦风·终南》）
容色也是学养的表现。孟子道：“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尽心》上），正是这个意思。德教、政治、学养都属于人事；与人事相对的是天道。论天道的也常引诗。如《礼记·中庸》云：
《诗》曰：“德輶如毛”（《大雅·烝民》），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至矣！
这正是《论语》上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又如《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云：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
“天命靡常”在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解释下，成为汉代一般的信仰。这里却没有提到五德说，只简截的引《诗》为证。又，汉人常谈的灾异也属于天道。同书《必仁且智》篇云：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周颂·我将》），殆此谓也。
这一节可以作“灾异”的界说看。《汉书》九《元帝纪》，永光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蚀之”，诏云：
今朕唵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小雅·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正是纪日食之异的诗，所以诏书中引《诗》语，见得民生可哀，天变可畏；是罪己并责勉公卿大夫的意思。
此外有引《诗》以述史事、明制度、记风俗的。如《汉书》七十三《韦玄成传》，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宗庙〕曰：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小雅·六月》）又曰：“啴啴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小雅·采芑》）故称中兴。……孝武皇帝……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东伐朝鲜，……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裂匈奴之右臂。……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这里引《诗》述史，颂美武帝的中兴。又如《韩诗外传》八云：
……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凤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囿（原作“国”，据《说苑·辨物》篇校改），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诗》曰：“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大雅·卷阿》）
这是神话，可是在古人眼里也是史。这不是引《诗》述史而是引《诗》证史。又如蔡邕《独断》下云：
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召南·采蘩》），《颂》曰：“寝庙奕奕”（《鲁颂·閟宫》；《毛诗》作“新庙”，蔡当据《鲁诗》），言相连也。
这是引《诗》以证宫的制度。又如《春秋繁露·郊祀》篇云：
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是故天子每至岁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为地，行子礼也。每将兴师，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大雅·棫朴》）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同上）此伐辞也。
这里引《诗》以明郊的制度。又如《汉书》二十八《地理志》云：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小戎》），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无衣》）。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这是记风俗的引《诗》。
还有引《诗》以明天文地理的。又有用《诗》作隐语的。而诗篇入乐的意义，著述中也常论及。如《汉书》二十六《天文志》云：
西方为雨，雨，少阴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毕，则多雨。故《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小雅·渐渐之石》），言多雨也。
这两句诗里的天文学早就反映在孔子的故事里。《史记》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云：
他日，弟子进问〔有若〕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
故事未必真，却可见劳孝舆说的“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见前）那句话确有道理。又如《汉书·地理志》云：
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汾沮洳》），“寘之河之侧”（《伐檀》）。
这里引《诗》以明魏国的地理。至于用《诗》为隐语，春秋时就有了，直到汉末还存着这个风气。《后汉书》八十三《徐稚传》云：
……及林宗有母忧，稚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驹》）。吾无德以堪之。”
这是无语的隐语，所以“众怪不知其故”。又，解释入乐《诗》篇的意义的，如《礼记·射义》云：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采蘩》者，乐不失职也。
这中间《狸首》篇是逸《诗》。
汉人著述引《诗》之多，用《诗》之广，由以上各项可见。无论大端细节，他们都爱引《诗》，或断或证——这自然非讽诵烂熟不可。陈乔枞所谓“上推天人性理”，“下究万物情状”，以至“古今得失之林”，总而言之，就是包罗万有。春秋以后，要数汉代能够尽《诗》之用。春秋用《诗》，还只限于典礼、讽谏、赋《诗》、言语；汉代典礼别制乐歌，赋《诗》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诗》，范围之广，却超过春秋时。孔子道：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诗》教的意念的源头。孔子的时代正是《诗》以声为用到《诗》以义为用的过渡期，他只能提示《诗》教这意念的条件。到了汉代，这意念才形成，才充分的发展。不过无论怎样发展，这意念的核心只是德教、政治、学养几方面——阮元所谓政治言行，——也就是孔子所谓兴、观、群、怨。“温柔敦厚”一语便从这里提炼出来。《论语》中孔子论《诗》、礼、乐甚详，而且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好像看作三位一体似的。因此《经解》里所记孔子论《诗》教、乐教、礼教的话，便觉比较亲切而有所依据，跟其他三科几乎全出于依托的不同。汉代《诗》和礼乐虽然早已分了家，可是所谓“温柔敦厚”，还得将《诗》礼乐合看才能明白。《韩诗外传》八有一个《诗》的故事：
〔魏〕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苍唐〕对曰：“好《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文侯曰：“《晨风》谓何？”对曰：“‘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自以‘忘我’者也。”（原无末七字。许维遹先生据《文选·四子讲德论注》与《御览》七七九补。）于是文侯大悦，……遂废太子䜣，召中山君以为嗣。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西汉王褒作《四子讲德论》，已经引用。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三列举“兴于《诗》”的事例，第一件便是“子击（中山君名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其次是周磐。《后汉书》六十九本传云：
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
《召南·汝坟》末章道：“鲂鱼頳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引《韩诗薛君章句》：“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周磐是“兴于《诗》”“而为亲从仕”（《纪闻》语）的。后世因读诵而兴的例子还有些，多半也是“兴于《诗》”；而以孝思为主。这些都是实践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可是探源立论，事亲事君都是礼的节目，而礼乐是互相为用的，是相反相成的；所以要了解《诗》教的意义，究竟不能离开乐教和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