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列国大夫聘问，通行赋诗言志，详见《左传》。赋诗多半是自唱，有时也教乐工去唱；唱的或是整篇诗，或只选一二章诗。当时人说话也常常引诗为证。所赋所引的诗，大多数在“诗三百”里。赋一章诗的似乎很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余取所求焉”也就是《国语》师亥说的“诗所以合意”（《鲁语》下）。赋诗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断章取义”，引诗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借用古诗，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诗人之意”是不问的。最显著的例是《左传》成公十二年晋却至对楚子反的话：

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扦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夭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

这四句诗都在《周南·兔罝》篇里，前二句在首章，后二句在三章。那三章诗是复沓的，“赳赳武夫”二句（次章下句作“公侯好仇”），三章句法相同，意思自然一样。却至为了自己辩论的方便，硬将这四句说成相反两义，当然是穿凿，是附合支离。不过他是引诗为证，不是说诗；主要的是他的论旨，而不是诗的意义。看《左传》的记载，那时卿大夫对于“诗三百”大约都熟悉，各篇诗的本义，在他们原是明白易晓，正和我们对于皮黄戏一般。他们听赋诗，听引诗，只注重赋诗的人引诗的人用意所在；他们对于原诗的了解，是不会跟了赋诗引诗的人而歪曲的。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义尽合；读者欣赏作者的技巧，可并不会因此误解原典的意义。不过注这样诗文的人该举出原典，以资考信。毛郑解《诗》却不如此。“诗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当时义本易明。到了他们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像之外了。而说比兴时尤然。

《左传》所记赋诗，见于今本《诗经》的，共五十三篇：《国风》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颂》一。引诗共八十四篇：《国风》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颂》十七。重见者均不计。再将两项合计，再去其重复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国风》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颂》十七，占全诗三分之一强，可见“诗三百”当时流行之盛之广了。赋诗各篇中《毛传》定为兴诗的二十六，引诗中二十一；两项合计，去重复，共四十篇，占兴诗全数三分之一弱。赋诗显用喻义的九篇，有七篇兴诗。引诗显用喻义的十篇，有五篇兴诗。现在只举《左传》明言喻义而与《毛诗》相合的五篇，依《左传》中次序。先说赋诗。文公四年《传》云：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

按《毛诗·湛露·序》、《传》云：

《湛露》，天子宴诸侯也。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兴也。湛湛，露茂盛貌。阳，日也。晞，干也。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传》略）

合看《序》、《传》，正是“天子当阳，诸侯用命”的意思。又襄公十六年《传》说齐国再伐鲁国，鲁国派穆叔聘晋，并求援助。他“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杜注：鸠，集也。）按《鸿雁·序》云：

《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

诗卒章《传》云：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未得所安集，则嗷嗷然。）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宣，示也。）

“安集”之义，正本《左传》。又襄公十九年《传》云：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能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

按《黍苗·序》、《传》云：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兴也。芃芃，长大貌。）悠悠南行，召伯劳之。（悠悠，行貌。）

所谓“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也本于《左传》。

次记引诗。文公七年《传》云：

宋成公卒。……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

按《葛藟·序》、《传》云：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兴也。绵绵，长不绝之貌。水崖曰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远矣。）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所谓“弃其九族”、“兄弟之道已相远”，都本于《左传》。陈奂云：“此诗因葛藟而兴，又以葛藟为比，故《毛传》以为兴，《左传》则以为比。”《左传》的“比”只是譬喻，与《毛传》的兴兼包“发端”一义者不同，陈说甚确。但他下文又说：“盖言兴而比已寓焉矣”，那却糊涂了。又襄公三十一年《传》云：

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印段迋劳于棐林，如聘礼而以（用）劳辞。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按《桑柔》五章《传》云：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毖，慎也。）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热也，礼所以救乱也。）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谁能执热”二句《传》几乎全与《左传》同。《桑柔》是兴诗，但这两句却是《大序》所谓“比”。以上五例，一方面看出断章取义或诗以合意的情形，一方面可看出《毛诗》比兴受到了《左传》的影响。但春秋时赋诗引诗，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对的背景之下，尽管断章取义，还是亲切易晓。《毛诗》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却没了那背景，所以有时便令人觉得无中生有了。《郑笺》力求系统化，力求泯去断章的痕迹，但根据态度与《毛传》同，所以也还不免无中生有的毛病。

《诗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风》《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两共一百五十七，占《风》《雅》诗全数百分之五十九强。其中兴诗六十七，美诗六，刺诗六十一，占兴诗全数百分之五十八弱。美刺并不限于比兴，只一般的是诗的作用，所谓“诗言志”最初的意义是讽与颂，就是后来美刺的意思。古代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庶人传语。《诗经》说到作诗之意的有十二篇，都不外乎讽与颂。不过这十二篇只有两篇《风》诗，其馀全在大小《雅》里。《风》诗大概不出于民间↑3↑，但与《小雅》的一部分都非“献诗”，是可无疑的。刘安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多少说着了这部分诗的性质与作用。这是歌谣，可是贵族的歌谣。春秋用《风》诗比较的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用《曹风·候人》，这是开始。劳孝舆《春秋诗话》二云：

春秋至僖公二十四年为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列国之风，前所引者皆《雅》《颂》。可知《风》诗皆随时所作，如《硕人》、《清人》之类是也。而左氏不悉标出者，大抵《风》诗未必有切指之题。《小序》之傅会，可尽信哉！

赋《风》诗却以文公十三年郑子家赋《载驰》篇为始见。劳氏因此推想“《风》诗皆随时所作”，举《硕人》、《清人》等篇为例。但作诗时代，《左传》有记载的只有《硕人》、《清人》、《载驰》、《黄鸟》四篇。据这四篇而推论其馀的一百五十六篇《风》诗皆春秋中叶后随时所作，实难征信。大约《风》诗（和《小雅》一部分）入乐较晚，而当时诗以声为用，入乐以后，才得广传，因此引的赋的也便晚了。不过劳氏说，“《风》诗未必有切指之题，《小序》之傅会，可尽信哉！”却是重要的意见。原来自从僖公二十四年以后，引《风》诗赋《风》诗的都很不少。《雅》《颂》本多讽颂之作，断章取义与原义不致相去太远；《风》诗却少讽颂之作，断章取义往往与原义差得很远。这在当时是无妨的。后来《毛诗》却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说解，在《风》诗（及《小雅》的一部分）便更觉支离傅会了。而譬喻的句子（比兴）尤其是这样。

“美刺”之称实在本于《春秋》家。公羊、穀梁解经多用“褒贬”字，也用“美恶”字。《公羊》隐公七年《传》云：

“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又如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传》云：

然则曷为不言惠公之入？晋之不言出入者，踊（何休注，豫也。）为文公讳也。齐小白入于齐，则昌为不为桓公讳？桓公之享国也长，“美”见乎天下，故不为之讳本“恶”也。文公之享国也短，美未见乎天下，故为之讳本恶也。

这都是“美恶”并言，是实字，是名词。“美恶”是当时成语，有时也用为形容词和副词。又《穀梁》僖公元年《传》云：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向之师也。使之如政事然，“美”齐侯之功也。

又如僖公九年《传》云：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日）也。

这是专说“美”的，“美”字虚用，是动词。“恶”字如此虚用的例，两传中未见。却有“刺”字，只《穀梁传》中一见。庄公四年《传》云：

“冬，公及齐人狩于郜。”“齐人”者，齐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敌，所以卑公也。不复仇而怨不释，刺释怨也。

这里“美”和“刺”该就是《毛诗》所本。但两传所称“美恶”“美刺”，都不免穿凿之嫌，毛郑大概也受到了影响。《诗经》中可也一见“美刺”的“刺”字。《魏风·葛屦》篇末述作诗之意云：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这是刺诗的内证，足为美刺说张目。按美，善也，《诗序》中也偶用“嘉”字。刺，责也，《诗序》中也偶用“责”“诱”“规”“诲”等字，更常用“戒”字。如《秦风·终南序》云，“戒襄公也。”首章“终南何有？有条有枚。”《传》也说，“宜以戒不宜也。”《序》、《传》相合显然。可是《诗序》据献诗讽颂的史迹，却采用了《春秋》家的名称，似乎也不是无因的。《孟子·滕文公》下云：

兴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赵岐注：“言乱臣贼子惧《春秋》之贬责也。”又《离娄》下云：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焦循《孟子正义》说：“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是确切的解释。所谓“义”是什么呢？伪孙奭《疏》云：

盖《春秋》以义断之，……以赏罚之意寓之褒贬，而褒贬之意则寓于一言耳。

在史是褒贬，在诗就是讽颂。孟子似乎是说，献诗的事已经衰废了，孔子寓讽颂之意于史，作《春秋》，赏善罚恶，以垂教于天下后世，所以“乱臣贼子惧”。《诗》与《春秋》在《孟子》书中，相关既如此之密切，那么，序《诗》的人参照诗文，采用“美刺”的名称，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孔子时赋诗不行，雅乐败坏，诗和乐渐渐分家。所以他论诗便侧重义一方面。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归于正”。按“思无邪”见《鲁颂·駉》篇末章，下句是“思马斯徂”。《笺》云：“徂，犹行也。……牧马使可走行。”全诗咏牧马事。陈奂于首章说云：“思，词也。斯，犹其也。‘无疆’‘无期’，颂祷之词。‘无斁’‘无邪’，又有劝戒之义焉。‘思’皆为语助。”“无邪”只是专心致志的意思，孔子当是断章取义。他又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又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

这都是从“无邪”一义推演出来的。孔子以“无邪”论诗，影响后世极大。《诗大序》所谓“正得失”，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都是“无邪”一语的注脚。《毛诗》、《郑笺》的基石，可以说便是这个意念。至于《传》、《笺》的方法，却受于孟子为主，但曲解了孟子。孟子时雅乐衰亡，新声大作，诗乐完全分家，诗更重义一方面。他说诗虽然还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处，但他开始注重全篇的说解了。《万章（上）》，咸丘蒙问道：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答道：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这是论《小雅·北山》诗。全诗主旨在咸丘蒙所举四句之下的“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二句，孟子的意见是对的。咸丘蒙是断章取义，孟子却就全篇说解。这是一个新态度。春秋赋诗，虽有全篇，所重在声，取义甚少。引诗却有说全篇意义的。如《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杜注云：“明有忠信之行，虽薄物皆可为用。”但只此一例，出于偶然。到了孟子，才有意的注重全篇之义；他和咸丘蒙论《北山》诗，和公孙丑论《小弁》、《凯风》的怨亲不怨亲（《告子（下）》），都是就全篇而论。而在对咸丘蒙的一段话里，更明显的表示他的主张。“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便指断章取义而言，他反对那样的说诗。“以意逆志”赵注云：

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说文》二下《辵部》：“逆，迎也。”《周礼·天官·司会》“以逆都鄙官府之志”，《司书》“以逆群吏之征令”，郑玄都注云：“逆受而钩考之。”又《地官·乡师》“以逆其役事”，郑注也道：“逆犹钩考也。”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与“诗所以合意”正相反。如何以己之意“钩考”诗人之志呢？赵氏举出“人情不远”之说，是很好的。但还得加一句，逆志必得靠文辞。文辞就是字句。“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固然不成，但离开字句而猜全篇的意义也是不成的。孟子论《北山》等三诗，似乎只靠文辞说解诗义；他并不曾指出这些是何时何人的诗。到此为止的“以意逆志”是没有什么流弊的。但孟子还说了一番话：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上）论古之人。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

这一段只重在“尚论古之人”，“诵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各是一事，并不包含“诵诗”“读书”必得“知人论世”才能了解的意思。《毛诗》、《郑笺》跟着孟子注重全篇的说解，自是正路。但他们曲解“知人论世”，并死守着“思无邪”一义胶柱鼓瑟的“以意逆志”，于是乎就不是说诗而是证史了。断章取义而以“思无邪”论诗，是无妨的。根据“文辞”“以意逆志”，或“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也可以多少得着“作诗者之意”，因为人情是不相远的。他们却据“思无邪”一义先给“作诗者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诗证史，人情自然顾不到，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像之外了。固然《传》、《笺》以诗证史，也自有他们的客观标准，便是《诗经》中的国别与篇次；郑氏根据了这些，系统的附合史料，便成了他的《诗谱》。但国别与篇次都是在诗外的不确切的标准，与诗义相关极少，不足为据。就在这种附合支离的局面下，产生了赋比兴的解释；而比兴义去常情更远，最为缠夹，可也最受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