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重新调整现行学校机构及其方法，使其适应社会和知识环境的总体变化。与人类的其他机构一样，学校也有其惯性，也倾向于继续做过去留下来的事情，而不顾及目前的需求。现行教育中，有许多内容和方法可以追溯到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社会环境之中。由于传统和习惯，它们保留了下来。我们的教育机构尤其如此，因为其占主导地位的理想和观念都是在过去确立的，而那时的生产方式与今天的生产方式迥然相异。在这些理想和观念产生的时代，劳动的地位远不如今天这么重要；而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社会事务都与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些理想和观念形成的时代，科学与物质的生产、分销运作之间不存在积极的联系；但在今天，制造业、铁路、输电及所有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机构体现了如此多的应用科学。经济变化使人们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强化了相互服务的观念。这些政治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变化，把与劳动教育有关的问题变成了美国当今公立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使用的“学校”（school）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本来的意思是闲暇（leisure），这其实已经暗示了业已发生的本质的变化。诚然，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教育都意味着从不得不谋生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候，应该多少是由他人来养活的。他们绝不应该受到为物质生存而挣扎的冲击。与反对使用童工同时采取的措施，是向全国所有的受监护人提供公立学校的设施。学生必须有闲暇接受学校的教育，而决不能拖着疲乏的身体来学习。此外，如要在学习中运用想象力、思维和情感，必然要求头脑排除谋生之虞。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博雅（liberal）教育，或者说自由教育，就必须有一个悠闲的氛围。

在这些方面，今天与过去以闲暇观念来命名学校的时代是一样的。但是，曾几何时，人们以为在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有一条永恒的分界线。至少在基础阶段之后的教育只是为前者提供的，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给那些不必为生计奔波的富裕之辈设计的。附着在体力劳动之上的污名是异常明显的。在贵族和封建的国度里，这种体力活由奴隶或者农奴来承担，社会地位的低劣感附属于这些阶级，这自然会引起人们去鄙视他们的工作。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培训只是一种顺从教育，但博雅教育针对的是自由人，而自由人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不必为了安身立命或者养家糊口而去从事体力劳动。反对劳动最后演变为反对一切需要用手去完成的活动。除非是为了消遣或者战争，一个“绅士”是不会动手的，也不会让手去接受技巧训练。动手是为了做有益于别人的工作，而为别人提供个人服务，那是一种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标志。

说起来似乎很奇怪，然而当时有关知识和心智这些观念本身确实受到了社会贵族秩序的影响。一般说来，身体尤其是手和感官用得越少，智力活动的等级就越高。能够产生真知识的真思想完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而根本无须躯体的参与。所以，只有那些极少运用躯体活动的学科，才叫博雅教育。从顺序上，首先出现的是哲学、神学、数学、逻辑学等纯粹脑力的东西，接下来的是文学、语言、语法、修辞学等等。即使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也要降一个等级，因为要在绘画、雕塑、建筑方面达到成功，必须受到技术和手工方面的训练。只有音乐不受到鄙视，部分原因在于声乐不需要训练手，部分原因在于音乐是一种奉献。此外，教育应当训练人们去欣赏艺术，而不是去制造艺术。

产生这些观念和理想的政治及工业条件早已消退，但这些观念和理想却一直留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之中。一切与文化和文化教育有关的概念，基本上都诞生于有闲阶级理所当然比劳动阶级优越得多的时代。优雅、教养、审美情趣、古典文学知识、精通外国语专门科学等都被看作是有文化的标志，就像他们有闲暇、有大量财富的标志一样。这些知识只能通过“纯脑力”的手段来学习，而不必诉诸实践。即使需要高深学识的职业，比如神学、法学、医学（在较小的程度上），这种观念也被纳入高等教育的范围，因为给别人提供服务时，动手的程度远不如其他工种那么大。与博雅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受到鄙视，因为其目标是为了给别人提供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学处在一种中等的和受人怀疑的地位上，原因就在于医学要求个人去关注他人的身体需要。

人们反对把自然科学纳入高等教育，不仅是因为保守派害怕引入自然科学会改变现成的制度，而且因为这些科学强调运用感官（感官是身体器官），强调运用物质的设备以及运用操作所需的手工技能。甚至数学界人士也赞同文学界人士的观点，认为自然科学肯定比类似地质学、代数、微积分这样的科学知识缺少文化，而后三种知识可以用更为纯粹的脑力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即便由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进步，把越来越多有用的学问放进了课程设置，学问的文化价值的等级思想依然故我。与管理家务、制造物品、农业种植相比，由于银行和商业这样的行业涉及较少的体力活动，也较少直接为别人提供个人服务，因此学习后者至少比学习前者更加“斯文”一些。甚至现在还有许多人把脑力活动与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

最先是小学教育打破了这个思想秩序。随着18世纪民主思想的传播，诞生了一种思想，即教育既是上流社会的特权，又是芸芸众生的需求和权利。在阅读卢梭和裴斯泰洛齐著作的时候，接受了普及教育民主思想的美国大学生不大可能注意到，他们关于所有人的教育发展是一种社会必然的概念，甚至比他们所主张的特定方法更具有革命性。可是，情况的确如此。甚至连约翰·洛克这样具有启蒙思想和秉持自由主义的人，在撰写关于教育的文章时也提到绅士教育。他认为，劳动阶级的培训应该是极为不同的一种教育。有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所有成员的能力都是可以发展的，社会依赖这种发展，依赖其成员能够确保自己得到这种发展。那时候，民主革命如火如荼，而这种思想正是这场革命的第一个伟大的知识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出生在瑞士，在他写作的时期，民主政治的思想盛行于法国；而裴斯泰洛齐不仅生来是个瑞士人，而且就在那个共和国进行自己的事业。

为了发展为大众服务的公立小学，教育必然强调课程的实际用处；尽管如此，公立学校的课程和方法在发展过程中依然深受有闲阶级教育遗存思想的影响。由于小学教育面向的是大众，因此被当作是一种必要的政治和经济让步，而不是一个严肃的教育事业。在有用的课程与为少数人提供的以纯粹文化为目标的高等教育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的界线。教授读、写、算，即“三要素”，是因为它们有用。个人需要读、写、算，以便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更好地“发迹”，最终能够在变化了的商业条件之下提供更好的经济服务。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旦掌握了这些工具的实际用途，大量的学生就可以离开学校。

对于许多学生而言，初等教育仍然是一种实际的社会需要，而不是一种内在的教育措施。最好的证据就是，绝大多数学生大约读到五年级便离开学校，而这个时候，学生只掌握了读、写、算的初级技巧。有社会影响的人反对在“三要素”之外开设任何别的课程（也许地理和历史除外），而且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别的东西视为“花哨的摆设和新奇的时尚”。这些都证明人们如何看待初等学校教育。只有富裕的人，才允许学习文学、科学、艺术等更充实更广泛的文化，而大众在教育上的发展，却只限于学习使用一些成为有技能工人所必要的工具。在物质的生产及销售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初等教育取代了古老的师徒制，这一点尽管人们通常不承认，实际却可以这么说。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人们从未把后者视为教育；前者也只是在部分内容上算是纯粹的教育事业。

文学和“智力”教育占主导的陈旧理想之中，有些部分已经侵入并俘虏了新兴的小学教育。对小部分可能继续接受更高一级教育——文化教育——的学生而言，读、写、算只是学习的工具，是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们都关心语言，也就是事实和思想的符号。这个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关于学习和知识的流行观念。知识是由别人已然发现的现成材料构成的，掌握语言就是掌握了进入这个知识仓库的手段。学习就是从这个现成的仓库里去取一些东西，而不是靠自己去发现什么。教育改革者可能会继续攻击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和被动接受的学习方法，但是，只要关于知识性质的这些观念还在流行，他们便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把心智活动与用于直接观察的感官活动分开，以及与用于建设和操控的手的活动分开，就会使教学内容变得很学究气，离现实很远，迫使学生被动地学习教科书和教师传授的东西。

长期以来，对于美国人而言，在学校的书本学习与更直接、更重要的校外生活学习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劳动分工。我们不能夸大我们的先辈在一般生活追求的历程中花了多少时间来进行智力训练和道德训练。他们忙于征服新的土地，首要的是勤奋；而且拓荒者的环境与众不同，要求他们具有首创精神，需要心灵手巧，要有勇气。人们主要是为自己干活，倘使要为他人干活，心中想的也是尽快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虽然旧世界君主国家的公民对政府的行为并不负责，但我们的先辈却致力于尝试管理自己的政府。他们参与管理自己所理解的公民事务和公共事务。生产那时还没有集中在拥挤的中心城市的工厂里，而是分散在农村。市场就在当地，而不是遥远的地方。制造的方式还是名副其实的手工，用的是当地的水利电力；生产并不是由大机器来完成的，而一旦用了大机器，“手”就变成了附属的东西。日常生活的各行各业都要求有想象力，对天然材料及制作方法要具备丰富的知识。

随着儿童们长大，他们要么直接从事，要么紧密接触着纺织、漂白、染色、制衣、木材加工、皮革、锯木、木工、金属制造、蜡烛制造等。他们不仅目睹播种与收割，而且熟悉村里的磨坊，熟悉如何给牲口备料。这些就在他们身边，制作过程全都是公开的，可以观察到的。他们知道东西从何处来，是如何制作的，又往何处去；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这些东西。他们参与有用的活动，从中获得训练。

尽管他们有太多繁重的劳动，但除了解各种材料和制作方法之外，还需要刺激他们的想象力，还需要训练独立判断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得把重点放到书本上，放到教学生如何使用书本上。在大多数社区，书本是一种稀有品和奢侈品，是走进村子以外的伟大世界的唯一手段。尤其在这种时候，书本及其使用方法更是学校的重点。

然而，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学校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却没有改变，没有与时俱进。人口转向中心城市。生产变成了大众的事，且是在大工厂里进行，而不再是家庭作坊的玩意儿。蒸汽和电气运输的增长，为远方的市场甚至为世界市场生产产品，这已变为现实。工业不再是当地和街坊邻居关心的事。通过复杂的劳动分工而产生的体系，使制造变成各式各样互相分离的过程。即使是某一特定产业的工人，也鲜有机会去认识全部生产过程，局外人实际上只能看见原材料和成品。机器的作用依赖于复杂的事实和自然的原则，除非接受过特殊的知识训练，工人对于这些是认识不了的。与过去的手工业者不一样，开机器的工人盲目地服从别人的智力，而不是服从自己关于材料、工具和制作方法的知识。随着拓荒环境消逝的，还有那几乎每个人都期望未来能够掌控自己生意的岁月。芸芸众生的想法只是为了薪酬，要永远为别人工作；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奢望。财富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结果对童工的需求给正统的大众教育造成了急切的威胁。另一方面，富家子弟则失去了源于家庭义务的道德训练和实际训练。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在令人厌恶的童工与丧失道德游手好闲的儿童之间，特别在大城市里，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称职的当局所做的调查显示，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儿童玩耍的机会很是缺乏，大部分儿童甚至不能把空余时间用来开展健康的娱乐活动。

当然，这些调查并没有提到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我国的早期学校设施所适应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别。不过，调查指出，如果要使教育与当代社会生活保持有机的联系，就必须对教育进行一些明显的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种旨在塑造有能力、有自尊的社会成员的教育。随着变化的出现，印刷品的价格锐减，销售印刷品的商店设施剧增。调查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那就更加不完整了。图书馆数量不少，书籍繁多，而且便宜，杂志、报纸随处可见。结果，学校不再像过去那样与书籍和书本知识保持特殊的联系了。校外的环境尽管失去了很多原有的教育特色，却为阅读内容和阅读兴趣提供了巨大的营养。我们不再需要或者不再期望学校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的教学，但却比过去更需要学校注意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引导学生阅读有知识价值的东西。

尽管纯粹学习语言符号的使用和养成阅读习惯这一重要性已非昔日可比，但运用的能力及其习惯这一问题却变得更加重要。学习使用书本的内容，意味着学校要唤起学生的兴趣和疑问，使他们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去寻找历史、科学、传记和文学的各种内容；而且，文学应该是具有内在价值的那一种，不要浪费时间去看泛滥成灾的垃圾文学。学校如果不去培养学生对内容怀着浓厚而关键的兴趣，而是去关注语言的形式，便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教育理论家和学校当局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直接关注语言和文学。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改正许多年轻人毕业时所养成的种种可悲的阅读习惯，但这是一项得不偿失的任务。扩大知识视野，唤醒问题意识，才能确保有益地使用书籍和杂志，因为当代环境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如果阅读书籍本身变成了目的，那么，只有高度专业的一小部分人才会去看真正有用的书。如果人们对社会事务怀着兴趣，有一种敏感，那么所有具备这种感觉的人自然就会转向能够培养那种兴趣的书籍，诚如去关注他们感觉有必要关注的其他东西一样。

我们认为，要适应目前的环境，教育必须进行重新调整，而调整的普遍问题从劳动的角度才看得最清楚。以上便是这种观点的部分理据。就内容而言，可以总结为三个一般的道德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从事自尊、自立、理智的工作，每个人都应该自己谋生并养活家人，而且应该明智地认可自己谋生的方式，对做好自己的工作怀着明智的兴趣，这一点从未像今天这么重要。第二，个人的工作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影响别人的福利。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条件，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今天的一场战争可以导致距离战场数千英里之外的银行关闭、贸易瘫痪。这不过是用简略而夸张的手法来展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性正悄悄地、持续地影响着文明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影响着每一个农民、工人和商人的活动。结果，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要求，即我们判断和评价学校所有教学内容的方式，应该取决于教学内容对社会活动网络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个社会活动的网络把人们捆绑到了一块。过去，人们生活在相互没有多少关系的小团体之中，那时仅仅以追求知识理论为目标的教育所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因为人是孤立的，知识可能也是孤立的。但是，今天脱离知识的社会意义去单纯地积累知识，则比没有知识更糟糕。学习各种技术却又不知道如何运用于社会，这应该受到谴责。第三，今天，工业方法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比过去更多地依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事实和法律的知识。我们的铁路、蒸汽船、牵引车、电报、电话、工厂、农场，甚至普通家用电器，它们的存在都取决于我们对复杂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深刻理解。它们最终的最佳用途又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生活中种种事实和关系的理解。工人大众只要不想变成自己所操作机器上的无名螺丝钉和齿轮，就必须对自己所处理的材料、器具背后的物理事实及社会事实有所了解。

这样一说，问题似乎可能变得太大、太复杂，以致无法解决。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在应对的是一个重新调整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创的问题。重新调整要逐步进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启动，而且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启动。于是，各种业已采取的实验性步骤就变得极其重要了。而且，我们必须牢记：通过重新调整带来的变化，关键不是积累更多的知识，而是要形成某些看待事物和处理事务的态度、兴趣和方法。如果说教育的重新调整意味着学生必须对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全部科学和社会内容都有所意识，那么，问题是绝对无法解决的。但是，在现实中，完成改革就意味着要在目前条件下减少对纯粹知识的强调。

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养成一种习惯，能够把所学的有限知识与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让学生具备一种能力，能够把有限的人类活动与成功的处理方式所依赖的科学原则结合起来。这样所形成的态度和兴趣自然会发挥作用。如果把算术或者地理视为与社会活动和社会运用毫不相干的科目，那么，教学的目的便只能是死记硬背所有的内容。只要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学习中的缺陷。但是，如果我们教育工作者关心的是让学生认识到他们所学的数字和地理知识与重要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那么，这样的教学就不会有什么缺陷。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数量，而是学习的动机和目的。问题不是让学生去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了解数的知识的所有社会用途，而是设法让学生明白，自己在数的知识方面所前进的每一步都与人类的需求及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看到所学知识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任何开始学习数字的儿童，都会有一些涉及数字的经验。教他的时候，把算术与他已体验过的这些日常社会活动联系起来，教学社会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教育的劳动阶段当然已经来到，这是因为，这些社会经历涉及劳动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学生的算术学习将变得很功利很粗俗，或者从金钱及其得失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问题。相反，这意味着将把金钱的因素降低到恰当的位置，意味着将把重点放到有关金钱、重量、形式、大小、测量、数量等知识在开展生活活动的作用之上。重新调整教育，使之适应目前的社会环境，目的不是要用挣钱谋生来取代获取知识，并把它作为教育的目标；而是要武装男女学生，使他们毕业时能够明智地进行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不过，这种智慧的一部分要去处理基本生计在当代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这是不可或缺的。有些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有意无意地沉浸在贵族社会的知识偏见之中。但是，首要而根本的问题不是培养个体去从事特定的行业，而是要让他们明白：如果不想做社会寄生虫，那么，对于自己必须从事的行业就应该怀着极大而真诚的兴趣，并且应该了解那个行业社会的及科学的意义。教育的目标不是要培养谋生的人。但是，既然芸芸众生一般需要谋生自立，就必须明智地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管理农场和商店，以及在劳动至伟的民主社会中明智地从事政治事务。

因此，重新调整教育的问题就是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前行，一个极端是古老的书本教育，另一个极端是狭窄的所谓实用教育。有人嚷着要保留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理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自由的、文化的，这样口头说说倒是很容易。有人敦促要为那些假定会在现行经济体制内砍柴挑水的人[1]增加狭隘的职业培训，这也相对容易办到；但却没有触及现行的书呆子型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是为那些不必在家里、商店或者农场从事体力劳动的幸运儿服务的。可是，既然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一切教育进行重组，以适应伴随工业革命而在科学、社会、政治上发生了变化的生活环境，那些致力于这个更加广阔目标的实验就尤其值得人们怀着同情去承认，带着智慧去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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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drawers of water and hewers of wood”（挑水砍柴的人），典出基督教《圣经·约书亚记》。应为“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指“做苦工的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