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史记菁华录》，不可不知道《史记》的大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传叙，有《史记》的末篇《自序》。那篇历叙他的家世，传述他父亲的学术见解和著述志愿，又记载他自己的游览各地和继承先志，然后说到《史记》的编例和内容。《汉书》里的《司马迁传》，就直抄那篇的原文，不过加入了“迁报任安”的一封书信罢了。现在为便利读者起见，作司马迁传略如下：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龙门是山名，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陕西省韩城县东北，分跨黄河两岸，形如门阙）。他的生年有两说：一说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差十年；据近人考证，前一说为是。他的父亲谈，于各派学术无所不窥，当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为太史令。谈死于元封初年（元封元年当公元前110年），迁即继职为太史令。因此，《史记》中称父亲，称自己，都作“太史公”（《天官书》里有“太史公推古天变”一说，《封禅书》里有“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两语，其中的“太史公”，和《自序》前篇用了六次的“太史公”，都是称父亲；各篇后面“赞”的开头“太史公曰”的“太史公”，都是称自己。官是太史令，为什么称“太史公”呢？关于此点，解释很多。有的说，“太史公”是官名，其位极尊；驳者却说，《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并没有这个官。有的说，称“令”为“公”，同于邑令称“公”；驳者却说，这是僭称，用来称呼别人犹可，哪里有用来自称的？有的说，迁尊其父，故称为“公”；驳者却说，明明自称的地方也作“公”，为什么对自己也要“尊”？有的说，尊父为“公”，是迁的原文，尊迁为“公”，是后人所改；驳者却说，后人这一改似乎有点愚。有的说，这个“公”字并没有特别表示尊重的意思，只如古代著书，自称为“子”或“君子”而已；此说用来解释称父和自称，都比较圆通，但得其真际与否，还是不可知）。迁在青年时期出去游览，《自序》里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他都到过。回来之后，做“郎中”的官。元封元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便又游览了西南地方。及继任了太史令，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他的著作。《自序》里说：

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于是论次其文。

可见他从事著作为的是继承先志。“论次其文”是就旧闻旧文加以整理编排的意思；他既受了父亲的熏陶，又读遍了皇室的藏书，观察了各地的山川风俗，接触了在朝在野的许多人物，自然能够取精用宏、肆应不穷。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战，矢尽力竭，便投降了匈奴。消息传来，一班朝臣都说陵罪很重；武帝问到迁，迁独替李陵辩白。他说：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驱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见《汉书·李陵传》，《报任安书》中也提到这一层，大致相同）

这是说李陵人品既好，将才又出众，战败是不得已，投降是有所待。武帝以为迁诬罔，意在诽谤贰师将军李广利（那一次打匈奴，李广利将三万骑，为主力军，但没有与单于大军相遇，因此少有功劳），并替李陵说好话；便治他的罪，处以最残酷的腐刑（割去生殖器）。这不但残伤了他的身体，同时也打击了他的精神；《报任安书》中说：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

从这些话，可知他的羞愤和伤心达到了何等程度。受刑之后不久，他又做“中书令”的官。对于著作事业，还是继续努力；《报任安书》中有“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话，说明了他在痛苦之中，希望立言传世，垂名于久远的心理。接着就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既说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的话，又有了“百三十篇”的总数，他的初稿大概已经完成了。这封书信，据近人考证，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其时迁从武帝幸甘泉。甘泉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距长安西北二百里，所以书中说“会东从上来”；次年正月武帝要幸雍，迁也将从行，所以书中说“仆又薄从上雍（“薄”是“近”和“迫”的意思，也就是“立刻要”）。如此说来，他的著作，从开始着手到初稿完成，共占了十几年的时间；一部开创的大著作，十几年的工夫自然是要的。他的死年不可知，大概在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武帝末年当公元前87年）；年龄在六十岁左右。

二

司马迁所著的书，他自己并不称为“史记”。原来“史记”这个名词，在古代是记事之史的通称。这在司马迁书里，就有许多证据。如《周本纪》里说：“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这“史记”指周室所藏的记事之史；《孔子世家》里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说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这“史记”指孔子所见的记事之史：《自序》里说：“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六国年表序》里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这“史记”指各国所有的记事之史；《天官书》里说：“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这“史记”指汉代的记事之史，从“百年之中”一语可以推知；《自序》里说“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史记”兼指汉代、秦代秦国（秦记独存，见《六国年表序》），及残余的各国的记事之史，这些都是他著书的参考资料。司马迁没有把“史记”这个通称作为自己的书的专名，也没有给自己的书取一个统摄全部的别的专名；他在《自序》里，只说“著十二本纪……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而已。班固撰《汉书》，其《艺文志》承沿着刘歆的《七略》，称司马迁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没有“书”字。他的父亲班彪论史家著述，将《太史公书》与《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并举（见《后汉书·班彪传》）。这可见在班氏父子当时，还没有把司马迁书称为“史记”；但范晔《后汉书·班彪传》的叙述语中，却有“司马迁著《史记》”的话。据此推测，“史记”成为司马迁书的专名，该是起于班范之间，从后汉到晋宋的时代。

三

《史记》一百三十篇，就体例而言，分为五类，就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记载帝王的事迹，从五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到汉武帝，有年的分年，没有年的分代。“表”编排各代的大事，年代已经不可考的作“世表”，年代可考的作“年表”，变化太剧烈的时候作“月表”；并表列汉兴以来侯王的封立和将相的任免。“书”叙述文化的各部门，如礼节、历法、祭祀、水利、财政等，都分类历叙，使读者对于这些方面得到系统的知识。“世家”按国按家并按着年代世系，记载若干有重要事迹的封建侯王。体例和“本纪”相同，不过“本纪”记的是统治天下的人，“世家”记的是统治一个区域的人。有这一点分别而已。“列传”记载自古到汉或好或坏的重要人物，以及边疆内外的各国状态。这五类所包容，范围很广大，组织很完密；在汉朝当时，实在是一部空前的“中国通史”。自从有了《史记》，我国史书的规模就确定了，以后史家作史大多模仿它。现在所谓“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体例都与《史记》相同（不过“世家”一类，以后的史中没有了。“书”一类自从《汉书》改称了“志”，便一直沿用下去，都称“志”而不称“书”。“表”和“志”并非各史都有，其没有这两类的，便只有“纪”和“传”了）。这种体例称为“纪传体”，与另外两个重要史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对待。

五类之中，“本纪”和“世家”两类都有几篇足以引起人疑问的，这里简略的说一说。先说“本纪”方面。秦自庄襄王以上，论地位还是诸侯，应该入“世家”；迁却作了《秦本纪》，这是一点。项羽并没有得天下，成帝业；迁却作了《项羽本纪》，这是二点。惠帝做了七年的天子，迁不给他作“本纪”，却作了《吕太后本纪》，这是三点。以上三点疑问，看了《自序》的话，都可以得到解答。《自序》里说：“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科条之”是科分条例，举其大纲的意思；换句话说，十二本纪是全书的纲领。既要“录秦汉”，自不得不详及秦的先代。《秦本纪》里说：“秦之先伯翳，帝颛顼之苗裔。”《秦始皇本纪》赞里说：“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都是说秦的由来久远。《秦始皇本纪》赞里又说：“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自序》里说：“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都是说秦的帝业的由来。况且诸侯史记大多散失，独有秦记保存着；要举纲领，自宜将秦列入“本纪”了。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霸”是“伯”的借字——“伯长”的意思，“霸王”便是诸侯之长。他实际上为诸侯之长，所以《项羽本纪》赞里说：“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那自宜将他列入“本纪”了。惠帝当元年的时候，因为吕太后“断戚夫人（高祖的宠姬）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便派人对太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迁既记载了这个话，下文又说：“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在元年，惠帝便不听政了；惠帝即位以后，实际上纲纪天下的是吕太后。那自宜将她列入“本纪”了。再说“世家”方面。孔子并非侯王，应与老、庄、孟、荀同等，入“列传”；迁却作了《孔子世家》，这是一点。陈涉起自群盗，自立为陈王，六月而死，以后就没有子孙传下去了，这与封建侯王的情形不同，也应入“列传”；迁却作了《陈涉世家》，这是二点。《外戚世家》记载后妃，后妃与封建侯王更不相类，为什么要为她们作“世家”？这是三点。以上三点疑问，也可以从《自序》得到解答。《自序》里说：“二十八宿环八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这说明了“世家”所叙人物，都是对统治者尽了“辅拂（同“弼”字）股肱”的责任的。孔子不仕于周室，在周固非“辅拂股肱之臣”；但在汉朝人观念中，孔子垂教乃是“为汉制作”，他的功劳，实在当代功臣之上；《自序》里说：“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便表示这个意思。那自宜将他列入“世家”了。汉室的兴起，由于天下豪杰群起反秦，而反秦的头一个，便是陈涉。《高祖本纪》里说：“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高祖便是响应陈涉的一个。《陈涉世家》里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自序》里说：“天下之乱，自涉发难。”可见陈涉对于汉室虽没有直接的功劳，间接的关系却非常重大，如果陈涉不发难，也许就没有汉室。那自宜将他列入“世家”了。至于后妃列入“世家”，因为她们对于统治者辅弼之功独大；换句话说，她们影响统治者最为深切。《外戚世家》开头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便说明这层意思。

五类之中，“列传”分量最多；体例并不一致，又可以分为三类，就是：“分传”“合传”“杂传”。“分传”是一篇叙一个人，如“孟尝君”“信陵君”“李斯”“蒙恬”等传都是。“合传”是一篇叙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或因事迹关联，不可分割，便叙在一起，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是；或则时代虽隔，而精神相通，也便叙在一起，如《屈原贾生列传》是。“杂传”是把许多人，其学业或技艺或治术或行为相类的，按照先后叙在一篇里，计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篇，合了《扁鹊仓公列传》（该是“医者列传”，但迁并没有标明），共十一篇。

四

《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三类，都是叙述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的，那些篇章并不是独立的单位。一个人物的性行，一件事情的原委，往往散见在若干篇中，读者要参看了若干篇才可以得其全貌；这由于作者认一百三十篇是整部的书。他期望读者读的时候，不仅抽读一篇两篇，而能整部的读。其所以运用这样作法，有几层理由可以说的。

第一，一部《史记》包括若干人物的事迹，这若干人物的事迹，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项目；若把每个人物的事迹，都叙述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必然有若干重复或雷同，就整部书看起来，便是浪费了许多可省的篇幅。所以作者把这些共同的事迹，叙述在关于主角的篇章里，同时连带叙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人物；而在关于其他人物的篇章里，便节省笔墨，单说一句“见某篇”了事，有时连这一句也省去了。这叫作“互见”，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重复。例如管仲、晏婴两人的重要事迹，都叙在《齐世家》里；于是在《管晏列传》里，对于管仲，便只叙他与鲍叔的交情和他的政治主张两点；对于晏婴，便只叙他事齐三世，与越石父交和荐其御者为大夫三点。大概还以为管晏的重要事迹，都与齐国关系极大，而管晏与齐国比较，自然齐国居于主位，所以叙在《齐世家》里。《齐世家》里既然叙了为避免重复起见，《管晏列传》里就不再叙了。若不明白这个“互见”的体例，单就《管晏列传》求知管晏，那是不会得其全貌的。

第二，“互见”的体例不只在避免重复，又常用来寄托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作者认为某人物该褒，便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专叙其人的长处。作者认为某人物该贬，便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专叙其人的短处。遇到该褒的人确有短处，无可讳言，该贬的人确有长处，不容不说的时候，便也用“互见”的办法，都给放到另外的篇章里去。例如《信陵君列传》，前面既说“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末后又说“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隐隐表示信陵君的生死，影响到魏国的存亡。这由于迁对信陵君太倾倒了，任着感情写下去，以至“褒”得过了分寸。所以《魏世家》赞里又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余以为不然。”读者若单看《信陵君列传》而不注意《魏世家》赞里的话，对于迁的史识，就不免要发生误会。又如《信陵君列传》写信陵君的个性，先提明“公子为人仁而下士”，以下所叙许多故事，便集中在这一点；所以就文章论，这是一篇完整之作。但“仁而下士”只是信陵君个性的好的一方面；还有不甚高明的方面，却在另外的篇章里。《范雎传》里叙秦昭王要为范雎报仇，向赵国索取从魏国逃到平原君家里的魏齐；魏齐往见赵相虞卿，虞卿便解了相印，与魏齐同到大梁，欲见信陵君；信陵君犹豫不肯见，魏齐怒而自刭。虞卿可以丢了高官，陪着朋友亡命；信陵君与魏齐同宗，偏偏顾忌着秦国，拒而不见，无怪要引起侯嬴的讥刺了。同传里又叙秦昭王把平原君骗到秦国，软禁起来，向他要魏齐的头；平原君只说：“贵而为友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平原君看重交情，表示得这么勇决，以与信陵君的顾忌犹豫相对比，更可见出信陵君的“仁”并非毫无问题。读者若单记着《信陵君列传》里的“仁而下士”，对于信陵君的个性，就只知识了一半。

第三，“互见”的体例，又常用来掩护作者，以免触犯忌讳。事实上是这样，而在作者所处的地位，却不容不说那样，否则便触犯忌讳；于是也用“互见”的办法，使读者参互求之，自得其真相。例如迁对于高祖、项羽两人，他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项羽方面，但他是汉朝的臣子，不容不称赞高祖，因此他写两人就运用“互见”的体例。大概从正面写时，高祖是一个长者，而项羽是一个暴君；从侧面写时，便恰正相反。《高祖本纪》开头说高祖“仁而爱人”，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里，便常有相反的记载。《张丞相列传》里记载周昌对高祖说“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佞幸列传》里直说“高祖至暴抗也”；此外见于《张耳陈余列传》《魏豹彭越列传》《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里的，不一而足。从这许多记载，读者可以见到高祖怎样的暴而无礼，恰正是“仁而爱人”的反面。《萧相国世家》里记载萧何请把上林中空地，让人民进来耕种，高祖大怒，教廷尉论萧何的罪，其后对萧何说：“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桀纣主”的话，高祖自己也说出来了，可见高祖连假装“仁而爱人”的心思也并不存的。《高祖本纪》里说：“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猾悍滑贼。’”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里，便也常有相反的记载。《陈丞相世家》里记载陈平对高祖说：“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淮阴侯列传》里记载韩信对高祖说：“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便在《高祖本纪》里，也还留着王陵的“项羽仁而爱人”一句话。陈平、韩信都是弃楚归汉的人，王陵的母亲在楚死于非命，他们三个人对于项羽，当然不会有过分的好评；把他们的话合起来看，项羽“恭敬爱人”该是真的，恰正是“僄悍猾贼”的反面。读者若不把各篇参看，对于高祖、项羽两人，就得不到真切的认识。

“互见”的体例具有避免重复、寄托褒贬、掩饰忌讳三种作用。《史记》是这样，以后仿模《史记》的许多史书也是这样。因此凡属“纪传体”的史书，必须统看全部，才会得到人物及其事迹的真相；倘若仅仅抽读一篇两篇，那所得的只是个朦胧而不切实的印象而已。所以，在欲知一点史实的人，“纪传体”的史书并非必读。现在有好些研究历史的人，给大学生作了“中国通史”；给中学生读的“中国通史”似乎还没有，但编辑得完善一点的历史教本，也足够使中学生知道史实了。“纪传本”的史书，就其性质而言，还只是一种材料；把它参互比观、仔细钩稽，是史学专家和大学史学系学生的工作，仅仅欲知一点史实的人是不能而且也不必去做的。还有“纪传本”以人物为经，自不得不以纪事迹为纬，即使不嫌重复，想不用“互见”的体例，事实上也办不到。而在欲知史实的人，却是事迹重于人物。一件事迹往往延续到若干年，另外一种“编年体”为要编年，把整件事迹分隔开来，看起来也不方便。所以宋朝袁枢在“纪传体”和“编年体”之外，创立“纪事本末体”而作《通鉴纪事本末》。他把一件大事作题目，凡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件大事的记载，都抄来放在一起；这样，一件事迹便有头有尾，它的前因后果都容易看明白了。在旧式的史书中，“纪事本末体”比较适宜于一般欲知史实的人，这是应该知道的。

五

现在的《史记》并不是司马迁当时的原样，已经经过了许多人的增补和窜改。《汉书·司马迁传》载了《史记·自序》之文，接着说：“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这是说整篇的缺失，而古代简策，保存不易，零星的残逸，也是可以想见的事。修补《史记》的，以汉褚少孙为最早；又有冯商和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见《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东汉时有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见《后汉书·杨终传》）；唐刘知几《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中说《史记》之后，“豫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犹名《史记》”。这些增补删削的本子，与原书混和起来是很容易的，着手混和的人也不一定为着存心作伪。现在的《史记》，唯褚少孙的补作低一格刊刻，或更标明“褚先生曰”，可以一望而知；此外的增补和窜改便不能辨别了。旧注中颇有辨伪的考证；历代就单篇零句加以考证的，多不胜举；清崔适作《史记探源》八卷，举出伪窜之处特别多，虽未必完全可靠，但一般批评都认为当得“精博”两字。

关于《史记》的注释，宋裴驷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三注”，现在都附刊在《史记》里。《史记集解》的序文中说：“考较此书（指《史记》），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号曰《集解》：未详则阙，弗敢臆说。”《史记索隐》的序文中说：“贞谀闻陋识，颇事钻研，而家传是书（指《史记》），不敢失坠。初欲改更舛错，裨补疏遗，义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书残缺虽多，实为古史，忽加穿凿，难允物情。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序文中说：“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音解兼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看了以上所引，约略可以知道“三注”的大概。若作《史记》的研究，单看“三注”是不够的；因为关于《史记》任何方面的考据，从唐以后还有很多，就是现在也常有人发表新见，必须搜罗在一起，互相比观，才谈得到研究。若并不作研究而仅仅是阅读，那不必全看“三注”；也可以全不看，只要有一部较好的辞书，如商务印书馆《辞源》或中华书局《辞海》，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疑难了。

六

《史记》的大概既已说明，才可以谈到《史记菁华录》。

现在中学里自有历史课程，或用教本，或由教师编撰讲义，学生据以研修，便知道了从古到今的史实。《史记》不是仅仅欲知一点史实的人所宜，前面已经说过；若把它认为古史教本，给中学生研修，那在能力和时间上都超过了限度，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中学把《史记》作为历史教本的）。但同样一部书，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看它。譬如《庄子》，就内容的观点说，是一部哲学书，但就写作技术的观点说，却是一部文学书；又如《水经注》，就内容的观点说，是一部地理书，但就写作技术的观点说，却是一部文学书。内容和写作技术当然不能划然分开——要了解内容必须明白它怎样表达，要理会写作技术必须明白它说些什么；但偏重一方面，在一方面多用些功夫，那是可以的。从哲学的观点读《庄子》，必须弄清楚庄子思想的整个系统，以及它与当时别派思想的异同，它给与后来思想界的影响等项；从地理的观点读《水经注》，必须弄清楚古今的变迁，广稽图籍，知道什么水道还是与古来一样，什么水道却不同了，又须辨别原著的是非，详加考证，知道某处记载确凿可靠，某处记载却是作者的疏失。但从文学的观点读这两部书，这些方面便不必过于精求，只须注重在词句的运用、篇章的安排，以及人情事态的描写等项就是了。《史记》也同上面所举两部书一样，就内容的观点说，是一部历史书；就写作技术的观点说，是一部文学书。认《史记》为历史而读它，固非中学生所能胜任；但认《史记》为文学而读它，对于中学生却未尝不相宜。《史记》的多数篇章，叙人叙事都是“文学的”，值得恒久的玩味。二十四史中的各史，不一定全是文学，但《史记》无疑的是文学的名著。中学生读《史记》，目的并不在也能写出像《史记》一般的古文，而在借此训练欣赏文学的能力和写作记叙文的技术；换句话说，借此养成眼力和手法，以便运用到阅读和写作方面去，得到切实的受用。

中学生读文学名著，虽不宜贪多务博，广事涉猎；也不能抱定一书，不再他求。因此，对于每一部书，不能通读全部，只能节取其一部分；全部的分量往往太多了，非中学生的时力所能应付；所节取的一部分，当然是全书的精粹。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在“实施方法概要”项的“教材标准”目下，初中的略读部分列着“有诠释之名著节本”一条，高中的略读部分列着“选读整部或选本之名著”一语，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提出的《史记菁华录》，就是一种“名著节本”或“选本之名著”。

七

《史记菁华录》是钱塘姚祖恩编的。他在卷首有一篇题辞，末书“康熙辛丑七夕后三日，苎田氏题”；卷尾又有一篇跋，末书“辛丑长至后三日阅讫题此”；据此可知他这部书的编成在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公元1721年）。“苎田氏”是他的别号；幸而题辞后面有吴振棫的短跋：“此本为吾乡姚公祖恩摘录，比携之入黔，中丞善化贺公见而善之，命校勘刊行，以惠学者。道光癸卯五月，钱唐吴振棫识。”才使我们知道编者的姓名和籍贯。但除此以外，我们对于姚祖恩便别无所知。“善化贺公”是贺长龄，曾做贵州巡抚。吴振棫曾做贵州布政使，此书原版就在任内刊刻，所以卷首书名旁边署着“藩宪吴开雕”五字。“癸卯”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据此可知此书行世快满一百年。原版而外，各地刻本不少；最近在成都买到一部，是民国三年成都文明阁刻的。自从西洋印刷术流传进来之后，又有些铅印石印的本子。你一定要在某家书铺子里买到一部，往往不能如愿；但如果随时留心的话，却很容易遇见此书，当然不限定哪一种本子。

姚祖恩自题两篇，就所记时日看，跋作在前。此跋说明他的编撰体例，现在全录于后：

《史记》一书，学者断不可不读，而亦至不易读者也。盖其文洸洋玮丽，无奇不备，汇先秦以上百家六艺之菁英，罗汉兴以来创制显庸之大略，莫不选言就班，青黄纂组，如游禁籞，如历钧天，如梦前生，如泛重溟；以故谫材谀学无有能阅之终数卷者。前哲虽有评林，要亦丹黄粗及，全豹不呈。不揣荒陋，特采录而详阅之，务使开卷犁然，皆可成诵，间加论断，必出心裁。密字蝇头，经涉寒暑，幸可成编，固足为雪案之快观也。若所删节者，刊本具存，岂妨翻读。世有三仓四库烂熟胸中之士，吾又安能限之哉？

这里说他所采选的，都可以认为完整的篇章；如要看删去的部分，自有整部的《史记》在那里。采选之外，他又自出心裁，加以评注。题辞一篇，说明他编撰此书的用意，现在摘录如下：

余少好龙门《史记》，循环咀讽，炙而味益深长。顾其夥颐奥衍，既不能束之巾笥；又往哲评林，迄无定本。尝欲抽挹菁华，批导窾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润而倾沥液者，澜翻胸次，而龙门之精神眉宇，亦且郁勃翔舞于尺寸之际，良为快事矣。……古人比事属辞，事奇则文亦奇，事或纷糅，则文不能无冗蔓；故有精华结聚之处，即不能无随事敷衍之处。掇其菁华而略其敷衍，而后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读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龙门之文得于善游，夫人而能言之矣；则当其浮长淮，溯大江，极览夫惊沙逆澜，长风怒号，崩击而横飞者，吾于其书而掇取之；望云梦之泱漭，睹九嶷之芊绵，苍梧之野，巫山之阳，朝云夕烟，靡曼绰约，吾于其书而掇取之；临广武之墟，历鸿门之坂，访潜龙之巷陌，思霸主之雄图，鹰扬豹变，慷慨悲怀，吾于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吊蚕丛鱼凫之疆，扪石栈天梯之险，萦纡晦窗，巉峭幽深，吾于其文而掇取之；适鲁登夫子之堂，抚琴书，亲杖履，雍容鱼雅，穆如清风，吾于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后胜未来，前奇已过，于其中间，历荒堤而经破驿，顽山钝水，非其兴会之所属，斯逸而勿登焉。读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则文之道诚不得不如此也。……凡《史记》旧文几五十万言，今掇其五之一；评注皆断以鄙意，视他本为最评，约亦数万言。龙门善游，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间卧游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记菁华录》云。

这里说摘出一些部分，足以表现《史记》文字的“天工人巧”的，供学者研摩；又把游览比喻读书。游览可以挑选那最胜之处，“顽山钝水”，便舍弃不顾；读书可以挑选那精粹之处，随事敷衍的笔墨，便也舍弃不顾：这是文章家的看法，把《史记》认为文学书，与史学家的看法全然不同。其中“事奇则文亦奇”的“奇”字，与跋中“无奇不备”的“奇”字，在评注中也常常用到，并不是“奇怪”或“新奇”的意思。大概“事奇”的“奇”字指其事可供描写而言，“文奇”的“奇”字指其文描写得出而言。但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不能专取那些可供描写的材料；一事的过场脉络，也不得不叙；趣味枯燥可是关系重要的事迹，也不得不记。这些材料，在文章家看来，便是不奇的事；写成文字，只是寻常的记叙文，便是不奇的文了。

八

此书选录“本纪”三篇、“表序”三篇、“书”三篇、“世家”九篇、“列传”三十三篇，共五十一篇。各篇之中，并不都加删节，全录的有十六篇（《高祖功臣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六国表序》《萧相国世家》《伯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信陵君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于“合传”中全录一人之传的也有五篇（于《老庄申韩列传》全录《老子传》，于《屈原贾生列传》全录《屈原传》，于《韩王信卢绾列传》全录《卢绾传》，于《郦生陆贾列传》全录《陆贾传》而《郦生传》有删节，于《扁鹊仓公列传》全录《扁鹊传》而《仓公传》有删节）。这些全录的，该是编者所认为完整的篇章，文学的佳作。从此又可推知，凡加以删节的，他必认为其中有“随事敷衍之处”，非作者“兴会之所属”。如“本纪”一类，原是全书的纲领，从史学的观点看，是极关重要的；但作者写来，不能不平铺直叙，有如记账。所以十二“本纪”中，他只选了三篇，而且都加以删节。于《秦始皇本纪》，只取了“议帝号”“制郡县”“废诗书”三节；这三节主要部分是议论，阔大而简劲，其事对于后来又有极大关系，故而采选。于《项羽本纪》，删去的部分就没有《秦始皇本纪》那么多，约占全篇的三分之一，都是叙述当时一般的战争情势的。原来《项羽本纪》注重在描写项羽这个人物，在十二“本纪”中，是并不拘守体例的一篇；从文章家看来，描写项羽的部分都是好文章，叙述当时一般的战争情势的部分，虽是史学家所不容忽略，然而非作者“兴会之所属”了。于《高祖本纪》，只取了开头叙高祖微时的一节和高祖还沛酒酣作《大风歌》的一节；这两节都是描写高祖这个人物，采选的用意与《项羽本纪》相同。——其他各篇删节，大致都是如此。

编者用从前人评点的办法，把《史记》文字逐语圈断；认为颇关紧要或文章佳胜的处所，便在旁边加上连点或连圈。因为刊刻的不精审，就是原版也有很多地方把圈断的圈儿刻错了，其他翻刻排印的本子，也不能完全校正无误，其加上连圈的部分，把一段文字一直圈下去，圈断之处便无从辨别。因此，阅读此书的时候，先得自下一番功夫，详审文字的意义而加上句读，不能全靠圈断的圈儿。阅读古书，第一步原在明句读；句读弄清楚了，对于书中的意义才确切咬定，没有含糊。像此书似的单用一种圈儿作符号，语意未完的地方是圈儿，语意完足的地方也是圈儿，本来不很妥当。读者自己下一番功夫，在语意未完的地方用“读号”（“，”），在语意完足的地方才用“句号”（“。”），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练习，使你对于文中每一个字都不能滑过。至于文字旁边的连点和连圈，也可以不必重视；因为加上这种符号由于编者的主观，读者若能读得透澈，别有会心，也自有他的主观；而这两种主观，从读者方面说，以后者为要，前者只有拿来比照的用处罢了。

古人作文不分段，现在重印古书，往往给它分段。如果分得很精审的话，在读者自是极大便利。此书除了删去一段，下段另行开头以外，仍照原样不分段。因此，读者在断句之后，还得下一番分段的功夫。这番功夫也不是白用的，从这上边，你可以练习解析文章的手段。分段的时候，可以参考此书的注，因为注中有时提到关于段落的话。如《项羽本纪》，此书节录“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至“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为一段；但在其中“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一句下注道：“以上一大段，总写羽为上将军之案。”便可知此处是一段之末，以下“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可另作一段。又如同篇节录叙“鸿门之会”的文字为一段；但在其中“乃令张良留谢”一语下注道：“张良留谢，自作一段读。”便可知此处是一段之始，该与上一语“于是遂去”划开。在注中没有提到的地方，就得自出心裁，把每一段都分得极精审。

九

编者所加评注，篇中篇末都有。在篇中的，有的写在文句之下，有的写在书页的上方，如所谓“眉批”。大致评注少数语句的，写在文句之下，评注较长的一节的，写在书页的上方；但这个区别并不严格，只能说是编者下笔时随便书写的结果。在篇末的，是对于本篇的评论；所选五十一篇的后面，并不是每篇都有，只有二十四篇有。我们既选读此书，对于这些评注，应当明白它的体例，辨别它的善否，选择它的善者而利用它。以下便就这方面说。

通常所谓“注”，是解释字义句义，凡读者不易了悟之处，都把它申说明白；或考证故事成语，凡读者见得生疏之处，都把它指点清楚。这类的注，此书并不多，所以阅读的时候，案头应当备一部较好的辞书。但此书属于这类的注，大体都明白扼要，可以阅看。如《秦始皇本纪》，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下注道：“秦初三公之职如此。”读者便知丞相、御史大夫、廷尉是秦的“三公”，汉时“三公”是因袭秦制。又如《项羽本纪》，于“公将见武信君乎”下注道：“即项梁。”于“项王令壮士出挑战”下注道：“独骑相持，不用兵卒者，谓之挑战。”于赞语“何兴之暴也”上方注道：“暴字只是骤字义，言苟非神明之后，何德而致此骤兴也。”读者对于“武信君”“挑战”和“暴”字，或将迷惑，看了注语，便明白了。又如《秦始皇本纪》，于“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下注道：“人各以其所私学者为善也，长句曲而劲。”《高祖本纪》，于“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下注道：“始则索钱数倍常价，以其不琐琐较量也。”读者于此等语句或将不明其义，看了“人各以其所私学者为善”，便明白什么是“人善其所私学”，看了“索钱数倍常价”，便明白什么是“雠数倍”。不过也偶尔有解释错的。如《项羽本纪》，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下注道：“回面向王翳也。”把“回面向”解释“面”字，把“之”认为称代王翳，都是显然的错误。这个“面”字向来认为用的反训，是“背向”的意思；又有人说是“俪”的借字。“俪”有“向”义，也有“背”义，《离骚》“俪规矩而改错”的“俪”字，便是“背”义。用代名词“之”字，所代的人或事物必然先见，没有先见了“之”字，然后提出它所代的人或事物的；现在说“回面向王翳”，便是“之”字先见，王翳后出了。这个“之”字分明是称代上一句“项王身亦被十余创……”的“项王”；“面之”便是“背向项王”。

除了前一类的注以外，多数的评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文章的，一类是关于事迹的。现在先说前一类。前一类中又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说明文章的段落，前面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说了。又一类是说明文章的层次脉络。如《秦始皇本纪》，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下注道：“一销兵。”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下注道：“二同律。”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下注道：“三舆地。”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下注道：“四建京。”看了这四注，对于这节文字便有了统括的观念。又如《项羽本纪》，于“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下注道：“成败大关目，提出大有笔力。”于张良、陈平说汉王语中的“楚兵罢食尽”下又注道：“再言之。”于“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下又注道：“三言之。”其上方又注道：“‘兵罢食尽’之语凡三提之，正与项王‘天亡我’之言呼应；史公力为项王占地步，其不肯以成败论英雄如此，皆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这提醒了读者，由此可知屡叙兵罢食尽并不是无谓的赘笔。又如同篇，于“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的上方注道：“项王语本一片，中间别描吕马童数笔，此夹叙法。”看了此注，便知项王“吾闻汉购我头千金……”的语与“若非吾故人乎”的话原是径接的。知道径接，项王当时的心情声态更觉如在目前。又可以进而推求，为什么要把吕马童向王翳说的话插在中间？推求的结果，便知道移到后面去就安排不好，唯有插在中间，才表现出当时的生动的场面。这一类注都有用处，都该细看。

又一类是说明文章的作用。如《项羽本纪》，于“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下注道：“合叙中见轻重法。”读者便知特提项伯，其作用在显示他是有恩于汉王的人，下文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三人都无甚关系，所以只以“皆项氏，赐姓刘氏”了之。又如《高祖本纪》，于“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下注道：“史公每用夹注法，最奇妙。”于下文“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下又注道：“接上‘迎之门’句。”读者便知“吕公者，好相人”的作用是插注，“引入坐”的作用是回接。又如《河渠书》，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下注道：“忽宕一笔，是史公文至此方从洪水独抽出河来，以下皆言治河。”读者便知“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的作用是从广泛的洪水转到单独的河害。这一类注也有用处，由此可以养成仔细阅读的习惯。

又一类是阐说文章的旨趣。如《项羽本纪》，于“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的上方注道：“提出项燕王翦，以著秦项世仇，提出世为楚将，以著霸楚缘起。”又如同篇，于“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的上方注道：“以下皆子长极意摹神之笔，非他传可比。”又如《高祖本纪》，于所选第一段的上方注道：“汉室定鼎，诛伐大事，皆详于诸功臣世家列传中，及《高祖本纪》，则多载其细微时事及他神异符验，所以其文繁而不杀，灵而不滞；叹后世撰实录者不敢复用此格，而因以竟可无传之文也。”又如《六国表序》，于“独有秦记”至“此与耳食无异，悲夫”的上方注道：“此段是正叙采秦记以著《六国年表》本意；然秦记卑陋，为世儒聚道，下段故特举‘耳食’之弊，以见秦记之不可尽废也；文义始终照应，一丝不走。”

以上四例，从第一例，可知叙述项燕为王翦所戮和项氏世世为楚将，并非闲笔墨；从第二例，可以唤起阅读时的注意，于项王战败自刭一大段，细辨其“极意摹神”之处；从第三例，可知《高祖本纪》内容的大概，以及其何以略于“诛伐大事”；从第四例，可知《六国表序》以“太史公读秦记”开头，以下以各国与秦并论，而侧重于秦，皆所以说明“因秦记”作表的旨趣。这一类注都于读者有帮助。

又一类是指出描写的妙笔。如《项羽本纪》，于“项伯……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下注道：“十余字耳，叙得情事俱尽，性情态色俱现，千古奇笔。”于“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下又注道：“从容得妙。”于“（沛公）曰：‘鲰生说我曰’”下又注道：“急中骂语，皆极传神。”于“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下又注道：“偏从容。”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下又注道：“又倔强，又急遽，传神之笔。”于“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下又注道：“到底从容，音节琅琅可听，只如此妙。”于这段文字的上方又注道：“以一笔夹写两人，一则窘迫绝人，一则从容自如，性情须眉，跃跃纸上。史公独绝之文，左国中无有此文字。”沛公与张良计议是史实，但这些注语并不论史实而论文章；从文章看，沛公的窘迫和张良的从容都表现了出来，而注语把表现了出来之处给点醒了。又如《高祖本纪》，于“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下注道：“看他连叙两个相人，无一笔犯复，古人不可及在此。”一个相人是吕公相高祖，一个相人是老父相吕后，孝惠和鲁元。于“相鲁元亦皆贵”下又注道：“相人凡换四样笔，乃至一字不相袭，与城北徐公语又大不同。”所谓四样笔，一是吕公相高祖，明说“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二是老父相吕后，赞称“夫人天下贵人”；三是老父相孝惠，说明“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四是老父相鲁元，不复记其言语，只叙道：“相鲁元亦皆贵。”这也是论文章，记叙同样的事实，而文章能变化，确然值得玩味。后一注中所称“城北徐公语”，指《战国策·齐策》“邹忌修八尺有余”一篇中的问答语而言。邹忌问其妻：“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妻答道：“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又问其妾：“吾孰与徐公美？”妾答道：“徐公何能及君也！”又问其客：“吾与徐公孰美？”客答道：“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每次问答语都不相同，向来认为文章能变化的好例。但与《高祖本纪》写相人的这一节对比，便觉得《战国策》问答语的变化仅在字句之间了。又如《项羽本纪》，“项王范增……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一节，于“巴蜀亦关中地也”下注道：“‘乃阴谋曰’‘乃曰’，一阴一阳，连缀而下，真绘水绘声手。”经这一点明，便知道两语一表私下的计议，一表公开的宣布，虽是简单的叙述，也具有描写的作用。又如《陈涉世家》，于“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下道：“画出情景。”经这一点明，便觉“指目陈胜”四字写出一个繁复而生动的场面，读者各自可以想象得之。又如《信陵君列传》，于“当是时，魏将相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下注道：“方写市中公子侯生，忽从家内插一笔，从骑插一笔，市人插一笔，神妙之笔，当面飞来，又凭空抹倒。”经这一点明，便觉这几语看似突兀，而实则极入情理，以见所有的人都惊怪于公子的谦恭和侯生的骄蹇，于是“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两语接上去，才格外的有力——因为看似突兀，所以说“当面飞来”，因为下文仍归到市中公子侯生，所以说“又凭空抹倒”。这一类注都足以启发读者，语句虽简短。有时又不免抽象一点，但读者据此推想开来，往往可以体会到描写的佳处。

十

以上所举几类的注，都是关于文章的。现在再说关于事迹的。这又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批评事迹，与文章全无关系；但其语精警，于读者知人论世颇有帮助。如《项羽本纪》，于“樊哙带剑拥盾入项王军门”一节的上方批道：“樊哙谏还军霸上，及定天下后排闼问疾数语，俱有大臣作用。此段忠诚勇决，亦岂等闲可同。论世者宜分别观之。”编者恐读者但认樊哙为粗豪武夫，所以批注这一条，唤起读者的注意。沛公攻进了咸阳，艳羡秦宫的富有，意欲就此住下来；樊哙劝他还军霸上，他不听；张良说樊哙的话是忠言，他才听了：事见《留侯世家》（此书《留侯世家》没有选录这一节）。高祖在禁中卧病，不让群臣进见；樊哙排闼直人，一班大臣也就跟了进去，却见高祖枕着一个宦者躺在那里；哙等于是流涕进谏，有“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的话，事见《樊郦滕灌列传》（此书没有选录下《樊郦滕灌列传》）。读者若细味本篇樊哙对项王说的一番话，再兼看那两篇，对于樊哙这个人物，印象自当不同。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于相如送璧先归，庭对秦王一节的上方批道：“人臣谋国，只是致身二字看得明白，即智勇皆从此生，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玩相如‘完璧归赵’一语，当奉使时，已自分璧完而身碎，璧归赵而身不与之俱归矣。此时只身庭见，若有丝毫冀幸之情，即一字说不出。看其侃侃数言，有伦有脊，故知其明于致身之义者也。”这里提出“致身”二字，解释相如智勇的由来，很有见地。又如《淮阴侯列传》，于诸将问韩信致胜之术，韩信答以“置之死地”一节的上方批道：“岳忠武论兵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况于书乎。汉王尝以十万之兵，夹睢水阵，为楚所蹙，睢水为之不流；此与‘置之死地’者何异，而败衄至此。使泥韩信之言，其不至颠蹶舆尸，载胥及沫者几何矣。此总难为死守训话者言也。”这一段以韩信背水阵与汉王夹睢水阵并论，两回战役情形相似，而一胜一败，可见致胜的因素绝不止一个；韩信据兵法说由于“置之死地”这不过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因此归结到韩信的话不可泥，自是颇为通达的议论。又如《李将军列传》，于文帝说李广“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的上方批道：“文帝‘惜乎子不遇时’之言，非谓高帝时尚武而今偃武修文也。文帝时匈奴无岁不扰，岂得不倚重名将？帝意正以广才气跅弛，大有黥彭樊灌之风；当肇造区宇之时，大者王，小者侯，取之如探策矣。今天下已定，虽勒兵陷阵，要必束之于簿书文法之中；鳃鳃纪律，良非广之所堪也，故叹惜之。此实文帝有鉴别人才处；广之一生数奇，早为所决矣。”这一段发明文帝语意和李广所以一生数奇，都很精辟。

又一类也是批评事迹，也与文章全无关系，且所评只是编者一时的兴会，说不上知人论世。这一类评注对读者无甚益处，竟可不看；即使顺便看了，也无须加以仔细研求。如《项羽本纪》，于项羽拔剑斩会稽守头下批道：“如此起局，自然只成群雄事业。”这似乎说项羽不能取天下，成帝业，乃由于他起局的不正，未免把历史大事看得太简单太机械了。于项王以马赐乌江亭长下批道：“以马与长者，好处分。”于项王对吕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下又批道：“寻一自刭好题目。”于项王“乃自刭而死”下又批道：“以身与故人，又好处分。”这些都是在小节目上说巧话，颇像从前人批评小说的格调，对于读者实在没有什么启发。又如《绛侯周勃世家》，于文帝劳军细柳，“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下批道：“作临阵之态，岂非着意妆点，见才于人主乎？”于“天子先驱至，不得人”下又批道：“若先驱得人，则不能令天子亲见军容矣，其理可知。”于“都尉曰：‘将军令曰’”下又批道：“极意作态。”于“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下又批道：“此亦天子之诏也，天子未至则不受，至则受之，为其整肃之已见也，倨甚。”于“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下又批道：“乃至以约束吏者约束天子，倨甚。”于“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下又批道：“倨甚。”于这一节文字的上方又批道：“细柳劳军，千古美谈。全谓亚夫之巧于自著其能，以邀主眷耳；行军之要，固不在此也。何者？当时遣三将军出屯备胡，既非临阵之时，则执兵介胄，传呼辟门，一何过倨。况军屯首重侦探，岂有天子劳军已历两塞，而亚夫尚未知之理？乃至先驱既至，犹闭壁门，都尉申辞，令天子亦遵军令，不亦甚乎！然其持重之体迥异他军，则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亚夫之谋亦工矣。顾非文帝之贤，安能相赏于形迹之外哉？”这些评语以为亚夫有意做作，好像他预知文帝能够赏识他那一套似的，未免是存心挑剔。从前有一部分翻案的史论就属于这一类，都无关于史实的认识。

又一类是批评事迹，却与文章的了解或欣赏有关。这一类大致可看，看了之后，于事迹，于文章，都可有进一步的体会。如《项羽本纪》，于“籍曰：‘彼可取而代也’”下批道：“蛮得妙，与高祖语互看，两人大局已定于此。”《高祖本纪》，于“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下批道：“与项羽语参看。”“两人大局已定于此”的话虽浮游无根，但把两语参看，确可见刘、项微时，正具一般的雄心；而两语一表粗豪，一表阔大，也可从比较中见出。又如《项羽本纪》，于项王困于垓下，自为诗歌下批道：“英雄气短，儿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留侯世家》，于高祖欲立戚夫人子为太子，因张良计阻，不得如愿，“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下批道：“项羽垓下事情，高祖此时却类之，英雄儿女之情，何必以成败异也，读之凄绝。”两事很相类，若取这两节文章对看，体会其文情，更吟味两人所为诗歌的感慨意绪，自比单看一节有趣得多。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于篇首的上方批道：“叙魏其事，须看其段段与武安针锋相对，豫为占地步处。”又道：“田蚡借太后之势以得侯，魏其诎太后之私以去位，此一异也；田蚡贵幸，镇抚多宾客之谋，魏其赐环，投身赴国家之难，此二异也；田蚡居丞相之位，不肯诎于其兄，魏其受大将之权，必先进乎其友，此三异也；田蚡之狗马玩好，遍征郡国而未厌其心，魏其之赐金千斤，尽陈廊庑而不私于己，此四异也；魏其以强谏谢病，宾客语之莫来，田蚡以怙势见疏，人主麾之不去，此五异也；凡此之类，皆史公着意推毂魏其，以深致痛惜之情；而田蚡之不值一钱，亦俱于反照处见之矣。”这些评语把两人事迹扼要提示，同时指出作者的文心，使读者看下去，头绪很清楚，并能领会于叙述中见褒贬的笔法。但这一类中也有不足取的。如《留侯世家》，于“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父老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的“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父老与太公书者”下批道：“好结穴，诸传所无。”他人并没有老人授书事，他人传中当然不会有此结笔；这不过是补叙余事，回应前文而已，定要说是“诸传所无”的“好结穴”，未免求之过深。又如《张仪列传》，于苏秦使舍人阴奉张仪，让他得见秦惠王，既已达到目的，舍人辞去；张仪留他，舍人说：“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下批道：“此数语恐当日未必明明说出，若说出一毫无味矣。史公未检之笔也，不可不晓。”因其明说无味，便认为“未检之笔”，这纯把作史看成作小说了。并且，不叙舍人说“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下文张仪“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的话又怎能着拍？所以这个评语乃是不中节的吹求。

此书所选《史记》文字，其中二十四篇的篇末，有编者的评论，都就全篇而言。体例也不一律，或仅论事论人，或在论事论人之外兼论文章理法，或仅发表对于本篇的感想，现在各举一例。《商君列传》篇末评道：

商君变法一事，乃三代以下一大关键。由斯以后，先王之流风余韵遂荡然一无可考。其罪固不可胜诛，然设身处地，以一羁旅之臣，岸然排父兄百官之议，任众怨，兼众劳，以卒成其破荒特创之功，非绝世之异才，不能为也。故吾以为古今言变法者数人：卫鞅，才子也；介甫，学究也；赵武灵王，雄主也；魏孝文帝，明辟也，其所见不同，而有定力则一。惟学究之害最深，以其执古方以杀人，而不知通其理也。

这一说商鞅废古，罪不可胜诛，王介甫行新法，是执古方以杀人，都是从前读书人的传统见解，无甚意思。但说商鞅变法是三代以下一大关键，却有识见。秦变法之后，立了许多新制度，后来传给汉，于是秦汉的局面与三代大不相同；岂不是一大关键？《秦楚之际月表序》篇末评道：

题曰“秦楚之际”，试问二世既亡，汉国未建，此时号令所出，非项羽而谁？又当山东蜂起，六国复立，武信初兴，沛公未兆，此时号令所出，非陈胜而谁？故不可言“秦”，不可言“楚”，谓之“际”者，凡以陈、项两雄也。表为两雄而作，却以记本朝创业之由，故首以三家并起，而言下轩轾自明。次引古反击一段，然后收归本朝，作赞叹不尽之语以结之。布局之工，未易测也。

这一段前半据史实发明立题的旨趣，后半就文章阐说全局的布置，都很精当，于读者颇有帮助。又如《信陵君列传》篇末评道：

不知文者当谓无奇功伟烈，便不足垂之青简，照耀千秋。岂知文章予夺，都不关实事。此传以存赵起，抑秦终；然窃符救赵，本未交兵，即逐秦至关，亦只数言带叙，其余摹情写景，按之无一端实事。乃千载读之，无不神情飞舞，推为绝世伟人。文章有神，夫岂细故哉！

这一段点明《信陵君列传》所以使人赞赏不已，不在信陵君的事功，而在文章描写的精妙，确是见到之言。

关于此书的评注，前面已经谈得很多。读者若能依据前面所分类目，逐一比附；取其精要的，特别加以体会，略其肤泛的，不再多费思索，便是善于利用此书了。当然，在编者的评注以外，读者自己若能有深入的心得，那是尤其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