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的名称

战争这名词依现代的解释是两个以上的团体，无论是国外或国内，用武力去压迫或抵抗使一方服从或撤销其所主张的意志，让与或收回其所要求的权利。我国古代对于战争的名称很多，所以分为从行为上及从意义上说的两种。从行为上说的有“战”。战是两国交兵争斗的意思。春秋荘公十年左传“皆陈曰战”；荘公三十年公羊传“敌者言战”。是战的意义在敌国交兵，彼此列阵。至于一方不列阵，或国内的武力纷争，或欺骗的行为，都不能叫做战。桓公十三年公羊传“内不言战”，荘公十年公羊传“战不言伐，围不言战”，昭公十七年公羊传“作战不言战”，都是战的解释。其次是攻。攻是打击攻击，是积极地侵犯人。这不一定是据理交战，或者只是贪求无厌的侵略，所以在被攻的方面名之为寇。从意义上说的有‘讨’，‘伐’，等名称。

讨是上伐下的意思，所以宣公十一年公羊传说“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凡讨，必因侯国之君犯了罪过，天子自己或命诸侯去征伐他。罪最大的是反叛。王制说：“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改革制度衣服是妄自尊大，其结果必至于不朝天子或吞并邻国，所以天子得去讨他。这‘讨’是天子专用的。孟子说“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告子下），便是这意思。讨的别名是‘征’。孟子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又说，“征之为言正也”（尽心下）。书充征传“奉辞伐罪曰征”。这都有以武力矫正的意思。与讨同义的还有一个‘诛’字。周礼太宰职“诛以驭其过”；晋语“小国傲，大国入焉，曰诛”；淮南时则“阿上乱法者诛”；都含有责罚的意思。诛与讨稍有不同，前者是大国责罪小国，后者是上国责罚下国，但是往往通用。

伐字古时最常用，每与‘征’，‘讨’，‘诛’，连在一起。荘公二十三年左传，“征伐以讨其不然”，意思是以他国所为为非，便用武力去压迫他，使他改正过来。所以凡伐必得宣布出兵的理由，同时也是布告被伐国的罪状。荘公二十九年左传“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周礼夏官大司马职，郑注，“伐者，兵入其竟，鸣钟鼓以往，所以声其罪。”荘公十年公羊传“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所谓‘精’是具有充足的理由可以鸣钟鼓而攻之。周礼夏官大司马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之；贼各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族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这九个名称统可称为‘伐’，故名‘九伐’。依郑注，□是四面削其他：坛是出其君，更立其次第者；削是削其地；明其不能有；侵是兵加其竟；正是执而治其罪；残是杀以灭其为恶；杜是杜塞，使不得与邻国交通；此外伐与灭，意义自明，毋须费解。

此外又有‘取’，‘略’，‘侵’，‘寇’，‘入’，等名目。荘公十一年左传“覆而败之，曰取某师”；昭四年传“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取，原意为切去俘虏之左耳。略是强取，方言：“就室曰搜，于道曰略。略，强取也”；襄公四年左传“季孙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侵是不具理由去凌犯人，所以说无钟鼓为侵，觕者为侵。隐公五年谷梁传“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苞人民，欧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侵”别名为‘犯’，但不如‘侵’的用得多。寇也是抢劫的意思。书舜典“寇贼奸宄”，传“群行攻劫曰寇”，郑注“强取为寇”。文公七年左传“凡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吕览贵公“大兵不寇”，注“害也”。所谓害，是焚毁人家的宫室，略夺人家的宝货，杀害人家的人民。入是侵入他国，不久便退的意思。襄公十三年左传“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注“谓胜其国邑，不有其地”。又，文公十五年左传“凡胜国曰灭之。获大战焉□入之”注。“胜国绝其社稷，有其土地”为灭，“得大都而不有”为入。

除侵略寇贼以外，古人大抵以战为加诸人国的最高刑罚，只有王者或仁者才可以举行，所以同是用兵，在意义上便有义与暴堪分别。春秋的书法为后世史家所本，我们只要看所用的名称便可以知道作战的意义。

二 战争的原因

从名称的不同，我们可以知道战争的原因一定是很多的，古人每以为战争是后王的事，在至德之世史不会有的。古司马法（太平预览卷二百七十引）说，“有□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是看战争为后王用来当做终极的刑罪，先王有充足的威德教化，用不着武力。但是“德哀说”要说起来还可以申引，不过我们不能认它是战争的原因。可以被看为战争的原因的，依我所知，大概可以分为三说。

一、立君说。社会组织不存在的时代只有个人与个人斗争，不能算战争。战争当发生于有社会，立君长之后。君长率领他的群众去同别的群众相争，然后才有战争。桓范世要论（太平预览卷二百七十一引）说：‘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则分争。分争‘？则’群。群则智者为之君长。君长立则兴兵。所从来久矣。虽圣帝明王弗能废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黄帝战于阪泉；尧伐獾儿，舜征有苗；夏禹，殷汤，周之文武，皆用帅克伐以取天下焉’。这理论，说来是因人有知，有知便免不掉分争。争更需要知识，所以有智者出来做领袖，领着群众去与他群相争。说者没有指出所争的是什么，但从所引的事例知道是‘取天下’，或略人的土地。礼运也说大同之世是没有兵事的。兵事起于小康之世。作者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观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了社会组织和伦常的关系便生出诡谋去图个人的功业，结果便不能不用武力。这也是立君说的一种，

二、无分说。这一个说法是以为战争由于生活的资料分配不均，因此起了纷争。荀子富国说“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明分使群矣。疆协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荀子的说法与桓范的不同。桓说分争由于立君，荀说立君所以使人人于职业有分，于男女有分，于饮食有分，使强不协弱，知不惧愚，下不违上，少不陵长，由于一国，可以推到天下。所以他在底下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面等异之也。”如使人人有职业，所做虽有劳佚之分，所享虽有厚薄之别，也不致于争夺了。

三、不足说。这与无分说的不同处在生活资料不敷。无分是分配得不平均，但不足说也承认不均为争战的原因。淮南子本经训说“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愤争生。仁者以救争也，财足人瞻，贪鄙愤争不得生焉。”兵略训说，“凡有血气之蟲，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螯；有蹄者跌；喜则有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瞻则争。争则强协弱而勇侵怯。……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世乱，夷险除□，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人不得中绝。……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瞻一人之欲，祸莫深焉。”淮南子以战争是出于天性。因为物不足而致分不均，求不瞻，结果必致强协弱，勇侵怯。要平定暴乱须得圣人出来，把残暴的去掉，像栉发耨苗一样，所去的少，而所利的多。

三 对于战争的态度

关于战争的原因已如上述，各说都有认战争为必要的倾向，只看用得合宜与否而已。吴子论兵的种类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与师曰刚；□体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心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国）魏相论用兵的意义说：“救乱□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愤兵。兵愤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前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看来，只有义兵与应兵是可以有的。以战争绝对的需要，在中国思想里找不出来；同样地，绝对的和平或不抵抗也不是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于战争的态度，积极方面是主张义战与应战，消极方面是非攻。反对战争的思想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宋向戍猖晋楚弭兵，孟子倡春秋无义战之说，墨子立非攻之论，都近乎反对战争。向戍的弭兵说只为政治作用，没有多大的效果。孟子虽说春秋无义战，也可主张‘王师无敌’。他说“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王曰借‘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尽心下）他并不以武王伐殷为非。墨子说兼爱，也不是反战，乃是非攻。非攻是反侵略，不反对自卫的抗战。墨子的门人多有兵事知识，可知他只是反对攻略人，至于防守抗战的行为，他是主张的。在非攻里，他说得很详明。‘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划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豖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越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廐，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豖鸡豚。此何故也？此其亏人越多，其不仁越甚，罪益厚。杀不辜他人也，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廐，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越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何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墨子这片话都是指着不义的侵略来说的，虽比儒家的态度来得和平，但他也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亲士）古时，‘士’不是今日之所谓‘文士’，乃是‘武士’是‘战士’。这种士可以执干戈，也可以定谋略，是理想的公民。

儒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很明白的，他的根本观念也站在仁义上来反对攻略他人。能去争夺，固然最好不过，不得已而用兵，则当依仁义而行。兵也是不可废的。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洪范八政之八为师，明国家的建立，武力是不能少的。礼运说：（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圣人之所以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乐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意思是礼乐可以消灭战争，如礼乐公十二年左传“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明武力要在这七个条件之下才可以用。僖公二十二年谷梁传说“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这正合七德的思想。有人以为七德中的丰财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发展就得侵略他国来增益自己。但传明说，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所以丰财也得合乎道义，若乘他人的危难去掠夺人的，就不算为义。世要论说：“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说得最有意义。战争若是基于富强自己而侵毁他人的生活，那便是暴贼的行为。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

道家思想对于战争虽不主张，但以为在不得已的时候也无妨一行。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栋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又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道家也看用兵是失道以后的事，能够避免是最好不过的。若是为除暴正乱，就当本于仁义，不可多事杀掠。淮南子兵略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愚民之害也，”本经训又说，“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今之不行，禁之不止，论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流血千里，暴骸满野，以赡贪主之欲，非兵之所为生也。敌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

法家是实际主义者，对于战争也是认为必要的。韩非子在五毒里举徐偃王行义反为荆文王所灭，舜舞王戚而有苗格为例，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用智谋的时代不能行道德仁义，争气力的时代，不能偏用智谋。关于这点，作者又举齐将攻鲁，鲁使子贡去游说齐人，但不能制止齐人的侵伐为例，说，“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辨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辨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所以战争是必要的，只要理由正当便可以。又，在八奸里作者说人臣有八种引诱人君或百姓成就奸邪的方术，其第八种名呼‘四方’。“何谓四方？曰，君臣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威求诱其君。甚至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意思是小国应当安分守己，听从大国，切不可轻举妄动。这当然是从小国的地位说，自己需要量力才可以用兵，至于大国来攻，就不能用子贡之辨，非用武力去周旋不可。攻人的国也需要理由，故管子霸言说，“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搏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不敦古是举事合于时代。不善攻是能免掉战争可用□宜的计谋就用。不成曲，‘曲’或解作‘典’，是不必守成法的意思，但有解作全大体的，总之法家是讲实际的，应付事情不必依往古的成法；也不必斤斤于道德仁义，必要时，用诡谋，用武力都无妨。

兵家以为战争是应天顺人的事。吴子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图国）战争虽是凶残的事，但必依于仁爱而行，因为战争不是为杀人，乃是使人得到福利。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之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战出于权，）不出于仁也。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是胡林翼所谓“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意思。仁本又说，“古者□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信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终，是以明其职也。”用兵得具备礼、仁、信、义、勇、智，兵家的思想与儒家是一致的。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为政治的三个要领，三者之中，兵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去掉，这不是忘战，是先要立信足食，然后谈得到武备的意思。民苦无信或粮食不足，是社会组织先已纷乱，那能再修武备呢？兵家又说战争是衰世的事，这也是诸家共同的看法。三略中略说。‘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王者制人之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战斗之患。……霸者制士以构，结士以信，使士以赏。……是三略为衰世作。’战争实在霸者出世以后才猛烈起来，在古圣王的时代知识备而不用。者当然是一种理想，但作者的意思是诫战；并不在历史的证明。下略说“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俗，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功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人君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这片说话真是可以代表兵家对于作战的理想。他与儒家理想的可以说是完全相同。

四 结论

中国人一向以陈兵为行‘礼’，所以‘军’为五礼之一。从这点看来中国思想中对于战争的见解是和平的军备论武装和平论。不过武装和评论被近人用作扩充军备是实，而以和平为各的解法，故不如另造一个和平的军备论。和平的军备主义须具有武装七德，同时不能忘记使人生得享三略。谓‘乐’，而达到武力是备而不用的境地，中国名军政为‘武备’，这‘备字’很可以表现和平的军备主义的思想。曾国藩说，“今日白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他底说是为当时用兵而说的，但到今日，我们也应当有同感。我们今日的血战，其意义也是为塞绝敌人之贪欲，虽然吾民日日处于骨狱血渊之中，将肉与血来同敌人的火与铁相拼，只有心不降服，协力抵御，终可使敌人的武器失掉效用，因为无勇，无信，不仁，不义的侵略，是不能站住的。

此篇是在岭南大学的荣誉学会所讲的底稿。当日大雨滂沱，会众大都听不清楚，加之所引古语极多，讲述多未透彻，抱歉得很。

（一九三九香港载大风旬刊第二十六期地山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