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惭愧，像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那样伟大的革命人格与魄力的邓演达先生，当他在世时，我竟和他无一面之缘。但是在邓先生殉国十周年纪念的这一天，他生前的朋友们叫我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却感觉到邓先生好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一点不觉得生疏，而觉得异常亲切。我生平除参加过救国会外，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和各党派也很少往来，但自从参加国民参政会之后，却有了接触各党派的机会，因为在国民参政会中实际上包括了各党派的领袖们。我在这里面认识了章伯钧先生（第三党的国民参政员），从他那里更知道了第三党的朋友们在前后方对于抗战建国工作努力的情形，由于他们的忠诚为国，由于他们的热心于国事的改革，使我深深感觉到邓演达先生的精神不死。由于他的伟大精神的感召，所以他自己虽不幸殉国，而他的同志们却仍能团结不散，继续努力奋斗下去，由一个邓演达产生了无数的邓演达！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抗战建国的伟业绝对不可能由一党一派包办（包而不办更不消说），必须由全国各抗日党派团结合作，因此我对于各抗日党派一律重视，而由于在国民参政会中曾与各抗日党派的领袖们共同努力于政治改革运动，对于各抗日党派更深切地感到好感与敬意。对于第三党也没有例外，所以我对于手创第三党的邓演达先生，觉得好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一点不觉生疏，而觉得异常亲切。

此外还有一段故事，使我敬重邓演达先生。我虽未曾与邓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当我在上海办《生活》周刊时期，在朋友里面就有深知邓先生的人，常和我谈起邓先生为人的可敬。他们详细告诉我，说邓先生不仅有军事天才，而且对于政治经济及革命方法都有很深刻的研究。我们知道他是保定军校出身，于研究军事学的余暇，又致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他曾任黄浦军校教育长，深为学生所爱戴。十五年北伐时，他任总政治部主任，关于军事上作战指挥，亦曾参与决策。他曾经二次赴德研究政治经济，并往欧洲各国实地考察。我们看到所著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著述，明锐深刻，便可概见他的学养。他坚持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主张以“平民政权”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他严格批评有些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曲解。知道他的朋友们除了敬佩他的学识经验之外，尤其不断地赞叹他的伟大的革命人格与魄力。他们说他有健全的体格，坚决的意志，吃苦的精神，远大的眼光，坚贞的气节，坚强的领导力。他们说他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全才。他们说他是近代中国所具条件最完备的一位领袖人才。他们告诉我关于他的种种故事——令人感到极深兴趣与极大兴奋的种种故事——证明他们判断的正确。因此，我虽未曾见过邓先生，但是近代中国的这位坚苦卓绝，为着大众福利而牺牲性命，至死不屈的伟大人物，在我的心中实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深信此人如不早死，对于中国政治必能发生更大的影响。但是他终于是以身殉国了，这是最可痛的一件事！

但是人寿几何，谁能无死，邓先生为着大众福利，努力奋斗到最后的一息，在他是可告无罪于国人了。我们深信他的精神是永远留在他的后死的同志们的身上，继续为着中国的光明前途努力奋斗下去。邓先生的精神不死！邓先生虽死犹生！

（一九四一·十一·二十五，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