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参政会，记者曾著《重新引起注意的参政会》一文，对于参政会究竟有何实际的效用，以及记者实际经验所得的观感，有所论述，希望由此引起爱国同胞加强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见十一月一日本报）。依我二三年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所得到的印象，还有一些回忆与感想可以提出来谈谈。（被检七十一字）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可以看出几点积极的意义，足以证明在中国民主可行，民主必要，民主有效。
一 民主可行
我们承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抗战初期民主政治初步开展的一种象征，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国民参政会是“中国老早已经实行民主”或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的证据，因为无论就世界上民主政治的一般性说，或就中山先生的遗教说，国民参政会现有的组织和职权都够不上民意机关，（被检三十四字）但是由于“来宾”们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表现，却证明了民主政治在中国确是可行。
试举几个事实做说明的例子。在参政会的审查会及大会上都曾经有过热烈激昂的辩论，但是在有组织的辩论中，从来没有听到有反动派动辄把“第五纵队”“汉奸”一类的不相干的帽子向人家头上乱挥。那样无赖无聊的姿态，在参政会的议场上从来没有看见过。在民初的国会里，飞墨盒打架是常事，参政会的议场上虽然没有墨盒，无从飞起，但自来水笔和一堆一堆的印刷品是有的，要飞起来不是不可能。但是大家对于讨论的问题尽管据事据理力争，却不见有开口含血喷人的无理取闹。就是“陪客”之一的李中襄先生也不得不感动而慨叹着说道：“审查会每于盛暑举行，夜深二时未能休会。在会议时，各参政员情绪之热烈，讨论之周详，态度之认真，主张之坚决，以及发言之直，待人之谅，均有足令人回忆而弥感政治之日渐纳入轨范矣！”
这种认真讨论问题不斗意气的态度有着它的基本的背景，那就是“来宾”们尽管来自各党各派，但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并不像某些以自己之腹，度他人之心，把努力参加国事诬为分赃，或诬为“私人欲望”。（其实如把国事视为“赃”，自己先存着盗贼心肠，“分”固丢脸，独占也何尝光荣！）有着这样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基本背景，所以“凡是国利民福的重要问题其结果总是全堂一致。”（“来宾”之一的罗隆基先生语。）罗隆基先生看到这样的现象，曾这样说过：“以往反对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的人，总以民初议会那些弊端做口实、仿佛中国人先天只能做‘猪仔’议员，参政会却证明这见解是错误。”
反民主者听到有人要求实现民主，好像本能地扯到反对国民党，反对政府，反对领袖（在他们也许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被检四十三个字）但看了在野的各抗日党派的领袖们在参政会中的事实的表现，（被检十七个字）在第一次大会中（指第一届，下同），全体一致以最热烈的态度（全体一致起立）通过国民党临全大会所决议的《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在“总则”里就写明：“一、确认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按领导不是消灭，这一点最应分别清楚。）在野的各抗日党派最初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参加国民参政会，原希望可以由此团结全国各方力量为抗战建国而努力，由此可以使全国政治走向真正民主化，他们一致拥护以国民党为领导中心的《抗战建国纲领》，做推进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将成立之前，我们知道政府有对参政会酌量扩充名额，酌量提高职权，（实际结果如何，请参看上星期六本报所载拙作《重新引起注意的参政会》一文）及将议长制改为主席团之意，在野的若干抗日党派在陪都所组织的“统一救国同志会”（这个团体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虽未经过向官方作登记的形式，但经蒋委员长亲自准许成立）曾在会议时讨论到这个问题，一致主张仍推选蒋委员长任主席团的主席（记者亦曾参加“统一救国同志会”，曾亲自参议，故知其详），可见议长制尽管改为主席团制，积极主张民主政治者对于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是始终拥护的。（后来在事实上是一致推选了蒋委员长担任主席团主席。）反民主者总喜欢表示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和最高领袖及政府不相容，（被检十七个字）
中山先生在民国纪元前在日本留学讲的演词中，就已指出：“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进化的公理。”我们看到“来宾”们（包括在野的抗日党派领袖们）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表现，更深深感觉到中山先生这几句的至理名言，证明了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可行的。
二 民主必要
民主政治不但在中国是可行的，而且在抗战期间尤有其绝对之必要。第一是反映民意，第二是解决困难，第三是积极建议，第四是检讨责任。
关于第一点，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每一次大会中都反映了人民的公意。例如第一次大会于民国廿七年七月举行于汉口，正在淞沪撤退、南京放弃之后，汪系正在乘机发展其“低调俱乐部”计划，企图陷害国家，参政会却全体一致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及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议长宣布付表决时，全场很迅速地一致起立，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这表示了全国人民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及长期抗战国策的公意。当时汪系喽罗们李圣五之流已在参政会中秉承汪逆的意旨，大发挥其德意路线的活动，虽当时还有些人未能察其奸谋，颇有宽容的态度，但由于认识明确者的迎头痛击，力予驳斥，使阴谋破坏抗战者为之落魄丧胆，原来想利用参政会的议案（指关于德意路线议案）作扩大宣传以广播妥协毒素阴谋（当时德国正在阴谋调停中日战争，劝中国妥协），完全失去了根据。
第二次大会于民国廿七年十一月举行于陪都，当时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人心不无浮动，蒋委员长辛劳督师前方，汪逆精卫却凭藉其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在后方利用当时的党报党刊，公然传播主降谬论，参政会却合并五个提案，决议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的全面抗战，争取主动的方针，坚决抗战，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同时由陈嘉庚先生放来一炮——“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提案——经多数参政员副署提出，引起汪逆及其喽罗们和主战者的大辩论。（当时汪逆任议长，居然也忍不住，以主席地位大发其主降谬论，为其喽罗张目。）汪逆当时原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重要地位，发挥其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阴谋，当时进步的文化界言论界因受官方限制之严，言论不能自由，对汪逆所传播的毒素不易加以制裁，但经过参政会这样公开暴露之后，狐狸尾巴全部赫然出现了！
第三次大会于民国廿八年三月举行于陪都，当时汪逆精卫正在发挥近卫诱和宣言，变本加厉进行其出卖民族的勾当，参政会决议一致声讨，并通过议案拥护蒋委员长驳斥近卫之宣言，严正抗战壁垒，粉碎敌伪企图。参政会（反民主者所诬为“反革命势力”的在野各抗日党派所共同参加的）始终坚持了团结抗战的国策，高擎着团结抗战的光辉旗帜，这一点无疑地是反映着全国爱国同胞的一致要求，真正公意，这种反映在抗战期间是有着绝对的必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第四次大会（民国廿八年九月）及第五次大会（民国廿九年四月）发动并坚持了空前的宪政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实现真正民主的要求，那是较近的事情，大家都还觉得历历如在目前，现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其详情参看拙著《抗战以来》一书）。此外如解决抗战期间的种种困难问题——尤著的是兵役问题和物价问题——及积极建议，参政会同人都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拟有各种切合事实的具体方案。由各地方来的参政员对于各地方人民所受政治不良的苦痛，尤有痛切的陈述。关于检讨责任，议场上各参政员对负责长官纷纷提出严厉的“询问”，便是显明的例子。
但是第一届参政会虽然多少尚能反映民意，虽曾对抗战期间的各种困难问题有积极的建议，虽曾对负责长官检讨责任，但是由于为职权所限，反映民意而无法监督实现民意，提出建议而无法保证必能切实执行，检讨责任而无法惩罚罢免，一切便都落空！
三 民主有效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由于组织与职权都远够不上真正民主政治下的民意机关（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在实际上并没有扩充（以下被检十三字），在中国政治的改革及推进上没有什么实际的效力，这是“来宾”共同的感觉。同为参政员一分子的罗隆基先生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参政会共举行了五次会议，统共有四百多个建议案，这些建议案有多少在实际上已切实执行？”但是在参政会中却也有一二事——虽则不是有关整个政治改革的大事——证明倘若我们真能实现民主，民主是有效的。试举一个例子。在五次大会中有二个提案关于一件奇事，在黄参政员炎培的提案中有这一段：“行都重地设置乩坛，高级官吏争趋膜拜，民间诧为异闻……！乃闻以公帑充乩坛经费，人员之进退，决于乩坛，……”傅参政员斯年的提案中有这一段：“……近日行都所行者即其一贯之办法，以老祖为祖师，日日向之叩头请训……每日聚官僚商人拜于其坛，并各自拜于其家，而此老祖能诗能画能写外国字母（据所见者皆不通），近日更有某署长领现在重庆之某外国大使来看，乩中送彼一画，腾为此间外交团之大笑柄……”这件故事就是关于前盐务署长朱某和他所勾结的一群白昼见鬼的行为，他部下官员升调及加俸等等，都须叩头“老祖”取决，于是他的部下也都纷纷“拜于其坛”，“并每月拜于其家”，公务成绩如何，在所不问。此事被参政会揭露后，为蒋委员长所知，赫然震怒，亲下手谕撤职查办。朱某在“官官相护”的凭藉下，大大活动一番，有好些官员居然替他说情，但蒋委员长坚决执行，终于撤职查办。蒋委员长对于此事的贤明处置固可敬，但是有一点却值得强调提出，即此事之得以彻底执行，并非出于国民参政会的职权，而是出于蒋委员长的一怒。这一类的怒固然值得我们人民的欢迎，但是在民主政治实现之后，民意机关有其应有的监督政府实现民意的职权，国事上了轨道，民权得到保障，便不必烦劳领袖常常发怒了！所以我们深信民主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