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communication）工具的退化，有时甚至完全误用，是我们今天的显著特征。这一现象从外部看包括无线电通信、出版和其他机械通讯媒介的使用，但更严重的是指语词（words）的使用，这是人类交流的特殊方式。极权主义者用“民主政治”一词命名这样一种政体，这种政体公开蔑视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讨论自由，而这些自由一直赋予民主政治以实质意义。这足以说明上述观点。自命的“语义学者”以表面上的语言操作处理根植于我们今天社会政治动乱带来的麻烦，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或许近于以拖把阻止海潮。

困难并非出自为了声望或其他特殊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的故意歪曲，而是出自下述事实：社会急剧变革，使得人类理智能力无法跟上变革。语词遭遇新老之间的混杂，与人类其他方面遭遇的情况一样。除了在经济学方面被滥用为自由放任外，“自由主义”一词的误用或许更多地是由于上述原因，而不是某个党派集团有意识地误导公众舆论。

参照教育领域，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情况的历史。若干世纪以来，“自由技艺”一词通常被专门用来命名文学 艺术，以区别于实用的、实践的“机械技艺”（mechanical arts），后者在当时包括所有实业职业。该词的这种特定用法是历史上这样一个时期的标志，这时雅典人的生活建立在奴隶制制度上，把一切工匠和手工劳动者排除在自由公民身份之外。中世纪封建主义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将“自由的”教育（即人文教育——译者）和“职业的”（vocational）教育的明确区分固定化了，当然也将固有的高贵桂冠赋予了前者。

我相信，在“自由的”和“自由主义”一词被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上述回顾是必要的。传统习惯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强大。除非有意将“自由主义”一词限制在欧洲早期的政策方面——当时这个词确实意味着解放，它旨在反对来自封建主义的不公正和压迫；而工业、政治和其他文化方面的迅速变革剥夺了这个词原有的人们一致认同的含义。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些事实的唯一目的，是尽我所能强化《劳工与国家》中的呼吁，即为达成重要原则而共同努力，除非自由 一词被完全放弃。当我提到原则时，我所特指的，不是具体政纲或条款，而是基本的设想，这些设想要经得起特定的检验，并要成为判断特殊措施和政策的标准。我并不是反对政纲和计划的发展。它们是有效组织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作为自由主义者忍受着的是没有原则（这个词的确切意思即首要）来判别提出来的计划条款和政纲之苦。我或许过分受我个人专业训练的影响，偏好和倾向都由此而来。但我相信，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任何持久结合都首先依赖于严肃的理智的 工作。

这样一个工作最初至少必须有一个初步的原则。我认为，如果真正要实现自由而不是仅仅用它来包装各种各样的方案，那么我们就需要彻底考察在现代条件下自由要求什么。即便提出了具有善的道德信仰——像历史上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那样——的特殊方案，也是不够的。设计特殊的工具和媒介，运用这些手段进行有组织的计划和干预，如此将促进自由——这是个深刻而重要的问题；事情远非如下述论断那样，即声称有组织的社会干预和计划就是回归农奴境遇。我们不得不忽略过去的许多口号去做这项工作，在那些口号中我们谈论“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根基——这种谈论通常直接为这样的人所利用，这些人利用当前人类的混乱和混沌状态，（或许在自由和“个人”的名义下）欺骗人们说，只有某种外在的权威是获得秩序和安全的唯一手段。（根据我的判断）最迫切需要的，是少谈论个人，多研究特殊的社会条件，以发现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什么样的组织将带来更广泛因而更公正的、我们当今技术手段下可行的利益分配。并不是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世纪前提出的建议现在过时了，仿佛它们是三百年前提出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现在必须聚焦于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问题上，这样才能解决那些理论化的个人概念指望解决的事。在个人 一词前面加上“道德的”，或更糟糕地加上“精神的”，都毫无意义。所需要的是确切发现，在我们今天急剧变革的社会中，这些形容词具体代表什么。我重复一遍，这首先是理智的工作。

（余灵灵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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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5卷，第192—194页。

[2] 首次发表于《劳工与国家》（labor and nation ），第4期（1948年11—12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