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言

敦煌千佛洞的兴建，自西元后第四世纪中叶开始，以后隋唐五代以至宋元西夏，代有兴造，绵历千年。在中国的佛教史迹上，时间方面只有房山的石经洞勉强可与一较短长。就规模而言，大同的云冈，洛阳的龙门都是雕刻，似乎与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塑像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敦煌与云冈、龙门在艺术系统上自有先后继承的关系，而千佛洞壁画题材之复杂，所包涵的范围之广大，云冈、龙门都不能望其项背。所以敦煌千佛洞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真可以弟视云冈，儿蓄龙门！但是敦煌一地自宋以后久沦异族，中原士大夫少至其地，是以文献上殊少记载。今日千佛洞诸窟，除去曹元忠一家所建窟檐题有宋代年号而外，更不见有其他的宋人题名，明代我只见到成化的一个。直到清康熙时平定准噶尔，敦煌始重奉中原正朔。这种政治上的变迁，从千佛洞的题名上可以一一表现出来。其后徐星伯的《西域水道记》始记载到敦煌的千佛洞，而只考订建窟的年代，于壁画塑像之壮丽，却未提及。以后的人于此也就逐渐忘记了。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石室藏经出现，偶有一二流传世间。光绪末年，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二人先后至此，将石室藏经以及唐人画幡捆载而去。剩下一点经卷，收归京师图书馆，今归国立北平图书馆。伯希和并将敦煌壁画摄影，印成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六大册。于是中国士大夫始知在石室藏书之外，还有最可宝贵的壁画存在。自斯坦因伯希和至敦煌以后，至今整整三十五年，在抗战以前，除去美国人、日本人偶尔有到过此地的以外，中国方面专诚为研究壁画而至敦煌的，只有民国十四年陈万里先生一次。而这一次陈先生因为旁的原因，也失败了。自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抗战开始，自然很有一些人到过敦煌，瞻仰过千佛洞，然而他们只是游览，说不上研究，故可以不沦。抗战以后，西北的交通比以前便利，来游敦煌和研究壁画以及塑像的人逐渐增多起来，于是千佛洞的名字也常常见诸报端。去年有创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最近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也正式成立了。千佛洞湮沈一千多年，否去泰来，能有今日，山灵有知，也将为之庆幸不置。我以下所说，只就千佛洞之亟应收归国有交学术机关管理，以及研究敦煌艺术应该注意的几点，约略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此外并提出其他有关的几个问题，请大家注意。我希望自己所说的不致有偏激过高之论。如若读者对于我的意见有疑问，尽管可以平心静气的来讨论。如若觉着我的意见有道理，我也希望大家从旁鼓吹，把这种意见逐渐化成舆论，因而见诸实行。如此，可使千余年来先民心血所聚，而为中国最可珍重的一个国宝，能够付托有人，不致日益毁坏丧失，其应额手称庆者，岂止我个人而已！

二 论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交由纯粹学术机关负责管理

千佛洞在今敦煌城东南四十里，中隔戈壁，位于鸣沙山东端。自南至北，约长三里，洞前一道小河，唐代名为宕泉，今名大泉，从南山流出，向北经过千佛洞前，逐渐没入戈壁之中。隔小河遥对着一排带青灰色成东西走向的山，即是三危山。鸣沙山自敦煌西南七十五里西千佛洞稍上一点，党河自南向北冲破三危山的峡谷处起，沿着党河南岸迤逦而东，至敦煌的千佛洞为止，全部为沙所掩。但是沙下实是地质学上称为玉门系的砾岩层累而成，千佛洞即就这种砾岸凿成无数洞窟，砾岩中含无数小石粒，靠着中间所涵一点点石灰质粘住，质地极松，不任雕镌。敦煌千佛洞之所以只有壁画和塑像的发展，而无像云冈、龙门那样伟大的雕刻。受自然上的限制，大约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千佛洞创始于西元后第四世纪中叶，至元为止，其中前后窟数究有多少，无从考起。以前伯希和编号将近二百窟，最近张大千先生所编到三百五号为止，其中有许多小洞他并未算入，加上最北伯张二氏所未编号而有壁画的四窟，现存有壁画而未完全或部分破坏的窟数，当在三百二十个左右。毁去的总不在少数。其所以毁坏的原因，大概可分作自然的与人为的两方面来说。

自然的原因 千佛洞的岩层，是一种玉门系的砾岩，本身粘力不大，容易风化。而敦煌一年到头的风，以西北风与东北风为最多，这两种风对于千佛洞有些洞窟之自然崩场，影响最大，尤其是西北风。千佛洞上面是一片戈壁。在太古时代，原无所谓鸣沙山，后来祁连山上冰河下来，逐渐溶解，一些小石砾慢慢堆积，鸣沙山的成因大约如此。其中有一道冰河，沿着今日大泉的河床下来，在三危山鸣沙山之间，冲成一条河谷。如今大泉没入戈壁的口子上，还散布着许多大花岗岩石块，自大泉北口起向东北方向散布。这些花岗岩大石块就是冰河漂石，而散布的方向也就是当年冰河流动的方向。现在的大泉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在太古时代，想来应是一道大河。大约在唐代，所谓宕泉，也就比现在大。所以唐大历时的《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上有“前流长河，波映重阁”之语，若在今日，便不能如此说了。千佛洞便是被这一道古名宕泉今称大泉所洗刷出来的一堵断崖，上面那一块戈壁面积不小。西北风起所刮的沙正对着千佛洞的方向吹。上面毫无遮拦，流沙便像河水一样自千佛洞上面直往下流。这一方面增加岩石的风化崩塌程度，一方面有许多窟，特别是最下面的一层，就此一年又一年地为流沙湮塞起来，最后以至于埋没为止。这种情形现在如此，以前想必也是如此。在以前如何防止这种流沙的办法，无明文记载，难以考知。不过就现存曹元忠诸人所修窟檐看来，以前在上窟前面，大约另修一道走廊，廊底是在岩石上打洞支起大木作架子，然后在木架上支起走廊。上面既可使流沙沿着屋檐下流去，不致侵入窟内，走廊另有门窗可以启闭，以防风日，廊外还有道虚阁，便巡礼的人来往瞻仰。以前这种窟檐为数大约不少，如曹延禄之世，阎员清修窟檐的发愿文即有“檐楹倾摧”的话，可以证明。现在窟檐既然大都毁坏，消极防御流沙的设备不存，各窟为自然剥蚀，风化崩塌的机会，也因而加多了。

人为的原因 说到千佛洞受人为的原因所摧毁的话，就复杂了。敦煌千佛洞本是为供养佛而创建的，创建是一种功德，创建之后，便又成了灵山圣地，引起一般人的巡礼瞻仰。敦煌为古代东西交通的要道：《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记》说是“华戎所支一都会也”；裴矩的《西域图记·序》也有“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的话；所以佛教东来，敦煌首先受到影响。六朝时的高僧如于道开之流，不少是敦煌人。《魏书·释老志》说敦煌“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故敦煌与佛教自古以来，即有很深的渊源。元祖时意大利人马哥孛罗东来，经过沙州，说沙州人崇拜偶像教，这种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每年到阴历四月初八日，敦煌人几乎倾城的来到千佛洞礼佛。千余年来这些善男信女到千佛洞来礼拜烧香，每一个人只要在壁画上轻轻的摩一下，壁画就算是铁铸的也会摩穿了。如今千佛洞壁画上供养人像和供养人题名之所以十九漫漶，不能辨识，原因大半是由于礼佛的人，挨挨挤挤摩摩擦擦所致。还有千佛洞离城四十里，中隔戈壁，礼佛的人不能当天来回，势非在此住夜不可。千佛洞现有上中下三寺，（下寺是盗经的王道士所新修的，原无下寺之名）房屋不够住，和尚道士为省事方便起见，便在一些比较大的窟里或窟外，筑起炕床，打起炉灶，以供礼佛的人过夜烧饭之用。这一来壁画自然毁了。礼佛本来是一种功德，如今反而成为罪恶，这真是始意所不及料的！千佛洞壁画有一部分毁坏成为黑漆一团，这是一个原因。另一种原因是民初将白俄收容在千佛洞里，于是凿壁穿洞，以便埋锅造饭出烟，好多唐代的壁画都因此弄坏了，熏黑了。如今在许多窟里，壁上还有当时白俄的题壁、漫画，甚而至于账目也写上去了。这些罗宋朋友固然不够交情，而那位“始作俑者”的县长某君，“其无后乎”！此外中国人喜欢到处留名，上自学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如此，敦煌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敦煌人于普通题名之外，还喜欢题字谜，什么一字破四字破的字谜，千佛洞随处可以看见，月牙泉的壁上，也是如此。最有趣的，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个人被别人拿去了二十两烟土，满怀抑郁，于是在一个唐窟的门洞壁画上用铁器刻上了一大篇叫屈的文章。这种情形看来，真教人啼笑俱非。据唐人所著《敦煌录》上说，千佛洞“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上也说，“由是巡山作礼，历险经行，盘回未周，轩槛屹断”云云。是在古来千佛洞各窟的外边都有阁道，可以往来巡礼。现在这些阁道都坏了，而木架的遗迹以及岩石上所凿架木的孔穴尚有存留，还可以看出一点当时“虚槛通连”的情形来。阁道既毁，有许多窟就此无从上下，于是那位以盗经著名的王道士王圆箓又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将许多窟壁凿穿，因之以前不能登临的窟，如今都可以彼此往来。不过这一来却糟了，窟中的壁画在平空开了一个以至于两个大洞。千佛洞壁画所遇的劫，以这一次为最大。千佛洞所有最早的魏隋以及初唐诸窟都聚集于今称为古汉桥的一带，而凿壁通路也以这一带为最甚。单就这一点而言，王道士真是罪不容诛。（可惜他早已死了，不然真应该好好的治他一下。）至于有些人士如华尔讷之流，借着研究考察的名义，将千佛洞的壁画一幅一方的黏去或剥离，以致大好的千佛洞弄得疮痏满目，这种盗窃和破坏古物，律有明文，国有常刑，自不在话下，（华尔讷所黏去的壁画，曾见过四幅，一团黑漆。千佛洞如今尚有好几窟，窟上壁画一小方块四面都凿穿了，预备移下而未移的，大约都是华尔讷诸人的成绩！）

以上所说千佛洞毁坏的原因，除去自然一方面比较严重以外，其余人为的诸点，都是可以事先预防的。就是自然的毁坏，要完全免去固然甚难，而用窟檐方法，也未尝不可作消极的保护。然其所以不能者，乃是由于无专人肯负这个责任。于是千佛洞逐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人人得而嘘咈，也人人得而欺凌。要说无人负责，似乎人人都是主人，真的一追究起来，便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了。要免这一切毛病，只有将千佛洞定为国宝之一，收归国有的一个办法！

我们知道日本法隆寺的金堂壁画，是日本的一个国宝。正仓院所藏的东西之中有一样鸟毛立屏风，屏风上的树下美人也是日本学者所最喜欢引来作为考据或夸耀的一样宝贝。所谓金堂壁画以及树下美人图，都不过是我们唐朝或相当于唐朝的东西。以之与千佛洞的壁画来比较，真是若培塿之与泰岱。可是别人拿着我们的东西，是如何的珍重爱护，而我们自己却把中国艺术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例子，千多年来先民精神心血所寄托所创造的一件极精美的作品，任其自成自毁，士大夫不知爱护，国家不去管理，这是令人看来最难过的一件事！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保存千佛洞，非将千佛洞收归国有不可。至于有人也许以为收千佛洞为国有，或不免要引起地方的抗议，我想这绝不会有的。千佛洞是中国整个文化上的一个表现，绝不是某地或某人所得而私有的，这同孔子之是中国整个文化上的一个代表，而不是山东或曲阜孔氏所得而私有的，是一样的道理。甘肃不少明达之士，大概也会同意我这一点小小的建议吧。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我这一个建议，特别注重纯粹学术机关六个字，所以表示千佛洞的管理与玩古董讲收藏不同，这是要用近代博物院的方法与用意去管理的。还有一点，就是纯粹学术机关不受政治上易长的影响，主持者既不至于五日京兆，也可免去因常常交代而生出的一些毛病。

千佛洞如何方可避免自然力量的毁坏，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专家来解决，现在姑且存而不论，而消极的防御如：重修窟檐阁道：重要精美，可以作为千佛洞壁画塑像的代表，或者有年代题识可作为千佛洞研究尺度的诸窟，应在可能范围内装设门户，平常锁上，有人瞻礼，临时开放，这既可以防止随便出入的损毁，对于阻止流沙的涌入湮塞，亦不无小补。这些措施，政府将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该拨出一笔不算小的款子来办理。为千佛洞正式有人负责管理起见，管理机关也应在此设立一个管理所。

在千佛洞作研究工作的人，都觉得有由国家付托一个纯粹学术机关在此设立一个管理所的必要。须知千佛洞有些洞窟之被流沙湮塞并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而是积年累月所致。如果有了管理所，经常雇有十来名工人，每天逐窟打扫清除，对于流沙的危险，虽然不能积极的解除，最少也可以消极的免去一部分的威胁。此外再有四五名警士常川驻在此间，至四月初八日由他们和工人分段维持秩序，不准任意涂抹壁画，击损塑像，不准随意住在洞内；（住的问题，可在洞前空地另建几所土屋。）不准乱烧纸钱，焚点香烛，以免熏坏壁画。（如张大千先生编号二二八窟，伯氏号数一一九，是曹延恭所建，供养人像甚为精美，尤其是女供养人真有仪态万方之感。今为下寺道士将原来塑像毁去，另塑送子娘娘像。作一小脚女人，身穿绿衣蓝坎肩红裤子，翘起一双三寸金莲，手抱裸体娃娃一个，村俗之态，令人作三日呕。因为烧香求子的太多了，四壁壁画以及藻井，全熏黑了不算，并由道士将壁画和塑像之间，筑起几间小室，设门以通往来，使求子的善男信女在此过关。于是好好的宋代所画供养人像，就此一部分被砌没了，更坏的是一些女供养人像，面目无一不被人另描轮廓，加上一撇八字须！举此一端，可概其余。）最可宝贵的几个洞窟，并可锁起来，或用其他方法，以免这些善男信女去混撞。普通参观的人来，可由管理所派员引导，予以指示或讲解。这自然给参观的人以一种便利，同时也可免去题壁以及其他种种恶习。而尤其使作研究工作的人感觉管理所的需要的，是责任方面有个交代！

近来河西一带逐渐为人所重视了，公路的交通也比以前方便了。自安西至敦煌不过一百四十公里，汽车半日可达，到安西的往往想去敦煌，一游千佛洞。敦煌城既无旅馆，又无车马行，于是来游的人无不直奔县政府，找县长说话。代办住处啦，代雇大车骡马啦，派警士护送啦；这一类的事，一月总得跑上三五趟。敦煌县县长于每日应办的公事之外，还得加上当这一份闲差。这种差事还有限，一个月跑上三五趟也就罢了，最麻烦的是替那些作研究工作的人，当油盐柴米的差事。作研究工作的人在千佛洞一住总是好几个月，粮食菜蔬非得由城里送不可。自己每次进城去办罢，来回时间得两天，车马费得花上一百元，而采办的东西不过维持一星期。这种时间和经济上的消费，是任何作研究工作的人所不能担负的。所幸张大千先生在千佛洞长住，他在敦煌县城有熟人，每隔三天由城里派车送菜一次。于是这些人的给养以至于信件等等，就搭张先生送菜车送来，而这些人那一份青菜萝卜的穷家，也就烦劳敦煌县县长当了。现在敦煌县县长是陈冰谷先生，他为人极其诚恳。每次送菜蔬的时候，总在那里替这些人打算：“他们不要吃得太清苦了吧，也得多送一点肉吧。”既然当差，自然还得报账，交发票收据。于是替每个人都立一本账，每一次这些人进城，便请他们过目核算，签一个字。自古以来，县长是亲民之官，如今却添上了一桩，替穷秀才当管事先生。我不知道冰谷先生在那一生里欠了这些人的账，今生却要这样的还。南无阿弥陀佛，真是罪过！有一天我对冰谷先生说笑话，我说：“我若是当敦煌县县长，为着国家文化起见，当然要好好的保护千佛洞：但是为着个人的安静，即使不将千佛洞破坏，也得封闭起来，禁止游览，这份差事实在难当！”

我们衷心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在千佛洞看见国立某某机关千佛洞管理所出现。同时也盼望管理所在敦煌县分设一个办事处，里面有一两个办事员，两三个工人，三四匹马，一二辆胶轮马车，以及三四间带炕或床铺的空房间。到敦煌游千佛洞的人，以后即由办事处招呼，而在千佛洞作研究工作的人的给养等等，也可由办事处负责按时运送。一方面千佛洞的管理，付托有人；一方面敦煌县政府以前所当的那些闲差，也可以豁免，将这一份时间，腾出来作其他的事。

千佛洞收归国有，国家免不了要花上几十万作初步的修理和保护工作；设立管理所和办事处国家也免不了一年花上十万或八万的经常费。在目前“司农仰屋，罗掘俱穷”的时候，岂能把有用之钱，花在这些不急之务上面。但是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图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吗？

三 研究敦煌艺术几个注意之点

所谓“敦煌学”的内容，真是复杂极了。单就所出的经卷而言：宗教方面，包含有佛教，道教，摩尼教和景教；（有人说民国年间修九层楼时，一包工的马木匠在伯氏号数一六二大窟内发见很多古写本的回教经典。今马木匠已死，此事无从考询，姑置不论。）文字方面，除去汉文以外，有佉卢文，康居文，古和阗文，回体文，龟兹文，以及西藏文；内容方面，除去宗教的经卷以外，上至正经正史，下至里巷小说如目连变降魔变以迄于小曲曲谱之类，无不兼收并蓄。而斯坦因在此所收到的古代织物，其中花纹图案，有中国风，也有伊兰风和希腊风的作品。《耆旧记》说敦煌是“华戎所支一都会也”的话，证以敦煌石室所出各种经卷以及织物之类，真是一点也不错的；艺术方面，也足以表示这种华戎所支中外交流的现象，其内容之复杂，丝毫不下于经卷。讲中国营造的人，在这里可以看到北宋初期木构的窟檐，保存得完好如新，同时还有各魏窟里的木汁棋以及唐索勋窟外的窟檐，供他欣赏。研究中国历代服饰的人，以前除去正史与服志历代诗文之外，只靠一点点陶备，汉石室画像，云冈龙门所刻的一些供养人像，以作研究复原的资料。而在这里，有年代很确实的一些洞窟，窟里的壁画，除去佛像以外，几乎都绘有供养人的像，这些供养人像是千佛洞壁画中最精采之作。不仅各时代所绘的供养人姿态生动，栩栩欲活，即在衣饰颜色方面，也都鲜艳如新，细入毫发。这真是研究中国服饰变迁历史的绝好的一个宝库。此外讲中国绘画史的人，隋唐以上便苦于资料贫乏，没有实在可靠的作品，以为凭借，只就一些文字上的记载，平空悬测。（一卷顾恺之的《女史箴》，无论其是否宋人临本，也已经流落英伦，非我所有。其余所谓唐人作品，大都在疑似之间，不能为据。）而在这里，自北魏以至隋唐五代，无论是山水画或是人物画，都有很好作品。不仅张彦远论隋唐以前山水树石，可从这里得到证明，而中国画之在隋唐以上以人物为中心，宋以后山水画才从附庸蔚为大国，这里几乎是一个历史的影片，可以供研究中国画史的人低回赞赏。至于塑像方面，这里古汉桥一带，北魏以至隋唐的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并且保存得都相当完好。所以这里的作品，真可以用佛经上所说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两句话来比喻。

不过千佛洞壁画之类的作品，究竟是佛教的产物，一切既脱离不了宗教的意义，同时也自然而然的同别的地方有交光互影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研究敦煌艺术的人第一个应注意之点，便是比较研究。

敦煌在汉唐时代是一个总凑咽喉之地，为华戎所支的都会，一方面接受外来的文化，一方面又将接受来的东西向东传布出去。所以敦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就开来而言：前凉的佛教文化乃得自敦煌，而元魏又从前凉一转手。凉州石窟寺，云冈、龙门的雕刻，都直接间接受有敦煌的影响。研究云冈、龙门而不知道敦煌，不足以明其传授的渊源；研究敦煌而不知道云冈、龙门以至于天龙、响堂、麦积，不足以知其流派之远长和影响之深而且大。即就敦煌而言：西千佛洞、敦煌的千佛洞以及安西的万佛峡，也应算做一个单位，不仅时代方面先后联贯，即在历史方面也有可以互相启发之处。所以敦煌艺术并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名辞：第一，千佛洞的壁画塑像只是佛教艺术的一部分；第二，千佛洞的壁画塑像若不和其他地方如云冈龙门等处比较研究，便失去了他的地位和意义。

以上是就开来而言，如今再说继往。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塑像，只是印度佛教艺术，特别是犍陀罗派的支与流裔。印度文化以及犍陀罗派的艺术，在西元后第一第二世纪左右，已发展到今日新疆的南部如于阗诺羌一带，还有斯坦因诸人在南疆所作的考古工作可以证明。那时不仅北印度通行的佉卢字以及犍陀罗风的艺术作品在南疆到处可以看见，画工中还有不少的希腊人或最少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敦煌既是当时中外交通的咽喉要道，而千佛洞又是中国佛教史迹上最早的一个石窟寺，所以第一个受到这种影响。如今从千佛洞北魏诸窟还可以看出犍陀罗派的作风来：所画的人物以及塑像都是长身细腰：壁画上的人物一律用凹凸法来表示立体的感觉：衣服褶纹紧贴身体，把人体的曲线都从衣服中透露出来。和所谓“曹衣出水”的北齐曹仲达的作风一般无二。尤其是张氏所编八十三号（伯氏号数一二〇 n），其中题有魏大统四年和五年发愿文一窟，藻井上画的除佛本生故事以外，还把一些的禽兽草虫画成图案形式，姿势飞动，不可方物；东及南北三面壁上所画的佛像及供养人面目，大都高鼻深目，颧骨高耸，而微形瘦削，是一种长头的印欧人种型，而不是圆颅的亚洲人种型。和隋唐诸窟固然不同，和魏代其他诸窟作风也自有异。我疑心这是一个外国的画工画的。自然这还待其他积极证明。然而在新疆已发见了画工所题带希腊风的题名，则敦煌千佛洞画工中之有外国人，特别是希腊人或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千佛洞的壁画塑像以及所出其他的东西和西域的文化，特别是受希腊影响的印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敦煌的艺术，不可不和印度犍陀罗派的艺术作比较的研究，而印度阿周陀窟的壁画，我们尤其不可忽略。

关于研究敦煌艺术，问题甚多，不能在此一一的详谈。我只愿意提出第二个应注意之点，便是不可轻易剥离画面。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历史癖，但是同时又可以说我们中国人不懂历史。这句话初看似乎矛盾，仔细一推究，却是事实，并不相违。我们对于一件事实，总想知道他的时代，同时又喜欢说今不如古，人人都在那里梦想三代以上郅治之隆。不知道历史并不是一种教训的学问，学历史的人只应用一种同情的态度去推究每一个时代的真际。至于是好是坏，这是讲价值论的哲学家的任务。我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历史癖而又不懂历史，其故在此。

千佛洞的壁画自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西夏宋元，每一时代都有作品，研究中国的绘画史，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北魏隋唐五代的画固然可贵，西夏宋元的画何尝不可贵。这里是北魏隋唐五代的东西太多了，太好了，所以以为西夏宋元的画不足取。但是假设这些西夏宋元的画移在长江流域，我们能不顶礼膜拜，赞叹不置吗？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或者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两层的痕迹。一般偏好北魏隋唐以及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往往要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后来的泥灰才能黏上：剥离之后，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层未被划坏，而被上面的泥土黏住过久，一经剥离。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也往往连带的黏去了。所以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个人的意见，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随便剥离，往往得不偿失，后悔无穷。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用不着我一一细说。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的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四 连带论及的其他几个问题

以上所说的话不少了，以下我只想就几个有连带关系的问题，提出一点简单的意见，请大家注意。

没有到过河西的人，总以为河西地方是如何的荒凉，如何的寒苦。到了河西之后，便知道所谓荒凉寒苦，并不如传闻之甚。白兰州往西过乌鞘岭，经峡口，看见两边的山色，便似乎比在兰州所看见的北塔山要来得顺眼一点。山上好像有点草了，偶尔也有黑油油的一小片树林。到古浪以后，再往西至武威张掖，流水争道，林水茂密，阡陌纵横，村邑相望，这那里是西北，简直是到了江南了。过张掖以后，是为永登山丹，靠着祁连山麓，一大片草滩，真是绝好的牧场，而明代的边墙在这些地方也就迤逦不绝。在将到永登不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公路旁边有参天合抱的古柳树，疏疏落落的有好几里长，点缀于西风残照之间，那就是有名的左公柳，到了酒泉以后，景象有点两样了，黄沙白草，风日惨淡，至此始有塞外之感。出嘉峪关经玉门再往西，公路沿着疏勒河的北岸行走。往北一望，荒旷大漠，遥天无际。南边可是不同了，祁连山像一道高墙，自东而西，连绵不断，不分冬夏，顶上常是积雪皑皑。人说西王母的家即在这里，远远望去，也真像有环楼玉宇，在其中隐约闪现。而沿着公路的南边，可以看见无数的土堆子，有的延长到好几里，有的是一个大墩子旁边连上五个小墩子。这种土堆子沿着酒泉以北的额济纳河往南，跟着疏勒河向西，以至于敦煌的南湖和西湖，几乎随处皆是。这就是汉唐时代的边城以及烽燧遗址，有名的汉唐长城，就在这些地方。现在是一切都放弃了，荒废了，但是以前这都是些人烟稠密鸡犬相闻的地方。因为政治势力的不竞，藩篱既彻，保障毫无，人不得不向内地撤退。人一退让，自然的力量跟着就推进了。如今在安西敦煌沙漠的四周，还可看出许多古城遗址，有时伸张到现在的沙漠田边际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这都可以证明古代垦殖的区域，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人同自然的力量互为消长的例子，没有比这一带更为显明的了。瑞典的赫定和英国的斯坦因，考古于新疆以及河西一带，他们的画中常常提到发掘汉唐的古城，推想到那时戍边的将士官吏以及人民，在那里和自然的力量作生存的斗争，实在是政治的执力再不能够保护他们了，他们才一步一步的向后撤退。赫定、斯坦因叙述这些情形，固然有感于那时候的人之坚苦卓绝，而我们读书的人，也不免大为感动。最近旅行戈壁的时候曾在一座残破的墩子上瞭望，已经傍晚了，太阳在西边的地平线上面还有蕃箕那样大，血红而带黄的先芒四面放射，周围的云彩都映成了橙黄色。一个人在墩子上向着西面和北面遥远的天际看着看着，就坠入冥想中去了。俨然在汉唐的当年，墩子下面那些土堆子，似乎都是一座一座的房子，也许是人家，也许是戍边将士的营房，房顶上正是炊烟四起。放在外边的马群和羊群都逐渐回来，鸡鸣犬吠以及小儿喧笑的声音，响成一片。那座墩子也楼橹完好，雉堞无恙，几个烽子正在上面聚精会神的望着西边北边，希望有平安的信息到来。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这些人从少年转到中年老年，也许就死在那里，埋在附近。但是他们从来不颓丧，也不坠入幻想。只凭着他们的结实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敌人和自然作生存的斗争。敌人和自然败了，他们胜了，他们的西陲也固若金汤了。两千年一千年的历史，像电光石火般一转眼过去了，这些人固然长埋地下，烽燧城堡也放弃了，荒废了。我也仍然清醒白醒的立在废墩上面，西边的太阳，还有一半在地平线上。但是这些废毁的烽墩城堡，照旧很英勇的迎着落日，放出黄色的光辉，西北风呼呼的怒吼，而他们依然静默无言，屹立不动。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那时抵不住下泪了。如今我们从这些古城废燧的遗址上面，还可以看出当时那些经营边塞的人的苦心孤诣和工程师的卓绝天才。可是千多年来，我们把汉唐时代民族的精神，忘得一干二净，这些是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的遗存，我们也不去凭吊研究。到现在反而让外国学者如赫定、斯坦因之流去发掘考察，在那里往复赞叹我们戍边将士的坚苦卓绝，我们建筑长城的工程师之天才横溢，最后竟至把唐代高仙芝提大军过葱岭的一件事，说得就是汉尼拔、拿破仑也有所不及。别人对于我们先民的精神，因为作了实地的考察，于是发出了衷心的叹赏，而我们却在那里空嚷，中外人之不相及，难道真有这样远吗？

现在大家逐渐的注意到河西了，连研究艺术的人也注意到敦煌了。河西在汉唐时代是一个国际走廊，在最近的将来，河西也许会恢复汉唐时代的地位。而汉唐时代在这一个走廊地带的经营，如城堡之建置，水利之讲求，移民实边的政策等等，都是经过绵密的思考，积聚无数的经验，才能有当日之盛。这种建置是我们民族政治天才的一种表现，其价值并不下于敦煌的艺术。所以我于说完关于敦煌千佛洞的管理和研究的问题以后，还盼望国立学术机关，能在河西选择一个适中的地点，设立一个工作站。历史考古方面：如汉唐古城古烽燧之测量与发掘，秦汉之际雄长河西的民族如匈奴、大月氏、乌孙的遗迹之探求，以及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情形，都可以作上一番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地理气象方面：如河西的水文地理，祁连山的考察与测量，河西一带的气候与沙漠化的情形等等，在今日都是最切要的问题而亟待研究解决的。其他如河西今日最重要的问题，是交通与燃料。铁路是否可以修筑？煤藏铁藏怎样？祁连山的森林究竟还可供多少年使用？祁连山造林是否还有希望？这些与河西的交通以及燃料问题，都有连琐的关系，尚待学工程探矿森林的人去作详细的研究与调查。近来到河西的调查团很不少，但这些都是一些走马看花式的观光性质，无裨实际。要明了河西的实际情形和如何解决那些问题，非设立工作站，作十年八年的长期工作，不足以言此。历史考古属于纯粹的学术，似乎与解决现实问题无关。可是我们一看斯坦因在河西所作的考古工作，其所绘的地图，正是今日谈河西建设的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总可恍然大悟了。

所以我的最后一个建议，是盼望国立学术机关，能在河西选择一个适中的地点设立工作站。工作站的范围，或者可以偏重于历史考古方面，财力人力如其可以兼顾的话，还可以从事于地理、气象、地质、森林、人类学各方面的调查与研究。

五 总结

以上的话说得太长，太凌乱，如今将所说的意思简单总结如次：

1.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

2.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设立一千佛洞管理所。

3.对于敦煌艺术应注重比较的研究，单单敦煌艺术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辞的。

4.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以前，在千佛洞作研究或临摹工作的人，不可轻易动手剥离画面。

5.盼望学术机关能在河西设立工作站，从事于历史、考古，以及地理、气象、地质、森林、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见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