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中国西南云南、贵州、四川一带，自古以来民族复杂，彼此分立，不相统属。其后庄蹻开滇，汉武帝通西南夷，诸葛武侯平蛮，汉文化的势力仅仅只到云南东部，西部及南部依然故我，不受影响。六朝以至隋唐之际，土著大族有爨姓者逐渐兴起，雄踞云南东部。唐高宗以后，云南西部今大理附近，是一些称为乌蛮的六诏民族住在其间，声势渐盛；这在唐朝称为东爨乌蛮。而在今云南东部曲靖以西至于安宁一带住居的民族，称为西爨白蛮。东爨乌蛮，西爨白蛮，总名为二爨。玄宗开元时，六诏最南的蒙舍诏遂兼并五诏，统一全滇。蒙舍诏姓蒙氏，以于六诏中居最南，故称南诏，统一后仍臣服于唐，受唐封为云南王。天宝十载始背唐自立，国号大蒙。自此以后，虽有偶然来归的时候，而唐朝始终不能完全控制，事实上建号称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天宝十载建大蒙国起，至昭宗天复二年为郑买嗣所灭止，凡享国一百五十余年。如自唐初蒙氏之始露头角算起，则南诏之雄踞西南达二百七八十年，与李唐一代相终始。最盛时的疆域，北以今四川大渡河为界，南有今安南的北圻一带，东面兵力曾到今贵州的遵义（唐名播州），以及广西西部（唐属邕管），西则今日的缅甸、泰国俱遭受过南诏的蹂躏。自八世纪初至九世纪末，俨然为东南亚洲一大国，与吐蕃分庭抗礼。
因为南诏疆域紧接唐邕管、黔州、益州诸地，南诏的盛衰也就影响到唐朝的安危。懿宗以后南诏寇边几乎不间年岁，整个的唐朝都为之骚动不宁。《新唐书·南蛮传》纪僖宗时卢携叙述当时南诏寇边的情形，是：
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
南诏的祸患既然愈来愈烈，于是徐州的兵也调来驻防桂林；久戍思归，因有庞勋之乱，其后王仙芝、黄巢即乘之而起。唐朝之亡其近因肇始于此。所以《新唐书·南蛮传赞》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南诏和唐朝的关系可算是够大的了！
南诏和中国的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因所包涵的民族太复杂，遗留下来的史料又不多，所以清朝一代治西北史地成为风气，而致力于南诏史研究者却寥寥可数。清乾隆时卢文弨曾校过唐樊绰所著《蛮书》，清末民初沈子培先生也有《蛮书校》本之作。卢校原本现存南京国学图书馆，只二十余事，大都琐屑，无关宏旨。沈校仅见一《跋》，全书存否，不得而知。欧洲汉学家注意南诏史者有一九〇四年出版珊松译的《南诏野史》（c.sainson， nan - tchao ye che ， 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nan - tchao ， traduction d ' une histoire de l ' ancien yunnan ），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 deux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á la fin du 8 siècle 依冯承钧先生译名）中，也讨论到南诏史上的一些问题。日本学者有铃木俊的讨论六诏地望一文，发表于《东洋学报》中。近二十年来，中国方面注意西南民族历史的人始逐渐多起来，云南学者如方国瑜、徐嘉瑞、范义田诸先生，前中央研究院如陶云逵诸先生，对于南诏史的研究，都发表过很好的文章。以视二十年前之寂寞无声，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昆明，住在乡下。因为想知道一点西南历史，才从事于樊绰《蛮书》的研究。十几年来，对于《蛮书》仅仅作一番校注工作，若说南诏史，还是在那里摸索，并未能豁然贯通。今因周一良先生的敦促，于是将论唐代纪载南诏诸书的旧稿，加以修正，重新写成《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一文。兹谨以此短篇作为献给一良先生尊人叔弢前辈先生花甲之庆的礼物。并愿藉此求国内外治南诏史的诸先进予以指教！
自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后，《史记》、两《汉书》都有《西南夷传》，述西南事情。其以西南的人著书专纪西南如云南的历史者，只有成都杨终的《哀牢传》。杨终书仅《后汉书·西南夷传》章怀太子注引一条，述哀牢夷九隆氏自禁高至扈栗凡八代名称，余俱不传。杨终以后，晋常璩《华阳国志》也曾约略纪到云南。《太平御览》所引书有《永昌记》《永昌郡传》和《南中八郡志》。《南中八郡志》又见于《艺文类聚》，自是唐以前书，中有永昌一郡，其余七郡，《类聚》《御览》所引都未说及，不过其中提到交阯（《御览》九一〇）邛河（《御览》七九一），是《八郡志》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永昌记》提到哀牢王（《御览》三五八）。《永昌郡传》则于永昌郡外，并叙述到云南东部朱提、建甯、兴古三郡（《御览》七九一、七八一、五五六）；这都是后汉以迄蜀汉所建的郡，齐以后始废。故《永昌郡传》或许也是唐以前的作品，与《哀牢传》同为纪述云南的最古文献。
魏晋以后，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日渐疏远。北周武帝天和五年（公元五七〇年），命大将军郑恪率师平越嶲，于其地置西甯州，只到今日西康的西昌一带。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史万岁平西甯羌，进讨南甯夷爨翫，度西二河入渠滥川，破其三十余部。西二河即今洱海，而渠滥川则今凤仪。南诏时之称大釐亦曰史，当与史万岁有关也。到了唐朝，与西南交往日繁，使节往来不绝于书，于是山川能赋，成为著作。如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樊绰《蛮书》、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诸书，咸出于目识亲览，为今日研究唐代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袁滋、韦齐休、窦滂、徐云虔诸人之作虽已不传，而从《御览》《通鉴考异》所引一鳞片爪，犹可以见其梗概。今就所知，略考如次。
二 袁滋《云南记》
唐与云南关系，高宗时始见记载，咸亨初（公元六七〇年左右）将军李义（《旧唐书》作李义总，《骆宾王集》作李义）率师伐姚州群蛮。《骆宾王文集》卷九有《兵部奏姚州破逆贼柳诺设杨虔柳露布》及《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二文即纪此役。天宝初，云南叛唐与吐蕃合，时扰西川。至德宗贞元初，南诏异牟寻苦吐蕃征敛无度，因清平官郑回之劝，有归唐之志。其时西川节度使为韦皋，遂发书招谕。贞元九年，西川与南诏定约；十年，南诏破吐蕃于神川；同年六月，唐遣袁滋为册南诏使，至云南。袁滋的《云南记》，就是纪此行见闻之作。唐人著书言云南，当以袁氏之作为最早。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新唐书》一五一有传，《旧唐书》一八五入良吏传。据《新唐书·南诏传》，贞元十年那一次的出使，以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崔佐时、刘幽岩为判官，俱文珍为宣尉使。袁滋诸人入云南，走的是北路，《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开边下小注云：
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五十里至阿旁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谕官川，又经薄 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经荆溪谷 渘池，三百二十里至汤麻顿。又二百五十里至柘东城。又经安甯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
刘贞谅即俱文珍，从义父姓后改为刘。这就是《蛮书》所说唐代入云南的北路，一称为石门路。《地理志》所云开皇五年益、汉二州兵开路一事，也见于《蛮书》。《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纪北路云：
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云：“开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遍梁桥阁，通越析州、津州。”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后遂闭绝。仅五十年来，贞元十年南诏立功归化，朝廷发使册命，而邛部旧路方有吐蕃侵钞隔关。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置行馆。（所引《蛮书》文字，依拙著《蛮书校注》，对《四库》本时有是正）
这里的石门，在今云南盐津县境内。今盐津县豆沙关路左摩崖上还存有袁滋入云南时经过此地的摩崖题名一篇。题名一共八行，俱左行，全文楷书，唯“袁滋题”三字篆文。文曰：
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
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
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
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
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
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
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袁滋题
袁滋是唐代的一位书家，以篆隶著称当时，其篆书《唐廎铭》，知者甚多，楷书极少见。此一题名，可以补正两《唐书》及《蛮书》之处不少。而所谓石门路，我又疑心就是秦汉以来自四川通云南的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一语张守节《正义》云：
《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也。
唐时的郎州属戎州都督府管，辖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七县，当今云南昭通以南至于曲靖、陆凉诸县地。故《括地志》所指郎州境内的五尺道，大概就是石门路；隋、唐两代不过加以修理而已。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有《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五韵一首，即赠袁滋使云南者，诗云：
西南使星去，远徼通朝聘。烟雨僰道深，麾幢汉仪盛。途轻五尺崄，水爱双流净。上国洽恩波，外臣遵礼命。离堂驻驺驭，且尽樽中圣。
因为袁滋诸人走的石门路，就是秦汉以来的五尺道，所以权载之诗有“途轻五尺崄”之语。这也可以作石门路即五尺道一说的佐证。
《旧唐书·袁滋传》说滋“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卷数同。《宋史·艺文志》未著录，又不见于《郡斋读书志》诸书。《太平御览》引有《云南记》，我疑心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说见下。袁滋的书到宋代大概已经不存了，所以司马温公作《通鉴考异》也没有征引。《大典》本《蛮书》卷十的末了有一段袁滋册立异牟寻为云南王的纪事，自袁滋到柘东起，至册封完毕回到戎州为止，凡一千多字。文章尔雅，排日叙事，极为翔实，《新唐书·南诏传》也有这样的一段；这很可能就是取之于袁滋的《云南记》。袁氏书可考者仅止于此。根据两《唐书》《通鉴》《册府元龟》，以及《蛮书》的纪载，我们可以推知袁滋诸人大概是贞元十年五月受命，六月离长安，七月马益修石门路，九月二十日袁滋诸人过石门，十月十五日至安甯城，十九日到曲驿，二十一日过欠舍川，二十三日到云南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二十六日过大和城抵阳苴 ，二十七日行册封礼。十一月七日事毕东归，发阳苴 城，二十四日至石门，更十日，即十二月初四日到戎州。自戎州出发，往返大约三月。
南诏自天宝时背唐起至贞元十年，中间经过四十多年，始又奉唐正朔。袁滋奉使，在当时一定轰动了长安，也一定有不少的人为文为诗以壮其行的。但是现在我们只从《权载之集》中见到赠诗一首。载之又有《送袁中丞持节册回鹘序》一首，序文开篇说今春回鹘君长纳忠内附，以下说的全是滇池昆明的故事，以唐蒙、诸葛武侯为喻。这篇序显然也是送袁滋使云南之作，何以题目以及文内都错上回鹘二字？以前在昆明，曾以此请教于陈寅恪先生，俱疑莫能明也！
三 韦齐休《云南行记》
自德宗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袁滋使云南，归著《云南记》以后，经过三十年，到穆宗长庆三年（公元八二三年），又有韦审规之使云南。随行者有韦齐休，著《云南行记》二卷，盖纪此行见闻之作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纪韦齐休《云南行记》云：
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长庆三年从韦审规使云南，记往来道里及见闻。《序》谓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以开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及唐之亡，祸果由此。本朝弃嶲州不守，而蜀无边患。以此论之，则齐休之言，可不谓善哉！
韦审规名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韦氏平齐公房韦淡之子，寿州刺史，《元和姓纂》则谓系韦渐子。穆宗长庆元年，以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白氏长庆集》卷卅二有《韦审规可西川节度副使制》，制文有“命文昌为帅长，俾镇抚焉。次命审规为上介，俾左右焉”之辞，是韦审规也于长庆元年受命为西川节度副使。段文昌的西川节度使，只做到长庆三年。长庆三年十月，就以杜元颖除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所以段文昌的去职，当在十月以前，而审规当也连同调任。审规出使云南，见《新唐书·南蛮传》，《南蛮传》说：
元和三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明年死，子劝龙晟立。……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祐立。丰祐 敢，善用其下，慕中国，不肯连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
劝利死，丰祐立，据《通鉴·唐纪》穆宗长庆三年秋七月条：
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祐。
这一条的《考异》说：
《实录》九月辛酉南诏王立佺进其国信。岁末又云南诏请立蒙劝利之弟丰祐，云立佺者盖误也。今从《新·传》。
《旧唐书·穆宗纪》载有长庆三年秋九月“南诏王丘佺进金碧文丝十有六品”一事。《旧唐书》丘佺即《实录》之立佺，都是《新书》弄栋节度王嵯巅的同名异译。《册府元龟》九六五《外臣部》封册又有一段纪载说：
（长庆）三年九月，南诏遣使朝贡。以京兆少尹韦审规为册立南诏使。
现在把新旧《唐书》《册府元龟》《通鉴》等书的纪载综合起来看，大约是这样：审规当是于西川节度副使去任之后，就调授京兆少尹，时间或在长庆三年七月，丰祐继位，于九月遣使入告，要求册封，并献金碧文丝十六品。唐朝以审规曾为西川节度副使，故派他为册立南诏使，到云南去册立丰祐；其南行时间，应在长庆三年九十月以后。洪成酋诸人，则是韦审规到云南册封蒇事，随同入唐谢恩的南诏使节，与七月、九月两次，盖属另外一事也。
韦齐休，不见《世系表》《姓纂》诸书。《太平广记》三四八《韦齐休》条引《河东记志》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云云。
此韦齐休与随韦审规使云南者姓名相同，时次亦不相先后，疑即一人，唯事迹别无可考。其所著《云南行记》二卷，宋以后即不传。《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齐休作齐沐，齐又作济。《御览》引《云南记》共二十三条，其九一九卷鹅，九二四卷鹇，九七四卷甘蔗，所引《云南记》都提到韦齐休，今抄示这三条如次：
韦齐休使云南，屯城驿西墙外有大池斗门，垂柳夹阴，池中鹅鸭甚众。（九一九）
韦齐休使至云南，其国馈白鹇，皆生致之。（九二四）
唐韦齐休聘云南，会川都督刘宽使使致甘蔗。蔗节希似竹许，削去后亦有甜味。（九七四）
这应该都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所以纪载他自己的见闻。《御览》九三七嘉鱼条引《云南记》，纪雅州丙穴嘉鱼；八六七茶条引《云南记》，纪名山县蒙山茶；八三九稻条引《云南记》，纪雅州荥经县稻；九四二蛤条引《云南记》，纪新安蛮妇人；九八〇芦菔条引《云南记》，纪嶲州界产诸葛菜；九五八柘条引《云南记》，九七四甘蔗条引《云南记》，皆及会川；九七三余甘条引《云南记》，又及泸水南岸有余甘子。以上所纪地名，在雅州、名山、荥经、新安、嶲州、会川，用樊绰《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篇中所纪自成都至云南蛮王府路程来对校，《御览》引《云南记》中的地名，都在这一条路上。《蛮书》卷二过泸水渡绳桥一句下有注云：“《云南行记》云渠桑驿。”由此可以推知《云南记》的作者入云南，一定是取的清溪关路，所以能纪载沿途见闻，经过地方，和《蛮书》清溪关路一样。袁滋入云南，走的是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即石门道，亦即秦汉间的五尺道，与《御览》引《云南记》不同。《御览》引《云南记》，有三条已著明韦齐休姓名，故其书之为韦齐休的《云南行记》，而非袁滋书，大概可以无疑。韦齐休书，除《御览》引《云南记》二十三条即齐休《云南行记》外，《蛮书》卷二过泸水渡绳桥句下本注引一条，卷五《六 》第五标题下本注亦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有十 。又《御览》九二四鹦鹉条引《云南行记》两条，一及瞿笨馆，一及新安城路，瞿笨馆无可考，新安城路则仍然在清溪关路上，所以这两条也应该就是韦齐休的书。何以《御览》引一书而析为二名，则不得而知。
综合以上所述，加上《郡斋读书志》引的《序》文大略，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所可考者如此而已。
当长庆三年韦审规、韦齐休使云南的时候，同年十月唐朝发表了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充西川节度使。元颖是杜如晦的五世孙，以进士入为翰林学士。穆宗即位，“不阅岁至宰相，甫再期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到西川以后，为欲逢迎穆宗，以固宠幸，于是悉索珍异以献，于边防弃而不顾，因有文宗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南诏大举入侵之役，进逼成都，西川宝货工巧子女为之荡然。《通鉴·唐纪》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纪南诏入侵西川，说：
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巅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巅兵至，边城一无备御。……
韦审规、韦齐休是长庆三年冬出使云南，取道清溪关路，沿途所经如邛、雅、黎、嶲诸州，正是太和三年南诏入侵的路。杜元颖镇蜀，边防废弛，恐怕就是受了韦齐休《云南行记·序》中主张斥弃清溪关外诸地的影响。情报不实，遂酿巨祸。后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想替杜元颖减轻罪名，将责任推到三十多年前的韦皋身上，以为是韦皋不应与南诏媾和，因而人心懈怠，疆场无备，故有太和三年之役。今日看来，卫公此说，绝非持平之论也。
唐朝坐镇西川的如韦皋、李德裕，对于西南边事，都有著作，今附著大略如次。
德宗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韦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张延赏坐镇西川，历二十一年。据《宋史·艺文志》，韦皋著有《西南夷事状》二十卷，二十一年的经营，在书内必有详细的纪载。今仅《通鉴》德宗贞元十年正月《考异》引《事状》一则，正《旧唐书·韦皋传》之误，余无可考。韦皋以后，镇蜀有名者为李德裕。《李文饶集》有《进西南备边录状》，文中有云：
臣顷在西川，讲求利病，颇收要害之地，实尽经远之图。因著《西南备边录》十三卷，臣所创立城镇，兼画小图，米盐器甲，无不该备。……第四卷叙维州本末，尤似精详。……
《新唐书·李德裕传》说德裕至蜀，“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大约筹边楼上左右两壁所绘地图即包涵在《备边录》的小图之内。德裕此书，集作十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作一卷，疑误。《通鉴》文宗太和五年五月李德裕索南诏所掠百姓得四千人条《考异》引德裕《西南备边录》，德裕书传世，只此一则。而《新唐书·李德裕传》，叙镇蜀日筹画甚详，疑其中不少取材于《备边录》也。
四 窦滂、徐云虔、卢携诸人所著书
懿宗咸通时有樊绰的《蛮书》十卷，窦滂的《云南别录》一卷；僖宗时有徐云虔《南诏录》三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樊绰《蛮书》留在后边再说，兹先略论窦滂诸人书大概。
《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俱著录窦滂《云南别录》一卷。窦滂于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代李师望为定边节度使，贪残失众望。南诏入犯，滂望风溃退。十一年遂贬为康州司户。他写《云南别录》在何时不可考。《通鉴·唐纪》德宗贞元十年袁滋册南诏条《考异》引滂书一条，说：“诏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南诏之名自此始也。”《册府元龟》九六五纪贞元时唐赐南诏金印银窠，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南诏德化碑》纪天宝十一载阁罗凤北臣吐蕃，“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即是南国大诏，贞元册南诏，不过袭吐蕃之旧称耳。
南诏自酋龙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嗣立以来，至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前后几二十年，几于岁岁犯边。乾符四年酋龙死，子法立，侵边始少息。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与南诏常通使节。乾符六年，遣巡官徐云虔使云南，二月至善阐城（今昆明），留十七日而还。广明元年六月，又副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使南诏。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八月始还至西川。云虔于三年之间，两使南诏。他所著的《南诏录》三卷，见于唐、宋《艺文志》，大约即是综合两次出使见闻而成。《南诏录》宋以后即不传，《通鉴·唐纪》僖宗乾符四年二月《考异》引此书，说“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南诏国号之又作鹤拓或大封人，始见此书。鹤拓、大封人，作何解释，不得而知。方国瑜先生以为鹤拓是犍驮罗的对音，他从音韵学上推测，转弯太多，我们总有点不敢相信。
和徐云虔《南诏录》同时候的书还有《云南事状》一卷，见《宋史·艺文志》。《通鉴·唐纪》僖宗广明元年五月赵宗政还南诏条《考异》引《云南事状》，以正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遣使南诏之日月，又及丰祐以后渐为侮慢之故，并谓《事状》末载陈敬瑄与云南书牒，或称鹤拓，或称大封人。南诏国号，至《南诏录》和《云南事状》，始予著录，则鹤拓或大封人之号，很可能始于僖宗之时。《事状》，《宋史》不著为何人作，温公《考异》以为“似卢携奏章也”。携为僖宗时宰相，辛谠、陈敬瑄之遣使南诏许以和亲，携之主张最多。温公谓《事状》为携奏章，疑得其实。
五 樊绰《蛮书》
南诏和唐朝的关系，以懿宗时为最繁，几乎每年都有边警，而以中国的南部如安南、邕管为最甚。咸通时安南为南诏攻陷，于是邕管骚然，乃调东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庞勋叛变，遂兆唐室灭亡之机。所以南诏的盛衰，安南的得失，关系于唐朝者甚大。樊绰就是南诏攻安南时，亲历其事的人。他所著的《蛮书》，都是他在安南时搜集得来的材料，予以有系统的编纂。《华阳国志》而后，现存论述西南历史地理最古最好的纪载，只有樊绰此书。
樊绰《蛮书》，《新唐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俱作十卷。樊氏籍贯无可考，为安南经略使蔡袭从事。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袭奉命经略安南，其年冬南诏大举来攻，四年春安南陷，袭阖宗死者七十人，绰涉江逃免。《蛮书》之作，大约始于在安南时，蔡袭失败之前，所以今本《蛮书》卷十末云：
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 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
这大约是在咸通四年。到了咸通五年六月，樊绰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将《蛮书》又整理了一次，今本《蛮书》卷十末论黔、泾、巴、夏四邑苗众一段有云：
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蛮首末之序。
这一段文字，也许就是《蛮书》的自序，错简在此。
《蛮书》名称，各书著录殊不一致，《新唐书·艺文志》，《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作《蛮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元李京《云南志略》，明初程本立，作《云南志》；《宋史》又出樊绰撰《南蛮记》，都为十卷；苏颂《图经本草》作《云南记》；《永乐大典》作《云南史记》；《太平御览》引又作《南夷志》。《四库》著录，名称依《新唐书》。按照上引《蛮书》自称为《蛮志》一十卷之语，似乎《新唐书》所著录的名称，应比较近真；或者《蛮志》为樊绰初定的名称，定稿后乃称为《蛮书》也。《蛮书》自宋以后继续流传。李京《云南志略》提到樊绰此书。明洪武初程本立为云南布政使，至丽江，在太守张翥处还看到樊绰的《云南志》，程氏《巽隐先生文集》中《云南西行记》一文曾纪其事。自永乐中收入《大典》，书遂不传，所以《四库提要》说：“虽以博雅如杨慎，亦称绰所撰为有录无书。”至于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卷三虽都引有樊绰《云南志》，而文字与传世《蛮书》颇不类，倒很像后世方志中语，恐是传闻之误，实则樊氏书明中叶以后便已不传。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始从《永乐大典》中将樊氏书辑出，仍依《新唐书·志》分为十卷，并取《新唐书·南诏传》及《通鉴考异》为之校勘。《蛮书》从此遂又流传于世。今除《四库》本外，有《武英殿聚珍版》本一称内聚珍本，乾隆时《知不足斋》本，广雅刊《聚珍版丛书》本，《琳琅秘书丛书》本，《渐西村舍丛书》本，《云南备征志》本，凡六种版本。《知不足斋》本以下都出自内聚珍本，略有是正；而内聚珍本、《知不足斋》本两种也不多见。内聚珍本大概以文渊阁《四库》本为据，《提要》作于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时间最早。文渊本在四十七年，文津本在四十九年，两本《提要》文字相同，而与内聚珍本有出入，书内文字也略有异同。据我的推测，《大典》内的《蛮书》，大概是绝大部分收于一韵之内，所以在国内见到《大典》最多的赵万里先生，就没有见到引用《蛮书》的《大典》，在国外见到《大典》最多的王重民先生，他说也只见到一条。大约引用《蛮书》的那一本《大典》，在庚子或不知道甚么时候，一定佚失了。
因为《大典》原本不存，今日《四库》本《蛮书》有无讹误，就很难勘正。但是今本《蛮书》中时时夹有《四库》馆臣案语，从那些案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现行本《蛮书》，有些地方是经馆臣误改的。如：现行本卷四《名类》第四首纪爨归王袭杀盖聘、盖启父子，盖聘、盖启《大典》原作孟轲、孟启，馆臣据《新唐书·南诏传》改正，作盖聘、盖启。唐《张曲江文集》卷十二有《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其中就有昇麻县令孟聘之名，由此可知《新唐书》误“孟”为“盖”，《大典》作“孟”不误，只“孟聘”误作“孟轲”而已。《四库》馆臣未能广征唐人书，遂有此失。
还有《大典》本《蛮书》有很多脱落错误的地方，现在从类书如《太平御览》以及金石文字中，可以补正不少的字句。如《御览》时引《南夷志》，就是《蛮书》的另一名称。《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石门路一段末“大部落则有鬼主”以下，文字脱落，致不可通。《御览》七八九暴蛮等部落条引《南夷志》，正是今本此段，文字完整，今将《大典》本《蛮书》及《御览》引《南夷志》这一条分列如次，以资比较。
大部落则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大典》本《蛮书》）
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御览》七八九暴蛮引《南夷志》）
《四库》馆臣辑《大典》本《蛮书》，不知利用《御览》所引《南夷志》来校勘，致今本多留遗憾，这是很可惜的。此外滇南金石文字，也有可以补正今本《蛮书》的。如《大典》本《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石门路一段说石门路于天宝以后，路遂闭绝。至贞元十年南诏归化朝廷，发使册命，但是清溪关路又因吐蕃侵略不通，于是“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闭石门路，量行馆”。“闭石门路量行馆”七字，颇难索解。现在从袁滋的刊石题名中“署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的一句话里，可以知道今本《蛮书》的“闭石门路，量行馆”七字，原来应该是“开石门路，置行馆”，“开”“置”二字，展转传写，讹成“闭”“量”，如此而已。
不过《四库》馆臣辑校《蛮书》，虽有疏漏之处，却也煞费苦心，不应该埋没了他们的功劳。《大典》本《蛮书》原有不少错简，如今本卷四《名类》第四独锦蛮条末有五十八字，与上下文不相应，卷五《六 》第五篇首有五十二字与下文无关，卷八《蛮夷风俗》第八篇末一条纪行军律令，不属风俗范围，馆臣指出这些错简应在的地方，都很有道理。所以今本《蛮书》虽藉《大典》而幸存，然而仍待博采唐人纪载，金石文字，以及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的调查，好好的校勘和还原。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本子，然后可以进一步谈到研究。有清三百年朴学运动中，对于西南史地的研究，实在是太寂寞了。
《蛮书》分《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南蛮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共凡十卷。书内包括中古时代云南的民族、历史、地理、物产、风俗、制度，以及毗连诸番国的问题，极为复杂。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都需要作广博的考证和研究，待各方面的学者通力分工合作，绝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完成的。本篇只算是“喤引”而已！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初稿，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一日重写一过于北京。
（见《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页一〇九—一二七，一九五一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