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苦干 传票飞来
重要文件 意外得来
一堂了案 化险为夷
帮助同道 取回执照
编修药典 名流序跋
出版前后 枝节横生
民国时期，上海圣三一大教堂
我在蕲州，除了凭吊李时珍的坟墓之外，又搜集了不少新鲜原株药材标本，同时还知道了许多种药材在市场上的别名，这是本草书上所没有的。此外再拿到许多药材的价目单，其时当归的价格，每斤只卖银元二元四角，防党参每斤不过银元一元二角，而至现在握管时，每斤当归已卖到港币一百十二元，每斤潞党参已涨到港币一百十二元，每斤防党参已涨到港币八十元，比之其时的售价，真有天渊之别。要是那时的药物价目单我还保存着的话，互相比较一下，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埋头苦干 传票飞来
我从蕲州归来后，诊务之暇，都在写述医药文稿和编著《中国药学大辞典》。这一段时期，真可以说是闭门谢客，埋头苦干，外间什么事都不加闻问，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忽然有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送来一张传票，我一看之下，原来是一位同道陆渊雷控诉我诽谤罪，要我赔偿名誉损失二万四千元。我对着这张传票呆了半天，心想法院中大小刑事案件，总不过二三千元，已是少见的大案件；即使遭遇到一件轰动社会的大刑事案，也不会超过四五千元，怎么我会犯上这般滔天大祸，真使我好似堕入五里雾中，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和渊雷，向来无冤无仇，有时相见，无非寒暄客套，从来不曾有过言语上的冲突。这次接到传票之后，我想了又想，足足想了一晚，找不出原因，不如直接到他的诊所，当面问他一个究竟。
渊雷那时的诊所，设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一条陋巷之中，找了好久才找到。他租的是一个亭子间，不过十尺乘十二尺的地方，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之外，地上都堆满了书，旁边有一只卧榻，此外还有些锅炉杂物，原来他是居于斯食于斯的一个“孤家寡人”。
渊雷见我突然莅止，觉得很诧异，讷讷然不知如何应付。我就开口请问他：“我几时曾经诽谤过你，何以要控诉我赔偿二万四千元？况且你我同为医界中人，有什么事可以当面商量，何必要惊动法院告我一状呢？”
渊雷听了我的话，呆了好久，才说：“你在你的《康健报》上刊过一段医界短讯，说我要同我的医校女学生沈本琰结婚，而且加上些师生恋爱字样。要知道我是靠教书过活的，经你这样渲染，描写得我人格扫地，由下学期起，我已被学校解雇，所以我要你赔偿我二万四千元损失。因为你业务很好，听说从书局方面收到稿费近万元，还购屋买地，着实多了些钱，所以告你一状，要你花一些钱，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老实说，我一贫如洗，这个亭子间，已欠了九个月租金，天天被房东要赶走，现在我已看定了牯岭路（今黄河路）人安里一间新屋，只好要老兄破钞了。假使你不肯的话，上了堂你也是必输无疑的，不如大家谈谈，数目是可以商量的。”
我听了他的话，也记不起《康健报》上登的短讯究竟是怎样写法。因为那时风气很古老，师生相恋在那时算是惊世骇俗的。我知道陆渊雷向来是川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国学根底好得很，后来他又参加恽铁樵的中医函授学校，毕业之后，就在函授学校中负责改课卷，不久就转辗受国医学院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但是他书呆子气息很重，想出来的念头，都是书生之见。他以为这条短讯，可以入我于罪，要多少钱就可以得到多少钱了。当时的法院控票，只要由一位律师买一张法定的“状纸”，这种状纸每份连印花税在内收工本费大洋三元，而索偿的数目，成千成万可以任意填写，不像现在香港，小钱债案要缴多少讼费，大钱债案要缴多少讼费，所以那时兴讼是比较轻易的事。
我听渊雷的话之后，只觉他的书生之见太重，求财之欲太高。本来读书人轻易不肯言钱，但是他却痴心妄想得厉害，因此思想便钻进了牛角尖中，以为一纸入公门，就可以手到钱来。
我见到他起居上这般窘迫，深知他穷是实在的。我凝神想了半天说：“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既然为了想搬家，牯岭路房屋的租值每月不过一百多元，先付三个月租金也不过四百元，再加上一些搬迁费，大概六百元就能如愿了，何必狮子大开口呢？要知道一个人赚钱，一千元与两千元就有很大的距离，何况上万的数目更是谈不到。我希望你想得明白些，最好撤回状纸，我送你六百元，作为了结罢！”
陆渊雷后来参加经集聚餐会，为作者题字，笔下仍多牢骚
渊雷一听我的话，认为六百元已经垂手可得，反而坚决不肯让步，他说：“我请了一位律师汪孟萧，讲明树上开花（按：所谓树上开花，即请律师时不花钱，要等案子结束之后，所得的赔偿费三七分账）。汪孟萧曾经表示过，他至少拿二千元，又要送法官一千元，所以即使我肯撤回传票，汪律师也是不肯罢休的。”他说到这里，我再三地和他讲情，他简直不让我插口说一句话，我也只好懊丧而返。
当晚我查出了《康健报》短讯的原文，并没有多大的侮辱，只是当时的风气不同而已。于是拜访姚公鹤老师，他是法权讲习所所长，在司法界门生极多。我把这件事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姚老师，姚老师听了我的话，极为生气，他说：“你初入社会就一帆风顺，引起同道的嫉妒是必然的，但是你对人的态度，不能一味谦和，以懦弱示人；你一懦弱，反而促使别人来欺凌你，孔子说的中庸之道在此时此地是行不通的。要知道中庸即是无用，这场官司要是你软化的话，此后接踵而来不可理喻的事还会多，所以这场官司你只能赢，不能输。你怎能亲自去向原告讲情呢？一着错就会着着错，我要教你做人之道：无事不生事，有事不怕事。你不侵犯人是对的，但是人家侵犯到你头上，你一定要有办法去应付，那么以后的事，就会消弭于无形了。”
他又说：“我看这件案子，师生恋爱不过是习俗上的观念问题，在法律上并无立足点，如果这个短讯消息完全没有根据，诽谤罪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要是真的成立的话，按照六法全书的条文罚款大约是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至于名誉损失是抽象空洞的，赔款不过一元而已，你绝不要怕他。至于当面向他讲情，暗地里答应送他六百块钱，这不但是做了瘟生，而且以后你就难以做人了。我的主张，你尽管和他打官司，还要想办法留心各种关节，使这案子不成立，给这种想钱想昏了的书呆子一个教训。”
他又说：“汪孟萧律师是浦东人，他是兼当教员的，穷极无聊，他起诉时就要求赔偿损失二万四千元，明明是要借法院和法官的力量来榨取钱财。法官见到这种状子，知道是敲竹杠，反而会帮被告，不帮原告。至于说法官要拿一千元的说法，更是信口胡言，荒谬绝伦。你上堂时不妨把陆渊雷的话和盘托出，中其要害，那他这场官司就输定了。”
我听了姚公鹤老师的话，心里虽然安定得多，但是其时我正在展开《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哪里有闲工夫和人家作讼事的周旋，因此心上总不免牵挂着这件事情。
当时上海中医界有三个聚餐会，叫作杏林社、春在社和医林社，我都参加的。杏林社有三桌人，春在社不过二桌人，医林社则有八桌人，每月聚餐一次，餐费皆为一元二角，这并没有什么派别，完全是年龄关系，年老的多数参加杏林社、春在社，年轻的多数参加医林社。陆渊雷控告我的消息，在中医界传得很快，认为是件麻烦的纠纷。有些人认为渊雷是必胜的，我多少会破点钞。观察其中人士又分成三种看法：一种认为陈某人初出茅庐，蹿红太快，该要受些打击，这种看法的人，是抱着隔岸观火的姿态，不论谁胜谁败，都有好戏可看；一种人熟悉渊雷方面的消息，认为沟通了法官，准备对陈某人咬上一口，这种人是倾向于渊雷的一派；还有一些人，对我向有好感，认为年轻人蹿红起来是不容易的，渊雷半途杀出，要陈某人倾家荡产，实非事理之平，因此对我极为爱护，希望我争取胜利。
我到医林社聚餐的一天，迟到了半小时，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见到了我，突然寂然无声，一个个望着我，认为我是问题中的人物。有些人上来安慰我，有些人向我献计，更有些人向我打气，要我振作精神打胜陆某。我在大家鼓励之下，心里觉得很高兴。只是有一点，座中的人，不约而同认为那一位法官，确是汪孟萧的同乡同学，所以我取胜的机会少，而失败的机会多。大家为我担心，我也忧虑起来。
其中有三位，一位是章次公，一位是刘泗桥，还有一位是余鸿孙，特别对我提出，如果有机会用得到他们之时，都愿意出来助我一臂之力。我说：“感谢之至。”
席终人散时，余鸿孙轻轻地对我说：“陆渊雷对沈本琰谈论婚嫁，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你和沈本琰是见过一面的，不知你还想得起吗？”我说：“我往来的人多，实在想不起。”余鸿孙说：“沈本琰是我太太的小同学，她最初入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的时节，因为缺少一个保证人，曾经由我太太陪同到你处去，要求你签名担保。”我说：“这件事我早已忘记了，对沈本琰一些也没有印象。”余鸿孙接着说：“沈本琰是一个极和善极纯良的女子，而且吃素念佛，什么事都不愿和人争论，她每天下午六时必定在玉佛寺念经，你不妨去看她一次。”我说：“好极了，最好请你太太陪我一起去，好像无意间碰到一样，彼此轻轻松松地谈几句话，或许能谈出一些眉目来。”余鸿孙说：“好的，一准明天就去。”
重要文件 意外得来
次日下午六时，我和余鸿孙太太到玉佛寺去，好像进香一般。果然见到沈本琰手持佛珠，口中喃喃不已在念经，看她的面相，的确和善得很。见了我，她也认识，微微点头，但是好像女孩般微露含羞模样，这是旧时善良女性的本色，也不说什么话。
我在佛堂里静坐好久，余太太也念着佛经。念了不久，佛堂里的人渐渐散去，余太太拖着沈本琰谈话，余太太说：“听说你不久就要结婚了。”沈本琰当堂两颊飞红，羞不可抑，连头都不敢抬，旋转了头很殷勤地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从旁看她的神情，她对陆渊雷提起诉讼的事，似乎一点也不知道，她只说希望我常常到佛堂里来参禅礼佛。余太太一味要问她婚期，她不承认也不否认，总是含羞不语。
余太太爽朗得很，说：“婚嫁是人生大事，你应该告诉我，让我到时来吃一杯喜酒。”沈本琰又是相对无言，不过在眉角之间微微露出了一些喜气洋洋的神情。余太太说：“近来陆先生是否天天有信给你？”沈本琰听了，又像点头又不像点头，余太太说：“陆先生的信写得情意缠绵，从前你都给我看过，和我有商有量，最近何以再也没有信给我看？”正在谈话之间，余太太突然拿起了沈本琰的皮包，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三封信，都是陆渊雷写的情书，沈本琰也不加阻止，任由余太太一封封地看，每一封信都写得很长，无非是讨论婚嫁之事。
我见了这个行径，很轻松地对沈本琰说：“现在陆先生对外否认和你有婚嫁之约，可不可以给一封信由我保存着，免得他将来赖掉这件事情。”沈本琰仍然作着无可无不可的神情，就由我取了一封最长的信，纳入袋中，沈本琰真的不加阻止。余太太见我已然得到一封信，微露笑容。我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也该肚子饿了，一同到附近一家素菜馆去进餐吧！”沈本琰坚决不肯去，于是只得彼此告别。后来才知道沈本琰确乎不知陆渊雷和我发生了讼事纠葛。
我得到了陆渊雷的一封情书，就想到这是日后讼案胜利的关键，也即姚公鹤老师所说的讼案中的关节。当晚我就打电话告诉给章次公知道，约他即刻出来一叙。次公说：“今天我家小菜很好，我不愿出来。”我说：“南京路新开了一家新雅酒楼，据说菜相当出色，你何不出来一试？”次公说：“也好，马上就来。”我也立刻到新雅去。
从前上海的菜馆，无论本地菜馆、川菜馆、徽馆，茶都是免费供应的，只有粤菜馆，每人要收茶资大洋五分或一角，大家就认为奢侈。次公一到就说：“一样吃饭，何必到这种豪华的地方来。”我说：“既来之则安之。”我就先点了三碟菜，一碟蚝油牛肉，代价二角半；一碟古老肉，代价三角；一碟咖喱鸡，代价四角。次公高兴得很，他一定还要尝试一下广东的青梅酒，代价是大洋三角。
次公一杯在手，便问我：“渊雷和你的事，你到底做何打算？现在等着看好戏的人很多，我也很关心。”我于是就掏出渊雷给沈本琰的情书给他看，他一面看一面笑，看完拍案叫绝地说：“你怎样会得到这封信？如此看来，你的官司是赢定了。”大家酒醉饭饱后，我就说：“讼则终凶，不如请你老兄做鲁仲连，到陆渊雷家去，告诉他说我已经取到他亲手写的情书，我可以抄一份副本给你带去，要他把讼案撤销也就算了。”
次公原是渊雷的同事，又是吞云吐雾的同道，请他出面和解本来最是合适的。谁知道隔了两天，次公去见渊雷，渊雷开口就说：“样样事情可谈，唯有我与陈某人的事，你不要插嘴。这件事情法官方面讲定一千元，律师虽然讲定树上开花，至少也要二千，我要搬家和结婚，非两千元不可，何况陈存仁今已当面答应过付六百元的，所以如果要来讲情的话，叫他照付可也，此外，无话可说。”
次公正要想将情书副本取出给他看，渊雷就拦住说：“什么东西我都不想看。”竟然岸然不顾一切说：“好了，我要出去了。”说着就拉上了门拂袖而去。
一堂了案 化险为夷
陆渊雷临走时，匆促拉门，把章次公逐出门外，分别时不出一声，次公心里大不高兴，认为彼此都是读书人，又是同道，对钱财不能看得这般重，即是真穷，也不应该一心一意地想钱，这种行为简直庸俗极了！
次公一路走一路想，渊雷这种行为太卑鄙了，愤愤然地想要给渊雷一个教训，所以他匆匆忙忙又赶到我的诊所来。其时我正出诊，他见不到我感到很失望，一个人呆坐在我诊所内的挂号桌子上。他觉得有一股气好像透不出，便在他出诊的皮包中抽出他自己的方笺来，写了一张便条留给我，便条上写着：“顷晤渊雷，彼态度强硬，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容我置喙，且谓此事律师费二千元，法官又要一千，再加上吾兄曾经面许付给之费，还须增加三倍余等语。弟意渊雷已财迷心窍，无理可喻，吾兄大可放胆与之周旋，法官要钱的话弟愿上堂作证，如此吾兄人证、物证齐全，必可胜诉也。”次公留下了这条子便走。
我回到诊所见到这张条子，几经考虑，认为沈本琰的信和次公的便条确是物证，如果他还愿上堂做证，这是人证。当晚我拿了这两件物证去拜访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你这两件东西，是讼案取胜的关键。因为法官要钱的话，多数是原告人放的空气，或是律师虚构之言，你有了这种证据，法官看了必然大怒，即使要钱也不敢拿的。你尽管到堂，连辩护律师都不需要请的。”他又问我：“你上堂，有没有胆子清清楚楚地一本直说？”我说：“老师放心，我做得到的。”
开庭之日，传票上规定我下午一时到庭，我准时而至，渊雷坐在我身旁，他还作得意的微笑，好像稳操胜券的模样。一会儿宣布开庭。法官就座，大家起立，气氛很庄严。先审一件莽汉打劫的刑事案子，劫的钱财不过四元，因为莽汉把原告人刺伤了，事情就比较严重，审了一个多钟点，还没有结果。第二件审的是欺诈取财的案子，案情很复杂，法官有些疲劳的神情。第三件是一个妇人控诉丈夫，索取赡养费五百元，那妇人说的话，都是无理取闹，噜噜苏苏讲个不停，法官面有愠色，已听得不耐烦了。第四件才轮到我们的案子，渊雷先申述案情，法官只问一句话：“原告教书，每月有多少收入？”渊雷期期艾艾地说：“每月薪金四十元。”法官就问：“你何以要被告赔偿二万四千元？”问到我的时节，我就很轻松地讲出：“这段消息完全是事实。”这时把渊雷给沈本琰的信呈堂，法官看上一眼说：“这种事情，你们是同道，应该自己和解也就算了。”我说：“我本来想更正了事，但是原告执意要钱，要钱的数目又大得不合理。”接着我又把章次公的一纸便条呈上去，法官看了，看得他面青青的不发一言，等了一会儿，法官就宣布：“陈存仁无罪，堂费由原告负担。”陆渊雷的律师还想申辩，法官已经宣告退庭。
那时站在我后面有一个庭丁，本来亦步亦趋地看住我，到了这个时候，反而轻轻地向我道贺，好像要向我索取喜封的样子，我立刻掏出两块钱给他，他高兴得很，并说：“原告这笔堂费，倒也要花不少钱。”我就问：“这场官司的堂费要多少钱？”他说：“至少要二十四元。”当时陪我去的十几位同道，簇拥着我离开了公堂，好像夺得锦标凯旋的模样。
当时陆渊雷背后的一个庭丁，跟着他去缴堂费，这一着是他事前所料不到的。后来才知道他身边只有四块钱，他要求律师为他暂垫，原来律师也没有带多少钱，两人拼拼凑凑只有十块钱，幸亏和他们同去的一位朋友当了一件皮袍子，才了结这笔堂费。对此件案子，我思前想后，觉得渊雷提起诉讼的行为，根本不曾让沈本琰知道这个消息，我掌握到了这一个漏洞，便成为制胜的“关节”，姚老师的话是一些不错的。
陆渊雷为作者所编《伤寒手册》作序
陆渊雷学问很好，后来还曾来我家参加医界同人的“经社”聚餐会。我编《伤寒手册》，他为我作序，备极推崇，正是不打不相识。我也遵奉谢利恒老师的教导，“冤家宜解不宜结”，和渊雷成为很好的朋友。
帮助同道 取回执照
这件案子终了之后，许多人以为我深通法律。医界中人逢到有些法律问题，都来和我商量。当时有一位外科名医顾筱岩，为了替一个生背痈的病家施手术，刺了一刀，病家流血不止，晕倒在诊所中，长时间不省人事。病人的家属，立刻到街上召了一个警察来，那警察也不知所措，打电话给卫生局，卫生局派来一个人，不问情由，把顾筱岩的中医执照取去。跟着那个病人醒来，口口声声叫家人向法院提控诉。
这件事情闹了很久，其实病家并未到法院控诉，只是顾筱岩的行医执照被吊销了，三番四次地向卫生局申请发还，卫生局均置之不理。
后来这件事，顾筱岩请国医公会出面交涉，但是卫生局仍然置若罔闻，顾筱岩弄到走投无路。一天，他突然到我诊所来，和我商量这件事。我细细地研究事实经过，我说：“我来替你拟一张很短的呈文，因为卫生局派来的人已经弄僵了，这都是中下级的人互相维护，恐怕连局长都还没有知道哩。”
于是我就代国医公会起草了一张呈文，呈给市长吴铁城，大致说“卫生局有发给医生执照之权，但是根据执照条例第十四条条文中，查不到卫生局可以吊销执照的条文，那么即使医生有错误，亦属于业务上的无意过失，在法院未定罪前，卫生局实无权过问，所以要呈请市长饬令卫生局局长发还执照，否则即属违法行为”等语。
这个呈文由国医公会递了上去之后，隔了两个星期，卫生局当即传令顾筱岩去领回执照。这件事轰动医界，大家知道是我拟的呈文，误会我是一个对法学很有研究的人。
编修药典 名流序跋
其实我在这个时期，为了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忙得不可开交，专心一意做着这件工作。请了吴稚晖先生为我题签，章太炎老师、焦易堂先生作序；远在北平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先生是我那次北上相稔的，也作了序文；更难得的是蔡元培先生见了《中国药学大辞典》的五彩药物图画，赞不绝口，也题了“中国药物标本图影”八个字。其余中西名医纷纷投赠，光是这些序文题字，就占了不少篇幅。
我在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时，请了四个助编人员、四个抄写员、两个绘图员、两个摄影员、四个学生，除了学生之外，每个人都要付给相当数目的薪金，薪金最高的不超过四十元，但是月底发薪金时，已觉得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再加上两间楼房的租金，以及午晚两餐的供应，所费已很浩大，所以最初的预算是完全不对的。如是者，工作了足足四个年头，越到接近完成阶段，支出更大，这都没有列入预算之内。
因为工作人员的薪金、抄写费、伙食费等支出浩大，预计将来要是以九千六百元卖掉的话，损失奇重，但是我想到这一部书，是我一生的重大计划，一切盈亏，在所不计。
不料还有许多特别的支出，如一位画家叫作江清的，撞车身亡，我贴补了好多钱。抄写员都是老年的，先后又死了两个人，我也照样地为他们料理后事。
有一天，画家孙雪泥来看我，见到绘图员画成的药物标本图，认为画得很工整神似，他说：“将来制版之时，除了从前的商务印书馆之外，恐怕没有一家能印得好。”（按：当时只有石印的三色版，印出来都像月份牌一样。）我想到图画付印的问题，该要先考虑一下，否则印得不好，这番工夫就白费了。
我本来这样想，商务印书馆既已取消合约，第二个目标就是中华书局。因为中华书局的编辑部某君，他连年多病，常来就诊，我就把“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稿本给他看，他看了图画部分，只是摇头说：“图画虽好，可是中华书局的机器，正忙着印教科书和印钞票，这部书的出路着实要考虑。”不过他透露出一个印刷方面的消息，说是：“上海有一家书局，新辟一个雕刻彩色版的部门，是由日本人主持的。”但是什么人家有这个设备，他却推说不清楚。
原来上海的书业界中有一个怪杰，叫作沈知方，最初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推销部主任，为人八面玲珑，手面阔绰，为商务赚了不少钱，后来因为待遇方面不满意，和商务当局冲突，遂告分手。中华书局得到了这个消息，重金聘请了他，而且签了一个合同，言明每年年底如果做到一百万元生意以上，就送他额外酬金。沈知方喜欢豪赌，一天，向会计处支了二千元，到三马路斯美轩去推牌九，哪知道一场豪赌，输了二万四千元之巨，当时他就签了几张欠单。他自己想想这一下子中华书局的经理当不成了，于是立刻就登报脱离中华书局，以游历为名，到外埠去避债。
沈知方在外埠游了两年，带了一千数百元回到上海后，开设了一间世界书局，门面只有一开间，把上上下下都漆了红色，名为“红屋”，先出一种杂志名为《红杂志》，编辑是赵苕狂。这本杂志的内容全是小说，其中最受到读者欢迎的是“平江不肖生”的武侠长篇小说《江湖奇侠传》，销数一下子就达到二万份。出了不久之后，明星影片公司又把这篇小说改拍成《火烧红莲寺》。文明戏剧院也排了一出戏叫作《恶饯》，也是取材于此。足见这本杂志的受人欢迎了。
沈知方接着又出了《武侠世界》等定期刊物，其实他的雄心并不在这些杂志。实际上，他又遍请教育界第一流名家，组织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教科书编译组，花了几年工夫，把所有小学教科书、中学教科书、英文教科书全部编排完成。他就过去商务、中华推销教科书的路线，和历年推销证明文件向一个大财团接洽经济上的合作（财团的出面人是李石曾），纠集到了一笔庞大资本，就在四马路上造起一座宏伟高大的新屋，就此搬迁了进去，一时声势浩大，连得商务、中华都要对它刮目相看。
世界书局自己有一个印刷所，设在大连湾路（今大连路），占地数十亩，内中有一个部门，就是日本人主持彩色雕刻铜版的部门，全部设备都是最新的。
我打听到了雕刻铜版的所在，就拿了几十张图画，到世界书局印刷部去询问。主任叫作樊剑刚，见到我的图画，就问我是在什么书上用的，我就把《中国药学大辞典》的计划，无意之间透露了出来。樊君说：“你隔三天再来和我接洽。”原来他把我的一小部分图画原稿拿去给沈知方看，沈知方一看之下，认为满意，面授他一个计划，说是：“各式图画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制版，最好能把所有已经画好的原稿全部送来，才能决定是否能够制版。”隔了三天，我得到这个回音，心想辛辛苦苦画成了一百二十张图画，要是不能制版，岂非全功尽弃。因此我不加考虑，便把已经画好的一百二十张彩色图画都送了去，打了一个回单为凭，以为接洽之后，随时可以去拿回来的。
不料中华书局陆费伯鸿忽然派了一个人来和我商量，说是：“我们新买了几架钞票机、彩印机，什么都可以印，你既有一部药学大辞典，附有全部彩色图画，我们愿意出版，请你直接和陆费先生接洽。”我和陆费先生，有一时期常在杏花楼见面，经人介绍之后，成为点头之交。
那位来接洽的人，说完之后，取出陆费先生一张请柬，约我在杏花楼一叙。我接到这张请柬，高兴得很，认为商务既不能出版，而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于是我带了几张彩色标本图画和一个纸盒，纸盒里面就是已经编成的稿件，是“第五划”的原稿，准时到杏花楼。
在座的人除了陆费先生之外，还有一人，大约是编辑部的要员。略经寒暄，他就把我带去的稿件和图画仔细地翻阅了约半小时，他说：“你这部辞典编得相当好，准定由我们中华书局来出版。”我说：“再好也没有。”说罢进餐，双方都很高兴。
原来，商务、中华、世界三家书局内部的高级职员，多数是常州和绍兴人，他们彼此之间，不但消息很灵通，而且业务上互相探听对方的秘密。关于我的消息，一下子已经传到了沈知方那里去了。
我隔了几天，再到世界书局去探询五彩图谱是否能制版，不料樊剑刚推三阻四地没有答复，总不肯把图画还给我，如是者竟拖了一月之久。一天，樊剑刚来陪我去见沈知方，说是有要事面商，我不得不跟他走一走。
这时期世界书局新厂落成，里面规模大得很，一间经理室更是布置得富丽堂皇。沈知方见了我含笑相迎，见到我年纪很轻，大大地夸奖我一番，接着就说：“你这部药学大辞典和商务订约，我早就知道，当时张菊生和你谈定稿费九千六百元，我认为你是吃亏的。现在我见了你的彩色图画之后，足见你用尽心计，现在不如由我们世界书局来出版。”我当场就谢过他的好意，心想世界书局究竟是后起之秀，远比不上中华书局根深蒂固，我说：“现在距离编辑完成还很久，不如慢慢再谈吧。”沈知方说：“你一定花了不少钱，我愿意立刻和你订约，稿酬方面，提高到一万二千元。”我还是说：“容我考虑考虑，希望你能把画稿还给我，让我可以继续整理和修改。”沈知方堆着满面笑容，坚决地说：“这件事谈不好，画稿不会还给你。”我一听这话，知道这事已经弄僵，回去便和丁老商量，丁翁说：“这件事棋差一着，画稿在他手里，便是他凶了，不如提高一些稿费，卖给他就算了。”于是我再去拜访沈知方，沈知方态度又软又硬，只说：“书业界中，稿费向有定例，我已经提高了，不能再高。”商谈了一小时之久，沈知方依然坚持原议，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在这时，经理室走出了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取出一张卡片给我，原来他就是文化界中很有名的陆霞公。沈知方对他说：“你住在四马路，与陈先生的诊所很近，这件事就由你全权办理吧。”
后来陆霞公天天约我到三马路一些菜馆去商谈。我还是想提高一些稿费，不料陆霞公说：“你的稿费一万二千元已成定局，而且只付现洋一万元，一千元规定你照预约价买书，还有一千元要送给我。”我听了他的话几乎要笑出来。经过这番谈话之后，我请了一位老友胡雄飞再和他们谈判，陆霞公态度硬得很，说：“这部书的画稿在我手里，重心已被我们抓住，他再也无话可说了。”胡雄飞向我说：“你这件事大错铸成，也只能将错就错，卖给他们就算了。”这天我气恼得很，恰巧测字先生小糊涂家中小孩子出麻疹请我出诊，我在电话中答复他：“心境不佳，你请别人看吧。”小糊涂说：“你有什么事我替你解决，病是一定要请你看的。”这天胡雄飞也来了，我们同到小糊涂家中。诊病处方之后，我也不说什么，小糊涂说：“我来替你测个字。”我于是口占一个“世”字，小糊涂说：“你有一件事，已经定局了，一定在三十一号那天签字，不过中间半个字似甘非甘，就缺一个心。这件事看来，你是不甘心的。”说到这里，我和胡雄飞面面相觑，不作一声。归家之后，两人商量，都认为陆霞公是有名的刀笔先生，还是不惹事为宜，因此决定卖给他，并约定在三十一号签字。我本想透露一些陆霞公从中抽佣的消息，不料沈知方已打好两张支票，一张一万元面额的给我，一张一千元的给陆霞公。签约之后，沈知方也约我到“新雅”吃饭，他说：“我们世界书局的财团，现在决定要办一个世界银行，同时我们要出版十部巨著，你老兄的药学大辞典，名列第一，你可不可以提早交稿，我们准备在银行开幕的时节出版，大登广告，广事推销。”我说：“这恐怕办不到。”沈知方再三再四地要求，我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从此我就日夜不停地赶写赶编，幸而资料齐全，卒能提前交稿。可是交稿之后，我病倒了，每天总有一些热度，横退竖退都退不清。我知道这是极度虚弱的现象，诊务延请丁济民兄代理，我移居无锡，住在荣家别墅，着意调理，经过三个月之后才恢复健康。恰巧那时节中国旅行社开幕，举办华南旅行团，我就参加了这个团体，所以我很早就到过香港。那时我住在皇后酒店，地方小、声音吵，不过地临海旁，可以看到海景。后来一九四八年再来香港，已找不到这个地方，据说就是现在爱丁堡大厦的前身，那时前面是傍海的。
出版前后 枝节横生
从前有一部分本草书，讲不出药物主治作用时，就用五运六气来解释。我对这点认为不合科学，所以全书三百二十万字，五运六气是矢口不提的，这是一种革新的精神，也算对中国医药书籍掀起了一种革命。
世界书局印的《中国药学大辞典》，是二十五开大本，最后校阅时，我觉得自己身体已极疲惫，聘请同学尤学周君代劳。他天天到大连湾路世界书局编译所去工作，他们排得很快，校对往往赶不及，不久尤君也得到一个头昏病。
待到书籍印好之后，我最不满意的，是图画部分与辞典分为两部，而且整本是二十五开，而图画是十六开，加上一个书名，叫作《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把蔡元培先生的题词移用作为封面，这究竟是什么理由，我都想不通。
我和沈知方交涉，他说：“辞典是要常常查的，所以用二十五开；图画是供参考的，所以用十六开。”还有一点，我的全部五彩图画是八百幅，而印出来的图画只占到一部分，我不免又兴师问罪。沈知方深深向我道歉说：“因为五彩雕刻铜版制作时间来不及，为了要配合世界银行开幕时间，不得不将一部分图画删除了。”我就表示不满说：“这是我心血所寄，怎能随便删除。”沈知方再三道歉，说是：“再版时再行补充。”初版五千部，定价每部十四元，预约是七折。不料到世界银行开幕那天，已经将预约书全部售光，后来买书的，只拿到一张再版的预约券。
《中国药学大辞典》中的彩色标本图
初版取书的人，络绎不绝，大堂之中堆满了我的书，不久就再版，五彩图书的增订也谈不到了。据说前前后后一共再版了二十七次。
在第三次再版时，世界书局举行了一次庆功宴，推我坐在首席。因为彩色图画没有全部印出，不免心中不悦，但是在席间不便讲得太露骨，只对沈知方说：“要是你能把彩色图画全部印出，销路一定还要大。”沈知方也唯唯称是。但是他并没有确定地说出增订的日期。
席散之后，沈知方叫司机送我和陆霞公，司机名叫四宝，即是后来敌伪时期，红极一时的七十六号首脑杀人王吴四宝。
在车中陆霞公和我说：“现在世界书局教科书销路猛进，你的一部书销路也不少，赚了好多钱，你大可以发出一封律师信，要他们把全部图画印出，否则就要他们赔偿损失。我在世界书局中充任要职，可以暗中帮你一些忙。”
我说：“这个办法，与合约有抵触，因为合约里面订明书局有删改之权，如果我发律师信给他们，反而不合法的。”陆霞公说：“法律是一件事，只要放出这个声气，世界书局为了业务的声誉，马上会来和你谈判，至少会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你的损失。”我当时就婉言加以拒绝。
不料，陆霞公后来向沈知方说出：“陈某人对于你没有将彩色图画全部印出，将提出诉讼，虽然他没有获胜的把握，但是书局方面的名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沈知方听了当堂拿出一千元，交陆霞公转给我，希望这件事不要闹出来。
隔了几天，陆霞公送来一张世界书局请我当常年医药顾问的聘书，还附了一张一千元的收条，他说：“我最近经济情况不好，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向沈知方拿到一千块钱，但是我用途很大，已经把这一千元化为乌有。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签了这张收条。”事已至此，我也只好做一个顺水人情了。
这件事，后来被樊剑刚知道了，极不服气，把经过情形，告诉沈知方，沈知方对陆霞公也怕得很，便说：“算了，算了，陈医生的辞典为我们赚了不少钱，希望他再编一部书，我愿意重价购买，过去的事，不提为妙。”
我后来就再编了一部《皇汉医学丛书》，沈知方实践前言，以六千元买下来。
《中国药学大辞典》的图谱，虽然没有全部发表，但是已属稀见。据说：巴黎举行印刷展览会，世界书局将这部《中国药物标本图影》送去参展，还得了奖。
《中国药学大辞典》再版到二十七版，五千部新书刚刚装订完成，恰巧中日战事发生，国军打到汇山码头，世界书局印刷厂被国军据为堡垒，可惜只经过一个短暂时期就撤退了，日军便浩浩荡荡地开进去，据为己有，并且把《新申报》的编辑部也搬了进去。
日军每到一处，总要掳掠许多武器和文物，运返国内作为战利品。他们见了五千部《中国药学大辞典》，便加盖了一个很大的红色“战利品”图章，运返日本。他们为了鼓励全国民气起见，在各市各县都举行战利品展览会，我的书也到处展出，因此，我这部书在日本到处都有。
“八一三”战事之后，《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纸型仍在，但是五彩雕版已散失了。世界书局仍然再版出书，售价一路涨上去，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每部卖到银元五十元。待到抗战胜利之后，还曾被人抢购，书值更难计算了。
近年依然把这部书翻印，有东北版、上海版二种，销数更大，不过把我原著作人的姓名取消了，而且连我的那篇自序以及章炳麟（太炎）、焦易堂、萧龙友的序文都删掉了，还有四篇跋文是谢利恒、恽铁樵、夏应堂、王仲奇四位写的，也删掉了。最令人可惜的是章太炎师为我写的一篇附录“古今权量衡考”，他考定汉朝的二两，等于民国时代使用的槽秤二钱。这是一篇考证历代重量的变迁史，也一并删除，真是可惜。
在战争之前，好多医生觉得这部书价钱太贵，世界书局便把这部书的内容，删去五分之三，印成《中国药学大辞典》缩本，销数更大，几乎各省各县的中医生，都有这部书。
现在香港也有两种翻印本，一种是上海印书馆出版的，仍然保留我的名字，还有一种是没有作者名字的，而且把书名也改了一个字。好在我志在宣扬中医中药，有名无名，概不计较。到了现在，原装的大型本，已经稀见，在旧书铺一度曾有出售，售价已高达港洋八百元之巨，有人闻讯去买，且被捷足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