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妇引见 结识髯翁

煮茶论字 博古证今

感恩图报 深入花丛

书生本色 一介不取

一支笔杆 竞选失败

意志坚强 克服痕痒

噩耗传来 右老仙逝

民国时期，南京路与浙江路交会处的先施公司

“文官不要钱，武将不要命”，这是国家强盛的先兆，我想到于右任先生，不爱钱不要钱的作风，是我身历其境、亲眼见到的，今缕述拜识的经过。

民国十八年（1929），为了反对汪精卫、褚民谊一派人物拟议废止中医药，全国中医药界在上海开会，推我等五人晋京请愿，到南京遍谒政要。其中我们见到于右任先生呈递请愿书，他亲自款接，对我们中医界的抗争精神极表同情，前文已略有记述，其实他还说：“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所以，中医对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我们听了非常感动。

这次会见右老，有一种深刻的印象，觉得他充满活力，浩然之气，溢于言表，讲话时声若洪钟，一言一动，沉着而有威力，一望而知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伟人。

告别时，于右老诚诚恳恳地送到前门，一些也没有架子，我们很感到荣幸。这一回我认识了右老，但是右老对我们五个代表的名字，可能是不会记得的。

贵妇引见 结识髯翁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季，我在上海行医。有次金神父路花园坊二十六号沈宅邀我出诊，替一个八岁的小孩看病。来邀我的是一位沈姓中年妇人，丰容盛鬋，光彩耀人，我们在谈话之时，我称她沈太太，她立即更正说：“我不是沈太太，以后你叫我为沈小姐好了，那个孩子是姓王的孩子。”

过了十多天，沈小姐带了那个孩子和四色礼物到我诊所来酬谢我，我说：“诊费早已收讫，看病是我的责任，这是非分的礼物，我断不敢收的。”沈小姐笑容可掬，口齿伶俐，说得我不能不接受。

沈小姐又说：“这个孩子年轻多病，照我们家乡的习俗，应该过继给医生作为义子，才能长命百岁，我以为你最合适。”我期期以为不可，结果她又问我的年纪和生肖，我告诉她我是属猴的，她更开心说是：“再好没有了！这个孩子属羊，猴子可以护羊，你就答应我这个要求吧！”我依然未加应允。

我何以不肯答应这件事呢？因为这位阔小姐，身世不明，我不敢贸然接受。因为在那年之前，有一位半绅半商的病家徐亚柏，由看病而成为老友，要和我结为金兰之交。正要定期举行结拜仪式，忽见报载太湖帮匪首领太保阿书被捕，报纸上连篇登载说太保阿书在上海有一位代表，此人就是徐亚柏，而徐亚柏在那时节也逃之夭夭。所以我和病家的往还，力持谨慎。

是年十月，一天晚上八点钟，我正在家中宴客，沈小姐翩然而来，艳惊四座。我太太也出而招待，沈小姐告诉我说，有一个紧要的病人，要我即刻出诊。我说：“晚上不出诊，何况嘉宾满座，怎能离开？”她不慌不忙地向四座说了几句抱歉的话，自作主张拉着我就走，我好像觉得她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力量，令我和我的太太及满座宾客，都奈何她不得。

我跟着她又到金神父路花园坊，直达她的闺房，进入二楼，看看床上的病人，恰巧已睡着了，她要我略为等一下。我乘机环顾四周，看她房里的陈设，正合“绣房”二字。全部家具，都是阴木嵌上红木做成的，一桌一椅都配上绣花的套子，墙上挂着一幅顾绣的孔雀开屏图，绣工精细，墙角边还挂上很小的镜框，里面配上林森主席亲笔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下面供着一个翠玉雕刻的观音大士。又有一个极精致的琴桌，上面陈设着一棵很大的珊瑚，看来是名贵的东西，而那座珊瑚的姿态之美，更为我向所未见。我心里正在纳罕，想不出她究竟是何方神圣，又不称太太，她的身世真是难以测知。不过家中的一切陈设，绝非普通人家。

我再从花格中探望内室，见到床上睡着一个人，沈小姐很安详地坐在旁边，等待睡者醒来。我再一看这个花格是紫檀木的雕刻品，中间镶着一幅透明的绣画，绣的是两只极美丽的猫，色彩调和，奕奕如生，在猫的旁边，绣着两双鞋子，一双是男人鞋子，一双是女人鞋子，我就想到这幅绣画的构图，仿佛是脱胎于仇十洲的一幅名画。因为色彩好，绣工好，看上去比仇氏的手笔更为生动。

我从绣画中透视到那位沈小姐的绣榻，长度不过五尺半，而床上睡的人，又壮又长，两只脚另外搁在一张春凳上，估计睡的那人大约有六尺长。我想何以一位纤纤弱质的小姐床上，会睡着这样一个巨人，我就觉得有点诧异。

再看那睡者伸出的双足，并未穿袜子，足趾比寻常人的足趾有些异样。一般人总是大趾最高，渐成斜形，而小趾一定很小，唯有这位睡在床上的人，大趾并不高，几乎和其他四趾平齐。这种足趾，只有常穿芒鞋的和尚，或者常着草鞋的农人，才有这般形态。我就想到太虚法师和我说过，佛足都是五趾相齐的，所谓圆颅方趾，因此，我想到这位睡在床上的人，绝非常人。

正在出神推想，这时睡者已醒，且有微咳。沈小姐轻轻地把我引进内室，我一看那人，起初觉得似曾相识，略一思索，恍然认出这人就是于右任老先生。

沈小姐即刻向右老介绍说：“这位是陈医生，春间某人的毛病，就是陈医生看好的。”于右老接着就问：“是中医，还是西医？”沈小姐回答说：“是中医。”右老点头说：“对，我的病非看中医不可。”一面说一面就伸出手来让我诊脉。

我诊脉之后，觉得他的热度极高，病态属于“湿温伤寒”的一型。我告诉右老说：“这个症候，我怀疑是某一种病，要想验一验血，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病情。”右老接着说：“你是不是疑心我生了伤寒症？”我唯唯点头，他说：“你的诊断是对的，因为前三天在南京中央医院，他们替我验过血，说我的白血球比数不对，是伤寒症的开始。我一听到伤寒两字，就想到这种病非中医看不可，所以不顾一切，私自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情愿睡在沈七妹家里，请中医来诊治。”接着补充一句话，说“七妹是我师沈淇泉太史公的女公子”。

他说完这些话，我再详细追问病历，所说都相吻合，他就对沈小姐说：“这位陈医生，很有道理。”我在处方之后，就离开沈小姐的香闺，回家，家中早已席终人散了。

次晨六时，电话铃声大响，接听之下，原来是沈小姐的电话，她说：“昨晚右老上半夜睡得不好，还有些呓语，下半夜睡得很熟，现在刚醒，量热度退了一度多，能请你上午来出诊吗？”我接着就说：“这个病宜在上午服药，那么下午热度不会高扬，我立刻就来。”沈小姐说：“好极，好极。”片刻之间，又见到了右老。

我诊察他的病情，果然觉得是轻松了好多，如是者连续诊治，才把热度退清。每天都是早晚去两次，他的病势也就一天一天地平静下来，直到十五天之后，才病退身安。右老病愈之年五十五岁，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间的事情。

煮茶论字 博古证今

于右老病愈之后，对我的印象很好。一天早晨我去探望他，他在书房中等我，他说：“今天大概可以不吃药了吧。”我说：“药是不要吃了，该用一些西洋参、金石斛之类的营养品煮水代茶。”

于右老喜欢亲自操作，自己煮茶。我们一面饮茶，一面倾谈，他问我的学历，我一一相告，他就在书桌上拿出一张我写的药方来说：“你的字写得不差，证明你智慧有余。”他说罢这句话后，并不再说下去，我接着说：“我自己知道功力不足。”他笑着说：“对了对了。”他就问我临的是什么碑帖，我说：“真是浅薄得很，初时临张猛龙碑，因为不适于日常应用，后来就专习赵孟頫帖，所以只能说是粗知写字，谈不上什么功力。”

我再告诉他，学校中练习书法的时间太少了，后来为了抱定宗旨以行医为业，便于处方起见，就改习赵字。在学医时代，随从名师六七人，一味研究方药，所以习字的时间也得不到了。他说：“这也是事实，不过将来你要寻消遣的话，写字是最快乐的事。”

我观察于右老写字时的神态，全神贯注，不论写的是大件还是小件，总是笔飞墨舞，一气呵成。写罢了一件，又和我谈话，我问他：“在民国二十年（1931）以前见到右老写的字，都有魏碑的气息，而兼有颜字柳字的风韵，我最是钦佩。我买过中正书局出版的珂罗版印的《于右任墨宝》，内容有吴昌硕墓志、宋教仁墓志及诗、联等，这种书体，应该称什么？”他说：“这叫作真书，我写得并不好，民国二十年后，我就改写行书。”我心里正在暗暗地想，行书远不及他所谓“真书”的大气磅礴，但是尚未出口，不料于右老又说：“我恨不得把以前写的东西，都收回来重写，而且还要变一个体，改写草书，那么写出来活泼飘逸，更能传神了。”他又说：“还有一个计划，中国字笔画太多，浪费时间，正想创立一种标准草书，现在正在研究和创造之中，首先根据怀素的字来变体。”

讲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说：“啊！啊！这一回我的病，幸亏你为我治愈，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受，所得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这一次你为我诊视了很久，我预备写一本怀素体的千字文答谢你。”我毫不谦逊地表示接受。我说：“右老是国家之宝，你能送我一本千字文，是一种殊荣，比送诊费贵重得多。”他听了就仰天大笑，极为得意。我看他笑容和美髯的飘拂，真像一幅“高士隐逸图”。

他说，写字是他终身的嗜好，只有在民国四年（1915）经济情况最困难时，订过一张鬻字的润例，但当时来求书的人很少。第一个月朋友捧场卖了三十多件，第二个月卖了三五件，第三个月只卖了一件，第四个月起干脆把润格取消了，有人欢喜他的字，即索即写，绝不受人一文钱。所以要想求他墨宝的人，首先要找到他的踪迹，见到他正在写字时，只要展开白纸，他就一挥而就，十年如一日，分文不取的。他每天写字的时间，都在清晨，大概写一小时至三小时。

于右任行草：写字为最快乐的事

但是写件太多，搁置起来，那么交件就遥遥无期了，因为积件实在太多，无法清理。他有两个帮手，别人催件得太急时，就由助手代笔，粗看起来是大致相仿，但是于右老的字，识者都能辨出的。

于右老对代笔的事，也有一个严厉的规定，就是不许受人一个钱。求书的人，大都知道这种习惯，最多带一些土产送给他，他见到这种东西也笑而不谢。他有一种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要索书的人带一罐墨汁，但这种墨汁，规定要用人工磨成的，要是市上出售的墨汁，他一看就知道，绝不接纳。

上海富商周湘云逝世之后，他的家人要求他写一个墓志铭，花的时间很多，后来送他一笔墨金，他坚决不受。事后改送一副文房四宝，砚台是很大的一个端州砚，墨是古墨，笔是精制的狼毫，纸是两匹乾隆纸，他见了爱不释手，笑而受之。

有无数人要问右老要一张相片，但是从前的照片价值不菲，相识的人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南京向一家照相馆先买一张右老的相片，请他题上下款。来者无论是什么人，他都很乐意写的，因此也有人送礼，就送他右老自己的照片一百张或是两百张，唯有这种礼物，因为他用途浩繁，所以他还肯收受。

他对钱财从不关心，有人送钱，反而引起他生气。有次右老曾经问起我：“上海有一个小儿科徐小圃你认识否？”我说：“很熟，很熟，他是江湾名医徐薪圃的儿子，在上海很红。”他就告诉我说：“徐小圃是我唯一通财之友，我打从民国十年（1921）起，经济上有何困难，只要写一张便条，二十三十、五十一百，总归是拿了就走，这是有一个渊源的。有一年我到陕西去，为人家写了一个墓志铭，人家送我一个手卷，是文天祥的亲笔‘慈幼堂’三字，原是文氏送给一个儿科医生的匾额，裱成一个长卷，元明清有名文人题跋有数十位之多。当时我糊里糊涂地受了下来，带到上海之后，打开一看，觉得还是转送给老友儿科医生徐小圃的好。徐小圃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收藏古今文物很多，他见了这幅字卷喜出望外，要送一千两银子作为代价，我坚决不受，徐小圃无可奈何，所以我后来有什么需要，他总是一口应允的。”

我观察于右老的神情，知道他的耿直脾气，一生不爱钱，不贪财，穿的是老布袍子，脚上穿一双老布鞋，连袜都是土制的，富有浩然正气的君子之风。

右老病愈后，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今晚有要事上南京，晚车的车票已经送到，你要不要同去一游？”我婉言却之。后来才知时局不靖，十二月二十日，发生“闽变”。

感恩图报 深入花丛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右老五十七岁。我有许多朋友托我求右老的墨宝有七八件之多，我都无法交卷。我有一位朋友钱化佛，他也是右老的老友，我就托他，如果右老到上海，赶快通知我。一天下午五时，我诊务已毕，他忽然打一个电话来找我，说是：“于右老已经到了，今天要到城隍庙去小游，希望即来。”我搁了电话，就叫司机备车，赶到花园坊沈宅，钱化佛已等候了好久。

见面的时节，右老高兴得了不得，他说：“今天我要去访旧，先到城隍庙，你如有闲可以同去。”我说：“今晚我们可以共尽一夕之欢。”他说：“好。”转瞬间已到了城隍庙。一进庙门，于右老就吃酒酿圆子，接着又到一个小铺子吃面筋、百页，又到一摊档上买了好多梨膏糖，他说他是多年老主顾，兴致极高，还要到一家点心铺吃南翔馒头。他的食量惊人，而且吃的时候真如风卷残云一般。钱化佛向我做一个暗示，表示不要再叫东西，我已经会意，这样的吃法是会吃坏的。我就对右老说：“今天之会，真是难得，我希望能合摄一张照片，以留纪念。”右老点头称善，于是我们三人就请二吾轩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接着我们又到里园游览有名的大假山，右老说：“这个花园是当年上海第一次革命的会议之所。”接着我们就在这里盘桓了好久，我与钱化佛两人商量，晚上应该请他设法写些字，正在研究哪一家菜馆最相宜。突然间右老说：“时间已不早，你们快点送我到新北门万溢昌旱烟店，我要找一个老朋友。”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按址送他。原来新北门近新开河一带有十多家旱烟铺，都是他的陕西同乡开的，店铺虽说卖旱烟，其时已经卖各种香烟，生意做得很大，是陕西富商聚集之所。我们到了那里，时间已七时许，铺子早已收工，他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

于右任（中）、陈存仁（右）、钱化佛（左）在上海邑庙合影

于右老颓然若失，我就提议说，我们不如上“梁园”去吃河南菜。于右老凝神思索不出一言，钱化佛便问：“右老心里想什么？我们一定会设法替你办到。”右老说：“民国初年我在上海办报，敌人贿通了租界当局捉拿革命分子，我是他们的目标，曾经一度躲在一个妓女的家中。这个妓女叫作荷花，当时我只交给她十二元房饭钱，说明只住半个月，之后一住五个月，一直都没有再付一个钱。那个妓女爽直非常，供应不废，从不追索。我留在那边看书写字，一些也不表露身份。适因有人常在对门凭窗窥看，我怕有杀身之祸，半夜间一走了之。房饭钱积欠了五个月有余，现在想来韩信受漂母一饭之恩尚且图报，我白吃白住一百多天，总想设法去报答她一下，所以要找万溢昌老板弄一些钱带我去找寻这位妓女，现在这位老板找不到，我觉得失望极了。”

钱化佛听了他那一番话就说：“上海的妓院，都集中在四马路群玉坊一带，我们不如就到群玉坊去访问。”于右老说：“不对的，我身无分文，又找不到万溢昌老板，万一找到荷花，我也无法酬报。”钱化佛说：“不要紧的，需要钱时，存仁弟自有办法。”右老以为不可，钱化佛说：“我经常有任何困难，都把存仁当作活动银箱。”于右老说：“你这句话倒很新鲜，向来只有两脚书橱，没有听见过活动银箱，现在我们姑且到群玉坊去走一走，先找到了人再说。”于是三人直趋群玉坊。

我在车中默想，事隔二十余年，人事全非，那个荷花，恐怕早已变成老太婆了。钱化佛的想法，无非书生之见，况且我对群玉坊中人并不熟悉，乱闯一阵，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既已登程，也免不了要去走一遭。

到了群玉坊的附近四周，见百多家妓院的门灯，哪里有荷花字样？我忽然想到我有一个病家是妓女惜春，不如到她那里去坐一下，向她打听较有把握。右老也认为对的。于是三人就走到惜春那边。

惜春老六一见到我就说：“陈医生，是什么风吹来的？”再一看后面跟着两位老伯伯，她已经觉得“不是生意经”。一面说，一面叫我们坐下，茶烟款接，还另外端出一个果盘，把我们当作“打茶围”客人相待。我想妓院的行规很多，不知道如何应付，我就问惜春：“近来朱斗文先生是否常到群玉坊？”惜春含笑说：“群玉坊的整个房地产都是他的，所以他是我们的业主，也是我们众姐妹的老主顾，现在只要到弄堂口去看他的汽车，就找得到他的行踪。”接着我就写一张请客条子，她说：“只要朱大少在附近，十分钟之内他就会来的。”我说：“也好。”

果然不到十分钟，这位众家的朱大少来了，我就轻轻地为右老介绍，朱斗文谦逊得不得了，连忙说：“久仰，久仰，得识于公三生有幸，今天就由我请客。”接着就对惜春说：“换一个大房间，客人就是我们四人，菜要特别好。”惜春心想朱大少这般殷勤，其中一定有贵客。

朱斗文想得很周到，他介绍时，指着右老说是“任老爷”，指着钱化佛说是“金老爷”，以免张扬开来，不大好听。一时全院上下都忙了起来，惜春轻轻地问我，要叫哪一家的菜，我就指定梁园，只要几道拿手菜就可以了。

这时朱斗文对于右老谈起，两三年前他招待过一次沈淇泉太史，又有一次招待过叶柏皋太史，右老说：“这两位都是我的老师。”接着于右老就问朱斗文，有没有一个老妓女叫作荷花的。朱斗文想了好久想不出来，说：“要是一定要找的话，妓院中有一个老资格的人，叫作珍珠花，只要问她一声，什么人都找得到。”等到入席之时，珍珠花应召而来，朱斗文就问她，在二十多年前，有没有一位小姐叫荷花的。珍珠花立刻回说：“没有这人。”后来她同惜春两人窃窃私语了好久，才来答复说：“这个荷花找是可以找得到的，不过要明天才有回音，请三位老爷明天再来。”

第二晚我们再去，朱斗文到得最早，并且带了全副笔墨纸砚，还有一瓶磨成的墨汁，安放在桌子上，自己躺在榻上抽烟。右老一见到这套精致的文房四宝，豪兴大发，说：“那就对了，我本来要想写些东西送给朱先生。”说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副对联，写好之后，就从褡裢袋中掏出一个图章，盖上了印。接着于右老就说：“从前苏曼殊在上海时，在妓院中遇到一个诗妓，唱和甚多；还有李叔同，遇到一个诗妓叫李苹香，有好多名作传下来，现在还有没有这般风雅的妓女？”朱斗文回答说：“现在的妓院江河日下，妓女的品流远不如上一代，已找不到这一流诗妓了。”右老为之黯然。

于右老一面写字，一面念着他自己的几首近作，意兴更浓，把剩下的宣纸，不停地写下去。又为惜春写了一副嵌字联，下款题的是“骚心”二字，作为纪念。

惜春拿到这副对联后，不久就去后面小房间给一个客人看，那客人就是袁寒云的门生俞大少。他一看到这一副对联，就告诉惜春：这位老先生来头很大，就是当今监察院院长，等于清朝的巡按大人。惜春吓呆了，回来对我说：“你何不早说？我们险险乎得罪了他老人家。”

惜春于是招待格外殷勤，端出四色水果，一盘是花旗橘子，一盘是暹罗文旦，一盘是玫瑰葡萄，一盘是龙华水蜜桃，色泽鲜明，芳香扑鼻。当时花旗橘子在上海是极少见的，我和朱斗文都觉得情形有些不对，一定是这副对联暴露了于右老的身份，我拉着惜春就问：“这副对联你是否给人看过？”她说：“就是俞大少看过。”我就对她说：“你不要再给别人看，于老爷来此是找旧人报恩，消息传出去，人家会误会的。”接着我又问：“俞大少是不是俞逸芬？”她说：“对的，他就在后房。”

俞逸芬我是相熟的，写得一手好字，人称娼门才子。我就拉着钱化佛到后房去，果然看见俞逸芬，我就切切实实地要他守秘密。因为逸芬是当时上海最流行的《晶报》记者，专写娼门消息，他当时答应绝对守秘，不过他说：“这的确是好材料，事过之后我还是要写的。”化佛与我也奈何他不得。

这天晚上，于右老又吃到梁园的鱼翅、烤鸭和瓦块鱼，捻髯大乐，特别是他们陕西的蜜汁金枣，大有家乡风味，他说：“少时做牧羊儿的时候就喜欢吃这种枣子。”接着他就问惜春：“荷花有没有消息呀？”惜春说：“明天可以答复你老人家了。”我和钱化佛已经明白他们有故意拖延之意。

第三天不得不再陪右老去走一次，哪里知道这天出版的《晶报》，俞逸芬已把消息刊出，说是“于右老花丛访恩人”，并且把右老写赠惜春那副对联也铸版登了出来。当时的《晶报》销数很大。右老闻之，起初颇觉不悦，后来一想，确来访旧，亦不介意，而且说：“这消息传开来，也许更容易找到荷花的下落。”

这一晚右老写字更多，群玉坊中人纷纷来求字，右老来者不拒，逐一问明名字，每人送一副嵌字联。正在大家高兴的时节，沈七妹翩然而至，打扮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一进门首先见到钱化佛，就轻轻地对他说：“想不到你会带于右老到这种地方来。”大家知道她的来意，恐怕会闹出事来，钱化佛不出一声，只是指着我说：“一切你可以问存仁弟。”我便把前后经过告诉她，沈七小姐展颜微笑。这时右老正在写字，见了沈七小姐，也搁笔问：“你怎么会来的？”沈七小姐很轻松地回答说：“我来助助你们兴的，我在八岁时已经跟父亲到北方窑子里玩，所以今天我来并不出奇，而且等一下，我还要写条子叫堂差呢！”

我观察沈小姐的风度，颇有红楼梦中王熙凤那般爽脆，而又兼有秦可卿的那般温柔，这晚明明来意不善，但却面无愠色，令到一屋子的人都佩服她的度量。

我与化佛两人，偷偷地走到后房去找俞逸芬，责问他何以食言把消息漏出去。逸芬说：“我是《晶报》记者，有闻必录，本想过几天才发表，但是因为缺少好题材，所以也就顾不了许多，相信于右老也是记者出身，绝不会见怪我的。”我们两人此时已无话可说，不料逸芬又讲出一篇道理来，他说：“长三堂子妓女的芳名，向来不用花字，用到花字的必然是幺二堂子的妓女，如兰花、荷花、菊花等，所以于右老要找寻的荷花一定也是幺二堂子中的。现在惜春老六贪你们生意，所以一天天地拖着，绝不会有结果的。”我们听了他这一番话，觉得颇合情理。待到席终人散，我们陪着右老和沈七小姐回家，在车中，钱化佛就把俞逸芬的话转告右老，右老就说：“明天起再也不去了。”

这段事情，我原本可以不写的，不过后来几年，许多报纸都登出了于右老赠予妓女的嵌字联。读者以为右老经常出入花丛，所以我把这段旧事写述出来，表明于右老的进入妓院，是为了要找寻一个曾经庇护他的妇人。因为这妇人是妓院中人，而他在妓院中并不像一般人抽烟打牌，纵情声色；只是一味地当众挥毫，对求字的人来者不拒，这就是娼门中发现于右老手写嵌字联的经过。

书生本色 一介不取

抗战八年，我与右老联络中断。接近胜利时，我和上海医界若干爱好书画文墨的友好，组织一个文酒会，名称叫作“经社”，取其经常集会之意，定每月一日举行。大家把一个月中所搜集到的医史文物携带到会，以供玩赏。参加经社的人，有秦伯未、程门雪、章次公、盛心如、徐小圃、叶熙春、方慎盦等。不久抗战胜利，气象一新，一次集会，徐小圃到会展出“铁券”八件，最古的一件是汉高祖颁赠功臣的，功臣受到这个铁券，是永远在“不杀之列”。“铁券”上面刻有姓名官职，有一件是唐代皇帝颁赠给一个御医的。他带了这八件珍贵文物来参加，我们眼界为之一开。我就提起从前于右老送给他那件文天祥长卷，是否可以在下次集会时带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徐小圃皱着眉说：“我的老宅在虹口北四川路附近武昌路，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占去了，现在胜利来临，这所旧宅，又被军人所接收，坚持不肯发还，我正为了此事头痛非常，因为讲定下个月份要我筹出金条三十条作为酬劳，才可以发还，这三百两黄金筹集不易，我只是一个小儿科医生，生意虽好，要我出三百两黄金来赎取这屋，我是极不愿意的。”我说：“于右老和你极有交情，而且他是监察院院长，何不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他说：“我早已向行政院、监察院以及敌产管理处交涉至再，因为事关军队霸占，三令五申都说应该发还，但是没有金条总是不得要领。”我说：“等下次于右老来上海，我陪你同去，看他怎样讲法？”

隔了三个月，于右老果然到了上海，住在毕勋路（今汾阳路）监察使署，我就同徐小圃去拜访他。右老正在进午膳，吃的是很简单的两菜一汤，徐小圃就把武昌路老宅被占的事面告右老，右老说这件事早已命令发还，何以至今尚未办妥。徐氏便告诉他，霸占的人，赖着不肯走，勒索三十条金条才肯迁出。右老听见这话，怒火中烧，说：“明早八点钟你到我这里来，我陪你向最高当局去申诉。”徐说：“好，我决定明天上午停诊，专门来办这件事。”

次晨，徐小圃单独去见右老，右老拉了他就到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见到某公，某公大为震怒，立刻下了手谕，限定霸占的军人两天内迁出。这一次的申诉，效力极速，当天晚上那班军人全数退出，而且还有人很客气地打电话请徐小圃来接收。当晚徐氏约了我同去武昌路，徐小圃一进门，别的都不看，只到后边去看那幅作为裱画用的木板是否存在。一看之下，原来这块裱画板已全部拆坏。小圃顿足长叹，愤慨不已。

我看那块裱画板的位置，长有四丈，高达八尺。他说这幅裱画板，原是特别定制用来裱三四丈的长卷的，是用大块阴木花了很大的工夫制成的，当时著名的裱画家刘定之裱长卷也常向他借用。因为这幅裱画板是用阴木制成的（阴木俗称“阴沉木”，逢湿不涨，逢燥不裂，厚的做寿板，价值极高，薄的做家具以及裱画板，来源少，得来不易），所以这幅板不仅上海没有，在江浙两省也找不到。

徐小圃收回了武昌路的老宅之后，曾经招待“经社”同人在宅内聚餐，又展出了许多书画和医药文物。我轻轻地问小圃：“右老方面是否曾经送过礼？”小圃说：“不能的！不能的！于右老绝对不受一个钱，尤其是托他办了事之后，任何东西送不得，一送之后会火冒八丈高，从此永远绝交。他真正做到了不受钱、不要钱的地步。而且他除了喜欢珍藏几份碑帖拓本之外，家中一无长物。从前他送我一件文天祥的长卷，也是别人送给他的，当时说明，以后有什么贫困的陕西老乡、革命同志以及落魄的文人，经济上有困难时，凭他的便条，要我加以援助；他又有一幅马，送给南京的富翁蒋驴子，凡是有什么人流落南京，他便写便条要蒋驴子救济他们，他对经济的调度就是如此而已。”

又过了两个月，我碰到徐小圃，问他是否向于右老道谢过，他说：“亲自登门道谢，右老明明在里面，他拒而不见，我只好留下一张请柬。不料，他当天就打了一电话来，说不必多此一举。”

这一件事情，是我所身与其事的，其他类似这种乐于助人而不望报的事，我知道得很多，因为事属间接听来，恕不多述。总之，于右老公正廉明，经办任何事情，是一个钱都不要的。

一支笔杆 竞选失败

民国三十七年（1948），我当选国民大会全国中医师代表。晋京之前，曾经由朱经农等宴请上海代表一百多人，席间征询大家的意见，副总统应该选什么人？当时由程沧波等七人先后起立发表意见，都主张选于右老为副总统，因为右老对上海历史深，他办过《民呼》《民吁》《民权》《民主》等报纸，而且还主办过复旦、上海等大学，对教育有贡献，本人又生活淡泊，公正廉明，当选副座，最为适合。我心中也决定投他一票。

到了南京，传闻某公不愿担任总统，党内以于右任为目标，党外以胡适之为目标，但是选举的事情，变化万千，谁也抓不到主意，结果只有听凭大家“自由竞选”。

我一到南京，首先就去拜谒右老。于右任的住所，简陋之极，但是每小时总有一二百人来拜访。于右老屋内，摆着一张写字的桌子，来访问的人，可能的话，就以一幅屏条相送，另外有一张长桌，放着他签名的照片两千张，每张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以及分别职业地排列着，由代表们自己拣取。我看他这一种措置，就悟到右老只凭一支笔杆和声望来作为竞选的力量。而最受代表们感动的，就是他家中的陈设，简陋得比普通百姓都不如。我和右老见面，不过相互点头招呼而已。

但是其他竞选副座的人，手法就完全不同。李宗仁对各代表各供给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而且还包上几个大旅舍，只要是代表身份，不问识与不识，都可以住进去，每天午餐晚餐，席设各大酒楼，旨酒佳肴免费供应。孙科、程潜也是天天摆酒请客，各代表每天收到各式各样的请帖，多到不计其数。

只有于右老凭一支笔、一张纸来选举，形势当然大大的不利。到将近开始投票时，于右老也有一张请柬发给各代表，他出席演讲说：“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是借酒敬客而已。”

等到投票开始，采取淘汰制度。第一天投票，于右老仅得四百九十三票，即被淘汰，我和各代表为之吁嘘不置。

选举告终，我和若干代表，其中有今在香港的奚玉书、金振玉伉俪等，特地到于右老住所，想去抚慰他一番。这时门前冷落，屋内只坐着冯自由一人，为他整理笔墨，见我们，他说：“右老身无分文，只凭人格声望和笔墨来竞选，这怎会获得成功呢？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完全是我辈老友昧于世情所造成的。”

又据冯自由说：“在竞选之初，右老曾经到中山陵国父墓前去默祷过，他立誓：他如当选副总统的话，一定要对国家有所建树。今天他落选后，又到中山陵去默祷了。”

到了次日，是第二度副总统选举，于右老准时出席，风度飘逸。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这是对他落选后的风度，表示异常钦佩。足见于右老涵养功深，得失不介于心，其能获致长寿是意料中的。

意志坚强 克服痕痒

这一次国大的开会，为期长到一个月左右。有一天陕西籍国大代表焦易堂先生（原任最高法院院长，后任中央国医馆馆长）同我谈话，他说：“右老这一次的竞选，他的失败是意料中事，因为纸弹无论如何是敌不过银弹。我和右老是陕西同乡，从小相识，我深知他为人常年囊无分文，除了本职之外，一切钱都不拿，他也不曾想到竞选是要用钱的。这几天右老颇为空闲，我们不如去请他吃一顿饭，以代慰藉。”

我们两人就去拜访右老，说明了来意，右老说：“好极了，我们就去吃一顿饭吧。”于是同车到城外马祥兴菜馆，右老亲自点了四个菜：凤尾虾、西施舌、咸水鸭、鸡血汤，每人二两白干酒，大家边吃边饮，绝口不谈竞选的事。

右老这晚兴致极高，他说：“本来为了皮肤病不饮酒，今天要破例一醉。”接着就谈他自己的疾病，他说：“历年以来不常生病，心头有抑郁时，就作几首诗，或者填几首词，或作运气的功夫，朗诵诗词，借此发泄，往往能把好多情感上的冲动都消化了。”我说：“这是养生的最佳办法，也是心理卫生。”他听到心理卫生四字，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这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可是我实行这种卫生方法已经有几十年了，你是做医生的，大可以把它发扬一下，是有益于大众的。”

接着他说：“何以我平日不敢饮酒，因为全身一种皮肤病，痒起来十分难受。”他就撩起裤子来，给我看他腿上的皮肤病，我看过了之后就说：“这是一种最顽固的蛇皮癣，皮肤起斜形方格，实在是一种顽固性的皮肤病。”他说：“对的，痒的时候，痒到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睡也不是，几十年来用遍中西药物，没有一样是有效的。在最难受时，我就运用心理卫生方法，运用一个忍字，忍无可忍还要忍。抱定了这个宗旨，也就一忍痒全消。所以我觉得意志坚强，痕痒也能消除。”我说：“右老你的办法很对，因为痒是由于神经敏感而来，能强制神经激刺，痕痒也就停止了。”同时我还说：“世界上有许多疾病，本来是医药所不能完全治愈，类如这种皮肤病，也是无药可治的一种。”

右老说：“你的意见很对。有几种外国药水，用来洗浴，有时能有些少功效，哪知第二天就脱了无数皮肤，而第二次发作痒得更加可怕。所以我也放弃了治疗的意念，只有提高自己的正气，来克服皮肤受到的邪气。”

接着我们又谈了些笑话。我说这种干癣，民间有一种传说，患者是龙化身的，所以叫作龙皮癣，从前康熙皇帝也有过这种病患，但是我遍查古籍，考证不到这种传说，只有曾国藩也生过这种癣，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的记载。右老听了做会心的微笑，我也会意到他的笑是很有意义的。我和焦易堂也心领神会不再说下去。（按：曾国藩日记：辛酉六月，“癣痒异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烂，皮热作疼。夜用水晶界尺熨贴，取其寒而润也。”壬戌正月，“日来癣痒异常，遍身若有芒刺者然，数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烦。”）

这一晚的小叙，料不到竟是我见于右老的最后一面。

噩耗传来 右老仙逝

一九四九年，时局急转直下，于右老迁居台湾，我移港开业，从此再无见到于右老的机会，只在报纸上见到他的消息，说他身体很健，有时从照片上看到他还是精神奕奕。

一九六四年九月，右老八十六岁，因拔牙引起高烧，旋入昏迷状态，延至十一月十日在荣民医院逝世。我从报上见到了这消息，心里很是难过，觉得一位正直无私的长者老成凋谢，不胜哀悼。

接着一连几天各报不断登载右老治丧的消息，其中有一篇记载，说是右老身后，家无长物，只有三五套布袍布衣，布鞋布袜，不过在银行中还有一只保险箱。治丧委员会推定了代表陪同他的家属去打开，箱中空空洞洞，一无财物，只有一本碑帖和一纸遗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