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一、新书录要
1．自由
列宁《做什么？》：“我们也是可以‘自由’走往我们所愿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去与泥潭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去与转向于泥潭里去的那些人斗争。”（《主义》，111页）
列宁《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在西欧与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以及在俄国革命中与自由改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都已十分确凿地证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意识。”（214页）
2．典型
“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典型绝不是某种统计的平均数。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它不仅仅是最普遍的、时常发生的和平常的现象。”（马林科夫：《十九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中文版，71页）
3．客观
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意识的存在物底社会，即人们底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意识的存在物底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是不依存于人们底社会意识的。”（356页）
《学习译丛》1954年5月号引此文作：“所谓客观不是指社会可以离开人们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的发展法则是不以人们的社会意识为转移的。”（83页）
4．“批评自由”
列宁《做什么？》：“‘批评自由’就是社会民主党里让机会主义派享受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 □ 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的自由。”（《主义》，111页）
又，“新的‘批评主义’思潮无非是一种新的机会主义而已”。（110页）又，“要求新观点与旧观点并列的自由”。（111页）这是错误的，应该“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111页）
又，“批评自由并不是以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抛弃任何完整周密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创性”。（113页）
5．本质
“本质是事物的规定性……使它据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本质表现着某种事物的内在的、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或者说表现着事物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
“本质这个范畴和现象这个范畴是相对比的相联系的。……现象包含的广泛些，本质包含的深刻些。”
“科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性质……和属性和特点的概念相联系。”
“实质是事物和现象的……内容。”
“特征是事物和现象表现出来的特点。”
（《教学与研究》1955．5，69—70页）
6．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
“在目前中国社会史中所争论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如‘封建制度的发生与崩溃’，‘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作用’，‘中国为何不能自动地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士大夫阶级的产生和作用’诸问题，他都有发人未发的意见。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固然与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相符合，可是它也有由于某种特殊条件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我们势必会作出不正确的甚至错误的结论。譬如就‘封建制度’这个问题来说吧，中国的封建制度不是像郭沫若、朱新繁先生所说的发生于‘周末’，而‘开始’崩溃于十九世纪中叶，直到现在还是这种制度的‘残余’‘占优势’；也不是像陶希圣先生所说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便‘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战国以后总没有这种制度抬头的时代（只有封建势力）；更不是像王宜昌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封建制度只是发生于五胡十六国，而五胡十六国以前都是奴隶制度。如果像郭、朱先生等所说的中国封建制度发生于周末而崩溃于十九世纪中叶，那么从周末到十九世纪中叶，其间秦、隋、元等代的商业资本主义统治的事实将作何解释？（商业资本的性质和作用此处姑且不论。）如果像陶先生所说的中国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告了结束，那末春秋战国以后的汉、五胡十六国等代的封建制度的抬头却也是事实。如果像王先生所说的中国封建制度只是发生于五胡十六国，而五胡十六国以前都是奴隶制度，那末王先生知道蓄婢是奴隶制度，中国现在还有蓄婢的制度，王先生为什么又要说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呢？
我想，这些错误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忘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都是机械地去搬运西欧封建制度发展的公式。
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有一些不是直线的，而是回旋曲折的，也即是拉狄克所谓‘循环’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循环’，然后才能正确的解决中国封建制度的发生与崩溃问题。
陈邦国先生虽然把握着了这个‘循环’，可惜他误认了史实，错把封建制度的‘循环’，加在商业资本主义占统治的元朝身上！
……俚人，一九三一、一二、三一，于上海。”
目录
第一编 中国史的远古期
第一章 中国人种起源（2页）
第二章 游牧民与定居民底“分工”（14页）
第三章 周朝的封建制度（25页）
第四章 封建的无政府时期（37页）
第五章 危机的成熟（49页）
第六章 封建官僚的提拔（64页）
第七章 中国的统一（80页）
第八章 宗教之发生及其与农业生活之联系（97页）
第九章 封建的国家的崇拜与孔子学派（128页）
第二编 汉朝的封建奴隶私有制
第十章 原始封建积累的过程（152页）
第十一章 汉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167页）
第十二章 饥馑与逃荒为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人口律
第十三章 国家是社会保证的封建组织（204页）
第十四章 夺取商路的斗争（223页）
第十五章 汉朝社会矛盾的发展（236页）
第三编 封建制度矛盾的发展
第十六章 回复到自然经济（三—六世纪）（258页）
第十七章 商品货币经济在扩大范围上之兴复（280页）
第十八章 从封建剥削转变到高利贷剥削
第十九章 土地枯竭、社会改良、战争与金银紊乱（338页）
第二十章 处于世界商路的中国（369页）
第二十一章 商业资本主义革命（396页）
第二十二章 中国之新的封建化（427页）
第二十三章 衰落时代高利贷的胜利（461页）
第二十四章 资本主义之侵入中国（491页）
第二十五章 二十世纪贫困的统治（522页）
第一章 中国人种起源
“原始的陶业，在经济生活上本来是女人的职守。在这个阶段上，杯盘是特别用手来制造，没有什么轮盘的应用。陶器轮盘之发现于埃及、希腊、印度，都与过渡到农业有关，同时这时候农业已不是女人的职务，而是强有力的男子来担任了。”（注： the beginning ofporcelain in china ，by berthold laufer．）
案：此条盖以上文述及安特生（anderson）在中国发掘发现有用轮盘帮助制成了陶器，并涂有一些花彩。
“用陶器轮盘的帮助所制造的和用一定几何的花彩所装饰的那种杯盘之出现，是正当一部分在准备，一部分已完成从石器时代转变到铜器时代的时期，——即约在纪元前三千年。”（5页）
“黄土地质，在北中国的半游牧部落过渡到农业时期上起了重要作用……及到周朝，即纪元前二世纪，中国的事件还只是在黄土地质区域之内起作用……”
“黄土地质的优点，不但在它的膏腴，而且她还给人民以便利的居室，几乎不用费什么劳动去建筑房屋。”（12页）
案：此指窑洞。
“只仅仅从这时起才开始中国固有的历史，在这个交点以前，一方面，发生了那极难打破游牧渔猎状态生活的各种部落互相同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不需要巩固农业文化性质的选汰基础上完成了他们之间的分化。”（13页）
案：所谓“这时”指周朝。
“我们在周朝是碰到了军事的封建制度，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说，它是形成了，而且巩固了。封建诸侯与军事人员都是由封建诸侯境内农民的劳动来供养……”（26页）
“中国封建制度第一步，便是在自己的利益上来利用农民家庭男女之间的分工。如果男子是耕田，那末，妇女便要注意栽桑、养蚕。”（30页）
“（贵族）直接剥削农民的劳动力和间接剥削农民自己经济上所收获的生产品。”（31页）
“等级的梯子是严格的运用着。上层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及其各种形形色色的臣僚。而社会塔的基础则为农奴。农民以下还有……樵夫……牧人……再下层为商人，他们的数量又少而且又不为人所敬重，……社会阶梯的最下一层便是……奴隶……奴隶是等于牲畜，可以随便买卖的。”（32页）
“在这种条件之下，城市不是别的，只是封建社会关系之集合点。这里只是诸侯的都城，或隶属于他的较小的诸侯的寓所。这里驻扎……军队，军队的武装设备、堆栈、贮藏都在这里……一切贡赋都汇集在这里，一切行政也是集中在此地。而且此地又是社会阶层的最高峰……中国的城市不是由于商业而发生，而是由于封建而发生。商人和手工业者聚合于城市，乞求诸侯们的保护……”（33页）
“马克思有一次……他说‘在一切东方的部落内，可以建立一部分的定居生活和另一部分的继续的游牧生活之间底一般的共同关系。（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信，一、六、一八五三。俄文本p50）游牧民——“野蛮人”经过封建的阶梯而联合到‘文明化的’封建方面来了。另一方面，在那时候，定居的封建制度之各个代表，便藉这些野蛮人的帮助，按着封建的阶梯而爬到最上层去。”（34页）
第二章 游牧民与定居民底分工
“游猎之于封建诸侯，是一种极大的经济的辅助。”
“当战车还未成为严格的正式的军事组织单位以前，这种车子……也是宗法氏……”
1949．11．23
第四章 封建的无政府时期
“我们在这一章所讲的封建的无政府，是从‘春秋’时代起（纪元前721—481），直到纪元前三世纪的上半期止。”（37页）
“土地与农奴的压榨交合起来，便成为财富的基本形式，封建的无政府，便是由你反对我，我反对你的战争以自利的过程之表现。”（38页）
第五章 危机的成熟
“农业的危机，加速了和加强了商业流通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第六章 封建官僚的提拔
“战国封建的混战把寄居在封建制度巢穴中的封建官僚养大了，并且把他们抬举到社会塔的上层来。封建官僚，起初只不过是封建贵族技术上的助手，……封建诸侯为着争霸权、争统治……便造出一种对专门人才之急切的需求……”（64页）
“由全民同情的愿望所草成的封建官僚的政纲，是一种确定不移的斗争的终极目的：反对战国的诸侯，提倡农业、商业自由。”（72页）
第七章 中国的统一
“土地问题，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变成了耕种土地所必需的劳动力问题。能吸收劳动力的，只有新的未枯竭的土地。”（80页）
“商鞅的政策公开的迎着社会的要求。商鞅变法的‘革命性’就在于他直接的无条件地宣布土地是一种商品……”（84页）
“土地私有制……农民是已经从官僚们的束缚与妄为中解放出来……”（84页）
“土地宣告为商品，这对于商人……官吏们是一个很大的诱惑。”（85页）
“这样看来，秦国对于上层和下层，都作了一种诱惑。农民移植到秦境，……”（85页）
“第一步要走上公开的适应商品货币经济的要求，秦国便把统一中国的事业抓住在自己手上。”（85页）
“要达到各方面都能影响全国事业的进程，只有和商人资本联合，只有和‘旅行商’以及他们的各种机能发生联系。”（87页）
“孔子学派的行政系统对于中国人民就是一个熔炉。它从各方面用宗法家庭关系的‘规范’来掩盖封建的掠夺。因此，封建的官僚很容易作到把每一次人民反对压迫者的运动，每一次农民反对官吏的封建制度的暴动，变为官吏的部分的更调。”（95页）
“在汉朝的时候，封建官僚彻底地从封建贵族手中取得了政权。”（96页）
第八章 宗教之发生及其与农业生活之联系
第九章 封建的国家的崇拜与孔子学派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法之下……自然盲目力量之统治人类——在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成为阶级统治的柱石。神、鬼的力量，是直接参加人类的事业，封建的政权……”（131页）
“剥削不是起于对‘生产的关心’而是起于天地力量有组织的‘合作’之必然性。等级的‘分工’，可以用自然规律昭示出来。”（131页）
“孔子学派，……他代表封建官僚的利益，拼命地拥护官僚组织之增强……他努力把所有的礼法来包围封建的统治，因为一方面礼法可以使人民把封建的权威提到无上的高度；另一方面，礼法又可以使人们完全依靠在位的官僚。”（133页）
“国家有这两种保护力量的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政府的政权基础。”（141页）
按：此所谓两种力量指祖宗与神（地神），即古人所谓宗庙社稷也。
第十章 原始封建积累的过程
“中国每一个朝代的更换，总是伴着原始封建积累的过程而来，而且会发生土地——被抛弃的地方和被离弃的土地——之急剧分配。”（152页）
“汉朝之更替秦朝，这是中国封建制度走上自由发展之路的一个最大转变时期。它使那在战国封建制巢穴中发展起来的、巩固起来的封建官僚掌握政权……两个事实形成了原始封建积累的过程，并且使汉朝掌握天下。第一，用自然品的赋税交纳一切国家的义务之转变；第二，个人的农奴依赖与奴隶的规定。”（153页）
“面包、米、‘食物’是原始封建积累的主要工具。只有凭藉于人民之依靠食物，封建官僚才能从旧封建制那里实现自己的胜利继承的权力。”（166—167页）
第十一章 汉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在封建条件之下，城市是商品货币经济最主要的培养所。在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一步一趋地随着封建的生产方法变更而进行。”（167页）
“到汉朝，就已经有城市与乡村间的经常的调和的贸易。”（案：其下引《论衡》一节未注篇节。169页）
“三个源泉养成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1．游牧民与定居民间的交换。2．家庭工业与农业的联合。3．按土地枯竭的程度而日益增加的自发的灾难。”（170页）
“封建官吏机关的利益关系，是在于把全部农民生产的剩余实现于市场之上，并且因此而转入于国家的荷包，所以这个利益关系的结果，即加紧丝业发展之注意。”（174—175页）
案：其下述货币盐铁货币鹿皮交换。
“汉朝的商品货币经济是新封建制度和它内部矛盾的产物。”（188页）
第十二章 饥馑与逃荒为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人口律
“‘人口不是压迫生存手段，而是压迫生产手段。’（注：恩格斯给朗格的信，俄文本，118页）中国农业技术之畸形的停滞，整个地和完全地证明了这个真理。”（188页）
“‘旧中国结构的犁……它掀土好像猪与鼠一样，不能掘成壕坑，也不能改变土地。’（注：马克思《资本论》卷一，俄文本，168页）劳动之耗费，是不能有多大成效的，这样一种表面的土地耕种，便帮助地中水分之保存。黄土地质最容易失去水分，因此最肥沃的土地可以变成最干燥的土地……所以人们只好努力‘不去烦扰’土地……”（189页）
案：此段之意盖谓犁具既不好用，又不敢多耕，收获自差，饥馑难免。
“土地的枯竭，到汉朝时就已达到广大的范围。”（189页）
案：下文叙播种灌溉。
“在汉朝时代，马、牛、羊已经成为农民食物的接济品。”（192页）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开始是蚕食森林，继而又吞并牧场和农民的畜牧；同时它又助成土地的枯竭……”（194页）
“汉朝社会的结构是封建制度与奴隶的联合。”（201页）
第十三章 国家是社会保证的封建组织
“整个的国民与整个国民的财产，看起来好像是统治等级的用品一样……他们可以按着自己的私衷来支配它，这是东方的‘国家封建制度’……在那种情形之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一种组织呢？
“第一，在同一部落的各个氏族集团间的阶级分化的结果上；一个氏族集团克服了别一个氏族集团并且奴役别一个氏族集团。这里把从战场上俘虏来的，或由贸易上得来的奴隶合并在一块了。
“第二，在掠夺之下，当着掠夺者把被征服的民族变为奴隶，或变为农奴状况的时候。
“第三，当着许多特别条件，妨害了封建制度最后的巩固的时候，国家有组织封建剥削之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统治阶级各个成员间直接对整个土地与整个政权之分割是有利益些。”（207—208页）
“由于人民的逃荒，可以暂时地解脱了个人的依赖。在把人民重新安置在荒芜官地上的那些地方，那里的人民就转为国家的农民，即过去缴纳赋税给封建官僚的农民。随后，封建国家新殖民地的区域，又引起了‘权势’之家对国家农民的‘吞并’，与夫把农民转变为农奴之间的变革。——于是旧的风笛又重新奏起来了。”（215页）
第十四章 夺取商路的斗争
“夺取商路的斗争只是与匈奴斗争直接继续之一幕。”（223页）
“（汉）武帝在为着中国丝的商路而出发到战线上去时，他起了普通的旅行商的作用。”（225页）
“没有中介人——波斯和叙利亚的商人——中国还难得成功与罗马发生直接的交通。”（229页）
“中国的封建制度，只是专门利用别人的兵士，而且专门在别人的地盘上，来同别人打仗。所以它才不会折断自己的颈干。”（231页）
第十五章 汉朝社会矛盾的发展
“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阶级斗争的性质。土地使用与管理的‘转换制’，形成了汉朝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封建制度……经常的危机，——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一样，首先便引起生产的减缩，劳动力应用之尽可能的减少。为饥荒而……不得不沿路流浪、乞食、饿死……简单的生活本能会迫使……他们都跑去做强盗，他们藉此才可以获得这个不得已的生存手段……赋税负担愈多，则人民群众逃荒觅食也就愈多，则这些饥民沦为强盗也就愈多。可是，数量会变成质量，这种饥饿‘强盗’的扩张，就是农民群众走上革命轨道的转变……革命情势一到来时，赋税便不能像寻常那般规模的来征收了。其结果……老百姓们的压迫就愈加加强。那时，必定会引起上层阶级为分配这些减缩收入之激烈的斗争。统治阶级瓦解，赤贫行政机关的麻痹，不仅群众不愿意服从，即统治阶级自身亦不能照以前那样来施行行政。在掠夺品的分配之下，那些认为分配不当的失意人们——留在封建官僚阶梯下层的人们——初则开始动摇，继则……转变到这方面来……下层的危机和运动是与上层的危机和崩溃联合着。可是，……群众革命……他们自己不能提出自己的领导人和领袖，而去借用许多不满的官僚。胜利或半胜利，虽然也容许群众有一点改善，也能得到一小块土地，也能减少一点赋税，也能有暂时的解放束缚，可是那时不能把早先受绝望的英雄主义所团结的群众组织起来。所以民族运动的上层——从偶然中，并且大部分是从旧统治的成分中组合起来的——便很容易与失败的封建官僚调和，而且旧的机器又重新转动起来。”（236—238页）
“商人容易变为官吏封建诸侯，这是与封建经济中很厉害的停滞有联系的。”（242页）
“土地占有的扩大和奴隶数量的增加，同样也是封建官僚队伍深入的工具，而且商人也很小心的利用这个合法的可能性。”（240页）
案：其下引《汉书》晁错《论贵粟疏》。
“王充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断定人的行为是直接倚赖于食粮，倚赖于生活的预算。同时他又揭露当时阶级斗争的秘密：斗争是为着阶级的口粮，为着社会收入的分配，为着面包的剩余——封建官吏与商人是为垄断面包剩余的私有者——等等而进行。”（245页）
案：上文引《论衡》治期、命禄、艺增诸篇。
“所谓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形态，即是在一定的比例上是与建立在全国土地使用的转换制上的奴隶私有相混合，它不能与封建官僚的统治分开。（另见53、54页）”（256页）
第十六章 回复到自然经济（三——六世纪）
“饥饿的农民典质了自己的土地……身体……家眷，而且还不能保证他下年可以播种自己的经济，中国的封建上层，按他对农民群众的关系，也是保持着‘商业国——掠夺者’的态度。农奴经济也只有在那全国采用的土地使用与管理的‘转换制’的范围之内才能保存它的自然的性质。”
“但是，从农民不断的为自然经济所保证的那不能枵腹的口粮的解放中，从土地使用和管理的‘转换制’的实习中，于是对封建国家统一之不断的威吓，便不可免地要增长起来。它的统一表现在一省又一省，一区又一区都变成了饥馑和逃荒的舞台，当着自然经济最后的残余之破坏达到极度时，农业自身之自动的消灭便发生了——并且到一定的时期，到用自然方法使土地的肥沃恢复的时期才停止。”（260页）
“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本特点，以集合的方法而独占劳动力——农奴与奴隶的劳动力……是一般经济条件不稳固的结果。”（263页）
案：所谓集合方法独占劳动力指以武力俘虏居民为奴役。
“在汉唐时代，奴隶、农奴之隶属于富有之家……他与平常的徭役不同……某种自然徭役经济的复兴是由于一般经济的衰落而产生。”（268页）
“在汉朝时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是与整个的官僚组织的封建制度底系统紧紧地联系着，同样，后来的自然徭役经济之复兴也是这个系统破坏的结果。”（268页）
“衰落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同样表现在货币流通的消减，商品交换之替代货币流通，以及转变到米、丝，作‘货币单位’等等上面。”（274页）
“封建的支配条件，是与投机事业相适应的。”（275页）
“中国的商业在不久以前还是称雄于世界的，到现在竟降落到与游牧民的半原始交换的地步！”（276页）
案：此指南北朝时期。
“在五四五—五八一年这个时期当中，西土耳其人（turkomen）代换了拓跋人，并且占领了从长城迄阿姆达利——阿姆达利当时是波斯的交界处——一带的广大的面积。真正地说来，他们是准备了唐代中国封建制度底商业的发展。”（277页）
“在五五八—五六五年的时间当中，陕西范围之内——那时正是北周在统治——是波斯的金子与波斯的银币在那儿流通。别种流通工具是没有的。（注：t．de lacouperie‘ catalogue ofchinese coinsfrom the vll cent ． b ． c ．’p．xvl）”（278页）
第十七章 商品货币经济在扩大范围上之复兴
“市场帮助他们（封建官吏和将军们）来榨取农民经济中的剩余。”（281页）
“中国经过封建上层走上商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的‘德谟克拉西’的道路在下层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方面，官僚的封建制度在起垄断农民剩余大部分的私有者的作用；另一方面，群众之极低生活似乎阻碍了这条道路。农民经济在官僚有组织的封建制度的鞭策之下而‘商品化了’，他把那使自己完全破产的‘剩余’部分交给市场。”
“这一种商业资本主义是因为土地使用和管理的‘转换制’才发展起来的。由商业发展上所得到的利润之大部分都为封建官僚垄断去了。”（281页）
“中国的对外贸易，它需要中国的统一，东西水道与陆路的联合……为争夺中国市场而爆发的波斯与阿拉伯的竞争，对于这个联合更增加了很大的意义。从汉时起，每一次南北的断绝，就立即引起了商业交通的衰落。”（282页）
“土耳其部落的瓦解（634）与夫阿拉伯之袭击中亚细亚（637），是唐朝政权之下强有力的封建帝国复活最主要的原因。”（283页）
“唐朝知道自己的商业使命，首先便注意到货币的流通。”（285页）
“唐朝商业的发展，是不可与阿拉伯、波斯的商业分开的。由于阿拉伯之征服波斯，同样由于阿拉伯航海成功之结果，阿拉伯、波斯的商业特别有力地发展起来。”（285页）
“阿拉伯商人苏里曼（sulayman）到印度、到中国的旅行，都为亚布·沙衣特·汉散的记录所搜集（815）和引用，它是唐代一种最好的文件。（注： vayage du manchandarabe sulayman en inde et en chine redigh en 851－ suini de remarques par abu zayd hasan 〔 vers 916〕traduit de i'arabe par gabriel ferrand paris，1922）”（286页）
“在中国，商业整个都是欺算、欺骗和抢劫的系统，所以他自然而然会与货币商品和高利贷资本联成一气，甚至混合起来。山西的银行家，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291页）
“从汉朝起，便把封建官僚造成高利贷剥削的主人。”（294页）
“高利贷资本起了独立的作用，便是唐朝一个中心事实。”（295页）
“外国商人和高利贷者都是土著的封建高利贷组织的股东。所以中国的政府……引诱他们……来，利用他们做封建高利贷剥削的辅助机关，中国政府征收他们的租税，他们帮助中国政府来压榨剩余。”
“亚布·沙衣特断定八百七十五年所爆发的和使唐朝完结的伟大的农民暴动，消灭了‘十二万回民’。国民的暴动，首先便削减了这些外国的商人和高利贷者。”（309页）
第十八章 从封建剥削转变到高利贷剥削
“在唐朝的时候，高利贷是含有独立意义的一种新势力。”（310页）
“高利贷到处都‘破坏已存的生产方法’。（注：‘这就是它的标本特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部，一五〇页）”（310页）
“在唐朝，高利贷广泛地散布了自己的触角。第一，是国际贸易扩大的影响；第二，是中国基本省分内土地之野蛮压榨的结果。”（313页）
“高利贷从上面，从下面都破坏了封建的生产方法。”（325页）
“九世纪的农民战争，把新的动力带到农民反对封建官僚，反对权富之家的斗争中去：反对高利贷的斗争成了这些阶级斗争之新的因素……”（337页）
“高利贷破坏了现存的生产方法，所以为高利贷而破产的群众的阶级斗争，也表现出一种绝望的英雄主义，和没有走出封建制度的范围，即是没有把他们从思想的和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338页）
第十九章 土地枯竭、社会改良、战争与金银紊乱
“我们有许多根据说，从八〇一年一直到一六四三年，其间经过了八四二年，其中有二一四次厉害的旱灾。（注：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by edward t．williams，new york，1923，p2728）”（340页）
“在宋朝的时候因为耕种方法的落后，土地枯竭已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342页）
“王安石的改革之一般的意义，就在于企图把封建的国家机关变为经常的有计划的供给农民经济需要的机关。国家调剂市场交换，当然是保障了农民剩余品的实现，这种实现并不是去破坏自然经济，而是去巩固他。国家是农民群众的批卖商和集中的银行家。国家应废除在农民与高利贷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之实际的不平等。国家应注意取缔剥削农民群众的高利贷。国家积极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为的是防止把农民劳动力变为商品，防止他归诸富足之家。”（358页）
“王安石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358页）
“不是因为高利贷才使封建制度发生‘腐化’，刚刚相反，高利贷是封建制度内部腐蚀的产物。”（358页）
“金银的紊乱，隐藏着中国的新封建化。”（369页）
第二十章 处于世界商路的中国
“中国在蒙古人政权之下的统一，引起了国际贸易上真正的革命。东西间开始了直接的联系。……扩大的商业，给城市与行会手工业飞快发展的一种推动。封建的组织只表现是商业发展的辅助和服务的机关。”（370页）
“蒙古人恢复了南北的统一，联合了南北的商道。波斯又起了它那种惯技的中介人的作用。在此以前，商业运输的一部分是为埃及夺去了。”（373页）
“印度与阿拉伯，在南方的海道上，占有咽喉的地位，恰像波斯与荷勒慈（horegm）在北方的陆道上占有咽喉的地位一样。这样一来，在意大利的市场上，中国商品的大部都为印度商品排斥了。”（379页）
“欧洲在这时是落后的，中国在诸方面讲来，都比他先进。”（380页）
“十四世纪时，星加坡海峡充斥了海盗，这是中国与西方贸易养成的。这个逼住中国人武装自己的商船。”（387页）
（其下引“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by w．w．rockhill． toung pao ，xvi，leiden．1915，p131—132，236，245……”）（387—391页）
“在元朝时代商品的分类，形成了中国一般经济的发展。最初出现于市场的，是大宗的中国的磁器、绸缎、棉布，等等。”（391页）
“（泉州）这个城市在过去百年间，并且在现在还是制糖和手工业的大区域。”（394页）
案：此为ramuzio氏著作中语，氏于十六世纪曾到中国。
“中国在元朝时代就已走上国际的历史轨道。”（396页）
第二十一章 商业资本主义革命
“中国，在元朝时代，不仅当冲于世界商路，而且还空前未有地扩展了自己内部的流通。”（398页）下列马可波罗记载：
“在忽必烈时代，还设立一种好像邮政的交通，和政府报告之按期的传递。市场交通的发达，逼得你趋向管理集中。”（398页）
于“马可波罗所说的商人……市场的发展使手工业者的小主人直接依赖指挥手工工厂中的劳动条件和经过他们的手而垄断全部手工生产品的商人。”（404页）
“中国中世纪的手工业组织有三派：行会手工业、教会手工业（案：指佛教寺院）和奴隶手工业，这些可以整个地确定马克思的那个论据，即是在城市组织中，社会是模仿积聚于农业中的关系。”（405页）
“——所以，这些手工业者是处于国家奴隶的地位。”（406页）
“这时候，大宗的财富都集聚在商人手上。商人是城市生活主要的推动人，他决定城市生产、城市贸易、城市消费。供给社会生产的基本群众底农业生产是在封建上层——一部分由掠夺者，一部分由中国的官吏所组成——的支配之下。因此，社会收入之分配，大部分也是在封建贵族和封建官僚手上。这个就造成意外发展的商业资本和外国掠夺者所代表的封建上层之间的必不可免的斗争。商业和一般经济的高涨，到了某个阶段，就会暂时把商业资本从那与封建压榨有联系的高利贷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不论怎样，它是减弱了和放松了商人对专以放债生利的封建官吏的依赖。外国的封建主是高坐在极上一层。另一方面，在元朝，商业资本感觉自己有一种独立的生产基础——行会手工业。”（409页）
第二十二章 中国之新的封建化
“一个游牧的侵略者——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为首的蒙古人——使中国登了国际市场的广大舞台……另一个半游牧半商业文明的乌兹别克人——以帖木儿或塔米兰为首领——又重新使中国进入到孤立和闭塞的状态……这种原因是中国和中央亚细亚的商业利益的冲突。”（427页）
“在一四五三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前，土耳其的胜利，对于中亚细亚的封锁和破坏引起了西欧的商业中心的困难……围绕加拔（kapa）的航路和新大陆是同时发现的……雪里木第一是土耳其最积极和凶猛的一个苏丹，他占据了米索不达米亚，占据了阿拉比亚的圣地（mecca），兼并了埃及。到东方最古的一条路也被封锁了，不过数年后葡萄牙人又为欧洲各国找到了出产香料的区域……对东方的贸易前后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所占有……埃及的边境成了到印度所必经的海道……意大利的商业已经衰落了，因此，供给或推销东方生产品的各大城市也随之衰落了……因为商业已经衰退——后来完全消灭了——贵族们也贫穷了，而且加紧地压迫农民，所以后来又发生了农民战争。”（429—430页）
“美洲和绕非洲的海道发现了之后，情形就根本变更了。黑海和地中海失去了以前的意义。海运的重心已移到大西洋沿岸去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财富所以先后转让于荷兰人及英国人也是这种原因。在这种竞争中，谁的足迹能够达到最远的地方，谁就可以得到海上贸易的霸权。”（431页）
“同时，在远东与西方各国之间的道路也发生了变更。元朝灭亡之后，中国已进入到内乱的时期，对外贸易也因而停止。到中国的道路，无论是陆路，海路都已经阻隔了。北部经过亚洲的道路——由叙利亚到甘肃——及南部由布尔门到云南的道路，都因为明朝与元朝的战争而不能通行……明朝初年，中国南部沿海的人民的骚扰也不利于对西方的商业关系。”（431页）
“中国对西洋的商业关系在整个的十五世纪都陷于停滞的状态，到十六世纪初期还没有恢复，此时西班牙、葡萄牙的冒险家已开始到可羡慕的远东来了。但是这些外来的人主要的是从事海上抢劫，很少经营贸易，中国所以自愿孤立，而不欲与外人通商，亦此之故。”（432页）
“中国所以陷于闭关自守的状态，日本海盗的猖獗及海上贸易的发展也是很主要的因素。”（433页）
“如果下层民众是因为土地甚少和官僚的压迫起而推翻统治的朝代，那末对于上层分子，政变反成了重新分配统治阶级内部的土地的手段。”（439页）
“明朝时代是中国重新分裂的时代，而且也是贵族经营的农业感觉恐慌的时代。”（439页）
“中国农村过剩人口之增加，游民与饥荒之普遍，缩小了商业的范围。”（455页）
第二十三章 衰落时代——高利贷的胜利
“清代是没落之标本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高利贷长成了决定的、全能的力量。高利贷准备把中国奉送给帝国主义来征服。”（491页）
第二十四章 资本主义之侵入中国
“列强的资本主义要不是从主要的人民群众取去生存之最后的小钩便不能占领中国。家庭工业及小手工业就是几千万农民和几十万城市居民的最后生活的小钩。”（492页）
“十九世纪下半期……在破毁农民家庭工业上，鸦片尽了主动的作用。”（494页）
“在厘金未实行以前，中国所有的商品就感受到地方行政机关方面征收生产税的痛苦。从厘金制实行起国内商品流通就更加停滞了。因之外国的商人得到一种权利，在支付了百分之二点五以后，他就可随便将自己全部商品从这一省毫无阻碍地运送到别个地方。”（505页）
“后来，随着鸦片的投机之后，就发生银子的投机事业……英国的交易所决定银子的价格，上海的银行就把他……传达到全中国，把银子价值减低，把铜币价值减低，把中国商品的价值减低，但是在其输入中国的商品上，欧美的商会却强求金币，强求世界的贷币本位。”（507页）
“‘文明的’资本家，他企图把本地生产的一切弱点抓在自己手里；家庭工业养活过剩的人口，——必须破坏他，为的是使国家失去一切反抗的可能性；国内市场忍受中世纪的割裂和分散，——必须要用侵略的计划的武器造成这种割裂和分散；国家处于中世纪财政紊乱的条件之下，——必须要把本地的货币本位变为特殊的财政的窘迫；国家的经济为封建官吏的掠夺所损害，——必须让这种掠夺成为保护关税的制度，以帮助外国商品排挤地方生产的全部制造品……”（507—508页）
“一海关两在一八七一年时值六先令六辨士，到一八八四年值五先令七辨士，到一八九六年值三先令四辨士……（注：c．f．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china ，1936，p250．）”（508页）
“在未开凿苏彝士运河及敷设电报线以前，茶是最重要的输出品之一。他们（案：指外国商人）就立刻来作投机生意。”（509页）
“印度——打击了中国的茶业。后来日本又打击了中国的丝业。”（570页）
“在中国家庭工业及手工业的破坏，并没有达到以资本主义的工业来替代他们的地步，中国仍旧是销售先进国家工业生产之全部废料的主要地方，并且是他们的原料的根据地。”（512页）
第二十五章 二十世纪贫困的统治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一部分是在海外流浪者中发展起来的。”（528页）
“中国仍旧是为全世界整个工业过剩生产品尽量输出的地方。”（528页）
“在中国海港及内河的……航行的外国船支也利用治外法权。”（530页）
“中国若不取消农村中地主和高利贷的契约，不摧毁而廓清旧的腐败透的官僚机关，不消灭像特权阶级一样的绅士，他便不能推翻帝国主义者。”（546页）
补：卡片二十八页。
“在这个时代（案：指汉朝）根本上还积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形态，所谓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形态，即是在一定的比例上与建立在全国土地使用的转换制上的奴隶私有相混合，它不能与封建官僚的统治分开。这个时期，死丧了几千万的农奴和奴隶（案：指黄巾起义），这个代价就造成了这个特别的历史形态，而且这形态还成了后代的模范……这个形态打破了适应的记录。甚至民众的革命运动，归结到底，都好像是土地使用与管理的‘转换制’底调节器。当着人民不愿在旧制度中生活，而统治者又不能照旧制度来统治人民的时候，他们……就转变到人民这方面来，为的是凭借人民的援助，而重新占领压迫和剥削的机关。”（255—256页）
案：此书辗转借来，且读且摘录之，昨晤邓恭三，知亦有此书。一九四九，十二，六。
1949．11．18—12．6
7．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十三）
“列宁说：‘无地、无马、无产的农民，乃是不适于农奴制剥削的对象。’（列宁：《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二卷，227页）
“第三，是农民对于地主的人格的依附。列宁说：‘要是地主对于农民的人格没有直接支配的权力，那么他就不能迫使分与土地而进行自己经营的人来替自己工作了。’（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140页）地主是用直接的‘超经济的强制’方法来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的。农民在人格上依附于地主的形式，是随着封建制度发展的不同的阶段而变化的。不过只要封建制度存在一天，则个人依存的事实本身，总是不会变更的。
“第四，‘这种经济体系的条件与结果，便是技术的非常低下的和墨守旧习的技术状态，因为经济的经营，是由贫病交迫、人格依存及智力愚钝的小农来进行的’。（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卷三，140页）”（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40—41页）
“手工业大加发展，一个手工业者能够供应不只一个封建主的消费了。这就使手工业从封建的庄园里分化出来。手工业者开始聚集在城市里了。这种释放的农奴，把自己薪资的若干，以纳贡的形式，交给封建主。”（同上，42页）
“列宁说：‘因此自然而然的，手工业的特征，便是拙笨、零散、狭小，与小规模的家长农相仿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256页）”（同上，43页）
“列宁说：‘以商品形式，制造工业生产品，乃奠立了工业与农业分离及其间相互交换的初步基础。’（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257页）”（解放社《社会发展简史》，43页）
“在封建制度初期（九世纪初）……”（同上，37页）
以上据《社会发展简史》初版本，与一九四九年四月再版本，干部必读本，不尽相同。
“在世界历史上继奴隶社会之崩溃而兴起的，便有中世纪底封建制度。这是从公历纪元后第五世纪到第十四五世纪这一千年间的西欧社会所盛行的制度。其在中国，则自西周到清鸦片战争前后共约三千年间，都是封建时代的社会。”（沈志远：《社会形态发展史》，17页）
“封建制度之下最早的剥削形式是表现于劳役地租。在劳役地租制之下，农民在一定的时期中规定几天必须在领主土地上耕作……”上述的劳役制，是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的剥削方式。但是当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高度时，就是说，当交换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地主们就需要向农民收取生产品以代替劳役地租。
“因为这样对地主们有利些：在劳役制之下，地主土地上能出产多少，农民是不负责任的；而在缴纳生产品地租的制度之下，地主却每年可以稳得一定量的农产物了。
“在劳役制之下，农民是在地主严厉监督之下工作的；可是在物品地租制下，农民却须自动努力劳作，用不着地主再费心监督，只要到期向地主缴纳一定的谷租就行。
“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底更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的土地经济也就更被卷入商品经济底漩涡里去了……穷奢极欲的封建贵族，为要满足自己华贵的生活，对于可以交换万物的货币的需求，更是日益迫切。在这种情况底下货币地租就应运而生了。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已不再是谷物，而是一定数量的货币了。”（沈志远：《社会形态发展史》，18—21页）
案：莱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第二章第五节仅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有三种方式（60页），劳役地租、物品地租、货币地租，而没有说这三种是逐渐发展的，沈氏此说待考。
“资本主义底产生，需要三个决定性的物质前提……资本和劳力（脱离了一切生产手段的自由劳动者）……市场。”（《社会形态发展史》，30页）
“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有些什么特征呢？它跟以前的封建主义有些什么区别呢？”
“以自由竞争代替封建独占，特征一。和封建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由竞争、机会均等（当然都是形式的、法律上的）为社会生活底中心原则。而反对一切特权、一切独占，一切等级（estate，亦译身份）的不平等（这些当然也是形式的、法律上的）。在封建社会内，重要的生产手段——土地——为王室贵族大地主所独占，不许别人随便投资经营。工业的行会制更束缚着生产事业底自由发展。封建的重重税壁，特权者的盘剥，对外贸易的干涉等，处处妨碍着资本主义底自由发展。反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就完全没有这些现象。资本主义底最高原则是自由竞争、机会均等（尽管是形式的，仍然具有极大的意义），它的手段是“价廉物美”，它的目的是争取高度利润。”
“以雇用劳动代替农奴劳动，特征二。和封建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底基础建立在雇用劳动的使用上，而完全不像封建社会。”
1950．1．7
“……里的农奴制或行会制一样的。农奴和行会里的学徒底劳动是不自由的无报酬的（无价格的），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雇用劳动者，却在法律上是身体自由的：他有权自由处理他自己的身体，他愿意替谁做工就替谁做工，没有人可以强制他。而且劳工和资本家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前面已经指出，没有自由的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即无法成立，正如没有农奴劳动，封建制度不能生存一样。”
“市场支配一切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特征三。和封建制度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人们的生产活动，乃至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不是受人底自由意志底指挥，而是受市场法则之支配的。（所谓……”
（未完）1950．1．2—1．7
二、古史札记
1．公历干支换算口诀
元始元年起公元
周秦西汉公元前
一二世纪当东汉
三世纪初值建安
三国六朝终五纪
隋唐直到九百年
北宋灭亡十二初
十三世纪宋降元
一三六八明建国
一六四四清入关
遇甲必逢四，凡辛必是一，
戊巳当八九，丙丁在六七。
公历纪年的末一数是一，干支一定是辛。
公历元年在辛酉，每加六十又逢之。
甲子乙丑逢四五，己巳丁卯属九七。
甲子04 丙子16 戊子28 庚子40 壬子52
甲子04 甲戌14 甲申24 甲午34 甲辰44 甲寅54
五干隔字顺，六支逆序推。
欲知公元数，先将六十归。
2．上元甲子太乙统宗
抄本《太乙统宗福应紫庭金镜集成》，凡二十四卷。卷一有：《太乙紫庭秘诀叙》，题宗雍熙二年陈抟；《景祐太乙福应经序》，题元大德七年晓山老人；《太乙统宗福应经序》，题唐开元十二年王希明；《太乙统宗宝鉴序》，题宋景祐壬申王濬。
又有：《太乙源流姓氏》，汉诸葛亮原本；晋郭璞（下缺）；唐李淳风演辑，唐王希明纂正，宋陈希卓显用，宋杨维德类编，宋王濬芠正，明（下缺）。
“明太乙造仪式之原：三式者，太乙、雷公式、六壬奇门遁是也。太乙式明天道雷公式明地利，六壬式明人事。惟太乙式为尊，奇门六壬次之。”（一册）
1957．3．25
3．上元甲子
抄本《太乙统宗福应紫庭金镜集成》卷一《明太乙景祐集用日历术》：“其法自上古甲子年，天正十一月初一日朔旦，甲子日，甲子时，冬至七曜齐元，日月合壁，五星联珠，会于玄枵，是为上元。若以帝尧甲子造历至今，上下共三千七百余，非七政齐元之术，故太乙岁、月、日、时四计之数，皆于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为历起之初，为上元第一纪第一元祖也。”（一册）
书中所记上元甲子：
康熙二十三年第一纪上元甲子（1684）（一册卷一，6页后人补列眉批）
后魏太武始光元年上元甲子（424）（一册卷一，11页正文）
元泰定元年上元甲子（1324）（一册卷一，13页正文）
据上列所述，可推知所谓“三元”如下：
1957．7．25
4．介之推事《左传》《史记》所记不同
《左传》十五，僖公二十四年传：“晋侯（文公）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不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阮刻，7页）
案：《左传》只言隐而死，不言其他。
《史记》三十九《晋世家》：“晋国复，而文公得归……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百衲二十四史，21—22页）
案：《史记》言介入绵上山中及从者为书中，《左传》所无。
《戴（震）东原集》卷六《答曹给事书》曾指出介子推入绵山与《左传》不合。
1957．5．17
5．始税亩与力役租
《汉书》二十七《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刘歆以为蚍蠹之有翼者，食榖为灾，黑眚也。董仲舒刘向以为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时民患上力役，解于公田。（原注：‘师古曰：“解，读曰懈。”’）宣是时初税亩，税亩就民田亩择美者税其什一，乱先王制而为贪利，故应是而蝝生，属蠃虫之孽。”（22—23页）
6．秦以隐宫徒刑作阿房宫
《通鉴》七，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自阿房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原注：“《史记正义》曰：‘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既加刑，复罚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官，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写（天挺案：此“写”当解作“卸”）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涵芬铅印，11页）
案：此谓以隐宫之人与徒刑之人作阿房也。不能解作动词，将徒刑之人隐宫之。
1952．12．26
7．秦代宦官
《通鉴》七，秦始皇三十七年，“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始皇二十余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涼车中，故幸宦者骖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车中可其奏事。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生而隐宫，（原注：“余刑显于市朝，宫刑在于隐室，故曰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铅印本，13页）
1952．12．26
8．赵高
《通鉴》七：“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
《通鉴》八：“郎中令赵高。”（原注：“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臣瓒曰：‘掌郎内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禄勋。’”）二世二年
又，“二世用其计（用赵高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赵高侍中用事。（原注：‘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将军、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后汉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赞导从事，顾问应对。’）事皆决于赵高。”二世二年
《通鉴》八：“（赵高言李斯子李由与盗通。）李斯闻之，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昔田常相齐简公，窃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简公而取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矣，而又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其欲无穷，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必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
“二世雅爱赵高……”二世二年（涵芬楼铅印本，9页）
《通鉴》八：“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李斯族后（10页）
又，“欣至军，报（章邯）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17页）
又，“初中丞相赵高（原注：“史记，李斯即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盖以其宦人，得入禁中。”）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18页）
又，“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懼，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弟赵成谋……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原注“郎属郎中令，宦者属少府。”）大惊……”（19页）
案：《通鉴》前言赵高生而隐宫，不应有女，何来女婿？
1952．12．26
9．汉代说书俑
1959年《人民画报》第九期31页，有汉代说书俑照片。
为成都天迥山出土，汉灵帝光和七年（即中平元年184，是年十二月改元）所制的雕塑。
“那雕塑很生动，说书人右手扬着鼓槌，面带笑容，右脚跷起，露出脚底心，左臂把鼓交在腋下，神采奕奕，仿佛说书正说到出神的地方。”见1959年5月3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62期赵景深文。赵言从汉到隋尚未发现说书的文字记载。
案：类似此种情况（除了还有其他证明确是说书的俑象）还不能作为汉代已有说书的证据。
10．北魏官监
《魏书》一百一十《食货志》：“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14页）
三、唐宋史札记
1．唐代以工代赈
《陆宣公集》制诰二《冬至大礼大赦制》：“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襄州米十五万石，设法般运上都，以救百姓饥荒。如山路险阻，车乘难通，仍召贫人，令其般运，以米充脚价，务于全活……”
案：据此，唐代亦有散募丁壮，但以未充脚价，并以贫民为限，是以工代赈，与雇佣有别。
1956．10．5
2．唐代坑冶用罪人
《通鉴》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三年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行逢少时尝坐事黥，隶辰州铜坑。（胡注：‘唐文宗之世，天下铜坑三十，辰州不在其数，辰洲铜坑盖马氏所置也。’）或说行逢公面有文，恐为朝廷使者所嗤，请以药灭之。行逢曰：‘吾闻汉有黥布，不害为英雄，吾何耻焉。’”（8页）
案：据此唐、五代均以罪犯为坑工。其生产关系仍是封建的。
3．高力士妻
唐林宝《元和姓纂》（孙星衍、洪莹辑校本）卷六《吕·诸郡吕氏》：“清池令吕处真绛郡人又家京兆，生元晤、元智、元，元悟，陈王傅、光录卿，生同正郓鄜州剌史。同正生狄、造、崇训；女适将军高力士，崇训太子家令。”（金陵局本三册，卷六，17页）
21．11．8
4．武则天之生平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十：“十一年，武士彠女年十四入宫。旧《则天本纪》：崩，时年八十三。《唐历》、焦璐《唐朝年代记》、《统纪》，马总《唐年小录》、《圣运图会要》皆云八十一，《唐录》、《正要》：贞观十三年入宫，据武氏入宫年十四，今从吴兢《则天实录》为八十二，故置此年。”
案：《新唐书》七十六《后妃传》亦云年八十一。
20．3．2
5．武士彠
《旧唐书》五十八《武士彠传》 一百八十三《外戚武承嗣传》
《新唐书》二百六《外戚武士彠传》
《新唐书》七十四上《宰相世系表武氏》
《旧唐书》五十八《武士彠传》：“武士彠，并州文水人也。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史臣曰……武士彠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许）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
20．3．11
6．唐观王房杨氏世系
《新唐书·七十一》下《宰相世系表》：杨氏，观王房：
《新唐书》七十六《后妃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曾祖士达……天授中以武后母党，追封士达为郑王。”
20．3．12
7．太真贵盛时与李唐之亲谊
19．12．18
8．唐代旅店主人的绫机
“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太平广记》二四三《何明远》；《朝野佥载》五）
案：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必非一二百人所能胜织，但其生产关系不明，应是奴仆而非雇佣。
1956．9．6
9．朱子论唐武后
《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通鉴纲目》：“或问武后之祸曰：‘前辈云，当废武后所出，别立太宗子孙。’曰：‘此论固善，但当时宗室为武后杀尽，存者皆愚暗，岂可恃。’”
20．9．25
10．唐代高利贷——子母钱
《旧唐书》一八八《孝友·崔衍传》：“（父）伦卒，衍事（继母）李氏益谨。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钱，使其主以契书征负于衍。”（11页）
11．唐道教在佛教之上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帝幸洛京下诏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自今已后斋供行位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畅于九有，贻于万叶。’京邑沙门各陈极谏，有司不纳”。（《大正藏》二〇三六，569页）
又卷十二，唐高宗显庆元年五月：“法师玄奘寝疾……又遣北门使者伺气候递报告消息。奘因陈先朝以释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许为改正，又永徽初敕僧尼罪犯情难知者同俗法推鞠，奘虑疾病委顿，永隔天颜，附内使以闻。即日敕使报曰：‘所陈但佛道名位先朝处分事须平章，其同俗敕即为除落，师宜安意将息。’奘疾寻愈。”（二〇五六，378页）《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元僧念常撰，念常华亭人，为嘉兴祥符禅寺住持。前有至正元年虞集序，至正四年僧觉岸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第三册。
案：据觉岸序，念常，字梅屋，俗姓黄，母杨氏，至元壬午生，元贞乙未薙发受具。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病起至宝台山读书，始见此编，因录之，久检未得者也。
书始太古磐石，迄元元统元年。
宋沙门志磐《佛祖统记》卷三十九，唐贞观九年：“诏曰：‘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沙门智实、法琳等诣阙申理，诏不许，驾幸洛阳实等复抗辞固争，以道士虽冒宗老子，其实遵三张（张陵、张修、张角），符水醮箓之事，不宜居释氏上，敕宰相岑文本谕旨，实等固不奉诏，帝怒杖实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岭表而终。”（二〇三五，364页）（《大正藏史传部一》，二册）《佛祖统纪》五十四卷，其《法运通塞志》始周昭王二十六年，终宋理宗端平三年，后有《续载》，终元顺帝，不知谁笔。
又案：此诏释民《稽古录》未载。
唐释慧立本，彦悰笔：《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往贞观十一年中有敕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时……法常……普应等数百人于朝堂陈诤，未蒙改正，法师还国来已频内奏，许有商量未果而文帝升遐，永徽六年有敕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边远官人不闲敕意，事无大小动行枷杖，亏辱为甚，法师每忧之，因疾委顿，虑更不见天颜，乃附人陈前二事。”（《大正藏》二〇五三，270页上）
案：官释彦理《法琳别传》卷中，太宗诏在贞观十一年正月，文长不录，末有“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大正藏》二〇五一，203页，下）
21．1．23—24
12．南汉宫士人为宦官
《通鉴》二九四，周世宗显德六年，十一月：“南汉主以中书舍人钟允章藩府旧僚，擢为尚书右丞参政事，甚委任之……宦官闻而恶之……允章与二子……俱斩之。自是宦官益横……未几，以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太师，军国之事皆取决焉。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谓士人为门外人，不得预事，卒以此亡国。”（涵芬楼铅印本，18页）
1952．12．26
13．宋代商税之重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赝换真书”条：“（吴）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小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津逮本，18页）
案：吴味道南剑州人，冒用苏东坡名条以图免税，在杭为东坡所获，讯之，所对如此。据此可知：1．宋商税之重；2．官吏过关津可以免税。
14．兵士贸易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淳熙四年（1177）八月戊辰朔甲申（十七日）：“泊鄂州，蜀兵远送者，封桩裹粮之具，至此当尽数贸易，非三日不可了，故为之留。”（知不足本，17页）
案：据此可知南宋军队兼营贸易，已属公开的行为。鄂州今武昌。
又，“乙酉、丙戌（十八、十九日），泊鄂州，遣送兵之半归成都”。（17页）
案：送官之兵既有一半遣回，兵士贸易自可从容，何劳官为停泊三日？据此可以推知必有官携之货亦须在此出售也。
1956．6．24
15．南宋初的武昌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淳熙丁酉（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八月戊辰朔：“辛巳（十四日）晨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壮盛如此。”（《知不足斋丛书》本，16页）
案：范氏时从成都回吴郡，此所谓外郡指上游所经，淮浙应不在内。
1956．6．24
16．宋代的报纸
“用率多非类，天下大计不复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云‘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京尹廉而杖之。”（33页）
案：此亦讽刺画之流。
17．过省会
《真西山文集》卷二十七《万桂社规约序》：“忆余初贡于乡，家甚贫，辛苦经营财得钱万，囊衣箧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比再举（原文“比”作“此”），乡人乃有所谓过省会者（原注：“人入钱十，百人千，故云”），偶与名其间，获钱凡数万，益以亲友之赆，始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
案：此即后世之“起会”。
18．宋职田由征实改征钱
《宋会要稿》94册，《职官五十八·职田》：真宗咸平二年（999），“七月，真宗欲兴复职田，三司请令依例输税，诏三馆秘阁检讨故事沿革以闻。检讨杜锡等言……职田之制，废于五代，兴于本朝，而计臣以出纳之吝，遂有兹议。且历寻故事并无输税之文。臣等参详，请不计系官庄土及远年逃田充州县，官吏职田者，悉免二税及缘纳物色，许长吏已下募人牛垦辟，所得租课均分，如乡之例”。（《职官58》，1—2）
仁宗天圣元年（1023）：“七月诏诸处职田多不依条各浮居客户。却令公人及税户租佃，所纳斛 斗 又更加量，以至水旱灾伤，不许申诉。宜令今后不得更然。所收课子亦须平量灾伤依税放免。”（《职官58》，5）
“（徽宗政和四年，1114）十一月十一日，中书省言……近颍川百姓孙真诉本县勒充司隶厅职田户云，初未尝拨田给种，但令承受散到凭由认纳斛斗。”（59，17）
“（徽宗宣和三年，1121）五月三日，知嘉州吕由成称，本路官员职田自熙宁朝（神宗，1068—1077）旨均定纽计斛斗出卖收钱，从提刑司均给。”（58，19）
“（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十一月六日诏，应诸路有职田米麦麻豆处，只令纳本色，随月支给，依市价出糴。”（58，25）
“（孝宗即位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省奏白札子：诸路州县有职田去处，监司、知通、属官、职官、曹官、县官皆违法将合得职田立定等第于受纳官处，令人户高价折纳见钱，公然取受，递相容庇。诏职田米自今辄敢折纳见钱，并计赃坐罪。”（58，25）
“（光宗绍熙二年，1191）九月十六日，新知琼州黄揆言，臣前任新州，窃见旧例，职租皆是输纳本色米。淳熙（孝宗，1174—1189）初，间始有令佃户折纳价钱，其数至三四倍于本色。佃户因是逃窜，遂至均之乡保，凡有职田之乡，无有幸免之家，乞行下新州不得仍前折变。其佗州郡应有职田折变去处，各仰监司守臣严行约束。从之。”（58．30．31）
1958．8．1
19．南宋棉布入口
《宋会要辑稿》86册，《职官·市舶司》：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3）十月十七日：“广东转运副使兼提举市舶司孙迴言，南蕃纲首持三佛齐詹毕国主及主管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寄臣熟龙脑二百二十七两，布十三匹。”（44.6）
案：此所言之布，不知是否棉布。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六月四日 户部言……诸路收买市舶司博易物色……蕃显布、海南碁盘布、海南吉贝布……海南白布……”（职官44.18）
又，“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户部言，重行裁定市舶香药名色……吉贝布、襪面布……小布、大布……”（职官44.21）
案：此吉贝布即棉布也。
20．宋代禁私出海贸易
《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44·市舶司》：
“端拱二年（989）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44.2）
21．宋代亦有宦官往海南
《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44·市舶司》：
“（太宗）雍熙四年（987）五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44.2）
22．南宋的大商业城市
宋末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蹋房”条：“其他州郡，如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客商所聚，虽云浩繁，亦恐无此等稳当房屋矣。”（案：指杭州富豪内侍所造为客旅寄藏物货之房屋。）
23．南宋的“粪道”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八集，13页。）
案：此封建式的垄断，抗战前，北京亦复如此，当时称为“粪道”，各有各人之路道也。
四、元史札记
1．元代官制
《元史》八十五《百官志一》：“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
丞相（正一品） 平章政事（从一品） 右丞左丞（正二品）
参政（从二品）均不止一员
枢密院（卷八六）：知院（从一品） 同知（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副枢（从二品） 佥院（佥书枢密院事）（正三品） 均不止一员
万户（正三品） 千户（从四品、正五品） 百户（从六品）
御史台（卷八六）：御史大夫（从一品） 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 治书侍御史（从二品） 均不止一员
“宣慰司（卷九一）掌军民之政，分道以总郡县。”
宣慰使（从二品）
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都元帅（从二品）
元帅府元帅（正三品）
诸路总管府 上路（十万户以上）总管（正三品） 下路（从三品）
府 知府或府尹（正四品）
州 州尹 上州从四品（五万户以上）
县 县户 上县从六品（六千户以上，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
2．元代公文引朱子家礼
《元典章》三十《礼部三·葬礼》：“大德四年（1300）中书省咨，江西行省咨，袁州路申……学老于《礼记·曲礼》下篇及《朱文公家礼》内，披究得……”（16页）
3．客作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客作”条：“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
4．钱粮数目以零就整
《元典章》二十一《户部七》，“大德十一年正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户部呈……今照得各道……遇有收支，多系中统宝钞，往住照依物价分例扣算，至有分以下厘、毫、丝、忽、微、尘，不惟紊繁，实是虚文而己。拟自今后……若至五厘收作一分，五厘以下削去……钱粮卷宗内往往纽折物价于厘毫之下，复有丝、忽、微、尘、抄、撮、圭、粒等数……再行合属照依原行事理，去零就整”。（16页）
又，“至大三年三月江西行省准尚书省咨……议得今后，至元钞并以厘为止……至大银钞益以毫为止……粮斛并以合为正……斤两并以分为止……丈尺并以寸为止……”（17页）
1954．9．16
5．中盐
《元典章》二十二《户部八》，引《至元新格》：“灶户中盐到场，皆须随时两平收纳，不得留难。”（11页）
案：据此中盐之名元代已有之。
又，“皇庆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节该：预买来年盐引，除边远中粮监盐引外，依先例十分中收一分银……”（54页）
案：据此元代亦有开中。
6．耶律铸的迁居
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四，七言律诗《寓历亭》自注：“予家本辽上，后言医无闾。”（《辽海丛书》本，1页）
又，卷三，七言律诗《缙云五湖别业书事》自注：“余先居和林，后寓隗台，今卜筑缙云五湖别业。”（21页）
7．西域称汉人为桃花石
（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弟子李志常述）卷上：“……戊寅（1218）岁之前，师在登州……明年（1219）往莱州昊天观……（又明年〔1220〕庚辰正月十八日）骑至，与之俱行……二月……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入……十月……北游望山……十八日南往龙阳（西行）……辛巳（1221）之上元，醮于宣德州朝元观……二月八日启行……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帐下……二十二日抵陆局河……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之东……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此之盛也……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乃言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也……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九日至回纥昌八刺城……翌日并阴山而西约十程，又渡沙场……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师名之曰天池……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刺忽只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师自金山至此，以诗纪其行云：……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没辇，（原注：‘没辇，河也。’）水势深阔……十月二日乘舟以济……”（《四部备要》本，1—11页）
1957．5．17
五、史料学札记
1．校勘问题
1959．3．8 《人民日报》8版《读者作者编者》：该报2．17日八版：“当有人向你强调要热的时候，请考察一下他自己过去是不是热过，现在还有没有热气”原文是“强调要冷的时候”，热误排为冷，语意相反，而看不出来。要细心。
1959．2 《历史教学》2期16页右排，倒9行：“这次土地改革（指1950年）在政策上或具体措施上，比之过去作了一次改变。”次字是些的误排。少奇同志原文是一些，排成一次，看不出错来，但土地法改了不止一次。（此次错误由赵□ 同志指出）
2．某某籍与某某人
明清传记时见某人某某籍某某人之语，某某籍者谓当时住居之地著名于户籍者也。某某人者谓原来住居之地，所谓原籍是也。
清初，高承埏《崇祯忠节录》卷一《成德传》：“成德字潜民，一字元修，别号玄升，顺天怀柔籍，山西灵州人。父文桂为怀柔张某赘婿，遂家焉……先是德发遣时（德劾温体仁遣戍延绥），家口寓居顺义县……”（49—50页）
案：《山西通志》亦列《成德传》，以其原籍为灵州也。忆案与顺义邻县。
又，卷一《孟兆祥传》：“直隶交河籍，其先山西泽州人。”（21页）
3．古人引文无出处
明敖英《东谷赘言》卷下，“唐玄宗《孝经》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不知此语出何书，或曰出《鬼髓灵经》，予行天下，遍访藏书之家，无之，即有之盖赝书也。”（《豫章丛书》本，14页，《东谷赘言》有嘉靖年事。）
4．元代白话
每＝们
根底 “如今师父根底学文书的孩儿每根底种养着契的田地与他每呵”（《典章》，31．8）
怎生 “怎生么道有奏呵”（31．8）“怎生么道奏呵”（33．4）
那般者么 “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31．8）＝这末 这么 这样
么道 “么道圣旨那般者“（31．7）
道＝说
者＝着 “官量休顿放者“（33．4） 语助
不拣＝不管 不拣是谁”（33．4）
气力＝势力 “休倚气力者”（33．4）
这般＝这样 “这般宣谕了呵”（33．1）
根底 “宣政院官人分拣者坏了的寺每根底修補补者种田呵种纳的数目俺根底说者道来”（33．5）
首思 “骑着铺马吃着首思”（33．6）
根底 “羊儿年圣旨里正月以前为妻夫的每根底依旧者，正月以后为妻夫的每根底依着圣旨体例里合听离道有……”（《典章》卷18，14页）
案：此述同姓不得为婚之禁，所引即嫁娶聘财体例，原文如下：“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始，已前者准已婚为定，已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18．4）至元八年岁次辛未，故称羊儿年（1271）。
1954．9．12
5．年代记载有误
“唐末禅宗杂记付法事（拟）咸字二十九号”（见许国霖编《敦煌杂录》下辑，139—144页）
“如来涅盘时，当此大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至今己未岁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矣。”（139页）
案：《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一，穆王“元年己未”（155页），则五十二年应为庚戌岁，与此不合。一般年表（三省堂，商务印书馆《世界大事年表》）作元年庚辰，则五十二年应为辛未岁（此应据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与此不合（依此说壬申应为五十三年）。己未为公元899年。
又，此“至今己未”据下文应为“大唐光化二年己未岁”，则公元899年也。上溯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应为元前949年，一般年表为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则上文“五十二”乃“五十三”之误。
如依《竹书纪年》穆王元年为己未，则当为公元前962年，而壬申为穆王十四年，则敦煌原卷亦按皇甫谧之说也。
“后至一千一十七年，后汉帝第二主孝明皇帝永平十年乙丑岁。”（140页）
案：永平十年（67）岁次丁卯，非乙丑，乙丑为永平八年（65）。自永平十年上溯一千十七年为公元前950年，一般年表为周穆王五十二年辛未。与前条又有歧异。
“自永平十年教至此，迄今大唐光化二年（899）己未岁，凡八百三十八年。”（141页）
案：自光化二年（899）上溯八百三十八年为永平四年（61），非永平十年也。
“我大师释迦牟尼如来以姬周昭（原误“照”，下同）王廿三年癸丑之岁七月十五日夜半子时降下阎浮提中天竺（原作“笠”）迦毗罗国托荫摩夫人，以周昭王廿四年甲寅之岁四月八日子时于林嶶尼园从母左胁而生，以周昭王卌二年壬申之岁二月八日踰城出家，时年十九，以周穆王二年癸未之岁正月八日明星出时朗然大悟，十力世雄，三朋独朗，无师自觉，故号为佛。卌九年随缘化物利乐群品无边，以周穆王五十年壬申之岁化缘将毕，拘尸那城国力士生地阿利罗跋提河边，二月五日夜入无余依大圆寂涅盘，从五天竺国代代相承，书户上作如是记。大师灭度已来，至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甲寅岁之当计一千七百廿二年，从永徽五年至天宝十五载，计一百三年矣。共已前都计一千八百廿五年。”（141页）
案：天宝十五载即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岁次丙申。上距永徽五年甲寅，654年，凡102年，并永徽五年本年计之共103年。所载不误。
自天宝十五载，756年，上溯千八百二十五年，当公元前1069年，为一般年表之周康王十年壬申，自永徽五年，654年，上溯千七百二十二年，当公元前1068年，为周康王十一年癸酉。二者相差一年，盖由以1722年再加103年而得出1825年，忘记应将重复的永徽五年减去也。
周昭王二十三年，辛亥，元前1030年；昭王四十二年，庚午，元前1011；穆王二年，辛巳，元前1000年；穆王五十年，己巳，元前952；均不合。
昭王四十二年出家，年十九，则应生于昭王二十四年壬子，元前1029年，但非甲寅。
佛教徒关于佛生之年记载不同，颇多附会，汤用彤《佛教史》曾言之。此文亦其一例也。但可注意者：1年代大致不错，特别是秦汉以后，说明中国年代学的研究由来已久，而用干支纪年和共和以后谱牒不乱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中国历史的贡献。2过去僧徒对中国学问皆有一定的研究。
1957．11．30
6．人名地名读音
吐谷浑 “吐，从暾，入声。谷音浴。”（175卷，7页。《通鉴胡三省注》）
长孙平 “长，知两翻。”（176／6）
可汗 “可从刊入声。汗音寒。”（176／7）
龟兹 “龟兹音丘慈。”（176／7）
高颎 “颎，居永翻。”（177／13）
番禺 “番禺音潘愚。”（177／20）
靺鞨 “靺音末，鞨音曷。”（202／6）
单于 “单音蝉。”（201／6）
井陉 “陉音刑。”（202／7）
贞观 “观，古玩翻。”（203／7）
汜水 “汜音祀。”（204／4）“师古曰：……旧读音凡，今彼乡人呼之音祀。”
盩厔 “盩厔音舟室”（203／11）
邛州 “邛，渠容翻。”（202／11）
高丽 “丽，力知翻。”（202／11）
突厥 “厥，九勿翻。”（202／11）
吐蕃 “吐，从暾，入声”（202／6）
悒怛 “悒音邑。怛，当割翻。”（200／16）
涪州 “涪音浮”（275／18）
王说 “说，读为悦。”（278／14）
鄃县 “鄃音输”（190／9）
婕妤 “婕妤音接予。”（190／11）
鄜州 “鄜音肤。”（190／16）
骠骑将军 “马，匹妙翻。骑，奇寄翻。”（190／16）
辅公祏 “祏音石”（190／19）
乐浪 “乐浪音洛郎。”（190／22）
租庸调 “调，徒钓翻。”（190／25）
回纥 “纥音鹘。”（192／16）
回纥 “纥，下设翻。”（192／19）
骁卫 “戏，坚尧翻。”（194／16）
郦食其 “郦音历。……食其音异基。”（8／15）
栎阳 “栎音药。”（9／7）
夏说 “夏说读曰悦。”（9／9）
句残 “句音钩。”（10／16）
1954．11．11—12
7．大藏史传
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目录
2026—2033 略
2034 《历代三宝记》十五卷 隋 费长房 卷三帝年系至武德元年。
2035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 宋 志磐
2036 《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 元 念常
2037 《释氏稽古略》四卷 明 觉岸
2038 《释氏稽古略续集》三卷 明 幻轮
2039 《三国遗事》五卷 高丽 一然
8．释氏稽古略续集
《释氏稽古略续集》，明比丘大闻汇编，严尔珪校梓。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第四册，前有崇祯戊寅严尔珪序，大闻序。大闻，字幻轮，寿光人。书始元世祖终明熹宗，除僧史外亦有政治史，载明代有关僧人之法令。（二〇三七，903—953页）
21．1．23
六、墨
1．公库
（宋）何薳《墨记》：“陈赡，真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每斤止售半千，价虽廉而利常赢余。余尝以万钱就赡取墨，适非造墨时，因返金而以断裂不完者二十笏为寄……余宝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库转置，得百笏，自谓终身享之不尽。忽焉南渡，一扫无余……陈赡在宣和间已自贵重，斤直五万，比其身在，盖百倍矣。”（《学海类编》本，1页）
2．元墨
（明）项元汴《蕉窗九录》“墨录”之“朱万初墨”条：“杨慎曰：‘元有朱万初善制墨，纯用松烟……天历乙巳……以朱万初所制墨进，大称旨……文靖公赠之诗……’”（《学海类编》本，7页）
1957．12．14
3．墨官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时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学海类编》，3页）
案：墨官，《唐六典》未见，另考。
1957．12．13
4．墨
《大唐六典考订》，日本人据明正德本、嘉靖本考订。日本昭和十年（1935）京都帝国大学据近卫公府藏本影印。书前有享保甲辰，家熙序，即享保九年当清雍正二年，1724。
卷一，“左司郎中”条：“汉制……（尚书）丞、郎月赐赤管大笔一双，隃麋墨一枚。（注：‘《宋书》枚作丸。）’”（20页）
案：隃麋，汉县名，故城在今陕西汧阳县东。《元和志》称渝麋以隃麋泽得名，今湮，一作榆眉。
卷三，户部，“河东道”条：“厥贡：绢扇、龙须席、墨、腊、石英、麝香、漆、人参……潞州：墨、人参、花蜜、兔丝子……”（11页）
卷三，户部，“河北道”条：“厥贡罗、绫、平、丝布、丝（注：‘《通志略》丝作绵’）、凤翮、苇席、墨……易州墨、虁州（注：‘《通志略》虁作燕’）墨”。（13页）
卷八，“弘文馆”条：“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43页）
案：独无制墨之人。
卷十，“秘书监”条：“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笔匠六人。”（12页）
案：亦无制墨之人。
卷二十，“左藏令”条：“凡出给，先勘木契，然后录其名数及诸人姓名，署印送监门，乃听出。若外纳者，以墨印印之。”（16—17页）
卷二十，“右藏署令”条：“绛、易等州之墨。”（18页）“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纳禁令如左藏之职。”（19页）
案：易州墨见卷三，绛州墨未见。
卷二十二，“中尚署令”条：“每年二月二日进镂牙尺……每月进笔及捣衣杵，琴瑟琵琶弦，金银纸，须则进之，不恒其数也。”（14页）
案：亦不进墨。
5．世代作墨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学海类编》本，3页）
又，“宋张永……有巧思，纸墨皆自造，……供御者不及也”。（5页）
又，“唐末，陶雅为歙州刺史二十年，尝责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9页）
案：据此可知唐末生产不多，且有官征之劳。
《文房四谱》后序题雍熙三年（986）。
（明）董其昌《筠轩清闷录》卷下“叙造墨名手”条，引陶九成：
奚鼐 奚鼎 奚起（鼐之子）、李超（奚鼐之子，南唐赐姓李氏） 李廷珪、李廷宽、李承宴（皆李超之子，原文作李起，误） 李文用（李承宴之子）
李惟庆、李惟一、李仲宣（皆李文用之子）（14页）
耿遂仁 耿文政、耿文寿（皆耿遂仁之子）（14页）
李世英 李克恭（李世英之子）
邱可行 邱世英、邱南杰（皆邱可行子）（14页）
（宋）何薳《墨记》“杂取桦烟”条：“三衢蔡瑫虽家世造墨而取烟合胶出众工之下，其煤或独取桦烟为之，止取利目前也。”（7—8页）
1957．12．13
6．明代墨
（明）沈德符《飞凫语略》“新安制墨”条：“近代惟新安罗龙文所作，价逾拱璧，即一两博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盖墨之能事毕矣。”（《学海类编》，103册，8页）
（明）董其昌《筠轩清闷录》下“叙造墨名手”条：“我朝墨定当以罗小华鹿角胶为第一，龙柱次之，华山松又次之。宣庙尤妙。方正、邵格之、方于鲁辈，可供日用，不堪传世。”（同，14页）
又，注云：“于鲁墨不及小华，所刻谱颇奇绝，堪供闲燕清赏。”
《飞凫语略》“新安制墨”条：“孙司礼隆在江南所造‘清谨堂’颇精，以出内臣手，不为银泓所贵，然入用自佳。”（9页）
1957．12．14
7．明人以墨为馈遗
（明）沈德符《飞凫语略》“新安制墨”条：“今徽人家传户习，凡程郑素封，竞造墨馈遗，为朱提紫磨伴侣。诸贵人轻之，滕置高阁，间以给佐掾舆台急需，文房雅道扫地尽矣。”（9页）
案：在宋代已有之。何薳《墨记》：“大观间，刘无言取其（指苏浩然）制铭，令沈珪作数百丸，以遗好事及当朝贵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制。珪作此墨亦非世之墨工可及，实可乱真也。”
《墨志》，崇祯时宣城麻三衡（孟璿）纂。“古人用墨多自制，故工者不显。自唐以后，姓氏稍稍出。”
8．松烟墨与油烟墨
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墨》：“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贮沈耳。自后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唐高丽岁贡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胶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廷珪初名廷邽。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伪也，墨亦不精。宋熙丰间（神宗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元祐间（1086—1093），潘谷墨见称于时。自后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斋、齐峰、叶茂实、翁彦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实得法，清黑不凝滞，彦卿莫能及。中统至元以来，各有所传，可以仿古。”（10页）
唐（凡列祖敏等七人）；南唐（凡列李超等十九人）；宋（凡列张遇等二十九人，其中有：叶世英，尝造德寿宫墨；叶邦宪，尝造复古殿墨；刘士先，尝造缉熙殿墨）；元（潘云谷〔清江〕、胡文中〔长沙〕、林松泉〔钱唐〕、于材仲〔宜兴〕、杜清碧〔武夷〕、卫学古〔松江〕、黄修之〔天台〕、朱万初〔豫章〕、丘可行〔金溪〕、丘世英、丘南杰〔皆可行子〕）。（11—12页）
1957．1．17
9．制墨致富
《新唐书》一一一《王方翼传》：“方翼尚幼，杂佣保执苦不弃，日垦田植树，治林垠塈，完墙屋，燎松丸墨，为富家。”（贞观中）方翼死于武后时。
《张说集》一六《王方翼神道碑》：“储无斗粟，庇无尺椽，公躬率庸保，肆勤给养，垦山出田，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畴千亩，二年而厦屋百间，三年则日举寿觞厌珍膳矣。”
1956．9．6
10．制墨书籍
《墨史》，元，陆友，二卷；
《墨谱》，宋，李孝美，三卷，又名《墨苑》；
《墨法集要》，明，沈继孙，一卷；
《墨表》，清，万寿祺，四卷，卷四为《古今墨论》，见所著《隰西草堂集》卷四；
《墨考》，明末，姜绍书，见所著《韵石斋笔谈》卷下；
《墨说》，宋，何薳，见所著《春渚纪闻》卷八，又称“记墨”，但卷首目称“《墨说》附”，《学海类编》专收《墨说》；
《墨谱》，明，方于鲁，六卷；
《墨苑》，明，程君房，十二卷；
《墨林》，清，曹素功，二卷；
《涉园墨萃》，民国，陶兰泉，《汇刻丛书》；
《文房四谱》卷五《墨谱》，宋，苏易简，《学海类编》；
《蕉窗九录》二《墨录》，明，项元汴（子京），《学海类编》；
《飞凫语略》“新安制墨”条，明，沈德符；
《筠轩清闷录》卷中《论墨》第四，卷下《叙造墨名手》第八，明董其昌，《学海类编》；
《墨经》，引见《蕉窗九录》；
《墨书》，引见《蕉窗九录》。
1956．10．11
11．石墨
《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四部丛刊》本，9页）
案：此台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铜雀、金虎、冰井，所谓三台也。此所谓石墨即煤也。
《文房四谱》（宋苏易简）卷五引顾微《广州记》：“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学海类编》101册，1页）
又引戴延之《西征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书，故号焉。”（2页）
又引《括地志》：“东都寿安县洛水之侧有石墨山，山石尽黑，可以书疏。”（4页）
《全晋文》卷一百二，陆云三《与兄平原书》：“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1页）。（原注：“本集又略见御览六百一。”）
案：此三台即铜雀、金虎、冰井也。中句殊费解。文句亦与他书不尽同。再校。
1957．12．13
12．方于鲁与程君房墨
（明）沈德符《飞凫语略》“新安制墨”条：“新安人例工制墨，方于鲁名最著。汪太涵司马与之连姻，奖饰稍过，名振宇内。所刻墨谱，穷极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出，几超而上之。两人贸首深仇。程墨尝介内臣进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则方力也。程亦刻墨苑，斗奇角异，似又胜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学海类编》103册，本书，8—9页。）
13．方于鲁二首
“于鲁初名大滶，后以字行，改字建元，歙布衣，有《佳日楼诗集》。”
诗话：“古人制墨率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诸庐山，唐则易州、上党。自李超徙歙，张谷徙黔，皆世其业。其后耿仁遂、髙庆和、戴彦衡、吴滋、胡智率多歙人。明则罗文龙少华、邵正己格之、程大约君房辈咸以制墨称，而于鲁所制最夥，上自符玺、圭璧，下至杂珮，凡三百八十五式，刊成国谱，曾上呈乙览；所造云笺，匪止成都十样；尝以百花香露和墨，自作长歌。世但目为墨工，然汪伯玉曾招之入丰于社。”
“《送张山人归越》：雉子斑斑麦正齐，黄梅四月雨凄凄，新安江上携尊酒，送尔看山到浙西。”
“《璞石席上作》：十年不惯出家门，千里来逢故旧存，正值江干春未晚，蒌蒿荻笋煮河豚。”
方于鲁，歙人，初名大滶，后以字行，改字建元。初学为诗，汪道昆招入丰于社，奖饰甚至。后得程君房墨法，乃改而制墨。其法不以豨膏而用桐液；和墨不以漆而用广胶；解胶不以梣皮而用灵草汁，名重万历间。著有《方氏墨谱》，与君房相轧，世两讥之；又著《方建元诗集》。子嘉树能世其业。
（《中国人名大辞典》）
“李陈氏，所造有‘烟霞侣’墨；陈乃大年堂药肆之人也。”
“叶玄卿、吴去尘俱有名。清初歙人，岁贡生曹素功，字圣臣，能传程、方法制“紫玉光”、“天琛”、“苍龙珠”、“天瑞”、“豹囊”、“从赏”、“青麟髓”、“千秋光”、“笔花”、“岱云”、“寥天一”、“薇露”、“浣香玉”、“五珏”、“文露”、“紫美”、“漱金”、“大国香”、兰烟”十八种，盛行于世，后之制墨者皆宗之。素功裒采一时投赠诗文，为《墨林》二卷。”
（《骨董琐记》卷二，三联版，50页，“程君房、方于鲁”条）
“程君房、方于鲁皆歙人，善制墨。于鲁成《墨谱》六卷：分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洪宝六类。上自符玺圭璧，下迄杂佩，凡三百八十五式，倩名手摹绘，备极精巧，系以题替。君房亦作墨苑十二卷：分玄工、舆地、人官、物华、儒藏、淄黄六类以争名。墨苑内绘“中山狼”即诋方也。程墨后介内五当，致之神庙，方恨甚。会程杀人索狱，方力挤之，程卆不食苑。沈德符飞凫语，所叹为星兵，墨跃等也。于鲁能诗，与汪道昆唱洲，入“丰干社”著有《佳日楼集》。程字幼博，又字大约。方字建元。与方程齐名者有槜 ……”
（《野获编》卷二十六，12页，“新安制墨”条）
14．“九元三极”墨
“方于鲁造‘九元三极’墨，自谓前无古人。程君房与之竞胜，遂构嫌衅，见方观承《题曹素功艺粟斋墨歌》自注。”
（《骨董琐记》卷四，三联版，109页）
15．清谨堂墨
刘若愚《酌中志》：“万历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多学善画，曾刻《通鉴总类》、《中鉴录》等书；所造‘清谨堂墨’，款制精巧，犹方于鲁、程君房，而剂料精细，为殊胜焉。神庙最重之，今不易得也。按隆号东瀛，为江南织造，曾葺西湖诸胜，亦好事者。”
《骨董琐记》卷四，114页）
16．印章
明陈汝锜（字伯容，号真吾，高安人，万历明为建阳县训导）《甘露园短书》卷五“国朝印制”条：“国朝授制俱青色，无等杀。印制则二品以上俱银印，三品以下除顺天应天二府外，俱铜印。其印纽：将军虎纽，余俱直纽，惟监察御史纽有窍。其文：内阁玉箸，将军柳叶，余俱九叠，惟监察御史八叠。其方：一品三寸四分，以渐杀，至九品方一寸九分，惟监察御史最小，方一寸五分。又公差官俱用关防，惟监察御史用印。各衙门，俱一印，惟监察御史五印或十印。瓜时，代者佩印出，前人佩印入。”（康熙刻本，207页）
1957．11．16
《纪录汇编》卷一百七十六《四友斋丛说摘抄》卷三：“两京小九卿衙门，首领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独无印。见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佥名回各司手本，于事体颇觉有碍。或以为翰林院原隶于礼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国子监皆隶礼部，亦只是首领官行，不应翰林院独是堂上官与各司对行。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五经博士则以专经待问，典籍则掌中秘书，侍书则以善书者充，待诏则或以工画，或以能棋，各守技业，以备祗应。独孔目无专职，总领一院之事，以听掌印学士之政，则孔目实首领官也。但翰林院最为近幸，若品级又尊，恐嫌于逼。故学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递降，至待诏秩从九品，则孔目正应为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门，司务只九品，则孔目只应未入流。此皆朝廷亲幸之臣，岂当以品秩为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当有印，则给以条记行亦无不可。”（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