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谁想要一幅关于国家之间的一致或任何国际合作关系方面各种困难的缩略图，那么，为中国提供资金的银行团能够完全满足他的要求。没有谁在亲身经历以前会相信，对一些简单的问题能有如此多相互对立的解释或者能产生如此多的相反意见。无论从哪个角度对它进行探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看起来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角度问题——总是有相反的主张和相反的畏惧。比如，每一天，广义地说是美方团体，狭义地说是拉蒙特（lamont）先生和斯蒂文斯（stevens）先生，都受到在中国与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指责，说他们对它的条款维持保密状态。尽管如此，看来似乎可靠的报道宣称，以美国国务院为后台的美方团体，从协议签字之日起就把它完全公之于众了。这先后受到了日本人和英国人的阻挠。最近，据称美方的要求一直是足够成功的，所有的文件都已经送达中国政府并且得到了公布。事情就是这么回事。

“正如人们也许已经料到的那样，协议的条款是如此专门化，以至于它的公布虽然堵住了敌对批评的一个源头，却并未使银行团（consortium）的目标与方法得到突出强调。”因为这些条款构成的，当然是各个银行业集团之间的一个协议，而不是中国政府参与其中的一个协议。如果可能的话，只有在与后者签订某种实质性协议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拥有用来作出判断的充分资料。

同时提一下各种相反的意见，如果不能使人得到启发，至少也能让人娱乐一下。受人尊敬的日本政治家们，一俟协议签订，就宣称日本对满洲的各项要求得到了银行团中其他国家的承认，它在那里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日本的官方新闻通讯社——国际通讯社（kokusai）——在日本与中国都刊发了一篇据称是日本银行重要合伙人、横滨正金银行总裁的演说，这篇演说对由日本加以确保的各项保留权利作出了一个明确和几乎是详尽的声明。数周之后，这位总裁完全驳斥了这篇所谓的演说。而国际通讯社从未刊登这篇反驳，也从未对这个不一致作出公开的解释。与此同时，美方的拉蒙特先生和英方的查尔斯·阿迪斯（charles addis）爵士已经明确否定了这篇赞成日本保留权利的演说，并对日本政治家们作出让步的智慧表示赞赏，但后者并不轻易接受这种赞赏。首相原敬 [3] 和外相内田 [4] 最近均反复强调，要求对于满洲的问题给予日本适当满足，虽然是以更有分寸的词句。

与此同时，银行团在日本被指责为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设法压制日本在亚洲的正当愿望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则被指控为美国对日本的一个妥协。他们问：究竟为什么，美国要同意日本成为合伙的一分子呢？为什么不坚持主张完全排除日本呢？如果真的接纳日本，那么为什么容许日本保留其在满洲的铁路权，而同时又通过银行团的贷款，允许将日资引入它尚未深入的内地呢？——他们引以为参照的，是规划中通往四川的铁路。因此，这同一个方案既是通过铁路与银行钳制日本征服中国的一招，又是伴随另外三个签约国的共谋而扩展日本在中国影响的一个手段。中国民众的对立情绪为这样一个事实所加强，即目前日本在华利益因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单独出借的贷款而得到确保，这种贷款在银行团存在的条件下将变得不可能。权衡变通之法还尚未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政治习惯。

正当美国一些自由主义人士指控银行团是金融帝国主义、美国这么干是为了参与一项对外国的金融掠夺时，银行团在中国却受到了商业利益集团的指责，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的商业集团，说它是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又一个部分、一个为了拯救中国使其不再成为国际特权持有者的逐鹿园的乌托邦计划。这是因为，通过使加入银行团的这些银行承诺只通过国际合作来发放贷款，实际上使美国政府保证只对这个团体加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限制了被婉转地称为（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自由竞争和私人企业的东西。换句话说，有一些美国商业集团已经意识到中国官员愿意出让他们国家的物产来换取可以用于充实自己腰包的贷款，而相应地，他们也认为，任何将会限制其掠夺行为的计划都是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我们还可以公平地加上一句：他们的反对，似乎由于中国官僚方面的支持而有点像是“加速的”。

目前境况的另一个滑稽之处在于，中国官僚在反对银行团方面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在进行反对银行团的集会和游行，理由是银行团将要贷款给中国政府，而这些钱会被用于政治目的。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广东人和南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另一方面反映着中国民众的态度。官员们对银行团的反对是很容易理解的。已经得到一再强调的是——并且还得到了斯蒂文斯先生、美国银行业集团在中国的代表的强调——不会有任何贷款被用于行政或政治的目的，而仅仅用于建设目的，比如修建铁路。所有这些贷款都将受到仔细的监督与核查，以保证它们确实被用于事先定好的目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澄清。中国人的反对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即他们对其本国政府官员的恐惧与怀疑，仅次于他们对日本的恐惧与怀疑。

顺便提一下，如果银行团取一个另外的名称，本来可以产生一种愉快的心理效应。因为“银行团”这个词在中国人头脑中是与借出了所谓“善后大借款”（reorganization loan）的那个银行团联系在一起的，那笔“借款”被袁世凯用来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手段。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银行家成为那个银行团的合伙人，却带头组建一个新的银行团，这一点与那个可怕的名称——“银行团”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即使是比较有头脑的中国人，也更相信美国的善意而不是它的智慧与技巧；并且随意地预料，当开始具体行事时，其他国家的合伙人会凭借他们更加丰富的经验与政治手腕把美国的计划完全打乱。

当人们讨论排除中国银行家成为银行团成员这个话题时，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政治-金融状况的一些启发。在与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交谈中，我像其他美国人一样，表达了对没能包括他们本国银行家的遗憾，得到的回答是极具启发性的。自由主义的中国人说，这样一种银行团最终会证实他们的担忧，因为最自然地被包括进来的银行集团会是“政治银行家”。中国官员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自我洗刷的方法。政府拨出的钱被用来建立银行，然后这些银行以过高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如此循环往复。另外，这些银行自然而然地在支撑政府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在强有力的金融影响和腐败的半军阀性质的官僚之间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正是祸害中国政治的原因。外国给中国政府的贷款利率经常是不公平的，明摆着的贷款8%到10%的利率加上10%到15%的贴现，这看起来似乎很难说是合理的。但是，这些利率与国内贷款的利率一比较就相形见绌了，在后者那里，20%到30%的利率不算什么稀奇事。这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还补充说，如果那些人们不加区别地称为上海银行家或工业银行家的人能有一线希望被包括进来的话，情况就会非常不同；但在目前的事态下，看不出有任何这方面的可能。

本文的篇幅允许对眼下的情形再作一点谈论。在银行团的反对者们把它描绘为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借贷款、几乎想把贷款强加于中国头上的同时，它的美方代表们，自从拉蒙特先生到访中国之日起，一直在否认有这样做的热望。他们一直在说，等待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具体建议；他们一直在肯定，如果中国在财政上能够自给自足，并且从未寻求银行团的资助，那么，美国银行家们将会极其满意。对于这些陈述，人们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受的，因为它们是对银行家们不同寻常地表现出来的博爱的一种巨大讽刺。一些被认为代表着美国在华利益的报纸，在这些讽刺性的表达方面一马当先。银行团的美方代表说美国国内对剩余的资本有巨大的需求；说在中国的投资眼下并不特别吸引人；说各个银行不拥有将永久性地投在中国的资金，而必须把它们的投资引向大众；说美国银行家们主要是受到这样一种热望的鼓舞，希望把中国变成工业上独立的一个消费国，并通过特定国家之间的让步停止对中国的瓜分。这些话不是受到公然嘲笑，就是遇到无动于衷的沉默。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局限于描述银行团所受到的待遇。现在，我试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轻信到了足以从这些陈述的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的程度。事实上，我相信它们指出了目前境况的关键所在。银行团不是由美国银行家们发起的，根据我的记忆，最初的推动是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来自兰辛先生 [5] 任下的国务院——他当然非常熟悉海约翰 [6] 的中国政策，并对使它成为现实而不是像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所是的那样成为一纸空文很感兴趣。简单地说，由于涉及了美国政府一方，这个动作与其说是金融的，毋宁说是政治的。并且，它涉及的政治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代表所有国家的外交官们都极其愿意说出口的这条原则：维持门户开放，并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显然，这一政策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为了“行政的目的”而由各个国家单独发放的贷款，以及它会导向对瓜分中国的让步。日本、大不列颠、法国与英格兰在这场战争中是盟友，德国和俄罗斯自动地在其之外，这一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把所宣称的政策付诸实际，而不是使其成为一种诚心诚意的词句。兰辛先生抓住了这个机会。

简而言之，银行团的政策存在于两头之间，即政治的一头和金融的一头。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它可能遭遇各种危险。这一事实为日本、法国与英国的政治金融利益集团所熟知，即使它为中国人的情绪和美国人的公众舆论所忽视。因此，美国是在被具有讽刺意味地称为银行团的机构中唱独角戏。它的政策遭到了它所意图造福的那个国家官员们虽然通常是秘密的但却是主动的反对，并在民众中间受到漠视与怀疑。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不像能够在银行团发放的贷款中为它们的份额提供资金。它们的份额必定由美国投资者来出。这是一种从严格的经济角度出发多少有些风险的投资，而美国投资者并没有隐藏从政治上为这种不情愿的投资得到补偿的野心。银行团的条款有效期是五年，如果它的运作能拖上五年之久的话，那么，法国和英国也许会出于自己的考虑而恢复它们的生意。

同时，我们新近的“伙伴”英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声望与影响在远东地区增长。即便它的不悦不像日本那样如此公开地满世界宣扬，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反对不那么有效。

附带说一下，有一些迹象显示：人们将会推动这个新的管理机构去修改它的条款，这个推动部分地源于号称为中国的利益说话而实际上是为中国官员的利益说话的那些集团，部分地来自银行团中的一些其他国家，以使它成为被称作太平洋地区问题“永久解决”的一个部分。英日同盟的恢复，几乎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了。如果能够有一种政治的、重建的或者行政的贷款，那么，中国人的主动反对将会消失；民众仍将反对并对美国怀恨在心，但无疑会像默许他们所憎恨的许多东西那样，默许它的存在。这样一种贷款，对美国公众来说，可以被描绘为对中国需求的一种明智而善意的让步，以及对目前银行团政策的那些生硬条款的一个改善。再顺便说一句，满洲、山东和西伯利亚的问题会被提出来讨论，并且为了和平的目的，就日本经济扩张的需要问题要求一种宽宏大量的承认。

回顾上文所述，可以总结说，银行团的前景并不光明。然而，它的明显失败，却可能标志着一种真正的成功，只要目前的政策不变。如果能在中国封锁或禁止外国的掠夺性贷款，即便在这五年的时间里，而与此同时，银行团什么也不做，那么也许就开了一个先例，使这类贷款在今后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变得困难了。这种效应也许会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依赖其自身。中国能够发生的最好情形将是：在一段时间内经受饥饿疗法，并凭借自身的能力来面对自身的问题。数周之前，一个不是由政治性的银行组成的银行集团发放了一笔用于购买铁路枕木的贷款，它附带着一个严格的对支出进行监督的条件，比外国集团所能做到的更为严格。它也附带着一个公开的警告：如果贷款的资金没有老老实实地得到应用的话，就要进行对抗政府的政治活动。要说如果银行团不是眼下可以考虑的唯一选择，贷款无论如何不可能采取这种形式，这或许有些过头了。但是，银行团的存在无疑促进了一种正当的国内贷款的产生。这是银行团也许成功的一个迹象，即使它失败了——也就是说，没能发放贷款。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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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77—82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6期（1921年），第178—180页。

[3] 原敬（hara takashi，1856—1921），日本政治家，1918至1921年间担任日本首相，是日本首位平民出身的首相，但在任内被暗杀。——译者

[4] 内田（uchida yasuya，1865—1936），日本政治家。——译者

[5] 兰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美国律师、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译者

[6] 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私人秘书，后于麦金莱和老罗斯福时期任美国国务卿。他反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主张“门户开放”政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