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主持5月15日的最后会议——提供许多车辆给远征军——与蒙哥马利将军一起用晚餐——给勒克莱尔师团用的车辆——进攻第一天，气氛越来越紧张——我计划在军舰上观看海军发动炮轰——国王想一起去——5月31日陛下给我来信——在地图室的讨论——6月2日，陛下来信——我的回信——综合评价——天气条件叫人产生忧虑——在朴次茅斯和索伦特湾，贝文先生、史末资和我察看部队登船——预报的天气更加不利——史末资元帅的记忆——6月4日早晨四时十五分，艾森豪威尔做出延期一整天的决定——罗斯福总统来信——我6月4日的回信——艾登先生和戴高乐将军来了——戴高乐将军情绪激昂——6月5日早晨四点，艾森豪威尔下最后决定：此战定乾坤——德军受到恶劣天气的迷惑——大型舰队驶出大海——战争的顶峰

我们5月15日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伦敦圣保罗学校举行的，因为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设在那里，这天是星期一，还有三周时间才是进攻第一天（d day）。到场的有：国王、史末资元帅、英国三军参谋长、远征军的司令官以及他们的众多主要参谋。为了使观察者一目了然，诺曼底海滩及其附近大陆的地图放在了讲台的一个斜面上。解说作战计划的高级军官可以在地图走动并且能指明所有界标：这地图构造得非常巧妙。

开幕词是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演讲的，上午的会议结束、中场休息之前，国王陛下还做了最后发言。“我越来越对这次战役抱以坚定的态度了。”这是我在会议上发言内容中的一句。这句话被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写的一本书 中误解了，他是这样理解的：对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我以前是反对的。其实我是想说：“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在莫斯科规定的条件没有全部得到满足。我仍然希望，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就全力发动进攻。” 请读者再去浏览本卷第三十三章，会发现这句话在我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提到了，而且我是如上解释的。

蒙哥马利台上的演讲是令人鼓舞的。众多海、陆、空三军的司令官的其中几位，还有首席后勤军官也都讲话发言。已经详细安排好了部队登岸后的后勤工作，首席后勤军官在他的演讲中对它做了细致说明。人们肯定会有所惊异：各种随军装备和用具的数量实在太大了！因此我想起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说的——在“火炬”战役的第一批的空运中，甚至连牙医的手术椅也被运至可尔及尔——故事。这次也有例子，我被告知，光是准备渡过海峡去担任记录工作的军官和办事员就有两千名；在登陆后二十天，必须为每四百七十七名上岸人员配备一辆车，每辆车还要配备司机和相应维修人员，我还收到了记录这些内容的表格。

填补伤亡士兵的人员没有算在内。

虽然炮车、装甲车和坦克车等等作战车辆都包含在这些数字之内，但是，我仍然可以清晰回忆起先前安齐奥滩头堡的拥挤场面。我认为其中有太多的各种摩托车和非作战车辆，而且这引起了我极度关注，我思考再三，决定让伊斯梅给蒙哥马利去信说明这点。伊斯梅执行了我的意见。5月19日，这天星期五，我要去巡察蒙哥马利将军司令部，所以我决定届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报道扭曲了这次会见的事实。报道说道：我被蒙哥马利带到了书房里，他还劝告我，不能和他的参谋人员谈话；他曾想以辞职要挟我，好令我放弃在这个最后关头改变运输计划的主张；我已作妥协了，而且在离开以前还告诉他手下的军官们，蒙哥马利不让我和他们谈论。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事实进行阐明。

蒙哥马利在我用餐之前，提出与我单独谈谈的要求，于是我走进他的房间。他的确说过，在眼下这个只有十七天就要开始发动进攻的阶段，很难再对运输规模进行调整，但是我想不起我们具体都谈了些什么。但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用辞职来要挟我，不仅在这次谈话中没有，而且在我和他整个战争时期的多次谈话中也没有，我对此可以肯定。而且，我和他的参谋人员发生对立的情况也根本没有发生过。况且，这种做法也绝不是我可以忍受的。我们谈完就一起去吃晚餐，现场大多是蒙哥马利将军的个人幕僚，一共也就八九个人。从始至终，气氛都是很和谐的。当天晚上，我曾在蒙哥马利将军的私人著作中题词，是他这样要求我的。我的题词如下：

最伟大的冒险将在本书中展开，我必须写下：所有的事都会顺利进行，全军的组织和装备，士兵的英勇和将领的韬略，二者将会互相衬托、相得益彰。我对此矢信不渝。

我和其他重要战役前夕一样的心情写了这几句话，它们也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可以补充道：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突击的最初阶段中，运输车辆占有的比例太过高于参战士兵了，时至今天，我依然持这个意见。而且，不管从承担的风险来看，还是从具体执行过程来看，这次战役都有所损失。

同时，另一个计划也在我牵挂之中。于情于理，应该使法国人民看到，在法国的土地上，法国人民的部队再次战斗起来了，这次战役的目标是解放法国，所以我们要尽快使一个法国师登陆。很长一段时间里，勒克莱尔将军麾下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多次在北非战场建立功勋，他们也应该在主要战役中和我们齐头并进，而且我3月10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戴高乐。参谋长委员会自那时起就一直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艾森豪威尔希望这个师能加入战斗，而且威尔逊将军也没有准备让它再进攻里维埃拉。怎样才能把它调到英国并按时装备好它？这是一个问题。调动部队没有什么困难，难的是怎样使有限的船只舱位容下它们的装备和车辆并驶回英国。英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联系上了驻阿尔及尔的盟军司令部，之后由当时从地中海驶回英国的登陆艇把他们的大半装备和车辆运回来了。但是，英国参谋长委员会4月4日的报告显示，他们大概还有两千辆车辆的短缺；英军车辆倒是可以分给它们，但是那样一来，给艾森豪威尔提供给养时就会有许多麻烦。无法把美国车辆从英国境内调出来，从美国也不行。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在几天以后宣布的结果。也就是说，正是缺少这些占众多车辆极小部分的车辆，完成登陆很久以后，法国装甲师才可以参与作战。和我同样失望的还有艾登先生。我在5月2日呼吁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亲笔信中说道：

1944年5月2日

勒克莱尔师团的需求请你尽量满足，你有大批运输工具，可以分调一些给他们。这真的会影响到法军能否重新进驻法国。竟然为十二万五千人配备了两万三千辆车辆，这个安齐奥战役的数字你还记得吗？登陆过程因为运输这些部队和车辆出现很多困难，它们仅仅前进了十二英里。

我很抱歉如此强烈地向你提出这个要求。但是，请你务必在谨慎考虑和进一步研究后，再决定是否答应我的要求。

看了艾森豪威尔的回复，我放心了。

1944年5月10日

关于勒克莱尔师团的运输情况，我的参谋人员已经和勒克莱尔将军讨论过了，我也详细思考过了。

该师自己的一批车辆已经运到这里，5月15日前又运来一些，经我核查，近乎所有的履带和装甲车辆都算在内，该师现有车辆总共一千八百辆。另外，正在运输的车辆大概还有两千四百辆。根据目前计划，6月12日以前，以上车辆都会被运到英国，但有四百辆不在其内。剩下的6月22日之前也会运到。勒克莱尔将军说，用于目前训练的物资是足够的，而且，美国第三集团军也在支援他，因为他是由该集团军来管的。该师的普通补给得到很好供应，如果它们的车辆运来以后还是略不足，美军方面会解决的，而且给养问题也会一并解决。我相信，在参与作战之前，该师的供给会得到为其制定的运输和装备计划的适当保证。

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这次的进军路线是：乍得湖—巴黎—贝希特斯加登。

进攻首日越来越近，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从敌人此时的任何行迹来看，我们的机密依然没有被看穿：4月末时，两艘正进行演习的美国坦克登陆艇被敌人击沉，这是他们的一次微小的胜利，然而，敌人没有想到，这件事背后是我们的进攻计划；我们在5月间发现，瑟堡和勒阿弗尔有一批轻型的海军船舰前来增援，同时敌人在英吉利海峡的布雷活动有所增加，但是不再有进一步动作，一般看来，他们等着摸清我们计划的方向。

形势快速发展，也不再有什么波澜，越来越接近顶峰。国王陛下5月15日的会议之后，部队开始集中港口，对每个突击部队进行了巡察。各下级司令官于5月28日接到6月5日发动第一天进攻的通知。从此刻开始，所有参与突击的人员不是在舰艇上“封门不出”，就待在岸上营地和集结地点。一切邮件不准再收发，而且个人紧急事故之外的所有私人通信，也都被禁止。6月1日，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在拉姆齐海军上将指挥下展开，他的需求成了所有本土各港口的海军司令官工作的出发点。

在这个历史性战役展开之前，先进行的轰击行动，我要求拉姆齐海军上将制定一个计划，以方便我在一艘巡洋舰队的军舰上观看，我觉得这是可以允许的。他的安排是：在进攻首日前一天的日暮时分，我登上英国军舰“贝尔法斯特”号。从克莱德湾出发的这艘舰，在经过维茂斯湾时会停靠一下，为了汇入它的舰队，然后它会快速前进。该舰是一艘中路的英国海军部队的炮击军舰。为了观看黎明时的突击，我要在该舰上睡一晚。只要在水雷没有完全排除的水域足够谨慎，我随后会在舰上巡察滩头地带，再然后我会转到一艘已完成自己炮击任务、回去重装炮弹的驱逐舰，返回英国。

但是，拉姆齐海军上将觉得他必须让最高统帅知道这个草拟中的计划。对于我这种冒险行为，艾森豪威尔坚决不同意。这份责任他无法承担，即使他是最高统帅。我叫人告诉他：这次战役英国部队的最高统帅是他不假，我们承认，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承认的是，他拥有决定英国皇家海军船舰上作战人数的权力，因为英国海军的数量是美国海军的四位。这与他在自己著作中讲到的一样。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他表示认同，但强调了一点，就是如此一来他必然要担心更多。从事态发展的规模来看，似乎出现这种情况显得不和谐，而且从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说，也不该出现。然而我自己也有责任在身，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事我应该自己定夺。于是就确定要进行此事。

然而，因为一件事情的出现，情况变复杂了：国王在5月30日，星期二这天举行每周一次的午宴，我也参加了。进攻首日你会在什么地方？陛下如此问我。我计划登上一艘我们巡洋舰队的军舰，去实地观看炮击战，我回答说。紧接着，陛下表示他也要观看的想法。他特别想有一次重拾年少经历的机会，但是日德兰战役之后，他再也没有亲赴阵线过，只不过当中有一次遇到空袭。我谨慎思考了这件事，而且愿意交给内阁处理。内阁的一致意见是，必须先和拉姆齐海军上将商量。在这里我对此事详加叙述，是得到国王陛下批准了的。

国王在同时决定他和我都不应该去。他表示极度失望，还给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白金汉宫

1944年5月31日

亲爱的温斯顿：

在我们昨天的谈话中，你我二人计划在进攻首日前往某个地方（观战），经过我后来的左思右想，现在已作出不该那样做的结论。如果你不巧被一枚炸弹、鱼雷，甚至水雷击中，会有什么后果？现在正是关键时候，你若辞世，对我个人、对整个盟国的事业来说，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一点我认为不必再强调了；如果一国君主在眼下发生变化，对我们的国家和整个帝国来说,这样的事也是同样严重。我特别认真请你再三斟酌你的计划，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你我都热切希望实地去看看。不管我们怎么解释，我们乘坐一艘或几艘军舰亲赴现场，都一定会使负责指挥战舰战斗的海军将领感到为难，这一点我也意识到了。

于是，我不得不依据以上条目下此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当局普遍能做的就是待在家里，静等消息，这才是正确的。我迫切希望你考虑这个问题时也采用这样的观点。其他一切问题先放一旁，我一想到你有可能不能再辅助我、指引我，就极大增加我对眼下这个时期的担忧，即使这种可能性微不可察。

你最忠诚的国王乔治

紧接着又有一封信：

白金汉宫

1944年5月31日

亲爱的温斯顿：

明天下午我和你会面，所以希望你不要回信给我了。你如何回应我前面的信，可以到时再谈。之后我们会与拉姆齐去见面。

你最忠诚的国王乔治

6月1日下午，我和拉姆齐海军上将在首相官邸附属建筑的地图室里恭候着国王，三时十五分，艾伦·拉塞尔斯爵士陪同而至。拉姆齐海军上将对“贝尔法斯特”号军舰在将进攻首日早晨进行的活动，也做了说明——国王前来意欲何为，他当时并不知道。据他所言，无法在该舰上看到太多实战情况，而且乘坐起来还要承担不小的风险。国王陛下是不是也可以乘“贝尔法斯特”号战舰出海？我们想听听他的想法，于是，我此时请拉姆齐海军上将先回避几分钟，我们好趁机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不同意这一举动，而且他的回答是迅速的、坚定的。我当时说的是，“我觉得必须要参考内阁的意见”，而且还计划通知他们拉姆齐海军上将说的危险情况。我又说，“内阁肯定不会提出让国王陛下前往（战场）的建议，我怎么会怀疑这一点呢？”拉姆齐在此时离开了。“我不能去的话，那么你自然也不该去。”国王这样说。我的回复是：“作为国防大臣，我过去是为了承担我的职任。”“一脸不忿”的艾伦·拉塞尔斯爵士说：“如果国王的首相在英吉利海峡殒命并沉入深海，那么这个消息必然会增加陛下的焦虑。”正如国王所描述的那样，“我觉得并不用冒很大风险，再说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如此回答。艾伦爵士说，他从来都认为，没有国王的批准，无论是陛下哪一个大臣，都绝对不许离开自己的国家。我回答说，我要坐的是国王陛下的战舰，所以你这么说是不合适的。拉塞尔斯又说，也有战舰航行太远超出领海的可能性。后来，国王就回到了白金汉宫。

6月2日这天是星期五，我、史末资元帅、欧内斯特·贝文先生、伊斯梅将军和我的随行人员在早晨踏上了专用火车，前往朴次茅斯近郊的铁路侧线，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就在旁边。国王的另一封信在我们刚刚要出发的时候传到我这里了。

白金汉宫

1944年6月2日

亲爱的温斯顿：

不要在进攻首日出海！我要再次这样呼吁你。既是国王又是三军统帅的我，年轻于你；我本身就是一个水兵，如果能出海我再高兴不过了；可是我认为我应该留在家里。这些就是我个人的情况，请你斟酌一下吧。如果你做了我想做却做不了的事，你认为那是公道的吗？昨天下午你说到，国王最好通过御驾亲征亲临实战来重温以前的时光；我认为，如果这件事国王无法完成，那也不能由他的首相替他完成。

再说，由于你自己的地位，你将无法看到太多实战场面；巨大的危险可能会在你身边；在事态紧急的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而你却无法和下属见面；你在舰上必然会使舰队司令和舰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就算你想全力避免给别人增加麻烦，仍然是这样。这些你都考虑到了吗？我因你登舰航行而增添的焦虑是无法估计的，这一点我在前函中已经说过。而且你的内阁同僚可以以此为由，对你的行为表示不满，因为你出海远行没有问他们是否同意，他们会因此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尴尬。

请你对整个问题再全面思考一番，请接受我最真诚的心。你自己对国家是承担着伟大责任的，虽然我对你的意愿十分清楚，但是请不要让你的愿望脱离这种责任。

你最忠诚的朋友国王乔治

当时，我的专车就停在了索斯安普顿郊外，没过多久，我就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我在当天下午去了他那里。他的帐篷和篷车就在附近的一个森林中巧妙地隐藏着。国王表示很关切，因为我没有回信。我只好放弃我的计划以满足国王陛下的意愿，而且，上午十一点半，我通过专线电话取得了与在温莎堡的拉塞尔斯的联系，来回应这方面的问讯，说明了以上想法。第二天凌晨，我一写完下面这封信，就派传令官火速送到温莎堡。

1944年6月3日

国王：

我必须请陛下原谅我没有早些回复您的来信。一直以来，我都在旅途中，而之前你的来信到我手上时，我刚好要踏上火车。为了使这封信在今晚到达陛下那里，现在正有一名我指定的传令官等候着。

根据英国的宪法，国王肯定是不能和臣民平等谈论的。关于这一事实，我确实不知道国王是否在来信第一段的叙述中充分思考过了。只有得到了内阁的许可，国王陛下才能听从个人意愿，登上一艘将要以炮轰形式作战的军舰出海；我是宁愿相信内阁肯定会竭力劝陛下不要出海的，而且这一观点我已经敬告陛下了。

反过来说，我不会认为内阁拥有约束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行动自由的权力，而且我觉得为了承担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去那里，也应该得到批准。肩负如此责任的我，可以冒多大风险，到什么界限适可而止，这些我都可以判断，这种判断力是我从众多重大事件的经历中获得的。必须在什么时候去什么战场了解情况？我必须具备判定能力，所以我要怀着非常诚恳的心情请求陛下，不要确立任何一条原则来限定我的行动自由。但是，这次我必须要听众陛下的意愿——其实是命令，因为陛下如此真切地担心我的个人安危，这是莫大的荣幸。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发现陛下是希望我仍可以服务于您，才会表达这种意愿或命令。陛下如此关心您这个卑下而忠心的臣子，正是这种心意出发来，虽然到现场观看炮击实况无法实现令我可惜，但是，我却对陛下的心意深表感激。

温斯顿·丘吉尔

我认为可以附带说一句，特别可怕的危险并没有在相关巡洋舰分遣队之中发生，这充分证明我的预测是没有偏差的。而按照艾森豪威尔将军宣称的，这支分遣队的伤亡是零。本来此事我不想再作论述了，然而他出于好意公布时，却无意之间走了样。

关于我在此类问题上的主张，或许我可以在此稍作解释，那可是我多年来的结晶。如果一个人要对战争中深层的和重大的问题做出决定，要鼓舞人心，可能就要亲赴某些危险，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影响力充分生效，同时承担最高责任。在其他人大批地被他派去献出生命时，这种行为会使他们要面对的一小部分危险分担到自己头上，这种安慰对他来说可能也是必需的。如此一来，他可以直面事态发展，也由此可以激发他的个人兴趣领域，进而提升行动力。各将领和其他的高级司令官们，应不时的尽量使自己亲临战场以观察实况和局势，这是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见闻中得来的见地。认为不能使重要人物的生命处在险境之中是可笑的，而且我多次看到这种谬论带来令人痛惜的失误。我认为，在面对这样的个人问题时，我有资格完全自主明辨我应如何担负我的责任，因为我对战争的意见和论据是相当重要和权威的，尽管我比任何人都看重我的个人安然。

这时，我们开始为天气担忧起来。天气只有几天是晴朗的，之后开始变化无常。为研究预测气象情况，自从6月1日起，司令官每天要举行两次会议。在进攻首日那天，云层过低，天气不佳，这是第一次会议上的预测报告。轰炸行动和空降部队的着陆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对空军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天傍晚，带着察看进攻地区天气情况的目标，第一批战舰从克莱德湾开往大海，并且另外两艘小型潜艇也从朴次茅斯启动了。到了6月3日，天气还是不露令人转喜的痕迹。西风日见疾促，波澜不兴的海面开始翻起波浪；阴云聚拢着，云层逐渐低下来。根据气象预报，6月5日还是一个阴天。

我于6月3日下午乘车到朴次茅斯，同行的还有贝文先生和史末资元帅。路上我们见到许多正在登上船开赴诺曼底的军队。我们登上一艘战舰，第五十师司令部设在此舰上。我们接着坐进汽艇，顺着索伦特湾，一一对每艘舰艇上船巡察。

我们回返时，经过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营房，停留了一会，并祝他事事易成。车上有一顿晚餐，开饭点比较晚，我们返回时，刚好赶上。伊斯梅在用晚餐的时候接听了比德尔·史密斯来电。听说很有可能战斗会推后二十四小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能在6月4日凌晨之前做出决定，这都是因为天气一天比一天差。同时，根据原来的计划，大型舰队的各个单位继续出海。

伊斯梅回来了，还带来令人悲观的消息。好像是一场雪崩，无法再使这次的作战行动停下来了。许多人都在索伦特湾观看了舰队的阵容，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苦恼不堪的是，这次行动可能会因为不断恶化的天气而被迫延期到6月7日后，同时，月亮和潮水的条件必须相互配合才行，但是这种条件至少以后两周里不会得到了。另一方面，为防消息泄露，明显要把已经领到指令的部队全都关在窄小拥挤的舰艇上，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种封闭。

火车餐桌上的每个人，虽然没有显露担忧之情，但是他们心里都已经有所感知了。史末资元帅以高昂的兴致发表着精彩的演讲。他给众人说起了布尔族人1902年在弗雷尼欣投降的往事：再战斗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成果了，他 苦口婆心、三番五次地这样对他的同僚们解释，唯一的出路就是请求英国人的饶恕；在他的一生中，那段时间最为难熬，因为朋友们都批评他是一个懦夫、一个失败主义者；然而最终和平实现了，他劝服大家一起去了弗雷尼欣。接着，史末资元帅又就自己在第二次大战爆发时的经历做了一番谈论。当时，他所在执政党的首相的想法是，保持战争中立，所以他只好在议会投向反对党的立场来提出反对意见。

晚上一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开始入睡。伊斯梅对我说他还不能睡下，因为一大早会举行一次会议，他要等结果出来再睡。对此我表示无可奈何，说道，结果出来时不要弄醒我叫我听。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司令官们，清晨四时十五分再次开会，听了气象专家预报，结果悲观：天上布满阴云，云层低，有雨，西南风紧，海浪小。更糟糕的是5日预测的天气情况。艾森豪威尔无奈地发布了推后二十四个小时发起进攻的命令。之前已经在各方面做好准备，现在，气势恢弘的舰队，要全转移到后方。如果小型舰艇可以在附近找到藏身的地方，可以停在那里，除它们之外的所有海上船队，全部要转舵回返。已经派遣军舰出海去通知其中一个船队，因为它没有接到命令，而这只船队拥有一百三十八艘小型舰艇。随后它们立刻回航了，敌人没有产生疑心。这是难以度过的一天：登陆艇沿着整个海岸排布着，而里面关闭着数以千万计的士兵。最遭罪的就是美军，他们是从距离最远的西部港口出发的。

大概是在清晨五点时分，伊斯梅通过比德尔·史密斯的来电确定了延期的事实，才开始睡去，而我睡醒是在半小时之后。他被我传过来，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他是用“当时，我未发一言”来描述（我的反应）的。

两周以前，罗斯福总统给我写过一封信，但是，一直等到现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关头，它才通过早班邮件投递过来。实为遗憾的是，后来找不到这封信了。对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共同付出和同志情谊，富·德·罗（斯福）心有感动，这在他信中极为亲切的言辞中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他还说，愿我们成功，祝我们成功。我以内容相对散乱的回电表示感谢。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4日

你5月20日的来信已收到，我很感动，也很高兴。在这场艰苦而又重大的战争中，形势越来越扑朔迷离，而我在此时最大的动力之源，就是我们的友谊。我从艾夫里尔那里知道，你的身体很健康；同时，你的政治健康也有很大提升，我这么认为，是经过多角度证明的。目前我在艾克司令部不远处的火车上。如今，天气情况最让他挂怀了。几千艘舰艇停在此处，其非凡壮景，确实举目可见。

关于戴高乐应不应该接受我的邀请前来此处，他的委员会已经投票决定，结果几乎全部的人都认为可以。但是他举棋不定。不过，如果他不来，马西格利和一些其他人士就会以辞职来威胁他。我们估计，他到达的日期应该会在进攻首日的前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会在他到来时接见他，并且会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单纯就军事形势给他一些解释。首日进攻的当晚，我会返回伦敦。虽然我对戴高乐可以处理很多问题不抱希望，但是我依然希望的是，戴高乐会认为可以采用赫尔演讲中的“领导权”的建议，听说那个词还得到了你的认可。我认为我们从滩头地带向前推进的距离超过几英里的希望是不存在的，而且极有可能的是，只有那些满目战后疮痍和人迹罕至的地区，会被我们占领。戴高乐到时，我会谨慎地向他说明这个问题。而且我会交给他你那封充斥着友谊的、请他访美的电报。我会时常和你联系的。

我发现，关于我在下院对西班牙的谈论，你们的某些报刊很是愤懑。我所有的谈论，仅仅是对我1940年10月宣言的复述，所以说你们这样做有失公道。我提及佛朗哥的名字，只不过是用漫画的形式来证明一个愚蠢的行为，那就是使西班牙融于他，或者他融于西班牙。使伊比利亚半岛在战后敌视英国人，非我所愿，虽然我才不关心佛朗哥。如何才能依靠戴高乐的法国？我对此有点茫然。我们一定要用主要力量来克制德国，另一方面，在未来二十年内，与俄国的同盟关系不能中断。所有前途都是令人兴奋的，而且我们正在一步步前进，这一点你一定不要忘记。

某些集权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过什么负面影响，如果单单因为厌恶集权主义就攻打它们，那么我不会同意的。斯大林的俄国，佛朗哥的西班牙，不知道二者谁的自由更多一些。不管与它们中哪一个发生纠纷，都非我所愿。

我们需要在哪一天给斯大林发去一份可以公开的、精简的电报？是发动第一天进攻以后？还是确定占领了海峡彼岸的阵地以后？我认为后者更好。

在这个月的反潜艇战争中，我们达到的最高记录是：同盟国家所有船舶的总吨位数达到两万吨左右，而且其中只有四艘被击沉。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有，我们每击沉敌人四艘潜艇，敌人才击沉我们一艘。同时，敌人的无数舰只被我们的联合舰队还击沉。

你那样看待亚历山大，并支持他，而他也没有辜负你，我对此很是高兴。你们部队的战斗太精彩了。据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在那里，上下各层关系都非常和谐；在我们这边呢，他们之间的情谊已经完全变成真正的手足了。我现在期待的，就是很快你们的三军参谋长们见面。哈利那边也越来越好，收到这一消息我十分高兴。这种局面持续向前是我由衷的愿望。然而，10月份的日期实在是杳不可期，而你又不能提前来，我认为太可惜了。我热切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若进行一次旅行，是否有利于这件事。

戴高乐刚刚从阿尔及尔飞来英国，没过多久，他就和艾登先生一起来这里了。我对戴高乐说，不日就要展开这次战役，所以我把他请过来。我无法提前给他发电报。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两国历史的关系，英美两国解放法国的战役开始之前，一定要先通知到法国。我原先设定的邀他前来的时间是接近进攻首日的，但是进攻日期延后了二十四个小时，甚至再往后延也是有可能的，这都是天气逼迫的结果。不得不说，这一事实相当严峻。在第一批次的攻击行动中，已有三十五个师和四千艘船舶在各个港口和营地集中起来，十五万部队已登上船板。狭窄的舰艇上，还羁留在极度痛苦中忍耐着的大半部队。假使天气适宜，将会有八千架飞机参与战斗，而现已备好的就有一万一千架。我继续说道，我们深深惋惜的是，有不少法国人在对法国铁路线的轰炸中牺牲，但是，这是仅有的一个阻止敌人在我们建立前沿阵地时以压倒性优势前来增援的办法，因为我们的步兵数少于德军。

戴高乐将军怒不可遏。他说，他要用自己的密码向阿尔及尔方面发电报，他应该有绝对的自由权利。一个伟大帝国普遍承认的首脑就在这里，他自由通讯的权利不能被解除。我说，他必须先立下保证，除了那些真正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出现的人，他的任何同僚都不被告知一丁点关于发动进攻的军事消息。戴高乐要求有和阿尔及尔那边在意大利战役方面保持联系的足够自由。我指出，我们说的只是“霸王战役”而已。我接着把我们的计划解释给他听。他感谢我给他做出解释，然后我问：如果他确定庞大的舰队已经启航，愿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向法国人民发出一份书面公告？我希望他采取与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挪威的哈康国王一样的行动，他们已经同意以上做法了，甚至在其他敌人猜测我们会进攻的国家，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也同意了。戴高乐答应了。

这时候，艾登先生加入谈论，他说，我们的脑子里全是目前重要的大型战斗，然而，一些政治问题要在发起战役之后进行研究，这样可能也会见成效。我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和罗斯福总统有信件往来，先前他对戴高乐将军访问美国表示热切期待，如今反而好像不急于此了。引起他如此表现的可能是吉罗将军的境遇。吉罗将军现在已被撤职，而之前罗斯福总统还就法国军队的装备问题和他探讨。戴高乐对此的回应是，他认为华盛顿之行可以取消了，留在英国就是最合适的。我和艾登都力劝他尽早去拜访罗斯福先生，我指出，有一种情况可能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那就是“法国被解放以后”，组成它的不过是那些参加战斗的少数人士而已。他非常乐意前去，戴高乐是这样说的，也这样通知了罗斯福总统。然而，他在意的是一个早在去年9月就应该安排好的问题，那就是解放后的法国到底由谁来统治。

他这么问，我干脆直接说明了我的看法。几十万人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可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但是美国和英国对此没有意见。戴高乐去不去华盛顿的问题，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我们可以近乎肯定地告诉他，如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与美国走向对立，我们一定会支持美国。如果戴高乐将军想通过我们，使罗斯福总统把全部解放后的法国领土管理权交给他，我们会说“办不到”；如果他希望我们给罗斯福总统提的要求是，承认与他来往的主要组织机构是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我们会说“可以”。戴高乐回复说，英国会在法国与美国出现矛盾时支持美国，对此他非常清楚。就这样，此次会面就结束了，结尾这句话不怎么友好。

过了一会我把他带往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后者在森林中热情接待了他。在向他表示友好时，艾克和比德尔·史密斯两人各不相让。过后不久，艾克带他进入他们的地图帐篷，在二十分钟之内，向他说明了未来会发生的所有事。然后，我们一起返回我的火车。戴高乐回伦敦的速度最快、最便捷的一条路，就是在与我们共用晚餐后，一起登上火车。我当然希望他这样选择，然而他自傲地说道，他更愿意和他的法国官员们共同坐汽车回去，看起来他好像很有尊严的样子。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终于，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司令部在6月4日晚间九点一刻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有决定意义的。竟然在6月出现如此差的天气，倒不如更像是在12月，但是，天气会在6日早晨改善的。气象专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断言的。他们预测，在这之后会新来一场为期很短的狂风骤雨。现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面临着两个事关成败的重大选项：即刻冒险行动和最少两周延期进攻。在参考司令官们的意见之后，他会在第二天一早下最终决断，但是现在他已经果断选择坚持作战。他这个选择的正确性以后得到了事实的证明。6月6日发动进攻——这个事关成败的决定终于在6月5日清晨四点做出了。

回想起来，这是一个真正让人佩服的决定。其正确性在形势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而且，也正是有赖于它，我们才得到宝贵的时机，出乎敌人意料取得胜利。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从负责气象预报的军官那里得到的报告是：我们6月5日或6日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为零，因为可能会连续几天出现疾风骤雨的天气。这一点我们今天才知道。很明显，多亏了盟国空军所做的工作，还有诈敌计划取得显著效果，使万分警觉并决心誓死一战的敌人，在我们做出高频次的错综复杂的调动时，没有察觉。

6月5日，在怀特岛南面的集合地点，运输先锋进攻部队的船队集结至此就用了一整天。在前面浩瀚的海域，扫雷艇为其开路；在四个方向上，雄厚的盟国海军和空军为其打掩护。于是，我们的一支史上空前庞大的舰队驶离海岸，浩浩荡荡地、连绵不绝地开往法国海岸。对于立即会参加战斗的部队来说，尤其对于在相对狭窄的舰艇上饱受煎熬的部队来说，艰难的航海经历，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行动的规模太大了，又有这诸多困难阻挠，但是，它极其精准地进行着，就像一次阅兵式。微小的损失还是出现了，不过它们实际大多是一些小型拖船带来的伤亡和拖延事故。

遍布我们沿海一带的，是高度戒备的防御体系。德国海面上，任何舰只的行动都在本土舰队高度警惕注目之下，同时，敌人从挪威到英吉利海峡一带的沿海地区也在空军巡逻机监控之下。对于敌人可能在遥远的我国西部海口和比斯开湾一带的反应，大量空军海防总队的飞机正在进行严密的监视，同时还有驱逐舰队支援。看吧，决战的时候到了：我方情报部门报告，在法国比斯开湾各个港口，五十多艘敌方潜艇正在集结，届时会阻击我们。

西方强国现在认为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顶峰，这是正确的。毋庸置疑，决定性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尽管前面是相当漫长又艰难的道路。我们已经把非洲的敌军消灭干净；印度方面，防止敌人犯境的准备已经安排妥当；日本正在撤回本国，它已无力再战，它的幻想破灭了；威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切因素，都不复存在了；意大利和我们在同一条战线上；德国侵略者在兵力和装备方面都受到了俄国军队的致命打击，现在已经被赶出境内，三年前，希特勒以那样飞快的速度从苏联手中强取豪夺，现在都已荡然无存；敌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再也不见踪影；波兰边界已经迎来了苏联军队；我们就要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东方征服它们，它们正在绞尽脑汁躲避报复；为了照应我们登陆欧洲大陆，俄军计划发动新的进攻；罗马已被攻克，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首相官邸附属建筑地图室的椅子上；伟大的事业——横渡英吉利海峡，解放法国，已经展开了；一切舰船都已奔赴海上，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已经在我们手中。垮台将是希特勒暴政的必然命运。

人类已经久经磨难，为了人类平安而幸福的未来，让我们用饱含感激的心，预祝各个战场都能获胜，预祝海陆空三方面的军队都能获胜。不妨就先将此书写到这里。

俄国战场形势：1944年1—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