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贡献——受德军管制的希腊——民族解放战线和人民解放军组织——我们在希腊的代表团——共产党游击队伍的政治谋略——史末资将军的劝言——共产党政变的威胁——君主制问题——英国大使对时局的意见——楚泽罗斯先生请辞——国王乔治决定回开罗——我4月7日和 8日给利珀先生去电——希腊海军和希腊旅在埃及的骤然兵变——我们如何应对希腊人——兵变的希腊旅被包围——希腊国王抵达开罗——4月16日我致电罗斯福总统——他的电文给我最大帮助——希腊军队骤然兵变的顶峰——帕吉特将军的高超办法——希腊叛军投降——希腊新政府成立，帕潘兹雷乌先生为首——5月24日我对下院进行演说
这个世界上极度热心于政治的两个民族要数希腊和犹太了。他们分裂成很多个党派，其领袖之间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且忽略了恶劣环境和深重国难。三个犹太人，两个是首相，一个是反对党领袖，不管在哪都是一样，人们这种说法真有趣。而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古老民族，情况也是这样，这可以从人类思想起源时说起，他们在求生存过程中，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世界上留下了这样痕迹的，恐怕只有这两个民族。对这两个民族而言，在遭受外国压迫时，他们会表现出足够的生存能力，而且恐怕只有自身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吵闹和骚动，才能与无穷无尽的艰苦环境相比。他们的苦难和生命力历经几千年未曾减少，而民族特性没有一点改变。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留下足以彰显其天才和智慧的遗产，而这是生存在各种外界危害和自我伤害的条件下完成的。雅典和耶路撒冷对人类贡献是最大的，是任何两个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他们在宗教、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光辉是现代信仰和文化的启明星。一直以来，他们内部都是吵闹不止，似乎他们已经习惯这样，而经历了几百年的他族统治和无可附加的长久压迫，在当今的世界上他们依然是生气勃勃的民族与力量。这两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摧毁的，可以使他们在内部斗争中坚持过来，同时使他们面对危及生命的世界大潮屹立不倒，我为此深深信服并且支持。
轴心国家在1941年4月盟军撤走后占领了希腊。希腊政界因军队崩溃、国王及其政府流亡而再起激烈的纷争。希腊的君主政治允许梅塔克赛斯将军独裁，从而使现已垮台的政权又和它紧密相联，所以受到国内外希腊人士严厉的声讨。1941年5月，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离开克里特岛，政府中楚泽罗斯先生领导下的保王党与之随行。国外的希腊人士因他们长期在开罗—南非—伦敦的旅途中流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政治。1936年，希腊宪法宣布无效，必须由在盟国的境内的流亡人士研究最终获得解放以后的希腊的未来政权问题。
这个问题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我早已看到。希腊早已宣布自己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我为此而感到高兴；1941年10月，希腊首相第一次在伦敦向敌人占领的希腊发表广播演说，我就去信一道表示祝贺。表达了同样意思的，还有希腊国王本人对其国家广播的新年贺辞。只有促进国外流亡者和国内舆论的持续性联系，才能在这次大战中使希腊成为一个统一国家。
希腊在被轴心国占领后的第一个冬季里，出现严重饥荒并深受战争破坏。红十字会运去的救济物资，使饥荒才稍有减轻；而战争在希腊军队分崩离析之前都没有停下来。他们试图以小规模的分散作战对抗敌人，就在投降时把武器藏到深山里。大量希腊中部城市人士迫于饥荒而加入了这种战斗。一个自称为民族解放战线 的团体在1942年前一年的秋季成立，1942年4月，它又公布了人民解放军（e.l.a.s.）的建立。他们在第二年又增添了一批小规模战斗队，重点放在希腊的中部和北部。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中心团体是强大的，他们控制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组织；而对埃皮鲁斯和西北部山区的残余希腊军和当地的山区居民而言，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是他们的核心。泽尔瓦斯的追随者刻意反对共和党，其实原来是报以同情的。当时，这两个中心集中了希腊对抗德国的力量。两者与在伦敦的希腊政府都没有直接联系，也不同情它的遭遇。
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是德军到达北非必经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德军经此有一条供应线，我们在阿拉曼胜利的前一夜，决定攻击这条供应线。所以，1942年秋，迈尔斯陆军中校带领着英国的第一个军事代表团从飞机上降落到希腊，联系上了游击队。一座重要的雅典铁路干线上的高架桥被我们毁坏，这离不开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轴心国在比雷埃夫斯的航运受到干扰，这有赖于希腊地下工作人员成功而英勇的怠工举动。更多的炸药，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英国分遣队被运送过去，是因为中东的总部也受这些成功的行动的鼓舞。从此，我们与敌军占领下的希腊取得了直接联系。
英国代表团在1943年夏得到强化。我们之所以在行动上鼓励这个区域，是因为我们在西西里岛的军事行动将不日进行，可以以它为掩护，这是另外一个动机。盟军在突尼斯战胜敌人以后，正计划大举进入希腊本土，为了使敌人相信这一点，我们做了非同一般的努力。雅典铁路干线上另一座桥梁，被英国和希腊的联合分遣队炸毁，其他的怠工之举也有收获。结果是把之前德军可能派往西西里岛作战的两个师引到了希腊。然而，希腊游击队此后全都在为了夺取战后政权而斗争，它最后一次直接做出军事贡献，就是这一次。
游击队战争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没过多久，我们发现自己所陷境地的复杂性和尴尬性。那里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团体：主要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人民解放军，现有两万之众；名为民族民主军（e.d.e.s.）的泽尔瓦斯部队，总人数五千；还有保王党政界人士，他们集中在开罗或者伦敦希腊国王的周围。我们对希腊国王有特殊的义务，因为这个盟国的元首曾在1941年与我们一起参战。上述各方面人士付出更多心思在争夺政权上，他们现在都认为，可能这次战争的胜利是属于盟军的。我们共同的敌人却会从这样的内部斗争中获利。提醒希腊国王“公民会在战后举行投票，而在此之前，都不能回国”的宣言，在1943年3月，由一群有名的雅典政治家签字达成。希腊国王应摆明自己的立场，这才是重点。于是，他在7月4日对希腊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可以在国家解放时立即举行大选，为了成立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流亡国外的希腊政府应在返回雅典后，立即请辞。这是出于和解的目的。但是，希腊国内舆论要求有更直接的作为。接下来，出现一次小规模兵变，这是我们聚集了中东少数希腊军队制造的；这在当时中东民族解放战线的广播里，播送开来。开罗在8月间迎来六位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这六位领袖是由希腊国内主要抗战集团推选出来的。公民投票要在国王回国以前进行，而且流亡政府要赋予希腊国内的政治家三个职位，这是全力主张的，对此国王和首相都没有通过。
这些事态的进展，在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给我的来电中谈到过。那时我在魁北克。电文如下：
希腊国王（在开罗）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19日
解放以后，我将邀请我的人民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来决定政府的形式。这是我在7月4日对他们宣布的。
据说，各个游击部队的一些代表们从希腊来到这里，这是出人意料的，我因此忽然面临一种极不一般的局面。现在看来，只有公民进行投票，决定了未来政权组织的形式，我才能回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希腊和联合国家的事业可以享受的利益最大化，到底目前应采取什么政策。某些旧党代表一心强迫我对此宣言，而我对你们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
我们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其中规定了我在离开伦敦之前应执行何种政策，目前我偏重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出于民族利益，我暂时离开了我的国家，到盟国来工作。尽管如此，我坚信我应该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随着事态发展，也许有一天，我率领军队回国会成为更好选择。
我把这个情况做成了一个备忘录：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8月19日
最可能实行的办法是，英国军队拥有强大实力，如果我们也加入解放希腊的战争，那么希腊国王就应该带着希腊的军队和英国一起返国。但是，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发言权，因为希腊人可能会具备使自己足以驱逐德军力量。事情一旦发展成那样，保王党和共和党代表席位将是同等的，这是我们现在给希腊国王的建议，到时，他也应该努力实现。无论如何，他如果在某一个时期内答应继续留在国外，会是个弥天大错，就是在解放战争已经开始，而和平的公民投票还不具备举办条件的时候。
史末资也是有远见卓识的，他也在热心关注希腊的命运，从下面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来：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3年8月20日
英方情报人员已经带着希腊爱国人士和其他党派代表带去开罗，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举动持有浓烈的怀疑态度，认为英国反对保王党，甚至认为爱国人士代表们想向共产主义一边靠拢。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就排除万难支持国王乔治，因为他从来都真心支持盟国，并为盟国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认为英国政府应一直对希腊国王支持下去，最起码要到希腊国内环境安定下来，其人民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政权。向希腊政府重申这一点，将是明智之举。盟军占领希腊以后，人人心绪激动，这时如果立即让公民以投票或普选形式决定政权，可能会引发内争甚至内战，所以不应操之过急。既已军事占领希腊，应由盟国继续进行管理，直到使公众舆论缓和下来，并建立安全公共环境。为了在道义上支持盟国管理并赋予权力，国王乔治最好是在这个过渡时期，携王室成员返回希腊。
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他们一旦被盟军占领，可能会人人心绪激动，甚至出现混乱局面，这是我万分忧虑的。所以，盟军占领当地以后，应采取强硬手段以控制局势。如果我们不加以约束，可能会看到：欧洲的那一部分地区会卷入由这些民族的政治活动引起的混乱浪潮中或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活动中。这样的危险局面，肯定会出现在希腊和巴尔干国家，可能出现在意大利。所以，在局面还未稳定，当地人民尚不能决定自己国事之前的阶段，我们盟军需要进行军事管制，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权力，而且要清楚明白地公布这一点。你应该会这样认为，当前希腊局势十分迫切，这干系到将来政策，是万分重要的，应该就此事和总统进行商谈。要让一个动乱不已、千疮百孔的欧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天下，确实有这个可能。要避免这一点，只有提供粮食、增加就业，实行临时盟国管制。
希腊全局的实力产生了变化，因为意大利1943年9月投降了。人民解放军占了绝大部分军事优势，因为他们收缴了包括整个意大利师全部武器在内的大部分意大利装备。实际上，共产党的政策可能会在德军败退的情况下发生变动，这将是危险的，我们要时刻警惕。我9月29日给三军参谋长一份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9月29日
这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然而我和外交大臣对此的意见是别无二致的。我们一定要派五千名英军，在德军撤出希腊（如果他们可以的话）后入驻雅典。装甲车和轻机枪车也要配备上，运输舰或大炮就不需要了。随他们前去的还会有在埃及的希腊军队。他们要支持重新掌握政权的、合法的希腊政府，这是他们在这个全国中心城市的任务。我们不能确定还要接连派多少军队去希腊。可能一些纠纷会在希腊游击队之间出现，但是英军会收到希腊人崇高的敬意，特别是完全由我们大力救助全国饥荒，所以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中，他们会倍加推崇我们。要阻止骚动在首都发生，或者首都受到农村方向的进攻，把军队组织起来就可以了。一旦成立了，我们应在稳定的政府成立的时候立即撤离。
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解放时期干预希腊内政，以上就是原始提议。
人民解放军抢夺政权的计划产生了新进展，他们想在德军未已，而革命组成的立宪政府游山玩水成立前实施计划，所以整个形势发展很快。他们这一年冬很少与敌人作战。驻开罗的英军总部不再为人民解放军运送军火，因为他们在10月攻击泽尔瓦斯的民族民主军。在这个已遭兵燹、被占领的国家，内战已经猛烈发生，我们派驻当地的各个代表团正在竭尽全力，为的是不让它扩大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盟军保证不会大举登陆希腊，也不会在德军退兵后往希腊派驻大批英军。这是在开罗和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希腊的形势受到它间接影响。因此，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必须想到要采取的行动。我们的心中有一位人物，他与仇人般斗争的党派没有瓜葛，他就是雅典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在开罗期间，希腊国王认识到了成立临时摄政机制的好处，这多亏艾登先生。为壮大流亡政府的声威，我们同时希望中东的希腊旅可以调到意大利作战；在希腊的西部，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派遣忠诚可信的部队前去。
希腊国王已经返回伦敦，他没有同意建立摄政机制。此时出现了一个国中国，就是在希腊中北部的山区里，民族解放战线及其军事机构人民解放军建立的国家。1944年2月，苏军正在罗马尼亚边境时，经英国军官努力，一项不太牢靠的停战协议，终于在人民解放军和民族民主军之间成功地实现了。英军帮助国王政府返回国内的机会逐渐加大，因为德军越来越可能会撤离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战线的领袖们决定有所行动，他们估计4月里就可能会发生这些情况。
民族解放战线在山区向全世界广播了一条消息：3月26日，民族解放战线政治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在悍然挑衅楚泽罗斯政府的未来职权。成立一个享有平等地位的、由共产党控制的行政机构，会凝聚全体希腊人民。这也是一个预示信号，预示着中东的希腊武装部队和国外希腊政府人士之间的纠纷。眼下局势万分危急：开罗的楚泽罗斯3月31日遭到一群陆海空军军官来访，被他们逼迫辞职。然而，对事态的紧急性，在伦敦的希腊国王还没有意识到。“我本人的意见是，希腊国王正在面临极大危险而不自知。我必须一吐为快。他现在危害到的不仅仅是君权的利益，还有他的国家的利益，因为局势发展迅速，他没有及时抓住其动向。一旦雅典的政界人士和开罗的希腊政府组成统一战线，将威胁到民族解放战线。民族解放战线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他们还知道，双方达成协议，其结果是开罗的希腊政府实力增强，他们就无法试图维持在山区的独立政府。所以，为了打击希腊政府，他们抓住这个过渡时期，撺弄希腊军队骤然兵变。他们的煽动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更大的效果还会在几天以内出现。”利珀先生于4月6日发来的电文，他是英国大使，被派在开罗的希腊政府。“楚泽罗斯先生发现自己无论进退都存在困难。和雅典的大主教同僚们进行合作的良好基础，楚泽罗斯已经获得，雅典的大主教和政界人士宣称会支持他的。然而这种协议前提条件是：他劝诱国王批准一项任命大主教为摄政的立宪法案。现在几周时间已然过去。楚泽罗斯先生只知道国王一开始是反对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收到国王的最终答复。为了不致引起太大波动，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僚。这种局面原是可以继续维持的，但是最近，民族解放阵线在煽动军队。”
就在这天日暮时分，楚泽罗斯先生辞职了。他内阁中的海军大臣韦尼泽洛斯先生被他推荐继任其位。4月4日，包括我希望能参加意大利战役的第一旅在内的希腊军队发生了骚动；5日，一百名叛军攻占了在开罗的希腊宪兵司令部，无奈之下，英国军队和埃及警察把叛军包围起来，运载他们的卡车顺利向隔离营出发。一个希腊海员工会领袖在亚历山大港与警察对抗，他在其住所周围设立了防栅，三十名追随者和他一起。共和国得到了希腊皇家海军的五艘军舰公然宣布的支持，在政府任职的各部大臣被迫提出辞职请求。国王收到了全部希腊政府大臣的辞职报告，只是还没有准许，请官员们暂时留任，他们同意。
此时的外交部由我掌管，因为艾登先生离开伦敦了。这样任何外交事务我都可以直接办理。以下电文是我向地中海最高盟军司令官发出的：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并抄送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4月5日
至今为止，此事已经发生三个多月。我们之前答应过，把埃及一个希腊旅调出来派往意大利，参与盟军作战，而且如有必要可不装备战车。但是听说已经到达意大利的，仅仅是一个连队，这个月内其余部队才会到达。一个这么小的队伍，竟然会以如此缓慢的速度、艰难地调动起来，这是为何？埃及当地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分子要教唆坏他们是比较容易的。有些坏点子总会被恶魔发现，放在没有工作、百无聊赖的人身上。现在请迅速将他们从埃及运出来，集中到意大利北部的某个的合适城市。我认为这虽是个小问题，但不应拖延这么长时间。它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
我也在4月7日，给楚泽罗斯先生发去如下电文：
我十分震惊于听到你已辞职的消息。希腊正处在民族存亡的危险时期，看来这件事会让他们更莫名不安乱了主张。我刚刚见过国王，他说他目前没有接受你的辞职报告。你一定会在亚历山大港等他的，因为他下个星期会去那里。
韦尼泽洛斯声称自己无法继任此职，因为希腊海陆军的情况现在更糟糕了。4月7日楚泽罗斯先生回复说：“我应该留任原职，直到目前的危机得到合理的解决。我是按希腊法律的要求去做，这也是你的意思。我忧虑的是，如果国王返回埃及之后再处理这个危机，恐怕到时已经错过时机了。”
利珀先生在4月7日给外交部去电：
近期希腊制造的事件中，至少有一次属于革命。希腊政府一时流亡在外，而正是因为它流亡的弱点，这种情况会大大损害到它，虽然它正在努力挽回大局，但是彻底失败了。国王远在外地，而合法的改革未经他的批准，就无法实行起来，这就使它面临更多难题。
然而，这种局面可以在开罗得到解决，虽然国王不能出席，但这是我国大使的愿望。他要求外交部想尽一切办法防止他回国。“楚泽罗斯以及他的全部同僚，都强烈坚持以下意见，如果现在希腊国王回到这里，势必会引起新的纷争。国王会发现他自己无法做出什么举动，因为他已经陷入被孤立的境地，而对我们来说，要面对的严重局面也将十分尴尬。”“我请求你们听众当地人士的劝告，理解我们的此情此景。对于我的说法，这里的人都一致表示同情。”
当天，希腊国王与我在伦敦共进午餐时，我把大使来电交给他看，没有说什么。他说他要立即去开罗。对他的主张，我认为是很合适的。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7日
这种局势，我已经和国王讨论过。但是，我认为他决定返回开罗的行动是正确的，尽管你的来电——国王已看过——主张那样。预定乘飞机离开伦敦的日期是星期日晚上。如果真如你所言，开罗发生的事变，代表希腊的一次革命，那么让我劝他不予理会，如此重要的问题，在他不在场时做出决定，我办不到。同时，“为了避免埃及的法律和秩序受到可能的危害，为了避免希腊国王与政府的地位和权力受到可能危害，我们会竭力采取充分的治安措施，来控制煽动行为和示威游行。”应对当地一切希腊政客和煽动分子发出这样的警告。你应该通知楚泽罗斯先生，在危机没有得到合法解决之前，我希望他留任。
一个英国外交人员应具备镇定自若、从容面对的特点，你表现的机会就是现在。
我第二天再次去电：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8日
在星期日夜间，希腊国王将在天气允许的条件下上路。坚守自己的职位是楚泽罗斯先生在这段时间内的任务。再好不过的是，索福克莱斯·韦尼泽洛斯先生被他说服，和他一起留任。英国保安部门务必在希腊国王到达后，保证其人身安全。千万不能催促他，他应该会在几天之内做出决定。意大利的捣乱分子一定会被调去的希腊旅肃清，对此我正在敦促军事指挥官们。舰队司令长官如要维持他指挥的所有舰只的纪律，不是不得已，千万不能动武，希望他以同样的方式来维持。
这对你自己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好机会。无需考虑后果，只需按我指示的方针行事。你在这样的关头，还谈论火山口上的生活，到底其他什么地方才是你想生活的呢？可是，请你留意：必须维持武装部队的秩序和纪律，这是第一；第二，希腊国王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证；第三，在国王回来并有时间察看周围形势之前，不惜一切力量劝楚泽罗斯留职；第四，尽力想办法，让韦尼泽洛斯和楚泽罗斯一起留任；第五，欢度复活节时，采用的方式要虔诚、适当。以上指示，务必切实照办。
4月8日，一艘希腊驱逐舰表示，在成立一个包括民族解放战线代表在内的政府之前，他们会一直抗拒出海命令。希腊旅骤然兵变，防守阵地已在他们兵营周围建成。希腊空军部队人数不多，估计骚乱也是在所难免。把希腊旅调到意大利的计划只能被我弃置。帕吉特将军在埃及指挥驻军，我后来给他去电：
首相致帕吉特将军
1944年4月8日
包围这个旅，并切断所有供应，让它不得不投降。它竟然威胁长官、发动忽然兵变，当然可以这样对它。为尽早达到预期的目的，你为什么不切断他们水的供应呢？这些军队的武装应该被解除，这是明显的。把他们调往意大利的希望已经破灭，我看必然要放弃。详细连续地报给我各种缴械方案。对这些外国军队，我们担负着最终责任，他们发动了政治革命，这是我无法容忍的。不管怎样，为全力减少流血事件，要震慑他们，可以使用大批英军。
利珀先生要与希腊人士争论，我就再次把我们的政策详加阐释，提供给他：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9日
以国王为首的希腊政府是合法组织。我们已经和它经建明确关系。那些狼子野心、流亡在外的寂寞人士，一时欲望沸腾，我们没有迎合它而将希腊国王抛弃，他是英国的同盟者。而且，任何游击部队都不具备希腊的宪政精神。很多时候，这些游击部队全似土匪，为害百姓，却打着救国旗号。大不列颠是热爱希腊的，为突出展现这点，我可以在必要时候，当众指责这些分子及其动机。由于我们过去配备的武装不如现在。所以当时很少分担希腊的困苦。见证希腊在地中海东部变成一个光荣而自由的国度，成为战胜国的朋友和同盟并获得尊重，是我们对他仅有的期待和关心。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任何心怀叵测的行为都不会被我们放过，要明确表达这一点。
将希腊旅调往意大利是我一直在极力筹划的事。预料攻占罗马的战役在今夏它们到了意大利，仍旧可能参加的。希腊军曾在过去败退意大利侵略者，而德国匪帮也不过恶劣而又凶残地强行介入他们，才使他们落败。这个旅就代表着他们，它希腊第一旅，希腊在世界上的声誉能因它提升，这是他的荣幸。过去是这样，今后还有机会这样。但是，面对这种机遇，他们纪律下所作所为竟然难称光彩，甚至可以说是无耻，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他们是耻辱地惧怕被派到阵地作战。这是可悲的。
同样，希腊海军忽然图谋干预政治，而且竟敢把一种宪法强加于希腊人民之上，这是不对的。它的大批水兵都是英勇的，而它在维护祖国荣誉中也发挥着优秀作用。对于民族荣誉和责任，我相信，可以使这两种军队再次充分认识到，只要我们的后盾使他们无力抵抗，并迅速而勇敢地把他们领导起来。
再次突显希腊在战胜国各个国际委员会中的地位，一直在我的计划之中。意大利咨询委员会接纳希腊人；意大利的战争胜利在望，而我们把一个希腊旅调去参战。可以想一想，我们在以上过程中是如何全力付出的。希腊人能在埃及安身立命，离不开我们的保护，他们免于危险，或者是因为我们为其提供船舰和武装，或是因为他们在英国中东总司令的军事统率下。他们继承自己的祖国，就应该对它郑重完成它赋予的使命。在上述情况下，希腊人居然会容忍国内的争斗，并妨碍他们履行职责。这样会使他们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变得低贱而近乎耻辱。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希腊的环境将会因他们的自我和冲动，变得一片渺茫。在历史上，他们也会使自己永远臭名昭著。
希腊国王不汲汲于统治人民，他是希腊人民的公仆。他会在局势走向正轨后听从人民公正的决定。全国人民掌握着他本人及其王室的全部命运。完全听从人民的意愿，一个共和制或君主制的希腊最终会在德国侵略者被赶出家门后成立。为什么希腊人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忘记仇视共同的敌人呢？如果伟大盟国没有毅然决然地付出，希腊人民早就被敌人颠覆了，也无所谓自由民族了。而他们正遭受的极其严重的危害，正是这个敌人带来的。
希腊第一旅已经背叛其长官，不听从他的命令，拒不缴械。现在，帕吉特将军向我报告此事。他的意见是，为完成这一命令，采取直接行动。我4月9日给他去电说：“对你目前采取的措施，我完全赞成，因为这些小规模的事变发展得很快。就算造成流血事件，也必须制服它。如果没有出现流血事件，你就算成功了。我会支持你的，你且静待。”
现在，英军拥有优势兵力，围住了希腊旅。安置在抵抗我们进攻的防御阵地，是它全部的四千五百人和五十多门炮。“他们是叛乱分子，完全不用在政治上和他们谈条件。他们必须返回岗位，必须放下武器，没有条件。切莫做出任何类似主谋不予惩办的保证。国王将会决定要不要宽大处理。一定要让我了解具体相关措施后，再实践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我在4月12日对利珀先生和所有其他有关人员，做出如上指示。
紧接着我又再一次指示：
首相致利珀先生及全体主要有关人员（在开罗）
1944年4月14日
你们动用武力之前，务必确保切断供应的措施已经影响到兵营和海港两个地方。封锁是个极好的武器，可以使突围之计落空，你们应好好利用。你们用大炮和优势兵力包围他们即可，等待饥饿产生效果。至于外界影响，千万不可太放在心上。也不能有迫切希望谈判的表情。绝对不接受美国、俄国方面的任何援助，我特别安排的除外。成立任何特殊的希腊政府，都不如使叛军服从正规纪律来得重要。你们可以调用足够的武力，也有足够的时间。当初一旅部队或一支小舰队想干预政治，只会出现更加不利的局面，幸而我们没有听凭他们。
最近希腊旅方面将出现转机，我收到的情报显示，他们的口粮已经用尽。你们应把这些形势充分利用起来，同时对我的报告不能中断。
次日：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15日
可能当地希腊人士会有反英情绪，请不要受此影响。要使这个严重事件终结，就不能用平抚的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将来，如果希腊国王及其新政府想宽恕他们，可以采用这种办法。一定要让这些人无条件缴械，束手就擒，相信这样流血事件不会发生。
希腊国王此时已到开罗；他4月12日发表了一则关于未来成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由希腊当地的希腊人士组成政府的声明。楚泽罗斯第二天离职，韦尼泽洛斯继任。希腊首都方面的代表通过韦尼泽洛斯各种隐秘动作，到达开罗。
罗斯福总统收到我报告给他的全部情况后，同情我的主张和希腊国王乔治。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4月16日
在希腊山区，一个隶属于民族解放战线的政治委员会成立，而紧随其后的，是希腊陆海军中的骚动。希腊军队是效忠于他们的合法国王及政府的，然而一些极端分子专事破坏，如今进行公开的暴力活动，就是在利用这个难得一遇的大好时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几乎从动乱开始到结束，国王的个人地位没有受到这些叛逆的直接攻击，但是他们肯定是反对国王、拥护共和政体的。他们鲜明指出，希腊的政治委员会要得到希腊政府的认可，并与之联合，应就此采取直接有效的行动，这是他们唯一要求。
在这个时候，众多成熟的雅典政治家正应楚泽罗斯先生之邀，来到开罗成为政府一员，所以说发生这样的险情是非常不幸的。民族解放战线建立了并把握着政治委员会，它是一个由共产党管理的组织，也有代表受邀而来。可见，为成立一个具有真正代表意义的希腊政府，楚泽罗斯使出了浑身解数。
可以看出，挑拨希腊军队中的骚动，没有他同僚的份，因为他们支持他的这个方案。但是，在希腊军队中的骚动开始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他们曾迫使楚泽罗斯下台，这是因为他们觊觎他的地位。于是楚泽罗斯提交辞呈，并提议首相一职由韦尼泽洛斯接任，因为他感到局面超出自己的控制能力。很快的，希腊陆军的骚动影响到海军。在陆海军出现的骚动程度变成了全面哗变。物色一个有明显左倾思想的人物，并且军队中的叛逆可以接受他，由他来做首相，这才是开罗的政界人士的目的。然而他们意识到现在的问题已经超出他们进行权利斗争实现个人野心的范围了。
这样一个新政府，实际上其人选都是由叛乱分子指定的，希腊国王不愿接受。我和他的意见完全一致，即在对政府进行任何合法的变更以前，必须先恢复希腊武装部队秩序。对于我们驻希腊政府的大使，我曾下令并告诫他们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劝使希腊大臣们继任原职，直到国王可以返回开罗商讨局势。他们一致尊奉此举，可以这样告诉你我很欣慰。对于中东军事当局指挥下希腊军队中的秩序混乱，我也下令并告诫他们，一定要严加处理。希腊陆海军方面，已经孤立叛乱分子，只要抓住主谋，就可立即平复叛乱，如今只等秩序完全恢复回来。
现在，希腊国王已经到开罗，经过他对局势的亲力研究，一个以韦尼泽洛斯先生为首的政府已经成形。
以下是总统的回电，对我大有裨益：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4月18日
你已提供相关材料，使我知悉参加我们盟国作战的希腊近期遇到的难处，我对此表示感谢。
希腊人再次回到盟国的阵营，与我们一起对战野蛮人，这体现了希腊历史上的英雄们形成的传统。你所做的一切，宗旨正是如此，其实我有着和你相同的期望。必须承认，我对如今的情形极为抱憾，前后一百多年来，我的家族和我本人都在尽个人之力实现一个独立的希腊。各地希腊人士如果不再互有偏见并恢复正常的感情，那将是我期待的。每个希腊人都应重拾昔日光荣，展现出为公无我的境界，这在目前是迫切需要的。以上就是我的意思，如有必要，你可以引用我的话。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4月18日
非常感谢。我已令我方人员向国王和新任大臣们转述你的来电。可能会同时带来极大好处的是，也向叛变的希腊旅和固执相抗的希腊舰宣读你的来电。
亚历山大事变已到关键时刻，所以我给海军总司令去电：
1944年4月17日
我们不会支持“阿罗夫”号 高级长官防止武力征服的保证，这一点你要使他们清楚知道。如有必要，我们会射击反叛的官兵。希腊海军的官兵们没有任何权力干涉新政府组织。希腊政府是伟大盟国认可的，服从它的指令才是他们的责任。
希腊旅哗变的形势，越来越到了危险的时候。
首相致帕吉特将军
1944年4月22日
叛军把一些炮垒的炮口直指你们，如果非要向其兵营开火，你可以尝试先对它们进行试探性射击。中间适当停止一会，如果他们不反击，再次予以猛烈的打击；他们如若一再硬扛，就告诉他们你们准备了多少炮火进行轰击。如果情况允许，自然不能进行屠杀，但是我们计划用上最强大武力。希腊政府实力微薄，自身难保，建议不要由它来承担责任，应交给英方。
我收接的回电如下：
帕吉特将军致首相
1944年4月23日
依照你的指示，我制定以下计划：天未拂晓，由步兵先去收服高地上两个希腊军哨岗，以便仔细观察他们的兵营；天亮以后，我们会用十分钟时间，在其兵营上空制造烟雾；等到烟雾散去，劝所有有心弃营者做好准备，可借第二次长达半个小时的烟幕的掩护，散发我方防线的传单；对准叛变者的一个炮垒，如再敢顽抗，就炮轰几下；给他们投降余地，再停一会；在他们所有大炮都被击毁以前，不断使用此方法；安排大炮和坦克掩护一支步兵，如果叛军还是顽抗不降，就必须直取兵营；据传，叛军的反坦克武器已经准备充分，所以不让那些坦克冲入营中，只狙击即可。虽然必然已出现缺粮现象，但他们已经从当地阿拉伯人那里买到一些，这是他们的方法。从事实来看，不可能紧密包围叛军兵营阻止此事。
忠诚的希腊水兵于当天晚占领了出现叛变的希腊军舰；叛军已被集中运到岸上，其中有五十名伤员。现在，帕吉特将军希望在不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在谈判席上促使希腊旅投降。希腊叛军抵抗是无力的，山脊上的主要阵地现已被英国军队占领，在那里可以俯瞰希腊兵营，所以说这个事件处理得非常成功。我也可以在第二天告知罗斯福总统说，一名英国军官牺牲了，希腊叛军没有出现死伤。在俘虏营，缴械投降的希腊旅押解在此，叛乱主谋已经被逮捕。海军叛变无条件地投降，这是二十四小时以前的事了。
“祝贺你获得的圆满成功，你在行动时是果断又智慧的。”我这样对帕吉特将军说。
和我一样高兴的还有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4月26日
很高兴你成功平息了希腊海陆军的叛变。关于埃及政治问题，我希望你的努力会同样有满意的回报。意大利战役确定了向敌人改动全面总攻的日期，如此一来，意大利在行动上全力支持“霸王”作战计划的前景将更加美好。看来必须要在意大利取得真正的胜利，因为我们暂时会启动“铁砧”计划。
我在此间休假，一切都好。我的健康状况已有好转，这是医生承认的。
为了让俄国人知道这些事态，我们一直以来或者通过开罗的苏联大使馆转送函电，或者直接给莫洛托夫去电。苏联政府最多只能批评我们的行为；我们5月5日在莫斯科，正式向俄国提出加入我们应对希腊事件的请求。收到的答复是，俄国不适合参加任何和希腊政治方面有关声明。
建设希腊新政府的问题，在叛变事件平息以后逐渐突显出来。4月26日，帕潘兹雷乌就职，承担这项任务，他是希腊社会民主党领袖，人们把他从希腊国内选拔出来，可见他们认为韦尼泽洛斯不适合。第二天，他发表一个引起包括希腊山区领袖在内的各个党派纷纷举会讨论的宣言。5月17日，这些代表在黎巴嫩的山间旅游胜地举行会议，会上激烈争论持续了三天才达成如下协议：在希腊山区，有一个统一的军事组织，由它继续对抗德军；一个由帕潘兹雷乌为首相的政府在开罗成立，所有集团的代表都可参加。未来的美好前景在这样的安排下展露出来。
希腊新政府的公告于5月24日发表。同一天，我向下院报告了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在黎巴嫩会议上，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彻底统一出共同协议；各党派的代表都将属于新政府；说到最后，成立一个国民军，把所有游击力量都整编在内，都是为了实现把敌人赶出家门（或者最好当场消灭他们）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唯一值得重视的，而新政府的全部力量都该用在上面。
希腊共产党和极左翼党派的领袖们给了我一封令人愉悦的信件，这封信在星期一的报纸上登出来了。帕潘兹雷乌先生对他政府的前途有很多期望，也对我们帮助处理这些不幸事件深表感激，他就在给我的信上说明了这些，而这封信又在今天报上刊登出来了。我把这些不幸事件称之为失败病征，而且现在的希腊可以治愈这些病征。从目前形势来看，希腊可以以一个良好的、全新的开始，为荡清国内的外国侵略者而进行斗争。我希望并衷心祝愿形势确实如此。所以，我在上次对这个问题进行报告时，是不能包含今天希腊已经发生的巨大的、良好的形势变化的。我给下院如题报告说。
至此，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插曲成功收尾。虽然和世界大战的大型作战行动比起来，它的范围特别小，但是我们可能因为无休无止地就它讨论而耽误其他事务。我对这个事件记叙得比较详细，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我应直接对它负责。所有电文，我都是先在战时内阁中传阅一遍才发出的，我的自由行动没有受到同僚们一丁点阻碍。我们军队的司令们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功勋，因为他们在平息军队中激奋的政治性哗变时，发挥了泰山压顶的力量，体现顽强的意志和耐性；而且几乎没有出现流血事件，只有一个英国军官阵亡了，就是来福枪旅第二营少校科普兰，但他绝对没有白白牺牲。
于欧洲和世界而言，这个地点就像神经中枢一样。本书其他章节还会再次详细叙述我们大家在这里面临的各种难题和斗争。然而，我认为，经过这些事变，我的政策在全局上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在战时和撰写本书的这个年代，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