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时代的各方英雄之中，孙策可说是最配得上称为英雄的一位，虽则曹操向刘备说过，“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他的英雄标准，很与我的英雄标准不同，依照我的标准，孙策比起曹、刘二人更够英雄。
从表面上看，孙策创造了他的事业，多少是有所凭借于父亲的基础，事实上，他所继承自孙坚的，并无寸土尺地，只不过是旧部官兵一千多人而已。
他父亲孙坚被黄祖的兵射死之时，孙策才只有十八岁。首先，他表现了孝心与友爱，不仅把父亲棺柩运回江南，葬在（江苏丹阳的）曲阿，而且也把母亲与三个弟弟拜托给一位住在江都县的前辈张纮。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在道德上竟然如此优越，已经值得钦佩。况且，他对朝廷很忠，对人民很爱护，对朋友又极义气。
在他所交的朋友之中，以周瑜和鲁肃为最有名。周瑜这个人文武双全，不是一位轻易肯和别人攀交的。然而他对孙策的感情，超过了“水乳交融”四字所能形容，也超过了“亲如兄弟”四个字。周瑜和孙策不仅是和同胞兄弟完全一样，而且是比任何一家的同胞兄弟还要亲密。
鲁肃呢，才华不及周瑜，与孙策的关系不能像周瑜那样之兄弟而兼好友，却也超过了普通的长官与部属的交谊。原因是：孙策不是一个专门把别人当部属，或是只肯吸收庸才来供自己颐指气使的大官僚或大军阀，他所需要的，是意气相投的，同样有志气，有抱负的人物，最好是与他相伯仲的，如同周瑜一样的英雄。
他不把鲁肃当普通的部属看待，鲁肃也就不把他当作普通的长官了。
他另有一种常人不可及的地方：他能把父亲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朋友；他又能把父亲的部属变成自己的部属。像程普、黄盖那样的老将，不是喜欢低头侍候十八九岁的长官的人，孙策却颇有办法，叫这些老前辈心甘情愿、服服帖帖。
孙策而且有办法对付那毫无信义的袁术，袁术是孙坚的患难朋友，也可算得是共讨董卓的同志，孙坚之死，也实在是为了替袁术打刘表而死。不料这袁术于孙坚尸骨未寒之时，强迫孙坚的夫人、孙策的母亲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宫殿废墟中所捡到的秦、汉两朝的传国玺，又把孙坚所遗留下的一千多兵士与军官吃掉，不还给孙策（兵士与军官本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孙家或袁家的。然而当时的国家没有重心，在长安的以董卓为主持人的朝廷，非袁术和孙坚所承认，全国多数地区的军队，已经变成了私人的军队，这是军阀时代的现象。以军阀的道理，来评论军阀，袁术把孙家的军队吃了不还，真是太不够朋友了）。
孙策向袁术婉转暗示，说是想“招兵”，袁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孙策真意的样子，叫孙策到江南去招。
孙策把父亲的棺柩葬在曲阿后，陪了母亲，带了弟弟三人，到江都去住了下来，那时候，江都是广陵郡的一个县，广陵郡属于徐州牧陶谦，陶谦因为孙策是孙坚的儿子，而孙坚又是仇人袁术的朋友，所以对孙策便间接表示了不甚欢迎，孙策只得又带了弟弟，陪了母亲，再度来到曲阿。这时候，刚好母舅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
不久，孙策就在曲阿及丹阳郡其他县份，竭力招兵。然而，只招到了几百人而已，形成不了一支力量。
孙策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把这几百兵带往袁术所屯驻的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软硬兼施，果然就要回了父亲孙坚所遗留下来的一千多名兵士与军官。
为什么以前袁术不肯把孙坚的兵交给孙策，而现在倒很客气地一说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以前孙策是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子；现在，孙策虽则年龄不曾大了多少，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是带了几百名兵士而来的、未可轻视的小领袖了。以前，袁术不怕孙策翻脸；现在，倘若孙策在寿春城内翻起脸来，不是随便就镇压得了的。况且，那些孙坚的旧部，难免不与孙策来个里应外合。
孙策的仪表，也叫袁术看了生出好感，袁术常常叹着气向人家说：“我倘若有一个儿子像这位孙郎，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了。”
于是，他顺水推舟，不仅把孙坚的兵士与军官还了孙策，而且答应孙策，发表孙策为九江郡太守。
孙策在寿春等了一些时候，这九江郡太守的位置却被袁术给了一个姓陈名纪的丹阳郡人。
安徽西南部是汉朝的庐江郡。庐江郡的太守陆康，不肯送三万斛米给袁术，袁术叫孙策去打陆康，孙策自己也恨陆康，因为有一次他去拜访陆康，陆康却看不起他，叫“主簿”（秘书长）代见。因此，孙策很乐意去庐江一趟，让陆康见识见识。
袁术用不着说什么，孙策自然会去打陆康的，无奈这个袁术无聊成性，画蛇添足；他又向孙策说：“上一次九江太守的事，我错用了陈纪，很违反了我自己的原意，这一次，你把庐江郡打下来，那末，庐江太守的位置就一定是你的了！”
孙策一去，立刻就打败了陆康，拿下了庐江郡，可恶的袁术，又失起信来，任命一个姓刘名勋的做庐江太守，把自己对孙策所许下的诺言又忘记得干干净净。
孙策决心离开袁术，与他分道扬镳，各干各事。的确，和袁术这种人搅在一起，不仅搅不出什么名堂，而且迟早一定失败，同归于尽。然而孙策却不能说走就走。袁术为人度量狭小，既不肯重用人才，也不愿意放人才走，孙策倘若明说“分手”，有可能被袁术暗算。
恰好这时候，袁术与原任扬州刺史刘繇处于对立状态，刘繇原驻寿春（寿春是汉朝扬州的首县），因袁术之喧宾夺主而迁到了（江苏）丹徒去。曲阿不属于丹阳郡，而是吴郡的一县；丹阳郡的郡治在宛陵（安徽宣城），丹阳的太守那时候不是别人，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丹阳的都尉也不是别人，而是孙策的堂兄孙贲。吴景和孙贲，均算是袁术的一派，也均被刘繇赶走。
吴景、孙贲退到长江西岸的和县，袁术任命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叫他偕同孙贲，攻打刘繇的几个部下，驻扎在长江东岸的樊能、陈横、张英。打了一年以上，打不了这三个人。
孙策为了自己想脱身远去，便向袁术自告奋勇，说愿意去历阳，帮助吴景、孙贲二位去打樊能、陈横、张英；不但打这三个人，而且要乘势替他袁术平定江东，赶走刘繇，使得整个扬州，名副其实地入于袁术所任命的一个扬州刺史的统辖之下（袁术所任命的这个扬州刺史，是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惠衢）。
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也可欺以其方，袁术是真话不听，假话必信的小人。他以为孙策真想再替他卖力一次，高兴得很，给孙策来个连升几级，发表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行是“暂代”的意思，在汉朝的官场习惯上，资格不太够的人，先作“暂代”，过一个时候，才实授，实授，清朝叫“真除”，汉朝叫“除”）。
孙策在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竟然做了将军。
孙策带了自己的几百人，父亲所留下而袁术所归还的一千多人，加上很多的“宾客”，骑上了马，离开寿春，朝着历阳的方向出发。
随他而去的宾客，据说也有几百名之多，我们的孙郎确是真会交朋友的。
可惜，他的马只有几十匹。宾客不能每人都有马骑。军官有马骑的也不多（好在，大家的事业刚刚开始。以后一定有骑马的机会的）。
从寿春到历阳，也就是从今日的寿县到和县，直线的飞行距离，是一百七十公里，汽车走公路经合肥与巢县，在二百五十公里以上；倘若走汉朝时的大路，是不会少于三百公里的。
孙策这位少年将军，前呼后拥，与若干少年朋友及一千人以上的军官与兵士，走完这三百公里的旅程之时，队伍已经由于沿途有人参加，竟然膨胀到五六千人之多了。参加的人并非是看热闹、凑热闹的，而是被孙策的英雄气概所吸引来的。他们愿意跟随他，帮他成就一番事业。
孙策的母亲吴太夫人，这时候已被吴景、孙贲从曲阿迎来了历阳。孙策感觉到历阳即将成为他的军事根据地，怕老人家受到惊扰，就派人送她移居（全椒之东的）阜陵县。
然后，孙策便率领自己的人马，渡过长江，一举攻下刘繇设在牛渚（采石矶）的大营，获得了极多的营房、官邸、粮食、兵器（孙策渡江在兴平元年，《后汉书·献帝纪》、《江表传》误作兴平二年）。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策一打。他们所守的“当利口”等险要，也都入于孙策的部队之手。
丹阳有一个人，姓笮名融，外表是佛教徒，而行为是强盗，这时候啸聚在秣陵县，与当过下邳国的国相薛礼合伙，算是刘繇的朋友。孙策和他们接了三仗，第一仗杀了五百多，第二仗孙策中了箭，但伤不重，第三仗又杀了他们一千多人。从此笮融深沟高垒，不敢再出来对孙策挑战。孙策也懒得和这个人纠缠，暂时把他丢下不理，去打湖熟、江乘、海陵三个县（湖熟县的县城，在今天是南京市东南的湖熟镇。江乘县在句容的北边。海陵县，就是泰县，在长江之北）。
谈到那个笮融，各种间接史料的说法并不一致。《后汉书·陶谦传》说他带了几百名徒众，到徐州来过，陶谦由于是同乡关系，很关顾他，派他监督广陵郡、下邳国、彭城国三个郡国的粮食运输。他却中饱了这些粮食，用这些粮食所换得的钱，造了规模颇大的“浮屠寺”，有“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宝塔，又有可以容纳三千多人的庭院，在庭院的周围造了厢房与回廊。大殿中的佛像，涂了黄金，穿了锦彩。每逢“浴佛”的日子，笮融免费招待来行礼或观礼的人。接受招待的，有一万人以上。
倘若笮融仅仅如此而已，他倒不失为初期中国佛教的一大施主。虽则，在“挪用”了公家粮食的一个“小节”上，非任何以宗教为借口的辩护词所能洗刷得干净。
陶谦不曾怎样追究他挪用公家粮食的事。他对陶谦却一点人味儿都没有。曹操的兵一到徐州，他就率领了部队与信徒，离开下邳，向南逃难，迁居到广陵郡去，接受太守赵昱的丰厚招待；又对赵昱恩将仇报，在一次宴会席上杀了赵昱，把广陵首县江都城内的人民大大地抢掠了一阵，扬长而去。这哪里是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的行为呢？
抢掠了江都以后，这笮融与他的一大股强盗渡江，在江南也为非作歹。其后到了（江西北部的）豫章郡，杀了豫章郡的太守朱晧。最后，据《后汉书》说，他被刘繇赶进了山里。
《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被赶进了山以后，不久就被人杀了。
《江表传》这部书却叙述了笮融屯聚在秣陵县城之南，“依（刘）繇为盟主”。而且让他分占了秣陵这样重要的县（秣陵是南京的前身；其后孙权在秣陵筑了一个大城建都，改称“建业”）。
孙策初到江南之时，由于年轻、漂亮，而且喜欢说笑话，和蔼可亲，部队的纪律又好到了极点，因此而深受人民欢迎，人民不叫他孙将军，而叫他“孙郎”。
刘繇本人，与他下面的各郡各县的文武官员，一听到“孙郎来了”，便都吓得弃官而逃，于是，孙策不须再花什么力气，就接收了大江以南的全部扬州领域。
他下命令，凡是刘繇或笮融的旧部，只要肯来投降，就官复原职，既往不咎。笮融的几千徒众，因此瓦解。
他而且规定了，凡是来他麾下当兵的，不管是否曾经在刘、笮二人那里当过兵，一概“终身免税”，“全家也免税”，至于不喜欢当兵的，他也一概不加以勉强。
结果，不到几天工夫，便有了两万多壮丁，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孙策的营门。
马，他也买到了一千多匹。从此，做他的朋友不愁没有马骑了。（当时，有马可骑，好比现在有汽车可坐，难得有机会作了要人的朋友，而竟无马可骑，岂不那个？）
有了这两万多兵与一千多匹马，孙策就陡然成为当时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大角色，岂但是“威震江东”而已。
他掌握了江苏南部，也掌握了浙江与江西。他自兼会稽郡（绍兴一带）的太守，叫母舅吴景作丹阳郡太守，堂兄孙贲为豫章郡太守，堂弟孙辅为庐陵郡太守，父亲的老部下朱治为吴郡太守（庐陵是孙策所新设的一个郡，从豫章郡分出来的，豫章郡太大）。
这几位郡守，除了朱治一人以外，都是他本人的亲戚，我们可以原谅他：他虽则是英雄，但所处的时代是军阀时代，所演的角色又是军阀角色，因此也就不得不姑且为军阀之所为了（笔者对孙策颇有偏好，这是要请读者对笔者加以原谅的）。
袁术接到很多孙策在江南势如破竹的报告，欢喜了好几阵子，没想到自己刚刚僭号称帝，孙策就派人送来一封长信，劝他“改过”。袁术气得半死，怎么肯改过？他不改过，孙策就不客气，对他翻脸、绝交。
聪明的曹操，冷眼旁观了很久，见到孙策与袁术绝交，便派人来，以献帝的名义，拜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孙策为“吴侯”。孙策欣然接受。
袁术在建安四年死了以后，大将张勋与长史（秘书长）杨弘等人，以及若干军官兵士都离开了寿春，向着孙策的地盘来，要投奔孙策，不知时务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竟然想占便宜，将张勋等人半途袭击，杀了人，抢了行李。
孙策恨死了这个刘勋，以前抢走孙策的庐江太守的位置的，也是这个刘勋。
孙策却暂时不露声色，反而装作与刘勋依然很好，劝刘勋到上缭（江西建昌）去打结寨自保的“宗民”。刘勋上当，带兵去上缭，孙策轻车远袭，取得庐江，刘勋只剩下了几百人，逃走。
《江表传》是一部野史，常有似乎有根据，而经不起查考对勘的话。然而，它也保存了许多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为其他的史料中所未见。我们因此也不能完全把这《江表传》丢在一边，也不可以在引用它所记载的事情的时候，不说明这是《江表传》上的记载。
例如，《江表传》说过，曹操在建安二年派了一位议郎，姓王名誧，来到江东，以一封所谓“戊辰诏书”颁给孙策（这戊辰二字大概是从诏书上的“某月戊辰日”而来）。诏书的内容，是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准许孙策袭承孙坚的乌程侯之爵位。
诏书又说：“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吕）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修治王宫，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勠力一心，同时赴讨。”
《江表传》的这一篇诏书，很令我们迷惘。曹操是吕布的死对头，怎么会叫孙策去和吕布合作呢？
《江表传》的这一段，又说：孙策兼骑都尉的军阶太小，叫人向王誧示意。王誧就“承制”拜孙策为假（读去声）“明汉将军”。王誧是一个区区议郎而已，如何敢“承制”封拜？
另一种史料《吴录》，却抄下了孙策所上的一个表，这个表似乎证明了在许县的献帝朝廷，的确有过诏书给孙策，说袁术“造合虚伪”。孙策的表上说：“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得袁术所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臣年十七，丧失所怙。……”
裴松之认为《吴录》所载的这一件孙策的表，也有问题。孙坚死时，孙策年十八岁，不是十七岁。我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孙策可能只是虚岁十八，而实岁是十七。
《江表传》又谈到了孙策讨伐刘表，对黄祖交战的经过：献帝又有诏书给他，叫他和“司空曹公”及“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合作，同时打袁术与刘表。孙策正在准备出发，袁术已死。袁术的堂弟袁胤与女婿黄猗，怕留在寿春守不住，便扶了棺柩，到皖城（安庆）依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骗刘勋去上缭县打“宗帅”（据寨自保的宗族领袖们）。刘勋去了上缭，孙策就偕同周瑜，带两万兵袭占了皖城，俘获刘勋的兵两千人，船一千艘。
他随即溯江而上，到了江夏（武汉一带）。下面是《江表传》所“保存”的一件孙策所上的表：
“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
身跨马㧰陈（阵），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
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猋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
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晞以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
《吴录》这一篇孙策的文章，写得太好（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却也未必一定不是他所写）。由于它太好，太能印证《江表传》所说的关于孙策打黄祖的事，我们乍看有点不肯相信。
我的第一印象，也以为怎么周瑜、程普、吕范，都官居太守了呢？而且，他们都当上了“中郎将”！孙权、韩当、黄盖，也一齐出了笼。这就热闹到像《三国演义》所常常描写的场面：每逢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大小，这些孙家众将官都“倾巢而出”。
我尤其怀疑的是，孙权在当时的年纪很小，何以也出马，而且官居“奉业校尉”？我查了一查，《三国志》吴的部分（原被陈寿称为《吴书》，被抄书、刻书的人改称为《吴志》）卷二，孙权的传，竟然明明白白记载着：“建安四年，（孙权）从（孙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沙羡是汉朝的一个县，在今天湖北武昌的西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不同于《吴录》所引的孙策的文件之处是：孙权当时的官衔是“奉义校尉”，而不是“奉业校尉”。
再查《周瑜传》与《程普传》。这两人果然也的确是参加了孙策讨伐黄祖之役的。所不同的是：《吴录》上说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而《三国志》的“本传”，说周瑜已经当过了建威中郎将，讨伐黄祖之时，是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官衔，进行作战。程普呢，一点没有错，完全如《吴录》所记，在当时是“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
吕范呢？《三国志》的《吕范传》也记载了此人曾经以“征虏中郎将”的官阶，参加“征江夏”的战役，却不曾说他“领桂阳太守”。这可能是传抄之时的遗漏；好比孙权的官阶，把奉义校尉抄错成“奉业校尉”一样。
周瑜、程普、吕范，这三个所谓太守都是“遥领”的，而不是真已到任就职了的。当时孙策的希望，是打平黄祖，为父报仇，取得江夏郡，交给周瑜坐镇；再叫程普、吕范二人去湖南，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把住在襄阳的刘表也解决，吃掉荆州全部。
他的心胸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领江夏、零陵、桂阳三个郡的太守。比起那袁术来，作风迥不相同。袁术在事前答应了孙策这一郡与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后，他并不兑现。孙策呢，事前就先发表了周瑜等三人为三个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可惜，讨伐黄祖的事，由于只打了一个胜仗而未能将黄祖消灭，孙策未能夺得江夏的地盘，更谈不到攻取长沙与零陵、桂阳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时也不曾当到太守；他们对孙策绝没有绝望的牢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不曾能够消灭黄祖，不是孙策于事成以后，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韩当、黄盖的传。这两人也正如《吴录》所记，与周瑜及孙权等人参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韩当确是参加了的，官阶也正是“先登校尉”。黄盖呢，《三国志》本传里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没有说他当过“武锋校尉”；只说他以军人而做过九任县长，于赤壁之役以前当到丹阳郡都尉，于赤壁之役以后因功被拜为“武锋中郎将”。这“武锋”二字，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做“武锋校尉”而来。
另一位名将周泰，《吴录》所引的孙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传里说他当了春谷县县长，其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郡），复补宜春长”。这样看来，黄盖这个当了九任县长的军人，也未尝不可能如《吴录》所记，以“武锋校尉”的名义参加那讨伐黄祖之役了。
我认为：《吴录》上这一篇孙策的表，可信。
倘若《吴录》关于孙策讨伐黄祖的一段是可信的，《江表传》的这一段既然与它颇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说，《江表传》虽是野史，有时却也包含了真的史实。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绝对可信。正史的一大缺点，为野史所没有的：是割裂史实。本来很完整的有关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几段几片，分别放在若干人的传记之中（正史的作者，自从司马迁、班彪、班固以来，就是偏重人物而不重事件的）。
例如，这件孙策打黄祖的事，就被《三国志》的编者陈寿，分别以碎片放在孙策、孙权、徐夫人、孙贲、周瑜、程普、韩当、周泰、凌统九个人的传记之中。
《三国志》吴的部分最疏漏的地方，是在《孙策传》里面，只叙述了他打下丹阳，打下吴郡，打下会稽，而不曾交代守这三郡的人是谁？这三郡的太守是谁？诚然，那位扬州刺史刘繇，很重要；陈寿叫我们感觉到，只须打走了刘繇，江东就都是孙策的了。事实上不能够如此简单；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陈寿能在《孙策传》中，点上一点（提上一提）当时的丹阳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尚，这该多么有趣。周尚让周瑜带了兵，也带了很多的船与很多的粮食，去历阳（和县）加入孙策的队伍（《周瑜传》里面，仅仅有“瑜将兵迎策”五个字；《江表传》抄录了孙策事后写给周瑜的一条命令，称赞周瑜“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周尚是袁术的人。孙策在当时也还仍旧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周尚肯让周瑜送兵、送船、送粮给孙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些兵与船与粮，都可能是周尚叫周瑜送的。
周尚虽则是丹阳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长江东岸与南岸的部分。江的那一边，例如原为本郡首县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经在吴景充任太守之时，被刘繇占了去。
周尚即使没有一个与孙策是好朋友的侄儿，也会尽量支援孙策，以收复丹阳郡的失地的。
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孙策传》里看不出来，必须读《三国志》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某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是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刘繇传》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不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注意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秣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晧，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属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歆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邽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磾。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磾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磾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说：“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的，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中”。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了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之礼。
王朗后来在曹操那里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职是大理（等于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风“务在宽恕，罪疑从轻”。公余之下，他写了几部书：《易传》、《春秋左氏传》、《孝经传》、《周官传》。他在太和二年去世（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同一年进行第一次的北伐，围郝昭于陈仓（宝鸡）。
王朗在去世以前，曾经奉了曹丕之命，写过几封信给诸葛亮与许靖，劝他们说动刘后主，“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诸葛亮与许靖，均不曾给他回信。诸葛亮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正议”，算是给王朗的一个间接的答复。
王朗和许靖当年在会稽分手，一别三十余年。那时候刚从吴郡“逃难”而来不久。许靖这个人，是颇富于逃难的经验的。他是汝南郡平舆县人，在洛阳当“尚书郎”，得罪了董卓，逃到（河南太康的）陈国，投奔孔伷；孔伷病故，许靖到寿春投奔扬州刺史陈祎；陈祎又死，许靖到会稽，投奔了王朗。
在会稽，他遇到从吴郡逃来的许贡。许贡是吴郡的都尉，被孙策打垮了以后而逃来的。有人说，许贡不是都尉，是吴郡太守。也有人说，太守姓陈，名瑀。
孙策于打垮了许贡以后，接着就来打垮了王朗。王朗逃往东冶；许靖逃得更远，逃去了交州（越南）。
曹操派人到交州，带信给他，请他到许县来帮忙。他拒绝了曹操的邀请，回了一封信，鼓励曹操作汉朝的忠臣。信里有这么几句话：“今日足下持危扶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悬）于执事。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
许靖其后由交州去了益州，在刘璋下面历任巴郡、广汉郡与蜀郡的太守，其后当了刘备汉中王的太傅。
许贡留在会稽吴郡一带，不曾逃走得远，被孙策捉住杀了。
许贡的小儿子与许贡的忠心部下二三人，亡命在长江边，等候机会，为许贡报仇。建安五年四月初四日，孙策不小心，独自一人骑马外出，被他们遇见。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把孙策杀得重伤。
不久，孙策便因伤而死，年纪才二十六岁。临死以前，他把吴侯、讨逆将军、会稽太守的印绶，挂在二弟孙权的身上，向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同时也拜托了张昭等人，好好地辅佐孙权。
有关孙策之死，有两个值得一驳的传说。一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所载，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这是不确的。建安五年四月之时，曹、袁还不曾在官渡对垒。另一传说，《搜神记》所载：孙策杀了道士于吉，于吉的鬼魂对孙策作祟，常在镜子里面显影。这也是附会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