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人，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罢。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已。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不讲别的，偏要讲《三国》？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当时，有了免费的场子，我却没有现款去登报上的广告、印刷入场的票。好心的《中央日报》社同仁，特许我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也让我先印入场的票，后收印刷费。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来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门票是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我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其后，重庆近郊化龙桥的热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讲，重庆下半城的民众也邀我到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讲了一串。这两串，我都只讲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钱赚得太多，会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两个多钟点，一连五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十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其后，到了泸州、昆明，每每只讲三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三天的收入，当然不比十天的多。于是，我又添了唐朝与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候，专讲太平天国，便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胜利以后，我在南京、贵阳、安顺也讲了几次，后来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道贺，他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为了报答这些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我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讲辞大纲，每天印了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的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圆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

这《新三国》，其后在旧金山与槟榔屿均重印了一次。吴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给浦家麟先生，于是远东图书公司也发行了台北版（未订版权买卖契约，只是租赁版权性质）。

现在，我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细说三国》，以就正于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诸君。这细说体裁的《三国》，应该与演义不同，也与《新三国》不同。它将与《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等成为姊妹篇。倘若《细说清朝》已蒙万千读者谬许为可读性颇高，则这部《细说三国》的可读性，有希望不比《细说清朝》差。因为，三国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于传奇色彩。

我是一个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说我“聪明绝顶”；其实我是笨到极点的人，只是外表略带秀气而已。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像我这样的笨人，惟有埋头苦干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我这个文章“厨子”，所做出来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备，但区区微衷，很希望读者诸君吃了容易消化。

这部《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作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已，不惜对读者“和盘托出”，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