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士庶之别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看几件轶事，就可以明白。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

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到这地步，已经踌躇满志，又替儿子娶了出身高门的媳妇，他只将自己不是出身士族引为憾事，便向武帝讨个“士大夫”的身份。武帝说：“这归江斅、谢瀹决定，我不好作主，你自己去见他们好了。”纪僧真以为奉旨而去，一定能够如愿。不料到了江家，他刚坐下，江斅便命左右移座。纪僧真见了这等模样，口也不敢开，垂头丧气而退。他回宫对齐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说什么，臣下都必须照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别。他可以任命一个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变他庶族的身份。

写到这里，笔者想腾出笔来，对几个名词先作一番解释，以免有时会发生误解。

士族一词中的士，原义是从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时，已经只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不包括野人（亦称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国”、“野”的区别，都城及其邻近地区为“国”，四郊以外的地区叫“野”。国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别，前者是统治者的自己人，后者的身份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资格当兵。春秋中叶以后，国野的区别逐渐消泯）。士是农民，也是战士，也可以被推选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野人原来称庶人，以后庶人逐渐成为平民的同义词。《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春秋后期已经这样用了。

士、庶两字，由来已久，但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士族和庶族，含义却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简括地说，就是把地主阶级的上层叫士族，下层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层之分又不以官职、财产为准，而依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为准。上文提到的“士大夫”，这与后世的用法有别，只指士族成员而言（士大夫原义为官吏，见《周礼·考工记序》，也与后世不尽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门、势族，但是高门和势族两个名词，后世也用来指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家。还有望族一词，历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两晋南北朝时，这是要受评定才能被公认的。

素族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它本指门第较低的士族；同时，又有素为世族的意思，王俭死后，宋武帝要依晋王导的先例，谥为文献。王晏反对，说：“自宋以来，此谥不加素族。”王俭是琅邪王氏的成员，门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临沂王氏）把他称为素族，即与通常说的素族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寒门、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词，都指门第低微的人。

讲到这里，可以回过头来讲士庶之别是怎么产生的了。这要从东汉说起。东汉时，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发展，一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势力日益见大。如汝南汝阳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门阀特权自然也决定了官吏的选举。曹丕于受禅前夕，采用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设中正，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评定士人，依其德才选拔录用。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以，再低对仕进的影响就极严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当地的门阀势力，所以到了西晋初年，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见太康五年，284年，刘毅请废九品中正制疏）。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对门阀势力起了巩固和维护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别最严，就是因九品中正制发挥得最为充分。

分别贵贱、士庶，必须稽考谱牒，否则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谱学成为当时的显学。由于家世与荣辱关系太密切，就难免有人要有意作伪。齐梁帝室自称系出西汉萧何，逐代官位、名讳，都开列得明明白白，陈武帝也自称系出汉陈寔之后，这伪造的痕迹都极明显。梁武帝指出，谱牒常有错误，“冒袭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然而有谱可稽，至少可以避免大量的假冒，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东晋南朝，甲族（高级士族）初入仕途，便可以做秘书郎或著作郎。琅邪临沂王氏过江以后，没有做郎官的。梁王筠初仕尚书郎，有人以为破了例，劝他拒绝不做。他倒很豁达，说：“陆平原（陆机做过平原内史）东南之秀，王文度（文度，晋王坦之的字。坦之，太原晋阳人）独步江东，他们都做过这官，我能够比踪昔人，又有什么值得引以为憾的呢！”

当时风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业，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刘宋的陈显达，在宋、齐从幢主（幢，本义为旗帜，此为军队建制单位。幢主，低级军官）做到方面大员。他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意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的官，尔等切勿以富贵骄人！”又说：“麈尾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要学他们拿这种东西！”刘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则和王俭同拜开府。王俭对褚渊说：“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时人尊重老庄，轻蔑商鞅、韩非，所以王俭有此说法。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并不生气，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吏，现在能同王卫军（卫将军，官名）同拜三公，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从这些事例可知，当时人把门第高下视为理所当然。

高门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尽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读者只要翻本书东晋南朝部分，便可以知道，琅邪临沂王氏除王导、王敦、王彪之等几人外，梁国阳夏谢氏除谢安、谢玄等外，其余各人在事功方面几乎都无所建树。有些大名士徒有虚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偾事，殷浩、谢万是两个典型人物。不仅此也，高门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啸自高，把国家大事当作俗务，不肯认真办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上面列举的王、谢两氏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晋时的人，而在宋、齐、梁、陈四朝，一个也举不出，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执掌机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说：“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又说：“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这实在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赵氏认为这种人“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则未免过于侧重其中几个著名的奸臣，如陈末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其实寒人中不乏贤良之士，这是不待细说的。赵氏同书第十二卷“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列举了“立功立事为国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误列，如晋顾荣，顾、陆为江东士族之首，绝非寒人），说明东晋南朝所赖以“御武戡乱”的，主要是寒人。这两条也充分说明寒人在政治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不涉世务而坐享其成的高级士族阶层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身经亡国之痛的颜之推讲这个问题最是透彻。他原籍琅邪临沂，生于江陵，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江陵陷落即成为俘囚，后来逃往北齐，曾任黄门侍郎等官，去世时已在隋朝初年。他是个历尽风波的人士，加以才识优长，对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其言论见于所著《颜氏家训》。书中的《涉务》、《勉学》两篇讲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丧乱时的惨状，极具体也极沉痛。

他说：梁朝的贵游子弟，大多不学无术，凭着身份，便可做官，民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书郎）。他们喜欢打扮化妆，“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他们穿戴宽衣、博带、大冠，进出靠车辆代步，下地进门要人搀扶，甚至不会骑马。有人见一匹劣马嘶叫，就吓得说：“那是老虎，怎么叫做马！”有个尚书郎骑马，竟有人提出弹劾。很多看起来像个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赋诗，都要找人代笔。

梁末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这些士大夫顿时陷入了绝境。他们本来连路也走不动，至此却或被驱迫做苦工，或作俘虏跋涉长途，死亡的不知凡几。那些在西魏做奴仆的人，如果以前读过《论语》、《孝经》，主家还往往让他们教子弟读书，至于那些“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以“勉学”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学问，遇有危难，才能自立。

当然，在南朝高级士族中，在北方处境优裕的也不在少数，如颜之推、庾信官都做得不小；江总在陈亡之后，也依旧有官可做，然就整个阶层而言，它已是没落的了。

上文没有讲到北方的士族，因为他们的情况与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并没有受国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307—313年）丧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数族领袖的暴力统治下，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呢？

“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他们是南迁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则在故土坚持，不曾迁走。这只要翻一翻各史列传所收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各国，有官可做就做，有的还很受重视，但往往别有滋味在心头。举几个例子。卢志是晋成都王颖的心腹。永嘉时洛阳陷落，他北投刘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儿子卢谌跟着父亲，被汉刘粲俘获留用，也曾历仕前、后赵，但心里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孙卢玄在北魏太武帝神䴥四年（431年）与博陵崔绰等同被起用。其时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劝崔浩不要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崔浩不听，后果然以国史问题遇害。卢玄本来隐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礼发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顾虑重重，他对北魏朝廷显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与婚姻。教育包括经学和礼法。陈寅恪先生谓此时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这确是不易之论。否则，在学校兴废无常，且兴亦多限于国都的十六国时期，士族怎能绵延不绝，到神䴥四年竟有多至数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国家征用呢！

崔浩之死（见第三十三篇）对士族势力是个打击，但是影响并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祸的以崔浩的同宗为限，其中崔颐、崔模又以一向与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亲为限。卢玄是崔浩的姻亲（崔浩是卢玄的舅父），出事时卢玄已故。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度世是嫡妻所生，应当连坐，其余庶出四子都不受牵累。度世得讯后就弃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为已经逃往南朝，后从刘宋使者口中，知其并未南逃，就下诏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就结束流亡生涯，回朝为官，其事前后不过一年而已。由此看来，这个事件像个风暴，虽有损害，过去以后便完了。

崔浩事件发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下距孝文帝定氏族凡四十六年。定氏族的具体内容，已见第三十八篇《魏孝文帝改革旧俗》，这里不再重述。

太和定氏族的影响十分深远。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确认，比过去有所加强。孝文帝使六个兄弟娶大族之女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乐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来盛行族际联姻，皇后就颇多汉人，此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更加频繁，鲜卑贵族改汉姓后，两个民族间的共性更日益增强。

这种流风余韵，到唐朝还没有完全泯灭。《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录柳芳论氏族之论甚详。他说，晋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他又说：“今（指唐时）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他认为这是不经之谈，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柳芳列举的各方大姓，可以认为是到太和定氏族为止的情况。从此至陈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后共一百余年。在此百年之间，各方大姓有何变化呢？我想为他们作一小结。

1.随着南朝的衰落灭亡，侨姓、吴姓都失却了昔日的威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变化。宋、齐、梁、陈四书所收王、谢二氏人物，逐朝递减，说明这两个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后，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两个没落的家族了。吴姓中的顾、陆两氏，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名人辈出，号为望族，然而他们都分别是以官宦、财产、学术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阶层。

2.中原和关中的郡姓保持兴旺发达的趋势。隋朝帝室出自弘农杨氏，唐朝帝室出自赵郡李氏。从北魏后期，中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崔、卢、李、郑、裴、韦、柳、杨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

3.“虏姓”是个带侮辱性的词，北朝鲜卑人自己是不会用的。元氏因亡国受的打击很大。其余各姓在这百年左右的期间都很兴旺，到了唐朝，更与汉人融为一体，不知其本为另一民族了。

4.南朝士族日益变得腐朽无能，已见上文。国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颜氏家训·涉务篇》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辩护，就持此论调。庶族对士族的特殊地位，本来视为理所当然，虽有不满，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随着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难以维持。前举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齐两代的事情，而梁、陈未见，其中消息，可以想见。

5.唐初士族地位特殊，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贞观十二年（638年），高士廉等编《氏族志》成书，以崔民幹为第一，这是旧有成见所使然。后太宗命改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第三，从此身份标准就以现实政治地位为首选，原有观念日益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残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