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起兵反尔朱氏时，曾告诫部众不要欺凌汉人。这一条，后来根本没有做到。东魏初年，文武官吏贪污成风，行台郎中杜弼要求高欢加以整顿。高欢不肯，他说：“弼上前来，我同你说。天下贪污，由来已久。现在督将的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一直在招诱，是去是留，不少人都拿不定主意。江东又有萧衍这个吴中老翁，专门考究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把他看作正朔所在。我如果严明法度，恐怕督将都要投降黑獭，士人都要投奔萧衍，人物流散，这个局面怎么撑得下去！不过你不要心急，你的话我不会忘记的。”

天平四年（537年），沙苑之战以前，杜弼要求先除内贼，然后西征。高欢问谁是内贼。杜弼说：“掠夺百姓的勋贵就是内贼。”高欢不回答，只命兵士夹道列队，弓箭手张弓搭箭，作出预备射的模样；拿刀的举起刀，执矛的按住矛，然后叫杜弼从刀枪丛中走过去。杜弼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遍体流汗。于是高欢阴阳怪气地开导他说：“箭搭上并不射，刀举起了并不斫，矛按着不往前刺，你已经吓得亡魂丧胆。勋贵都是身犯锋镝，百死一生，尽管有点贪财之类的事情，但是都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不好同寻常人比的啊！”杜弼无可奈何，只能叩头，承认自己见识不高。

这就是高欢的强盗逻辑！依照这种逻辑，兵将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敲诈勒索，横行不法，岂非一齐变成应予谅解的行为？

高欢号令军人时，常令属员张华原做代表。他对鲜卑兵说：“汉民是你们的家奴，男人代你们种田，女人代你们织布，缴粮缴帛，让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还要欺负人家？”这几句话里暴露出两点实际情况，一是汉人百姓的社会地位极低，等于鲜卑人的家奴；二是鲜卑族武人经常欺凌汉民。张华原对汉人则说：“鲜卑人好像是你们家里的作客（长工），得了你一斛粟、一匹绢，就替你打贼军，使你能够安居乐业，你们为什么还要恨他们？”这是粉饰的辞令，不必另作解释了。

当时鲜卑人轻视汉人，只怕一个高敖曹。一次有人向御史中尉刘贵（鲜卑人）报告，治河的民工溺死了不少。刘贵随口说：“一钱汉，让他们死好了！”“一钱汉”意思是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其时高敖曹恰好在座，闻此勃然大怒，站起来拔刀要斫刘贵。刘贵逃回自己营里，高敖曹不肯完，击鼓集合本部兵士，要打刘贵。侯景等再三劝解，他才罢休。

高欢常在晋阳，使堂弟高岳和侍中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本姓徐，高欢认他做堂弟）、左仆射司马子如在邺辅政，号称“四贵”。高岳爱好酒色，奢华比高氏诸王都厉害。孙腾先从尔朱荣，后从高欢，是他的心腹，也是“四贵”中最非法专恣的人物。在他手里，若没有贿赂，什么事也办不成。高欢明明知道，也屡加谴责，然而他就是不改，高欢也依旧任用。高隆之为人最阴毒，稍有不合，便要报复。司马子如自称是晋朝皇族后裔，他受纳财贿，毫无顾忌；巡视州县，下级说话稍不合意，便令武士拖下去，把刀搁在颈上，进行威吓，也是个穷凶极恶的人物。

“四贵”的权势越来越大，高欢也不十分放心。东魏武定二年（544年），高欢任高澄做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做录尚书事，把左仆射司马子如升做尚书令，由高洋继任左仆射。这个安排的作用，是把门下（侍中、给事中等）所掌机密移归中书，从而削弱“四贵”的权势，把大权集中到高澄手里。录尚书事在两晋南北朝本来是掌实权的，但是魏朝宗室的元弼做这个官，却不过是摆摆样子。

高澄、高洋都是高欢的儿子。这年，高澄二十四岁，高洋只有十六岁。有个著名的高欢试子的故事。高欢拿一团乱丝，叫几个儿子解开。别人都搞得手忙脚乱，还是解不开。高洋拔刀就砍，还说：“乱的该斩！”高欢很欣赏他的“快刀斩乱麻”的作风。还有一次，他叫他俩每人带一队兵，分头出发，然后他又派披甲的骑兵佯攻。高澄等都因事出意外，惊慌失措，高洋却不慌不忙，指挥部下迎敌。佯装敌将的彭乐连忙脱下头盔，说明来意。高洋还不完全相信，一定要把他擒获，押到父亲面前，才把事情完全弄清楚。

高澄一上台便对老的权贵不客气，孙腾见他时，礼数不周，他立刻叫左右把孙腾从坐床上拖下来，立到门外头去。高洋当他的面拜高隆之，叫他叔父，便被高澄骂了一顿。高欢不叫儿子尊重公卿，反而向他们打招呼，说是儿子大了，公等要让让他。因此公卿都怕高澄。

高澄重用博陵崔氏的两个人，一个崔季舒，做中书侍郎，是高澄放在东魏孝静帝身边的人；一个崔暹，做御史中尉（当时是御史台的主官），任务是打击别人，树立高澄的权威。

他们为官从政，颇有做作的地方。有一次，朝廷大员在座，高澄故意使崔暹迟到。侍从报了“崔中尉到”后，高澄起立迎接。两人昂着头，略为提起点袍子，慢吞吞地走进大堂，然后面对面作揖。崔暹不等让坐就坐，酒过两巡，便起立告辞。高澄要留他等席散再走，他推说有紧急公务，必须马上回御史台。他走时，高澄又毕恭毕敬地送出去。又有一次，高澄和大员们游山，在路上遇见崔暹。御史台的侍从手持赤色棍棒，见高澄的导子占住了路面，举起棒就打。高澄一点不动气，而且主动让路。这些举动，分明是做给人看的。

崔暹弹劾过司马子如、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另一个受高澄重用的尚书左丞宋游道也弹劾过一批人，包括司马子如、元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羡等。高澄曾把司马子如关进监牢。此公平生没有受过这等惊吓，据说一夜过后头发全部变白。然后高欢出场，写张条子给高澄，说：“司马令（令，尚书令），我之故旧，汝宜宽之。”高澄遵照父亲的指示，要放他出来，但又要恶作剧。他立马大街，命人把司马子如押到面前，这个老家伙（五十六岁）吓得要命，当是要杀，怎么也想不到是当场脱下刑具，宣布释放。其余被弹劾后降官、罢官、削爵的也有多人。

崔暹真的不惧权贵，看见有问题就弹劾吗？否。在高澄面前，他是个十足的马屁精。魏高阳王元斌有个庶出的妹子玉仪，不受本家承认；做了孙腾家的歌妓，又被抛弃；高澄在街上把她收留下来，非常宠爱，封为琅邪公主。高澄自忖崔暹一定要谏，而且把这估计告诉了崔季舒。不料三天后，崔暹进见时，故意把名刺（名片）落在地上。高澄问：“带上名刺有何用途？”崔暹一本正经地道：“想参见公主。”高澄喜出望外，就拉着他的手臂，领他进去见公主了。后来崔季舒对人说：“崔暹常怪我逢迎别人，会拍马屁，在大将军面前，说叔父（季舒比崔暹长一辈）可杀，但是他自己所作所为，比我严重得多。”

这种靠打击别人来树立自身权威的做法，不会保持团结，只会导致分裂。高欢一死，问题就出来了。侯景从东魏天平三年（536年）任南道行台起，到武定五年（547年）高欢去世，十多年间，一直统率十万大军，驻在河南。他看不起高澄，曾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高王一旦不在了，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此人在高氏将领中确有特点，他出身边镇戍兵，羯人，右脚比左脚稍短，不精弓马却诡计多端，是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河南西有西魏，南有梁朝，高欢不能不借重他，但是估计将来不是儿子所能驾驭，特地留一个慕容绍宗，不加重用，让儿子给他高官厚爵，以防侯景变心。高澄当了权，一味树立自己权威的做法，侯景看在眼里，而且也遭受过弹劾，自然要寒心。高欢病重时，高澄用父亲的名义，写信召侯景来洛阳，显然是来后就不让他走了。但是他不知道，高欢与侯景有过约定，来书须有特定暗号。他收到了没有暗号的信，又知道高欢有病，断定在鲜卑小儿手下没有自己生存的可能，不反也要反了。

高欢将死时，问儿子：“我虽病，汝面更有余忧，何也？”这个问题不像是人说的话，父亲病重，按理儿子必定悲伤，高欢却以为，“澄当以得尽总内外大权为喜，不应更有余忧。”（《通鉴》卷一五九胡三省对上引句作的注）原来高澄之忧，只忧侯景要反，至于父亲之死，倒像是该庆祝的。这对父子都是缺乏人性的两脚动物。高欢之死，高澄并不悲伤，另有一件事情可以作证。高欢死于武定五年正月。四月，高澄到邺，孝静帝设宴招待，他不仅赴宴，而且还愉快地起身舞蹈。依照历代礼法，尊长逝世之初，都不应该这样的。

高欢对孝静帝表面上很恭敬，君臣之间，相安无事。但高澄连这点面子也不买。有一次陪皇帝饮酒，劝酒时毫无礼貌，皇帝耐不住了，气愤地道：“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朕实在不想活了！”高澄听了，怒道：“朕？朕？狗脚朕！”叫崔季舒打皇帝三拳，然后自顾自走了。

孝静帝恨极，与宗室元大器、侍讲荀济等同谋，以堆土山为名，在宫中掘地道，通到高澄府里，想杀高澄。高澄发觉后，带兵进宫，质问皇帝为什么要反，自称父子有功于社稷。孝静帝也豁出去了，跟他吵道：“自古以来，只有臣反君，从来没有君反臣的。王自己要反，怎么反而责备我！我杀了你，社稷安，不杀，亡国就在眼前……”这是历史上极少见的君臣吵架时的对话。吵当然是白吵的，孝静帝结果被幽禁起来，几个帮他的人都被活活煮死。

武定七年（549年）八月，高澄正在和陈元康、杨愔、崔季舒等秘密商议受禅时，膳奴兰京进来上菜，他突然拿起藏在盘子里的刀，刺死高澄。陈元康掩护高澄，身受重伤，在当天晚上死去；杨愔狼狈逃走，掉了一只靴子；崔季舒躲到厕所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兰京是梁徐州刺史兰钦的儿子，被俘后，高澄拒绝兰钦赎取的要求，把他放在身边做膳奴，因而出现这事件。这是高澄自作自受。

高洋得讯，立即进府，指挥将士，杀死兰京和他的几个同伙，然后出外宣布：“膳奴造反，大将军受了点伤，并不严重。”当夜，他命大将军督护唐邕，要他安排好镇守各地的将士，唐邕很快就完成了任务。高澄的死讯过了一两天便瞒不住了。高洋决定留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杨愔留守邺中，其余勋贵都跟他回晋阳。高澄被刺后的第四天，孝静帝正在高兴，以为大权可以回到帝室了。不料高洋上殿向孝静帝辞行。他带着八千兵士，跟他登殿的二百多人都手按刀柄，像是随时准备厮杀。高洋本人不开一声口，只令人传话，说：“臣有家事，须往晋阳。”传话完后，拜了两拜，便掉转身躯走了。孝静帝大惊失色，目送他的背影，咕道：“此人又像不是好相识，朕的死日看来快要到了！”

高洋其人，比高澄厉害得多。高欢看得很准，认为这个孩子比自己强。高澄却浑然不觉，而且认为兄弟的面相不好，依相法不会富贵。高澄当权时，高洋处处退让。他为妻子李夫人弄了点好的服饰玩物，高澄常要夺取。有时李夫人生气不肯给，他总是笑笑，说：“这种东西并不难得，老兄要嘛，不必小气。”他退朝回府，就闭门静坐，会整天不开口；有时在家里跑跑跳跳，夫人问他这是做什么，他只说玩玩而已，其实是借此习劳，同晋朝陶侃运甓是一样的意思。他城府之深由此可见，高氏兄弟互相防范有如敌手，也由此可见。

高洋既然深自韬晦，所以不但高澄以为他没有什么能耐，连功臣宿将也看他不起。后来，处理高澄被刺事件时，他从容自若、有条不紊的手段便使人大为惊奇；到了晋阳大会文武官时，其神采飞扬，言辞机敏，更令人刮目相看。他修正高澄时不甚妥当的政令，把高澄亲信的二崔打了一顿鞭子，贬谪到北边任职（二人不久复用，从略）。

高澄死前，已在准备受禅。高洋上了台，皇帝就轮到他做了。东魏武定八年（550年）五月，高洋受禅即位。在此之前，自然有封齐郡王，进齐王，进相国，加九锡那一套顺序，笔者就一笔带过了。高洋就是北齐文宣帝。他追尊高欢为高祖神武皇帝（原为太祖献武，后改），高澄为世宗文襄皇帝。那个被废的东魏孝静帝，开头循例封了个王爵，过了一年多，便被杀了。

高洋做皇帝之初，有点励精图治的样子，但是赋役繁重，以致引起淮南人民反抗，此另见“陈霸先”的第五十一篇。他实在是个残酷的暴君，在位的日子稍长，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恨高隆之以往对他不敬，又恨他不赞成受魏禅，到天保五年（554年），听了崔季舒“隆之每见打官司的人故意表示哀怜之意，表示爱莫能助”的谗言，便勃然大怒，把他禁闭在尚书省里。后来又听到一些别的话，便叫壮士把他打了一百多拳，放出后从驾外出，这个花甲老翁即因伤势转重而死。

高洋把娼妇薛氏纳入后宫。这个女人以前到过高岳家里。高洋听人密报，说高岳造的住宅，处处模仿皇宫的格局，就硬说高岳与薛氏有奸情，逼他服毒酒自杀。他对薛氏原极宠爱，一天忽然想起她和高岳有关系，便借此把她杀了。杀了以后，又似怜香惜玉地把死人脑袋放在怀里，宴饮时拿出放在盘子里，对它流泪，说“佳人难得！”

他的行为越来越放纵，有时整天整夜唱歌舞蹈；有时披头散发，穿着胡服；有时骑驴、骑牛、骑骆驼、骑象，都不加鞍子、缰绳；有时要崔季舒、刘桃枝背着他走，一边走，一边击鼓。他高兴到哪里便到哪里，勋戚的府第，市（唐及唐以前，商店只设于特定的商业区——市），居民区，他都要去，走得累了，就在街上或坐或卧。他不怕热，也不怕冷，在夏天的烈日下赤着膊，在冬天的严寒中脱去衣服，狂奔疾走。从者都吃不消，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扩建曹操造的邺城三台（铜雀、金虎、冰井），改称金凤、圣应、崇光，高达二十七丈，台与台之间相距二百余尺，工匠身上都缚着绳子，以防失足。高洋却登上绝顶，跑来跑去，甚至于在上面舞蹈，面无惧色，看的人倒都觉得害怕。他有一次在路上问一个女人：“你看皇帝好不好？”女人不知道他就是皇帝，实话实说：“痴痴颠颠，哪里像个皇帝！”他听了大怒，马上把她杀了。

他到李后家，用鸣镝（响箭）射岳母崔氏，骂道：“我吃醉了连太后也不认得，这个老太婆算什么东西！”还提起马鞭，把她乱打。他用杨愔做宰相，杨愔还是他的姐夫（高欢把女儿嫁给东魏孝静帝，后来高澄又把她嫁给杨愔），但是上厕所时要杨愔递厕筹（相当于今卫生纸的用具）；发脾气时用马鞭打他的背部，弄得袍子上全是血迹。有一天，他手执长矛走马，三次把矛尖对准左丞相斛律金的胸口，斛律金泰然处之，他高兴起来，赐帛一千匹。

高氏妇女，他不问亲疏，都要乱来，有时还要逼她们与左右侍从乱来，不从就杀。

他制作种种杀人工具，有大锅子、长锯，锉刀、碓等，都陈列在殿庭之中。他吃醉了酒，总是要亲手杀人，当作玩耍。杨愔经常把判了死刑的囚犯，关在宫里，叫做“供御囚”。每逢高洋要杀人时，就拉出来让他杀。

高洋的兄弟永安王高浚、上党王高涣，因谏被装进铁笼，关在地牢里，最后被他和刘桃枝用矛乱刺，加上柴火烧死。他对另一个兄弟常山王高演略有忌惮，但也曾把他反绑起来，把刀搁在头颈上，问他：“谁教会你谏的？”高演答道：“天下人都闭紧了嘴，除臣还有谁敢说话？”高洋命人乱棒责打，打了几十棒，他自己酒醉睡着，高演才没有被打死。皇帝残酷，臣子学样，官吏审案都用酷刑。他又穷兵黩武，打柔然，打突厥，筑长城，争淮南，侵江南，损失兵马数十万，加上修筑三台宫殿，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到天保之末，连官俸兵饷也不能如数发放了。

天保十年（559年）十月，高洋因酗酒成病而死，年三十一岁。发丧之时，群臣号哭，只有声音，没有一个出眼泪的。其子高殷即位，年仅十五岁。高洋临死时，对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位就夺，只希望你不要杀侄儿。”这一点倒有点预见性。

高殷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常山王便夺了他的位子，把乾明元年改为皇建元年（560年）。高演就是齐昭帝。侄儿废帝终于死在他的手里。他做了一年刚出头便死了，兄弟长广王高湛即位，是为武成帝。此后的北齐史事，另见第五十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