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曹魏后期，对于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内地的情况，就已有人表示担忧，怕会发生变乱。嘉平三年（251年），邓艾就说：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又说对杂居汉人中的羌胡，应予逐步迁往塞外。司马师对他的主张很赞赏，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而邓艾本人，为了与蜀将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更不得不招抚了几万鲜卑人，把他们安置在雍、凉一带（今陕、甘、宁及青海东北部），与汉人杂居。

西晋初年，西北各少数族人与统治者的矛盾日益激化，先后爆发了鲜卑以秃发树机能和氐以齐万年为首的反抗运动。于是，郭钦、江统又相继上疏，再次提出要把内地少数族人迁往塞外的主张。

郭钦是在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是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人，这一带匈奴族的人很多。他见树机能在凉州闹了多年，就担心当地的匈奴人会继之而起，于是上疏，说：如果匈奴族也造起反来，胡骑从平阳、上党（今山西省南部和东南部）出发，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孟津，直逼洛阳。因此他主张在灭吴之后，乘国威极盛之时，把杂居内地的胡人迁往塞外。但武帝没有听从。

江统的《徙戎论》，是在惠帝元康九年（299年）齐万年的反抗运动刚刚结束时提出来的。他的迁胡之论，比郭钦要系统得多。他认为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他着重论述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追溯各族迁居内地的经过，强调如让各少数族人“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那一旦起兵造反，必然“为祸滋蔓，暴害不测”。他力主把他们迁往塞外，不可“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

这一次，朝廷也未予采纳。

五年以后，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建国称汉。再后来，鲜卑、氐、羌、羯各族也纷纷起兵，陆续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个名称其实不很确切，习称的十六国，其中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十六国以外，还有汉人冉闵的冉魏，氐族的仇池杨氏，鲜卑族的段氏、宇文氏、西燕，丁零族的翟氏，都曾割据一方，虽时间长短不一，但毕竟是造成那一时期长久分裂的因素。旧时颇多议论，认为晋朝政府当初如采纳郭钦、江统的主张，后来就不致有如上之乱。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郭钦、江统的主张，是以秃发树机能和齐万年为首的两次事变为背景的。所以，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先把两次事变的真相讲清楚，真相既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朝廷从雍、凉、梁三州析出部分地区，建置秦州，治所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目的是加强对有大量鲜卑族人居住地区的统治。秃发树机能起兵不是在这一年，就是在下一年。我们只知道，他在泰始六年六月，便在万斛堆（约在今宁夏固原附近）之战中打败过晋军，还杀死秦州的第一任刺史胡烈。七年四月，他又在青山（今甘肃环县西）攻杀凉州刺史牵弘。晋大司马陈骞对这两人的失败早有预见。他曾对武帝说两人“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他们对少数民族究竟做了什么，史书上没有明说，但“二人果失羌、戎之和”，这八个字却很能够说明问题（引文均见《晋书·陈骞传》与《通鉴》卷七九）。自邓艾把所招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以来，至此已历多年，若不是晋官“失羌、戎之和”，变乱是不会发生的。

树机能之乱愈演愈烈，武帝甚至一度想派“重臣”贾充出镇秦、凉（见第一篇），只是因贾充与皇室联姻而作罢。咸宁三年（277年），晋文鸯曾一度击败树机能，招降二十余万人，但是乱根却未铲除。四年，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与其部将交战，兵败而死。五年正月，武帝得知武威陷落后叹道：“谁能为我讨此虏者？”

问题似乎严重之至，堂堂中原政府，似乎找不出一个能够对付树机能的良将。然而，良将就在武帝的身边。宿卫殿中的司马督马隆挺身而出，道：“陛下若能用臣，臣能平定此虏。”司马督一官地位不算高，马隆其人更是新近由兖州推举上来的武士。但就是马隆，却早就说过：“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在朝中众臣谁也不肯站出来的时候，他又自愿挑起这副重担。武帝问他准备怎么办。马隆只说：“陛下如要用臣，就让臣自行作主。”武帝又问他有什么具体要求，他答以“请让臣招募三千勇士”。

武帝大概是认为不妨一试，就应允了，任命他做武威太守，让他招兵。公卿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现有的军队很多，不必再行招募，马隆之言，不可采纳。幸而武帝不听，马隆才得放手干将起来。他立下标准，凡拉得开120斤的大弓，能挽九石之重的重弩，就予录取。这是相当高的标准，当时的斤约相当于250克，120斤约相当于30公斤；一石为120斤，九石即相当于270公斤。最终马隆录取了三千五百人。之后，马隆又到武库挑选兵器。武库令不让他挑，双方争吵起来，御史中丞不问情由就弹劾马隆。幸而马隆是“通天”的，他向武帝陈情，说：“臣要带将士到战场上拼命，没有好的兵器，怎么能打胜仗。武库令给臣的是魏朝留下来的旧兵器，柄都快烂了，根本不能使用，如何可以拿去杀贼！”武帝听他讲得有理，立即命令让他自己挑选，并且预先发了三年的军费。

马隆带起了这支队伍。深入河西后，他见山路狭隘，即令选便于在狭路上行驶的车辆。车上装上木屋，兵士利用木屋防御箭石。这支队伍一面走，一面打，进展很快，当年十二月，就攻克武威，杀死树机能。据《晋书·马隆传》的记载，当时树机能的军士都身穿铁甲，而晋军都以皮革为甲，于是马隆就下令在路边散布磁石，使敌军行动受阻。其实这个说法不见得可信，那是因为，一则需要大量磁石才能够用；二则晋军也只能以木器作战，否则自己也会受到妨碍。《晋书》常见荒诞神奇的成分，这大概只是传说而已。

晋朝大臣对马隆出征未抱信心，在几个月也得不到消息后，有些人便估计他已经全军覆没。直到捷报到了洛阳，他们才大为震惊。

朝廷将近十年的边患，马隆只用了一支小部队，不满一年的时间，便完全解决了。由此可见，树机能的力量并不真正强大，而此前屡战屡败，完全是朝廷用人不当。概括起来说，事变由“失羌、戎之和”而起，而用无能之人，才使之为害了好几年。

马隆后来又做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太守，镇守西陲十多年，地方平静，百姓安宁。惠帝元康年间关中大乱时，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在谷（穀）远（今山西沁源）起事，不久西渡黄河，到了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便向地方官投降，结果被杀。六年夏，郝散的兄弟郝度元，又联络冯翊、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的马兰羌和安定郡（治今甘肃临泾）的卢水胡（匈奴部落），一齐起事，这起反晋之乱就闹大了。

此时镇守关中的将领，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赵王司马伦。这个人“无学，不知书”（《晋书》本传语），大概是个半文盲。他的心腹孙秀又是个“狡黠小才，贪淫昧利”（同上书）的坏蛋。他们“刑赏失中”（同上书），以致氐羌起事。“刑赏失中”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洁身自好的雍州刺史解系奏请诛杀孙秀以谢氐、羌的奏折来看，可知关中各少数族人对他俩的积怨是很深的。

由此，朝廷把司马伦调回洛阳，改派他的异母兄梁王司马彤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彤离京时，张华叮嘱他，必须杀掉孙秀。他已经答应了，但到任后听了孙秀朋友辛冉的话，说是“氐羌自反，非秀之罪”，便又改变主意，放过了这个小人。

这年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关中的氐、羌群起反晋，共立氐族首领齐万年做皇帝，接着就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朝廷见事态更加扩大，遂于十一月增派周处、卢播二将，由安西将军夏侯骏指挥，增援关中。

这次增援的人选很不得当。夏侯骏是司马师妻子的本家，他和司马彤一样，根本不懂军事，都没有做统帅的才能。还有，周处做御史中丞时，曾弹劾过司马彤，现在派他到司马彤手下，等于把绵羊送进虎口。中书令陈准看出了这两个问题，就提出异议，但朝廷坚持原议，不肯改动，结果自然要偾事。

这里还须交待一下周处其人。周处字子隐，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是吴国名将周鲂的儿子。有一个“除三害”的传说，说他少时品行恶劣，被家乡父老视为与南山猛虎、长桥下的恶蛟并称的“三害”之一。他知道后，决心改过，先上山射杀了猛虎，再下水与恶蛟搏斗，历三天三夜将其杀灭。当他回家时，看到人们当他已死，竟在互相庆贺，他这才了解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曾是何等恶劣。从此他改过自新，并立志向学，终有所成。这个传说相当夸张，但有此传说，即可了解周处其人了。

周处在吴末做过军官，在晋朝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等官。新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这里正是氐、羌和晋人（当时称汉族人为晋人）杂居的地方。他做太守时，地方秩序良好，羌人对他的口碑不差。从他的履历看，派他到关中是恰当的。但是，派他到司马彤手下去当差则极不妥当。氐首齐万年了解这点，听见他会来，就说：“周府君文武全才，如果是他独揽大权，那我们是抵敌不住的；如果他受人管辖的话，那就可以一鼓成擒。”这个人是有点眼光的。

当时了解周处处境危险的人不仅陈准一人，如伏波将军孙秀（这是另一个孙秀，吴大帝孙权的兄弟），就劝他应以“有老母在堂”为由，推辞不去。但周处告以忠孝不能两全，毅然谢绝了孙秀的好意。

梁王司马彤果然假公济私，伺机报复。元康七年（297年），他勾结夏侯骏命周处带五千兵，去攻打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齐万年的七万大军。周处懂得他的用意，但是仍旧希望他以国事为重，不要一意孤行，并向他解释道：“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势必覆没，不仅要死人，而且是国家的耻辱。”但司马彤和夏侯骏不听，硬逼着要他出兵。结果，六陌（在今乾县东北）之战，周处率领这支孤军，苦战一整天，虽杀伤大量敌军，终因弦断箭尽，没有救兵，陷入绝境，周处拒绝左右的劝告，不肯弃众先逃，力战而死。后来朝廷得报，虽怪司马彤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齐万年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元康八年（298年），张华、陈准推荐孟观为将。孟观率领京师的宿卫兵到关中后，接过当地驻军的指挥权，连续不断地发动猛攻，到次年正月，就攻杀齐万年，一举平定了事变。

这两大事变的真相证明：只要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地方就不会发生动乱；如用人比较得当，即使发生了事变也不难解决。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族百姓，和汉族百姓一样，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决不是“凶悍不仁”、生性就喜欢烧杀掳掠的。各族的首领，其中会有些野心家，但是只有在晋朝的内政有毛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生事的机会，否则是不可能的。江统写了《徙戎论》，其实他未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论》中说：“士庶顽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一有机会，便发生事变。不过，他存有“戎、狄凶悍不仁”的偏见，因而不把这一点放在主要地位。《徙戎论》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对少数族人的看法上。

再进一步看，江统是开了一张治不好病、而且会使矛盾激化的方子。强迫数十、上百万的人举家迁徙，势必造成颠沛流离，老弱倒毙的情况，其结果必然引起反抗。晋朝政府不肯“徙戎”，原因之一就是怕激而生变。我们只要看巴氐在蜀中的起兵，原因在地方官限期要他们出境，就可以知道朝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此详见第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