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man and his categories of thought

尽管我们应当一如既往效法基督和祂的圣徒，但由于历史条件变化，我们不得不做出调整。我们不再用亚兰文传道，而施洗者约翰用；也不再有主来叫我们坐进宴席，祂亲自伺候。我们不得不做的最为困难的调整，在于如何面对不信者。

最早的传教士，即使徒们，向三类人布道：犹太人；犹太化的外邦人，它有个专名 metuentes （畏神者）；异教徒（pagans）。在这三类人中，他们能指望上一些素质（predisposition），而在我们的受众身上，这些素质却指望不上。这三类人都信超自然（the supernatural）。即便是伊壁鸠鲁学派，他们也信，尽管他们认为众神毫不作为。这三类人都意识到罪（sin），且惧怕神的审判（divine judgement）。伊壁鸠鲁主义，正因它许诺把人从这种恐惧中解放出来，才得以风行——只有声称能治四处泛滥的疾病，新药才会大获成功。神秘宗教（mystery religions）则提供了净化（purification）和解脱（release）。在这三类人中，绝大多数都相信，这个世界曾经一度比现在好。关于堕落（fall）的犹太教义，斯多葛学派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以及众多异教敬拜英雄、祖先、古代立法者，从这个层面上讲，大同小异。

我们必须努力使之归信的这个世界，这些素质一个都没有。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公众心灵（public mind）发生裂变。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前因，导致此裂变。

1.教育程度最高阶层的一场教育革命。以前，这一教育让整个欧洲奠基于古人（the ancients）。如果说，饱学之士或是柏拉图主义者，或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那么，普通贵族则要么是个维吉尔，要么至少是个贺拉斯。如此一来，在基督徒及怀疑者中间，渗透着异教信仰（paganism）的优秀成分。即便那些不大虔敬的人，也对“敬”（ pietas ）有着某种同情理解。对于受过这种训练的人来说，相信在古书中仍能找到宝贵真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对于他们，尊重传统乃自然而然。很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那些价值，常常呈现于他们的心灵。即便是基督信仰遭到拒斥的地方，也仍然有一个标准，可藉以评判当代理想。移除这一教育的后果就是，心灵被孤立，拘于它自己的时代。从时间角度看，心灵已患病，患的是依空间角度就叫作固陋（provincialism）的病。对于现代人来说，圣保罗的写作年代如此古远这一事实，就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否证他说过重要真理。论敌的这种策略，简单易行，任何兵书中都能找到。在进攻某一军团之前，要是你能做到，就先切断其侧翼。

2.女性解放。（我当然并不是说，这本身是件坏事；我只是在考虑，它事实上导致的一个后果。）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一般说来（亦有数不清的个人例外），男人喜欢男人，胜过女人喜欢女人。因此，女人越是自由，清一色的男人聚会就越少。绝大多数男人，一经自由，往往就回到同性人群；绝大多数女人，一经自由，回到同性人群的频次相对较少。现代社会生活，比起以往，越来越是两性杂处。这或许会有很多好结果，但也有一个坏结果。显而易见，它大大减少了年轻人中围绕抽象观念的严肃论辩。年青雄鸟在年青雌鸟面前，必然（大自然执意要求）展示其羽毛。任何两性杂处群体，于是就成为机敏、玩笑、嘲谑、奇闻的展示场。真是应有尽有，只是没了关于终极问题的持久而又激烈的讨论，也没了这种讨论得以产生的诤友。 于是，学生人数众多，形而上学低能。现在讨论的唯一严肃问题，都是那些仿佛具有“实践”意义（“practical”importance）的问题（即心理和社会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满足了女性的讲求实际和喜欢具体。毫无疑问，这是她的荣耀，也是她对人类共同智慧（common wisdom）的特有贡献。但是，男性心灵（masculine mind）的特有荣耀则是，为了真理而无功利地关心真理，关心宇宙与形而上学。这一荣耀受到伤害。于是，就像前一变迁让我们自绝于过去（cut us off from the past），这一变迁则让我们自绝于永恒（cut us off from the eternal）。我们更加孤立，被迫局于当下和日常。

3.发展论或历史主义（developmentalism or historicism）。（我严格区分名曰历史的那门尊贵学科和那名曰历史主义的致命的伪哲学。）这主要发源于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生物学理论，我并不认为基督徒有与之争论的必要。但是我所说的达尔文主义，是引申出来的进化观念，已经远远越出生物学领域。事实上，它已被采纳为关于实存的核心原理（as the key principle of reality）。对现代人来说，想必自然而然的是：有序宇宙当出自混沌，生命应来自无生之物，理性来自本能，文明来自野蛮，德性来自兽性。在他的心灵中，这一观念得到很多错误类比的支持：橡树来自橡子，人来自精子，现代汽船来自原始小船。至于其互补真相（the supplementary truth），他干脆就置若罔闻：任何橡子都落自橡树，任何精子都来自人，第一只船作为天才之作，是由比它本身复杂很多的东西造出来的。现代心灵将“无中可以生有” 这一原理接受为宇宙准则，而没有注意到我们直接观察到的那部分宇宙，讲述的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故事。这种发展论（developmentalism），在人类历史领域，就成了历史主义（historicism）。它相信，随意拣择几个我们知道的可怜的历史事实，就包含着对于实存（reality）的几近神秘的启示；我们的首要义务就是，把握这一“趋势”（ worden ），它走哪里我们就跟哪里。我们会看到，这一观点与所有宗教都不兼容。它倒是与某种类型的泛神论气味相投。它与基督教完全对立，因为它既否认创世（creation），又否认堕落（the fall）。基督教说，至善（the best）创造善（the good），善因罪而败坏（corrupted by sin）。而发展论则说，善的标准本身恰恰变动不居。

4.姑且称为“普罗主义”（proletarianism）。它体现为多种形式，一端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端是含义模糊的“民主”。强烈的反教权（anti-clericalism），从一开始，就是大陆普罗主义的一个特征。据说（我想人们说得没错），这一元素在英式普罗主义中，少见一些。但是，统合所有形式的普罗主义的一个事实就是，所有国家（甚至那些“右翼”政权）的无产者，多年来一直受到持续不断的恭维。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自满程度，超过记录在案的任何贵族。他们深信，无论这世界有何过错，那也不是他们的错。对于任何罪恶，难辞其咎的必然是他人。于是，一旦讨论上帝之存在，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祂是他们的法官。相反，他们是祂的法官。假如祂提出有理有据的辩护，他们将会考虑，或许还会判祂无罪。他们没有任何恐惧、愧疚或敬畏之感。从一开始，他们就想着上帝对他们的义务，而不是他们对祂的义务。即便上帝对他们有义务，也非关救赎，而只是关乎世俗：社会安定，制止战争，更高生活水平。评判“宗教”，全看它对这些目标是否有所贡献。这就牵涉到了下一问题。

5.讲求实际（practicality）。人变得像非理性的动物一样“实际”。在给普通受众作演讲时，我再三发现，基本不可能让他们理解，我之所以推崇基督教，是因为我认为其断言客观地真（true）。他们对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基督教是否能“抚慰人心”（comforting），是否会“激动人心”（inspiring），是否对社会有用。[在英国，我们在此则遇到特殊困难，因为普通说法“信”（believe in）有两个含义。（1）因为“真”而接受（to accept as true）; （2）赞同（to approve of），比如，“我信自由贸易”。于是，当一个英国人说他“信”基督教或他“不信”基督教时，他可能根本不在想真理（truth）。颇为经常的是，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他是否赞同作为社会机构的教会。]与这种非人的讲求实际（unhaman practicality）紧密相连的是，对教条（dogma）的冷漠与蔑视。流行观点是无意识的调和论调（syncretistic），人们广泛相信：“所有宗教其实都是一回事。”

6.对理性的怀疑（scepticism about reason）。讲求实际，再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就造就了一种一概而论且又相当从容的信念，即推理（reasoning）证明不了什么，所有思考都受制于非理性过程（irrational process）。在跟一位知识人（an intelligent man）论辩时（他并非知识界[intelligentsia]之一员），我不止一次指出他所采取的立场，再逻辑推演一下，就导致否定思考的有效性。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也同意我，但他并不认为这对其原初立场构成反对。他镇定自若地接受这一结论：我们的所有思考都无效（invalid）。

依我看，这就是现代精神气候（metal climate）的主要特征，现代传道人（evangelist）不得不在其中工作。有个法子，或许对此是个了断。我时常纳闷，我们让人归信基督，是不是先要让他们重新归信异教。倘若他们是斯多葛派，是奥尔弗斯教徒，是密特拉教徒 ，或者（最好）是崇拜地母的农人，我们的任务可能就会轻松一些。我之所以并认为当代异教（神智学、灵智学等等） 是一个全面变坏的征兆，原因就在这里。

在当前处境中，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因素。或许比从前有更多的社会良心（social conscience）。尽管贞节（chastity in conduct）可能少了，但是我想，比起那个更节制更得体的时代，现代年轻人可能更少色情更少淫思。（这仅仅是个印象，可能错误。）我还想，尽管我们孤立无援，尽管我们差不多成了唯一一批人，还念念不忘已被埋莽（但还没死）的追求客观真理的欲望，但这一事实，既是困难的根源，也是力量的根源。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必须说明，由于我个人的天分局限，迫使我经常主要用理智方法（intellectual approach）。但我经常看到，运用一种更动情（emotional）、更“灵动”（pneumatic）的方法，也在现代受众身上产生神奇效果。既然神赐下这一禀赋，“愚拙的道理” 就仍旧孔武有力。但最好是两者兼有：一个在前期做理智上的炮火猛攻，一个则紧随其后直接进攻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