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并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在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往往很自然地想到他所最惯用、也是最善于用的战斗武器——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就是体现他作为“旗手”和“主将”的丰碑。

鲁迅先生是给杂文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内容的。成千成万的青年，由于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感染，激起了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怒，最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鲁迅先生不朽，鲁迅先生的杂文也不朽。

瞿秋白同志说：“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是最概括的也是最深刻的关于鲁迅先生的战斗道路和战斗业绩的说明。鲁迅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体现他的“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功劳的杂文，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

作为文章体裁看，鲁迅先生的杂文还继承着中国长远的优秀传统。远在中国古代，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也就是战国时代，已经有着杂文或近于杂文的东西。那时是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各家往往采用杂文性质的文章形式，发挥着光辉的、富有独创性的思想，成为那时灿烂的思想界的一些可爱的花朵。

到了公元三世纪，也就是魏晋时代，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杂文又有着发展。当时有一个杰出的文人，也是鲁迅先生一生最喜爱的一个文人，这就是嵇康。他的一部分文字正是杂文性质。例如他写了一篇《管蔡论》，这是为了驳倒有人认为周公杀了弟弟管叔蔡叔二人，因而认为管叔蔡叔是坏人而发的。嵇康以透辟、犀利的眼光，分析了事情的底蕴，为管叔蔡叔伸了冤，同时也就是向当权派狠狠地刺了一下。嵇康还曾大胆地指出，六经和孔子并不是像封建统治阶级所认为的太阳，那也是通过杂文形式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战斗的。善于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鲁迅先生，正是从这些宝贵的遗产中丰富了自己的表现能力，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在自己的时代中尽了最伟大、最英勇的战士作用的。

二

像鲁迅先生善于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遗产一样，我们也要善于继承发扬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杂文就是其中重要的学习对象之一。

当我们向鲁迅先生学习杂文的时候，恐怕还是要首先学习他的战斗精神，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战斗。自然，这决不是说对一切不满，无的放矢。就是鲁迅在当时，一方面对旧社会攻击，对帮闲、帮凶及其主子进行战斗，但另方面还是为了爱护未来，为新社会扫清道路。能爱才能憎，是一点儿也不错的。杂文也不限于只是攻击和讽刺，杂文的特色正在其杂，内容和形式都是多样化的。

如果我们今天学习鲁迅先生杂文的精神的话，那就是要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更加爱护，对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东西更加以无情的揭露。我们国内外还有敌人，我们人民内部也还有落后的思想意识，杂文也就是消灭那些敌人并克服这些落后意识的有力武器。

杂文不限于讽刺，但讽刺却是杂文的重要功能。而“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由于杂文有如此尖锐的、有如此有力的社会作用，所以敌人也很重视这一个武器。“在延安时期有个反革命分子叫王实味，后来又有个反革命分子胡风，他们都是用‘杂文’和别的形式来攻击党和人民政权的。”（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对于这种敌人，也就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杂文来回敬一下。在和胡风反革命思想作斗争的去年，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很好的杂文。其实对国内外其他敌人也应该这样做。我们不是在这方面做得太多，而是还不够。例如在我们现在报刊上的国际短评，就显得数量太少，而且措词苍白无力，缺乏战术。作为一个读者，我是不大满足的。我们需要，迫切需要，在国际评论中，有一杆鲁迅那样锋利的笔！

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讽刺杂文，还要学习鲁迅因对象不同而讽刺也两样的原则。这就是毛主席根据鲁迅先生的杂文总结出来的话：“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们现在使用于人民内部的讽刺，有时就有这样的缺点：尖锐有余，热情不足。有些小品文，往往读后觉得冷冷的，对讽刺的人仿佛毫无希望，毫无前途似的，这恐怕是不好的。讽刺要看对象，而根底在于对美好事物的热情爱护，为了爱护才攻击一些敌对的东西，这就是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神实质的道路。

三

鲁迅不仅在讽刺的原则上给我们树立了写杂文的榜样，而且在写杂文的方法给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这就是：

第一，要写好杂文的话，须先养成观察事物的敏感。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给杨霁云的一封信上说：

我常常坐在内山书店里，看看中国人的买书，觉得可叹的现象也不少。例如吧，倘有大批的关于日本的书（日本人自己做的）买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出版；近来，则常有青年在寻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书。制造家来买书的，想寻些记载着秘诀的小册子，其实那有这样的东西。画家呢，凡是资料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大抵弃而不顾，他们最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或图案、或广告画，以及只有一本什么“大观”。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他们是不想的。其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去了。

这说明在反动政权时代一切投机取巧者的苟且和反动政权本身逐渐法西斯化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殖民地文化的可怜。鲁迅的观察是多么精细、深刻！他说“可叹”，就可见他因为热爱祖国而觉得痛苦呵。如果写下来，一定就是一篇好的杂文了。鲁迅先生观察事物的敏锐，我们必须好好学习，这是资本的积蓄，没有这一条，是不能写好杂文的。原因是杂文较其他文艺体裁需要更集中、更深入事物的底层、更广阔地触及一些社会现实的缘故，否则一定干巴巴，浅。

第二，要写好杂文，也需要积蓄词藻。要像李广射箭一样，箭不虚发，发就得让目标“应弦而倒”。这就要学习鲁迅先生词藻的丰富了；只有丰富了，才能说得准确。例如鲁迅先生的《抄靶子》（《准风月谈》），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其中有文言成语“入主中夏”，有满洲话“阿其那”和“塞思黑”，有历史上黄巢时代的典故“两脚羊”，有香港话“搜身”，有上海话“抄靶子”等，这是多么丰富呢。可是全文也不过一千字。杂文需要这样子。如果像毛主席所指出的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反对党八股》），这就要不得了。语言的丰富，是任何文章所需要的，而杂文尤其需要。这是因为杂文短，但不能叫人看了“一览无余”。这不是一日之功，所以也就需要积蓄。

第三，杂文不但要有战斗性，而且要多样化，看对象而异。战斗性是杂文的生命，没有战斗性，也就不成其为杂文。战斗性在杂文里还不是一般的战斗性，而是极其强烈和尖锐的。战斗要讲战术。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这里，吓人是不中用的。战术就需要多样化。鲁迅先生的杂文最多，成本的有十几种以上，但没有一篇是雷同的。举例说，鲁迅先生的杂文有很沉痛的，像《为了忘却的记念》，是纪念革命作家柔石的被害的，他用真切动人而曲折凄婉的笔写出了他的哀思，同时也写出了那时黑暗的压力，以及对于未来的希冀等；也有很轻快的，像《牺牲谟》，便是用一个人的独白，幽默地刻画了自私的市侩心理；一般地说，鲁迅先生的杂文都很从容、都很含蓄，但也有直接写出愤怒的，像抗议“三一八”惨案的《无花的蔷薇之二》就是；鲁迅先生最凝炼的杂文，可举有感萧伯纳到中国来时遇到误解的《谁的矛盾》为代表。他的杂文像刺人的匕首、利剑，但也像扫射的机枪；有时是火山爆发式的，有时是沁人心脾清泉似的：这就是多样化。多样化也就是创造性，有创造性的杂文才能叫人爱看，叫人爱看才能达到杂文的战斗作用。

四

认真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有助于提高杂文技术的。瞿秋白同志就是一个例子。他成功到可以“乱真”的地步。他写的《人才易得》就曾经被认为是鲁迅先生的文章（即《伪自由书》中的《大观园的人才》，当时鲁迅先生是为了扩大它的影响而收编在自己的集子中的，我从前即曾认为是鲁迅先生的著作，并特别推荐过）。瞿秋白同志是学习鲁迅先生的好榜样，因为他学习了鲁迅先生的创造性，他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就是范例。其中政治上的饱满性和讽刺的尖锐性，是特别突出的。我们要学习瞿秋白同志向鲁迅学习的精神，并学习他的杂文。其他，像高尔基的杂文，往往是较广泛的题目，那是因为他的环境是和鲁迅先生、瞿秋白同志不同的缘故，主题大都是保卫文化和对市侩的谴责，其中的深刻性和热情开朗的风格，同样值得我们仔细钻研。

鲁迅在一篇《做杂文也不易》里说：“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正因为是一种严肃的工作，正因为不易，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向鲁迅学习。